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多功能厅内挤了二百多名学生，他们是冲着吴良镛而来的。
　　自1946年受梁思成之邀回国创办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66年之后的今天，他依然站在这个讲台上。为学生讲授《人居环境科学概论》第一节课，是这位90岁老人至今未变的惯例。
　　在碰撞与矛盾中
　　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学，吴良镛都受到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才子佳人的熏陶。
　　1944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油印本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梁思成看到，因激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工作。1948年，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前往芬兰籍建筑师沙里宁主持的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深造。
　　晚年的吴良镛曾撰写长文《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详细记述了他和梁思成、林徽因相识相知的故事。吴良镛初到清华园时，与别人合住甚是不便，林徽因便让他住进金岳霖在工字厅的房子里，有配套的家具，让这位甫入清华的小助教感叹，“竟是教授待遇！”
　　对林微因，吴良镛始终记得，赴美前夕，梁思成的推荐信，林微因看到后说：“良镛的介绍应当这样写——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病魔抗争中表现出少有的坚强。”后来吴良镛常到林微因墓前致以哀思。
　　教一年级的学生《初步设计》时，心虚不安，便学着在中央大学时老师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个方案，那时有12个学生，改不出来好奉送一个。”
　　和恩师一样，吴良镛的刻苦也令人称道。他曾经每天凌晨4点起床工作，奋战两个小时，再草草眯瞪一会儿，就准时上班，带好夫人备好的早餐，中午放在微波炉里一热，凑合完事，继续忙手边的活儿。
　　沙里宁在吴良镛的毕业作品中点评说：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几十年后，吴良镛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恍然一惊，自己“不就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
　　1950年，吴良镛接到林徽因的来信，说国内形势很好，催促他赶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自此，吴良镛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清华建筑系。1984年他退休，62岁，创办了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留子孙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946年应梁思成之邀来到北京，走出北京站，天色未晚，华灯初上，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大前门香烟商标上久已熟悉的、端庄凝重的前门”，接着去国会街，看宣武门的城楼，后来追忆道，“这时天色绯红，群鸦飞噪，危楼耸立，气象肃穆”。
　　老北京城自此在他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在此后六十多年的光阴里，他的学术生涯也与这座城市交织在一起。
　　大抵建筑师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在北京城区的设计上，梁思成和吴良镛这一对师生满怀美丽的期待。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中，认为应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区，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中心，并在行政区以南设商业区，东部为工业区，如此文化、行政、商业、工业功能分离，各区有自己的配套设施，分散组团发展。
　　梁思成甚至在文章中美美地打算，“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然而最终采取的是苏联专家制定的、政治意味更浓厚的方案，行政中心设在旧城。为了搞生产和交通，城墙和牌楼也要拆掉。
　　陈占祥痛心疾首：“一个城市古老的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生长起来的，要拆了再得到，谈何容易！”
　　既定城建方案，形成了今天吴良镛和同业者最担心的“摊大饼”格局。与此同时，旧城风物痛遭损毁，吴良镛为此很难过，“如果等到‘面目全非’之日才真是悔之晚矣，就此而言，对保护‘永远不能认为太晚’。”
　　“建筑和城市之魂是文化。”吴良镛认为，中国建筑和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灵魂的失落。
　　2006年，已是84岁高龄的吴良镛带领团队，开始筹备一项以北京旧城保护为平台的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后名之为“北京2049”，以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城市发展作为研究平台，探索合理、前瞻的城市空间组织。
　　而该研究项目，正是以吴良镛的标志学说“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其奠定理论基础。
　　“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吴良镛说，“不是看他是否设计出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
　　有问：“如果你这辈子看不到理想实现，怎么办？”他答：“那也得坚持！”
　　风吹钟声花间过，德唯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