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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前途。新中国的嫩芽必由旧中国的老根——乡村长出。乡建时期较之“五四”时期梁漱溟的理论具有更浓厚的儒学色彩,但并未改其生命哲学特质,并在多方面影响着乡村建设思想:对生命主体性的认识使其注重农民自觉;有机整体思想使其反对阶级斗争;中庸之道导致其思想的第三条道路特色;相对主义导向政治的改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