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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叶集》是作为文字编辑和人文哲理及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宗白华，与被他称许为“东方未来的诗人”的郭沫若、田汉之间的往来书信之结集，其中的核心话题，是“诗人人格”及诗歌创作。宗白华当年对于诗的定义比较宽泛，他所谓的“诗人人格”也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而是极其复杂多变的笼统称谓。不同的个人对“诗人人格”会有不同的解读;同一位诗人，对于自己的人格也会有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认知和定位;作为话题人物的郭沫若，就是“诗人人格”复杂多变的一个范本。由于种种原因，针对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三叶集》及其“诗人人格”，直到今天也没有文本细读式的深入探究。
关键词：《三叶集》 “诗人人格” 宗白华 郭沫若 田汉
郭沫若所谓“诗的一元论”
随着田、郭建立书信联系，没有什么人格污点可以公开也没有什么婚恋罪错可以忏悔的宗白华，逐渐失去了主导作用。积极主动地公开自己的“诗人人格”并祈求悔过自新的郭，事实上成为《三叶集》的核心人物。
1920年2月15日深夜，郭在给田写第一封回信的同时，也针对宗2月7日的来信写了回信：“寿昌兄的信，我已经回复了。你前函说：你看了我的旧诗，我的身世令你凄然。你说‘更不忍再谈他了’。你虽然如是说，我却不能不把我来告白个干净。不然，我总觉欺了你，也自觉欺了我自己。你将来定会有失望的一天，我将来也不免又要另添一番悔恨。我所以把复寿昌兄的信也寄来请你过目。”
2月16日深夜，郭在前一封信还没有寄出的情况下，给宗追加了另一封书信：
我昨晚写了一封信，还不曾付邮，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慧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唯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诸友之厚爱。我前次所寄上的那封信，你替我公开了，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我何敢至于“怪你”呀？！我常恨我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y的天才，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所谓“慧书”，指的是宗收到郭2月5日的书信之后所写的回信，其中提到和魏时珍的当面交谈。魏时珍，名嗣銮，四川蓬安人。1908年，13岁的魏时珍考入四川官立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同班同学当中有16岁的王光祈、曾琦、17岁的李劼人、14岁的周太玄，以及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等人。到了1910年2月，因为带头闹事而被嘉定府中学开除的郭沫若（当时的学名叫郭开贞），成了他们的同班同学。1913年，18岁的魏时珍与周太玄结伴来到上海，考入德国人宝隆医生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德文科，一度与宗白华、郑寿龄等人为同班同学。1918年，魏时珍从德文科毕业升入工科主修电机专业，并兼任德语教员。在此期间，他和王光祈、曾琦、周太玄、李劼人等中学同学，联合李大钊、左舜生、宗白华等人共同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
按照陈明远的说法，宗白华生前告诉他，“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里面，有不少人是郭沫若在成都读中学期间的老同学。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会，遭到老同学的一致拒绝，因为这些人知道郭中学时期有过赌博、狎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等不良行为。
宗在这封信中还向郭请教说：“我昨天做了一篇《新诗略谈》，全是我直觉中的见解……我那《新诗略谈》中对于‘诗’下的定义太泛了（散文包括在内），你愿替我改一个确当点的吗？”
《新诗略谈》刊登在由宗编辑校对的《少年中国》月刊第1卷第8期，其中写道：“我想诗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就是‘形’同‘质’。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郭在2月16日的书信中回应说：
你所下的诗的定义确是有点“宽泛”。我看你把他改成文学的定义时，觉得更妥帖些，因为“意境”上不曾加以限制。……我近來趋向到诗的一元论来了。我想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换一句话说，便是在感情的美化（refine）。……至于美化感情的方法，我看你所主张的（一）在自然中活动;（二）在社会中活动;（三）美觉的涵养（你的学习音乐绘画，多读天才诗人诗的项目，都包括在这里面）;（四）哲理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条件。此外我不能更赘一辞了。
郭所谓的“诗的一元论”，其实就是“诗人人格”之自我表现的一元论，或者说是把他自己泛我泛神的泛滥感情加以文字美化的一元论：“我的诗形不美的事实正由于我的感情不曾美化的缘故。我今后要努力造‘人’，不再乱做诗了。人之不成，诗于何有？……白华！你也恐怕不要我这样的人了罢？”
在陷入困境的郭的眼里，宗和田就是继安娜之后新一轮的灯塔和救星。安娜满足的是郭的爱情及肉欲方面的饥渴冲动;宗和田满足的是精神层面上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狂飙突进、一鸣惊人的悔过自新、重新做人。1920年2月23日，宗在又一封回信中表示：“你前后的信和诗都收到了。你寄寿昌的信我读了很感动。平心而论，从纯真恋爱中发生的结合不能算得极大的罪过。况且你有忏悔的真忱，向上的猛进，你的罪过也不过是你心中的Mephistopheles，适所以砥砺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创造罢了！”
Mephistopheles 通译为“梅菲斯特”，是德国传说中的恶魔，它在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中，一直引诱浮士德出卖灵魂以换取物质及情欲方面的满足。浮士德抵制了梅菲斯特的各种诱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造福人类的人生路径。
关于郭围绕“诗人人格”而展开的诗歌讨论，宗的回应是：“你论诗的话，我完全同意，可以补我那短篇的不足，所以在明天发表了。”
戏剧作品中的“诗人人格”
1920年2月29日上午，田收到郭写于2月25日的第二封长信，当天就给郭写了第三封长信。他在信中再次对郭忏悔罪错的“人格公开”表示关切：“因为你写了那么样‘omoikkide’的信来，心中一定很痛苦，若更没接着我的回信，一或遇着不知life，love为何物的人，真以cinventional的话来责你——你一定更痛苦，所以我盼望你们俩早接到我的信，或者稍能慰藉你和安娜嫂嫂一下，我就感到无上的愉快了。” 田谈到郭在来信中抄录的白话诗“独游太宰府”，又一次赞美郭的“诗人人格”说：“处处都见你lyrical的天才，可见白华的批评是不错的。但是我对于你的诗的批评，与其说你有诗才，毋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
比起郭的“诗人人格”和诗歌创作，田更加关切的是他自己还没有真正起步的戏剧事业和文艺情怀。于是，他笔头一转，畅谈起自己的戏剧构思和戏剧赏析：
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Dramatist。我尝自署A budding Ibsen in China，可就晓得我如何妄僭了。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第74页把A budding Ibsen in China翻译为“一个中国易卜生的苗子”，更加接近英文原意的翻译，应该是“中国的萌芽成长中的易卜生”。田在这封信中不厌其烦地介绍他的戏剧构思和戏剧阅读，一直写到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偶然谈到近代剧的上面，不知不觉写了一大堆，一支新Pen也写秃子。一数纸数已上了18张。已经算是一篇谈近代剧与恋爱问题、结婚问题的小论文了，太扯远了……”
田谈到郭随信寄来的相片时，正式预约了自己的福冈之行：“春假来时定先打电报来，你来接我时我只认得你，便够了。”
田在这封信的落款“你的小弟田汉”的后面，还附加了一项“Note”，询问三人通信“可不可以集在一块儿发表”的问题，说是“我寄往《少年中国》去饷真生活的爱好者去”。这是关于结集出版《三叶集》的最初动议。
1920年3月5日，郭收到田的这封长信，花费两天时间给田写了第三封长信：“呀！还有一张相片呀！寿昌！你真是可爱，你真是我的弟弟。你的面貌同我家里的一个胞弟很相仿佛，只是他不及这样的俊秀呢！”
顺着这样的话题，郭开始叙述自己的家史。祖父的绰号叫“金刚佛”，为人像个豪侠，爱拯贫济困，因而败了家业，导致父亲从小便“改营商业”。谈到自己的母亲，郭采用的是英文名词Augustine’s Mother，意思是圣·奥古斯丁之母。说是清朝末年，外祖父杜琢章在贵州黄平州的州官任上遭遇苗民“造反”，城池失守后，杜琢章亲手杀死一个女儿并自尽殉职。外祖母谢氏夫人带着另一个女儿跳水殉节。年仅一岁的母亲被奶妈救出，逃回四川乐山的老家杜家场，15岁时嫁到郭家。
与“改营商业”的父亲一样“困顿在责任底重担下面”却又四处突围寻找“自由发展机会”的郭，再一次谈到自己的“诗人人格”：
假使我也可以算得个诗人，那这个遗传分子确是从我母亲来的了。总之我细细地按照遗传学底原则把我父族母族底系统分析看时，我的遗传要素确是不能说坏，可单单在我项下生出这样个Varietaet底怪物来！我还怪环境不良么？我一生莫有经受过我父亲一样底困苦，我母亲一样的颠连，我所交的朋友一个个都比我上进，便是我们的国魂待我也不薄弱。我简直是天之骄子，上帝底爱儿，Somson底自作孽！
Varietaet是一个德语拼写的词语，意思是遗传变种，英语的拼写是Varieta。Somson是《圣经·士师记》中记载的半神半人的犹太大力士参孙。以色列被腓力斯人占领期间，参孙爱上了腓力斯女子大利拉（又译德利拉），并且告诉大利拉，自己的超人神力全在头发上。大利拉把这个秘密出卖给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乘参孙熟睡时剪掉了他的头发，弄瞎了他的双眼，逼迫他从事各种劳役。参孙念念不忘复仇，等到自己的超人神力随着头发生长出来之后，他利用腓力斯人逼他在加沙神殿的祭神宴会上表演武艺的机会，奋力推倒神殿的柱子，与包括大利拉在内的腓力斯人同归于尽。
郭沫若為了迎合田汉的兴趣爱好，专门购买了日本剧作家有岛武郎的《三部曲》，说他最喜欢的是其中的“Somson与Delilah的一篇”：
我看他这确是一篇象征剧。……描写的是灵肉底激战，诚伪底角力，Idea与Reality底冲突，他把Somson作为灵底世界底表象，Delilah作为肉底世界底表象。……超绝乎此浩劫之外的有两个东西，一个便是Tinnath底少女——纯洁无垢的灵魂，一个便是慈母底爱。
按照郭的说法，他对于“Somson与Delilah”的解读并没有写完，“由于我又接到你寄来的‘歌德研究’译稿，我捧着读了又读，我的灵魂早已陶然沉醉了。我这信已无心写下去了”。
在郭“无心写下去”的象征意义里，他自己就是置身敌国的、属灵的、自作孽的“天之骄子，上帝底爱儿”Somson。引诱他陷入“灵肉底激战，诚伪底角力，Idea与Reality底冲突”的敌国女子郭安娜，相当于剧中的Delilah。他的慈母送给他的包办婚姻的妻子张琼华，相当于“Tinnath底少女——纯洁无垢的灵魂”。一旦搬出“国魂待我也不薄弱”的爱国精神，为郭生育儿女的敌国女子郭安娜，是注定要被牺牲和舍弃的。
这是《三叶集》里面郭写给田的最后一封书信，落款时间是1920年3月6日。13天后的3月19日，田抵达福冈，和郭相处了五天时间。
田汉粗编《三叶集》
田汉3月16日从东京到京都拜访郑伯奇，和京都大学的阮淑卿、周佛海等人游览了金阁寺，3月18日晚上又和郑伯奇一同拜访了厨川白村。田在京都逗留期间给郭发了电报，郭却没有收到这份电报。3月19日，田是自己找上门的。郭当时一边看书一边在厨房烧水，安娜刚刚于3月15日傍晚生下第二个儿子博生（又写作博孙），家里自然是凌乱不堪。
3月19日当天，入住福冈郭家的田汉，用白话诗的分行形式给宗白华写了一封短信，其中写道：“我现在在沫若的家里的楼上。/楼上有房子两间。/……耳听着婴孩儿呱呱的哭。/你若问这婴孩他是谁？/吓，白华啊！他是沫若兄第二回的‘艺术的产物’！（？）/或者是，第二回‘罪恶的产生’。” 由此可知，田对于郭的婚外生育是很矛盾也很纠结的。他此前在书信中对于郭的各种赞美和辩护，事实上是简单轻率、不负责任的，其中充斥的是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情绪逻辑：你郭沫若只要公开人格及隐私和我交心做朋友，我就愿意抛开一般意义上的是非罪错，从天才诗人特权独享的高度，替你辩护和开脱各种罪责。
3月20日，宗追随着田的脚步，给郭写又一封约稿信：
寿昌大概已快来了么？我遥想你俩人在海滨沙上娓娓清谈，说到人生艺术神秘境界时，一定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可惜我不得一来窃闻诗人的秘密，作我艺术理论底理论研究了。但我还盼望你们将谈话中偶然讨论所得的神奇思想，笔录寄我，使我仍得一享其糟粕，已万幸了。
宗在信中还介绍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同时也是郭沫若中学时代老同学的魏时珍、王光祈（润屿）的留学信息：“时珍、润屿将于4月1日同赴德国留学，我拟在两年后做各方面预备，然后去欧洲作一番欧洲文化底研究，但不知此愿能达否耳。”
这封信寄到日本福冈时，田已经于3月24日离开福冈返回东京。此前一天的3月23日，田在福冈给宗写了第二封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日前寄上的Kleeblatt还丢了两封信一并寄上。”
田这次福冈之行的最大收获，是粗编了三个人的通信集，并且迫不及待地邮寄给了远在上海的宗。田在为通信集所写序言里介绍说：
“Kleeblatt”是白华，沫若和我三人的通信集拢来的。写信的时候，原不曾有意发表出来。后来你来我往，写写多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的，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用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
……此中所收诸信，前后联合，譬如一卷Werther’s Leiden，Goethe发表此书后，德国青年中，Werther Fieber大兴！Kleeblatt出后，吾国青年，必有Kleeblatt Fieber大兴哩！
田所谓“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显然是一种错觉。贯穿于《三叶集》的“中心”议题，是郭的诗歌创作和“诗人人格”，与歌德有关的话题反而是为了佐证郭的诗歌创作和“诗人人格”的。Werther’s Leiden，指的是歌德早年的书信体言情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该书出版后成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标志性作品，很快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维特热”。田是把自己参与写作并编辑整理的《三叶集》，当作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来定性的;但是，文字相对粗糙、编排顺序混乱、思想尚不成熟的《三叶集》，虽然在出版后引起小规模的轰动效应，但其影响力远远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维特热”相提并论。
郭对田的心理阻隔
1920年3月29日，接连收到宗两封来信的郭，采用书信体加日记体的形式，逐日叙述了他与田的交流碰撞，并且着重描写了他与田、宗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之间的心理阻隔和人格落差——也就是郭在写给田的第一封书信中所强调的“飞不可越的城壁”——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展现了他自己多情多欲、争强好胜的“诗人人格”。这一封加长版书信大幅度充实了《三叶集》的篇幅和分量，使得郭一个人的文字占据了整部《三叶集》的一大半。
据郭介绍，他和田会面后，关于新生儿有一番对话，田指责他是在不负责任地“粗制滥造”！。被田所严重冒犯的郭，此后几天里一直在内心深处阻隔排斥着田汉。
3月20日上午，田晚起，留在房间编排三个人的通信集。午后，郭、田一起诵读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当天晚上，郭、田二人到附近松林散步，讨论恋爱婚姻问题。
3月21日上午，郭、田二人一起诵读海涅的诗歌。郭从海涅的爱情诗篇和“诗人人格”中，颇为勉强地给自己的婚外恋爱找到了“自我表现”的外国佐证：
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底诗要算是他一生底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寿昌想同我介绍海涅，我怕海涅诗入我国，易招误解，会有人说他是诲淫之品。其实我看海涅之贞于情那断不是我国底一些“挥弦送鸿”的道德家所可同日而语的呢！不怕海涅便是害了venereal disease而死的。
“venereal disease”的意思是性病。应该说，古今中外包括海涅、郭沫若在内的大多数诗人的“人格”，确实是多情多欲、多愁善变、争强好胜、富于狂飙突进之浪漫冲动的，也是比较容易突破法定责任、权利边界以及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的。但是，即使中国传统的“挥弦送鸿”的道德家都是伪善之人，也不能反过来证明，擅长诗歌创作之“自我表现”的海涅和郭沫若，可以享受多情多欲婚外恋之类的“诗人人格”之特权。
3月21日下午，郭带着和儿陪田到海边洗浴，田看到一堆三叶草（Kleeblatt）便去赤足踩踏。郭不失时机地给田扣上一顶自我主义或利己主义的大帽子，算是在心理较量中为自己扳回一局：“你这是Egoism底表现了！你爱他，何苦要蹂躏他呢？”
3月22日，田把《三叶集》粗编整理了出来。按照郭的说法，《三叶集》的书名是他起的，“寿昌把我们的信稿与歌德底文字相提并论。我自家底心中却感受着一种僭越底感觉呀！”
3月23日，郭陪田到十英里外的旅游胜地太宰府观赏梅花，他们在梅花丛中喝得烂醉，然后乘着醉意请来摄影师（写真师），两个人并肩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模仿德国大诗人歌德、席勒手拉手的铜像拍了一张合影。郭为此事即兴写作了又一首泛我泛神、浮夸狂放的抒情诗：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还有什么你？
还有什么我？
还有什么古人？
还有什么异邦底名所？
一切的偶像在我面前毁破！
……
写真师！写真师！
我们在寻你！我們在寻你！ 歌德也在这儿！
席勒也在这儿！
你替他们造铸铜像的在哪儿？
我的诗，你的诗，
便是我们的铜像，便是宇宙底写真师！！
就在郭诗情澎湃、诗兴大发的巅峰时刻，田煞风景的一番对话，凸显了两个人之间“飞不可越”的心理阻隔，刹那间把处于“诗人人格”之道义劣势的郭打回了原形：
归时已黄昏，返二日市途中寿昌向我说道：
——其实你很像席勒。
——何以故？
——席勒曾学医，你也学医故。……不过你有种关系又像歌德。
——何种关系？
——妇女底关系！
忘了一天的我，被寿昌这一句喝醒了转来。我心中只是说不出来的苦。我想我今后也不学席勒，也不学歌德，我只忠于我自己的良心罢。
3月24日上午，郭陪田到居高临下俯瞰博多湾的西公园游玩，说是远处依稀可见的那个小岛是志贺岛，岛上曾经出土一方刻有“汉倭奴国王”印文的金印，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封赏给入朝称臣的倭奴国王的。
从西公园出来，两个人来到设在附近的工业博览会第二会场，看到这里专门设有“朝鲜馆”“台湾馆”“满蒙馆”，便触景生情，激发出仇日爱国的大是非、大情怀：“事情虽小，我觉得颇伤国体，你看可有报告公使馆，要求叫他拆毁的必要么？”
相对于这种仇日爱国之大是非、大情怀，郭最为关切和纠结的，依然是阻隔着他与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之间的那一道“飞不可越的城壁”：
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白华兄，我还要谈一句我心坎中的话，我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你可赞成我么？你最近的信我已经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内，便能到欧洲去，我真羡慕你呀！寿昌兄也说他不久便要到美国去。你们一个个都好，只是我……唉！不多说了！
《三叶集》在宗的操办运作下，一个多月后就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面世，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轰动一时的文坛佳话。按照郭的说法，《三叶集》三四年内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繼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
“诗人人格”的后续演变
郭沫若在《三叶集》出版十多年后，又在《创造十年》中回忆了自己当年没钱请佣人，孩子哺养不得法而生病，自己不得不动手做杂务之类的烦恼困顿，并对与当年的田汉实施进一步的秋后清算：“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
按照郭的说法，郑伯奇告诉他，田到福冈访问时“对我有很大的失望”，甚而产生了“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的感叹。郭“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因为“寿昌对我也露过这样的口气”：“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小的悔蔑。”
《三叶集》出版后，田给郭写信，转述他的舅父易梅园的评价：“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郭一直为此事耿耿然不能释怀：“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三叶集》出版并引起轰动效应之后，田请郭再一次“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叶集》”，郭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郭当年写作诗歌并公开自己的“诗人人格”，显然不是为了出名和求利，他却意外获得了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社会效果，从而给清华大学文学社成员闻一多等人带来一种示范效应。
在当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写作的社会大环境里，“人格公开”的自叙传性质的白话文学创作，是成本最低、出名最快的人生捷径。闻一多就是步郭的后尘迅速崛起的一位白话诗人，他在家书和朋友书信之中同样追求人格公开的“诗人人格”，比郭表达得更加直白和坦荡。
1922年暑期，从清华学堂毕业准备赴美留学的闻一多，在写给清华校友顾毓琇（一樵）的书信中，极力推崇《三叶集》中的“诗人人格”之“公开”：
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可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实秋君谈及此二君之公开之热诚，辄为感叹不已。
1923年3月，闻一多的诗集《红烛》经郭沫若推荐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闻一多为此在家信里面表白说：“我埋伏了许久，从来在校外的杂志上姓名没有见过一回，忽然就要独立的印出单行本来，这实在是有点离奇，也太大胆一点。但是幸而我的把握拿稳了，书印出来，虽不受普通一般人的欢迎，然而鉴赏我们的人倒真是我们眼里的人。……总之，目下我在文坛只求打出一条道来就好了。更大的希望留待后日在实现吧。……我觉得名誉一天天的堆在我身上来了，从此我更要努力。”
诗歌及文学创作方面的名气，是不能通过图书市场明码标价即时变现的，大多数诗人更加需要也更加欠缺的，是创造并拥有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财富，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自由和责任担当。1923年11月30日，一厢情愿地认定诗人应该像古代“学而优则仕”“货与帝王家”的成功儒生那样名利双收的闻一多，在写给二哥的家信中替郭沫若鸣不平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则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继《三叶集》一举成名后，郭沫若很快推出白话诗集《女神》，并且组织了在当时文坛异军突起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几年下来，他虽然名噪一时，却依然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从上海返回日本，花费50天时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研究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通过阅读和翻译，郭再一次完成“凤凰涅槃”式的脱胎换骨、自我否定，并且较为彻底地舍弃了自己此前的“诗人人格”。 1924年8月9日晚上，郭从日本给成仿吾写了一封长信，其中介绍说：
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或许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吧。……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现在是宣传的时期，文艺是宣传的利器，我徬徨不定的趋向，于今固定了。
而在事实上，无论郭如何凤凰涅槃、脱胎换骨、自我否定，他所面临的最真实的症结和困境，依然是《孟子·告子章句上·第四节》中所说的“食色，性也”;也就是他自己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实现后”也依然会存在的“自然的生理的”的“烦闷”：“我们在这儿收入是分文没有的，每月的生活费，一家五口却在百元以下，而我们到现在终竟还未至于饿死……一笔意外的财源救济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四川省的归国费而且还是三百圆……”
1924年11月，郭带着一家五口从日本福冈回到上海，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政治论争。1926年3月，他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同年7月，他在孙炳文、周恩来等人的推荐运作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的上校科长。三个月后，被蒋介石、邓演达晋升为中将军衔的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8月，郭和蒋介石决裂并参加南昌起義，被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作为政治流亡者的郭虽然又一次陷入困境，他的眼界和格局已经不是此前的“诗人人格”所能限定了。经过几个回合的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之后，已经抬高身价跻身于名流行列的郭，抱着“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的政治流亡者心态，开始利用自叙传性质的文学作品，赚取足以养家的高额稿费。
1928年12月12日，郭在为《我的幼年》所写的《前言》中，公开否定了自己在《三叶集》里面承认罪错并且悔过自新的“诗人人格”：
我不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什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什么天才。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1947年，《我的童年》被录入《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3月13日，郭在为《少年时代》写“序”时再次强调：“我没有什么忏悔。少年人的生活自己是不能负责的。假使我们自己做了些阻碍进化的路，害了下一代的少年人，那倒是真正应该忏悔的事。自己扪着良心自问，似乎还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不过假使我真的做了，那我恐怕也不会忏悔了。”
如此一来，郭早年在《三叶集》里所呈现的“我恨我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y的天才，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公开于世”的“诗人人格”，就被他自己用不认账、不负责的另一种“诗人人格”给一笔抹杀了。
概括地说，宗、郭、田三个人围绕着“诗人人格”的核心话题书信来往的《三叶集》，不仅是三个人的成名之作，也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文坛佳话。面对“诗人人格”的话题，既衣食无忧也没有婚恋问题的宗，关心的是较为简单纯粹、空泛抽象的哲学及美学层面的理论探讨;负担不起重婚生育的家庭责任和道义罪错却又争强好胜的郭，关切的是自我表现、自由表达，以及由此而来的狂飙突进、凤凰涅槃的精神突围、悔过自新;于自负自恋中一心想当文艺批评家尤其是戏剧家的田，最为关切的并不是“诗人人格”，而是他自己的戏剧构想和文艺情怀，以及朋友之间坦诚相见的人格公开。三个人的三种态度，预示着他们此后既有所交叉却又各不相同的人生路径。
由于种种原因，针对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三叶集》及其“诗人人格”，直到今天也没有文本细读式的深入探究。整整一个世纪过去，无论是今天的一般读者还是专业研究人员，在肯定郭、田、宗在《三叶集》中讨论“诗人人格”的主观真诚的同时，对于他们之间“飞不可越的城壁”的心理阻隔，以及“诗人人格”的后续演变，是不应该过度美化和刻意遮蔽的。
关键词：《三叶集》 “诗人人格” 宗白华 郭沫若 田汉
郭沫若所谓“诗的一元论”
随着田、郭建立书信联系，没有什么人格污点可以公开也没有什么婚恋罪错可以忏悔的宗白华，逐渐失去了主导作用。积极主动地公开自己的“诗人人格”并祈求悔过自新的郭，事实上成为《三叶集》的核心人物。
1920年2月15日深夜，郭在给田写第一封回信的同时，也针对宗2月7日的来信写了回信：“寿昌兄的信，我已经回复了。你前函说：你看了我的旧诗，我的身世令你凄然。你说‘更不忍再谈他了’。你虽然如是说，我却不能不把我来告白个干净。不然，我总觉欺了你，也自觉欺了我自己。你将来定会有失望的一天，我将来也不免又要另添一番悔恨。我所以把复寿昌兄的信也寄来请你过目。”
2月16日深夜，郭在前一封信还没有寄出的情况下，给宗追加了另一封书信：
我昨晚写了一封信，还不曾付邮，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慧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唯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诸友之厚爱。我前次所寄上的那封信，你替我公开了，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我何敢至于“怪你”呀？！我常恨我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y的天才，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所谓“慧书”，指的是宗收到郭2月5日的书信之后所写的回信，其中提到和魏时珍的当面交谈。魏时珍，名嗣銮，四川蓬安人。1908年，13岁的魏时珍考入四川官立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同班同学当中有16岁的王光祈、曾琦、17岁的李劼人、14岁的周太玄，以及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等人。到了1910年2月，因为带头闹事而被嘉定府中学开除的郭沫若（当时的学名叫郭开贞），成了他们的同班同学。1913年，18岁的魏时珍与周太玄结伴来到上海，考入德国人宝隆医生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德文科，一度与宗白华、郑寿龄等人为同班同学。1918年，魏时珍从德文科毕业升入工科主修电机专业，并兼任德语教员。在此期间，他和王光祈、曾琦、周太玄、李劼人等中学同学，联合李大钊、左舜生、宗白华等人共同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
按照陈明远的说法，宗白华生前告诉他，“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里面，有不少人是郭沫若在成都读中学期间的老同学。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会，遭到老同学的一致拒绝，因为这些人知道郭中学时期有过赌博、狎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等不良行为。
宗在这封信中还向郭请教说：“我昨天做了一篇《新诗略谈》，全是我直觉中的见解……我那《新诗略谈》中对于‘诗’下的定义太泛了（散文包括在内），你愿替我改一个确当点的吗？”
《新诗略谈》刊登在由宗编辑校对的《少年中国》月刊第1卷第8期，其中写道：“我想诗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就是‘形’同‘质’。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郭在2月16日的书信中回应说：
你所下的诗的定义确是有点“宽泛”。我看你把他改成文学的定义时，觉得更妥帖些，因为“意境”上不曾加以限制。……我近來趋向到诗的一元论来了。我想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换一句话说，便是在感情的美化（refine）。……至于美化感情的方法，我看你所主张的（一）在自然中活动;（二）在社会中活动;（三）美觉的涵养（你的学习音乐绘画，多读天才诗人诗的项目，都包括在这里面）;（四）哲理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条件。此外我不能更赘一辞了。
郭所谓的“诗的一元论”，其实就是“诗人人格”之自我表现的一元论，或者说是把他自己泛我泛神的泛滥感情加以文字美化的一元论：“我的诗形不美的事实正由于我的感情不曾美化的缘故。我今后要努力造‘人’，不再乱做诗了。人之不成，诗于何有？……白华！你也恐怕不要我这样的人了罢？”
在陷入困境的郭的眼里，宗和田就是继安娜之后新一轮的灯塔和救星。安娜满足的是郭的爱情及肉欲方面的饥渴冲动;宗和田满足的是精神层面上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狂飙突进、一鸣惊人的悔过自新、重新做人。1920年2月23日，宗在又一封回信中表示：“你前后的信和诗都收到了。你寄寿昌的信我读了很感动。平心而论，从纯真恋爱中发生的结合不能算得极大的罪过。况且你有忏悔的真忱，向上的猛进，你的罪过也不过是你心中的Mephistopheles，适所以砥砺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创造罢了！”
Mephistopheles 通译为“梅菲斯特”，是德国传说中的恶魔，它在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中，一直引诱浮士德出卖灵魂以换取物质及情欲方面的满足。浮士德抵制了梅菲斯特的各种诱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造福人类的人生路径。
关于郭围绕“诗人人格”而展开的诗歌讨论，宗的回应是：“你论诗的话，我完全同意，可以补我那短篇的不足，所以在明天发表了。”
戏剧作品中的“诗人人格”
1920年2月29日上午，田收到郭写于2月25日的第二封长信，当天就给郭写了第三封长信。他在信中再次对郭忏悔罪错的“人格公开”表示关切：“因为你写了那么样‘omoikkide’的信来，心中一定很痛苦，若更没接着我的回信，一或遇着不知life，love为何物的人，真以cinventional的话来责你——你一定更痛苦，所以我盼望你们俩早接到我的信，或者稍能慰藉你和安娜嫂嫂一下，我就感到无上的愉快了。” 田谈到郭在来信中抄录的白话诗“独游太宰府”，又一次赞美郭的“诗人人格”说：“处处都见你lyrical的天才，可见白华的批评是不错的。但是我对于你的诗的批评，与其说你有诗才，毋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
比起郭的“诗人人格”和诗歌创作，田更加关切的是他自己还没有真正起步的戏剧事业和文艺情怀。于是，他笔头一转，畅谈起自己的戏剧构思和戏剧赏析：
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Dramatist。我尝自署A budding Ibsen in China，可就晓得我如何妄僭了。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第74页把A budding Ibsen in China翻译为“一个中国易卜生的苗子”，更加接近英文原意的翻译，应该是“中国的萌芽成长中的易卜生”。田在这封信中不厌其烦地介绍他的戏剧构思和戏剧阅读，一直写到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偶然谈到近代剧的上面，不知不觉写了一大堆，一支新Pen也写秃子。一数纸数已上了18张。已经算是一篇谈近代剧与恋爱问题、结婚问题的小论文了，太扯远了……”
田谈到郭随信寄来的相片时，正式预约了自己的福冈之行：“春假来时定先打电报来，你来接我时我只认得你，便够了。”
田在这封信的落款“你的小弟田汉”的后面，还附加了一项“Note”，询问三人通信“可不可以集在一块儿发表”的问题，说是“我寄往《少年中国》去饷真生活的爱好者去”。这是关于结集出版《三叶集》的最初动议。
1920年3月5日，郭收到田的这封长信，花费两天时间给田写了第三封长信：“呀！还有一张相片呀！寿昌！你真是可爱，你真是我的弟弟。你的面貌同我家里的一个胞弟很相仿佛，只是他不及这样的俊秀呢！”
顺着这样的话题，郭开始叙述自己的家史。祖父的绰号叫“金刚佛”，为人像个豪侠，爱拯贫济困，因而败了家业，导致父亲从小便“改营商业”。谈到自己的母亲，郭采用的是英文名词Augustine’s Mother，意思是圣·奥古斯丁之母。说是清朝末年，外祖父杜琢章在贵州黄平州的州官任上遭遇苗民“造反”，城池失守后，杜琢章亲手杀死一个女儿并自尽殉职。外祖母谢氏夫人带着另一个女儿跳水殉节。年仅一岁的母亲被奶妈救出，逃回四川乐山的老家杜家场，15岁时嫁到郭家。
与“改营商业”的父亲一样“困顿在责任底重担下面”却又四处突围寻找“自由发展机会”的郭，再一次谈到自己的“诗人人格”：
假使我也可以算得个诗人，那这个遗传分子确是从我母亲来的了。总之我细细地按照遗传学底原则把我父族母族底系统分析看时，我的遗传要素确是不能说坏，可单单在我项下生出这样个Varietaet底怪物来！我还怪环境不良么？我一生莫有经受过我父亲一样底困苦，我母亲一样的颠连，我所交的朋友一个个都比我上进，便是我们的国魂待我也不薄弱。我简直是天之骄子，上帝底爱儿，Somson底自作孽！
Varietaet是一个德语拼写的词语，意思是遗传变种，英语的拼写是Varieta。Somson是《圣经·士师记》中记载的半神半人的犹太大力士参孙。以色列被腓力斯人占领期间，参孙爱上了腓力斯女子大利拉（又译德利拉），并且告诉大利拉，自己的超人神力全在头发上。大利拉把这个秘密出卖给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乘参孙熟睡时剪掉了他的头发，弄瞎了他的双眼，逼迫他从事各种劳役。参孙念念不忘复仇，等到自己的超人神力随着头发生长出来之后，他利用腓力斯人逼他在加沙神殿的祭神宴会上表演武艺的机会，奋力推倒神殿的柱子，与包括大利拉在内的腓力斯人同归于尽。
郭沫若為了迎合田汉的兴趣爱好，专门购买了日本剧作家有岛武郎的《三部曲》，说他最喜欢的是其中的“Somson与Delilah的一篇”：
我看他这确是一篇象征剧。……描写的是灵肉底激战，诚伪底角力，Idea与Reality底冲突，他把Somson作为灵底世界底表象，Delilah作为肉底世界底表象。……超绝乎此浩劫之外的有两个东西，一个便是Tinnath底少女——纯洁无垢的灵魂，一个便是慈母底爱。
按照郭的说法，他对于“Somson与Delilah”的解读并没有写完，“由于我又接到你寄来的‘歌德研究’译稿，我捧着读了又读，我的灵魂早已陶然沉醉了。我这信已无心写下去了”。
在郭“无心写下去”的象征意义里，他自己就是置身敌国的、属灵的、自作孽的“天之骄子，上帝底爱儿”Somson。引诱他陷入“灵肉底激战，诚伪底角力，Idea与Reality底冲突”的敌国女子郭安娜，相当于剧中的Delilah。他的慈母送给他的包办婚姻的妻子张琼华，相当于“Tinnath底少女——纯洁无垢的灵魂”。一旦搬出“国魂待我也不薄弱”的爱国精神，为郭生育儿女的敌国女子郭安娜，是注定要被牺牲和舍弃的。
这是《三叶集》里面郭写给田的最后一封书信，落款时间是1920年3月6日。13天后的3月19日，田抵达福冈，和郭相处了五天时间。
田汉粗编《三叶集》
田汉3月16日从东京到京都拜访郑伯奇，和京都大学的阮淑卿、周佛海等人游览了金阁寺，3月18日晚上又和郑伯奇一同拜访了厨川白村。田在京都逗留期间给郭发了电报，郭却没有收到这份电报。3月19日，田是自己找上门的。郭当时一边看书一边在厨房烧水，安娜刚刚于3月15日傍晚生下第二个儿子博生（又写作博孙），家里自然是凌乱不堪。
3月19日当天，入住福冈郭家的田汉，用白话诗的分行形式给宗白华写了一封短信，其中写道：“我现在在沫若的家里的楼上。/楼上有房子两间。/……耳听着婴孩儿呱呱的哭。/你若问这婴孩他是谁？/吓，白华啊！他是沫若兄第二回的‘艺术的产物’！（？）/或者是，第二回‘罪恶的产生’。” 由此可知，田对于郭的婚外生育是很矛盾也很纠结的。他此前在书信中对于郭的各种赞美和辩护，事实上是简单轻率、不负责任的，其中充斥的是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情绪逻辑：你郭沫若只要公开人格及隐私和我交心做朋友，我就愿意抛开一般意义上的是非罪错，从天才诗人特权独享的高度，替你辩护和开脱各种罪责。
3月20日，宗追随着田的脚步，给郭写又一封约稿信：
寿昌大概已快来了么？我遥想你俩人在海滨沙上娓娓清谈，说到人生艺术神秘境界时，一定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可惜我不得一来窃闻诗人的秘密，作我艺术理论底理论研究了。但我还盼望你们将谈话中偶然讨论所得的神奇思想，笔录寄我，使我仍得一享其糟粕，已万幸了。
宗在信中还介绍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同时也是郭沫若中学时代老同学的魏时珍、王光祈（润屿）的留学信息：“时珍、润屿将于4月1日同赴德国留学，我拟在两年后做各方面预备，然后去欧洲作一番欧洲文化底研究，但不知此愿能达否耳。”
这封信寄到日本福冈时，田已经于3月24日离开福冈返回东京。此前一天的3月23日，田在福冈给宗写了第二封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日前寄上的Kleeblatt还丢了两封信一并寄上。”
田这次福冈之行的最大收获，是粗编了三个人的通信集，并且迫不及待地邮寄给了远在上海的宗。田在为通信集所写序言里介绍说：
“Kleeblatt”是白华，沫若和我三人的通信集拢来的。写信的时候，原不曾有意发表出来。后来你来我往，写写多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的，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用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
……此中所收诸信，前后联合，譬如一卷Werther’s Leiden，Goethe发表此书后，德国青年中，Werther Fieber大兴！Kleeblatt出后，吾国青年，必有Kleeblatt Fieber大兴哩！
田所谓“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显然是一种错觉。贯穿于《三叶集》的“中心”议题，是郭的诗歌创作和“诗人人格”，与歌德有关的话题反而是为了佐证郭的诗歌创作和“诗人人格”的。Werther’s Leiden，指的是歌德早年的书信体言情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该书出版后成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标志性作品，很快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维特热”。田是把自己参与写作并编辑整理的《三叶集》，当作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来定性的;但是，文字相对粗糙、编排顺序混乱、思想尚不成熟的《三叶集》，虽然在出版后引起小规模的轰动效应，但其影响力远远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维特热”相提并论。
郭对田的心理阻隔
1920年3月29日，接连收到宗两封来信的郭，采用书信体加日记体的形式，逐日叙述了他与田的交流碰撞，并且着重描写了他与田、宗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之间的心理阻隔和人格落差——也就是郭在写给田的第一封书信中所强调的“飞不可越的城壁”——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展现了他自己多情多欲、争强好胜的“诗人人格”。这一封加长版书信大幅度充实了《三叶集》的篇幅和分量，使得郭一个人的文字占据了整部《三叶集》的一大半。
据郭介绍，他和田会面后，关于新生儿有一番对话，田指责他是在不负责任地“粗制滥造”！。被田所严重冒犯的郭，此后几天里一直在内心深处阻隔排斥着田汉。
3月20日上午，田晚起，留在房间编排三个人的通信集。午后，郭、田一起诵读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当天晚上，郭、田二人到附近松林散步，讨论恋爱婚姻问题。
3月21日上午，郭、田二人一起诵读海涅的诗歌。郭从海涅的爱情诗篇和“诗人人格”中，颇为勉强地给自己的婚外恋爱找到了“自我表现”的外国佐证：
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底诗要算是他一生底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寿昌想同我介绍海涅，我怕海涅诗入我国，易招误解，会有人说他是诲淫之品。其实我看海涅之贞于情那断不是我国底一些“挥弦送鸿”的道德家所可同日而语的呢！不怕海涅便是害了venereal disease而死的。
“venereal disease”的意思是性病。应该说，古今中外包括海涅、郭沫若在内的大多数诗人的“人格”，确实是多情多欲、多愁善变、争强好胜、富于狂飙突进之浪漫冲动的，也是比较容易突破法定责任、权利边界以及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的。但是，即使中国传统的“挥弦送鸿”的道德家都是伪善之人，也不能反过来证明，擅长诗歌创作之“自我表现”的海涅和郭沫若，可以享受多情多欲婚外恋之类的“诗人人格”之特权。
3月21日下午，郭带着和儿陪田到海边洗浴，田看到一堆三叶草（Kleeblatt）便去赤足踩踏。郭不失时机地给田扣上一顶自我主义或利己主义的大帽子，算是在心理较量中为自己扳回一局：“你这是Egoism底表现了！你爱他，何苦要蹂躏他呢？”
3月22日，田把《三叶集》粗编整理了出来。按照郭的说法，《三叶集》的书名是他起的，“寿昌把我们的信稿与歌德底文字相提并论。我自家底心中却感受着一种僭越底感觉呀！”
3月23日，郭陪田到十英里外的旅游胜地太宰府观赏梅花，他们在梅花丛中喝得烂醉，然后乘着醉意请来摄影师（写真师），两个人并肩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模仿德国大诗人歌德、席勒手拉手的铜像拍了一张合影。郭为此事即兴写作了又一首泛我泛神、浮夸狂放的抒情诗：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还有什么你？
还有什么我？
还有什么古人？
还有什么异邦底名所？
一切的偶像在我面前毁破！
……
写真师！写真师！
我们在寻你！我們在寻你！ 歌德也在这儿！
席勒也在这儿！
你替他们造铸铜像的在哪儿？
我的诗，你的诗，
便是我们的铜像，便是宇宙底写真师！！
就在郭诗情澎湃、诗兴大发的巅峰时刻，田煞风景的一番对话，凸显了两个人之间“飞不可越”的心理阻隔，刹那间把处于“诗人人格”之道义劣势的郭打回了原形：
归时已黄昏，返二日市途中寿昌向我说道：
——其实你很像席勒。
——何以故？
——席勒曾学医，你也学医故。……不过你有种关系又像歌德。
——何种关系？
——妇女底关系！
忘了一天的我，被寿昌这一句喝醒了转来。我心中只是说不出来的苦。我想我今后也不学席勒，也不学歌德，我只忠于我自己的良心罢。
3月24日上午，郭陪田到居高临下俯瞰博多湾的西公园游玩，说是远处依稀可见的那个小岛是志贺岛，岛上曾经出土一方刻有“汉倭奴国王”印文的金印，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封赏给入朝称臣的倭奴国王的。
从西公园出来，两个人来到设在附近的工业博览会第二会场，看到这里专门设有“朝鲜馆”“台湾馆”“满蒙馆”，便触景生情，激发出仇日爱国的大是非、大情怀：“事情虽小，我觉得颇伤国体，你看可有报告公使馆，要求叫他拆毁的必要么？”
相对于这种仇日爱国之大是非、大情怀，郭最为关切和纠结的，依然是阻隔着他与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之间的那一道“飞不可越的城壁”：
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白华兄，我还要谈一句我心坎中的话，我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你可赞成我么？你最近的信我已经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内，便能到欧洲去，我真羡慕你呀！寿昌兄也说他不久便要到美国去。你们一个个都好，只是我……唉！不多说了！
《三叶集》在宗的操办运作下，一个多月后就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面世，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轰动一时的文坛佳话。按照郭的说法，《三叶集》三四年内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繼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
“诗人人格”的后续演变
郭沫若在《三叶集》出版十多年后，又在《创造十年》中回忆了自己当年没钱请佣人，孩子哺养不得法而生病，自己不得不动手做杂务之类的烦恼困顿，并对与当年的田汉实施进一步的秋后清算：“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
按照郭的说法，郑伯奇告诉他，田到福冈访问时“对我有很大的失望”，甚而产生了“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的感叹。郭“相信绝对不是假话”，因为“寿昌对我也露过这样的口气”：“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小的悔蔑。”
《三叶集》出版后，田给郭写信，转述他的舅父易梅园的评价：“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郭一直为此事耿耿然不能释怀：“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三叶集》出版并引起轰动效应之后，田请郭再一次“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叶集》”，郭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郭当年写作诗歌并公开自己的“诗人人格”，显然不是为了出名和求利，他却意外获得了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社会效果，从而给清华大学文学社成员闻一多等人带来一种示范效应。
在当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写作的社会大环境里，“人格公开”的自叙传性质的白话文学创作，是成本最低、出名最快的人生捷径。闻一多就是步郭的后尘迅速崛起的一位白话诗人，他在家书和朋友书信之中同样追求人格公开的“诗人人格”，比郭表达得更加直白和坦荡。
1922年暑期，从清华学堂毕业准备赴美留学的闻一多，在写给清华校友顾毓琇（一樵）的书信中，极力推崇《三叶集》中的“诗人人格”之“公开”：
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可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实秋君谈及此二君之公开之热诚，辄为感叹不已。
1923年3月，闻一多的诗集《红烛》经郭沫若推荐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闻一多为此在家信里面表白说：“我埋伏了许久，从来在校外的杂志上姓名没有见过一回，忽然就要独立的印出单行本来，这实在是有点离奇，也太大胆一点。但是幸而我的把握拿稳了，书印出来，虽不受普通一般人的欢迎，然而鉴赏我们的人倒真是我们眼里的人。……总之，目下我在文坛只求打出一条道来就好了。更大的希望留待后日在实现吧。……我觉得名誉一天天的堆在我身上来了，从此我更要努力。”
诗歌及文学创作方面的名气，是不能通过图书市场明码标价即时变现的，大多数诗人更加需要也更加欠缺的，是创造并拥有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财富，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自由和责任担当。1923年11月30日，一厢情愿地认定诗人应该像古代“学而优则仕”“货与帝王家”的成功儒生那样名利双收的闻一多，在写给二哥的家信中替郭沫若鸣不平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则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继《三叶集》一举成名后，郭沫若很快推出白话诗集《女神》，并且组织了在当时文坛异军突起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几年下来，他虽然名噪一时，却依然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从上海返回日本，花费50天时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研究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通过阅读和翻译，郭再一次完成“凤凰涅槃”式的脱胎换骨、自我否定，并且较为彻底地舍弃了自己此前的“诗人人格”。 1924年8月9日晚上，郭从日本给成仿吾写了一封长信，其中介绍说：
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或许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吧。……我们是革命途上的人，我们的文艺只能是革命的文艺。……现在是宣传的时期，文艺是宣传的利器，我徬徨不定的趋向，于今固定了。
而在事实上，无论郭如何凤凰涅槃、脱胎换骨、自我否定，他所面临的最真实的症结和困境，依然是《孟子·告子章句上·第四节》中所说的“食色，性也”;也就是他自己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实现后”也依然会存在的“自然的生理的”的“烦闷”：“我们在这儿收入是分文没有的，每月的生活费，一家五口却在百元以下，而我们到现在终竟还未至于饿死……一笔意外的财源救济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四川省的归国费而且还是三百圆……”
1924年11月，郭带着一家五口从日本福冈回到上海，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政治论争。1926年3月，他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同年7月，他在孙炳文、周恩来等人的推荐运作下出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的上校科长。三个月后，被蒋介石、邓演达晋升为中将军衔的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8月，郭和蒋介石决裂并参加南昌起義，被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作为政治流亡者的郭虽然又一次陷入困境，他的眼界和格局已经不是此前的“诗人人格”所能限定了。经过几个回合的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之后，已经抬高身价跻身于名流行列的郭，抱着“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的政治流亡者心态，开始利用自叙传性质的文学作品，赚取足以养家的高额稿费。
1928年12月12日，郭在为《我的幼年》所写的《前言》中，公开否定了自己在《三叶集》里面承认罪错并且悔过自新的“诗人人格”：
我不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什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什么天才。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1947年，《我的童年》被录入《少年时代》（《沫若自传·第一卷》），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3月13日，郭在为《少年时代》写“序”时再次强调：“我没有什么忏悔。少年人的生活自己是不能负责的。假使我们自己做了些阻碍进化的路，害了下一代的少年人，那倒是真正应该忏悔的事。自己扪着良心自问，似乎还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不过假使我真的做了，那我恐怕也不会忏悔了。”
如此一来，郭早年在《三叶集》里所呈现的“我恨我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y的天才，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公开于世”的“诗人人格”，就被他自己用不认账、不负责的另一种“诗人人格”给一笔抹杀了。
概括地说，宗、郭、田三个人围绕着“诗人人格”的核心话题书信来往的《三叶集》，不仅是三个人的成名之作，也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文坛佳话。面对“诗人人格”的话题，既衣食无忧也没有婚恋问题的宗，关心的是较为简单纯粹、空泛抽象的哲学及美学层面的理论探讨;负担不起重婚生育的家庭责任和道义罪错却又争强好胜的郭，关切的是自我表现、自由表达，以及由此而来的狂飙突进、凤凰涅槃的精神突围、悔过自新;于自负自恋中一心想当文艺批评家尤其是戏剧家的田，最为关切的并不是“诗人人格”，而是他自己的戏剧构想和文艺情怀，以及朋友之间坦诚相见的人格公开。三个人的三种态度，预示着他们此后既有所交叉却又各不相同的人生路径。
由于种种原因，针对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三叶集》及其“诗人人格”，直到今天也没有文本细读式的深入探究。整整一个世纪过去，无论是今天的一般读者还是专业研究人员，在肯定郭、田、宗在《三叶集》中讨论“诗人人格”的主观真诚的同时，对于他们之间“飞不可越的城壁”的心理阻隔，以及“诗人人格”的后续演变，是不应该过度美化和刻意遮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