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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五老是优秀的革命家、政治家，也都是优秀的诗人，写出了很多精彩篇章。他们将旧体诗词与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理想、深厚的革命情谊等等结合起来，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他们创作的旧体诗词，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气象，是中国的、现代的，更是革命的。
延安五老，董必武1886年生于湖北，林伯渠1886年生于湖南，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吴玉章1878年生于四川。五老的求学和青年时期，正值神州大地风雨飘摇、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时候。1876年3月，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份白话报纸《民报》；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开通民智、传播新知，也开始创办白话报刊，主要有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演义白话报》《蒙学报》和在无锡创刊的《无锡白话报》。“变革”已经成为炸响的春雷。文学领域也有“诗界革命”这一思潮在萌动，关注时局的诗人开始反思诗歌创作，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文学史影响。
“诗界革命”早期的倡導者和有成就的作家是黄遵宪。早在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他主张“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
诗人的创作要迎接这种全新可能，守正和纳新缺一不可。要延续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文脉，就要尊重以往的诗词创作的规范，即便允许偶尔有破格之处，也要建立在“诗作得好”这一前提之下；而要真正写出新意境，又不能在旧风格中无法自拔，闭门造车地写出一些脱离历史、脱离人民、脱离自我的“拟古”之作。
从延安五老的诗词创作来看，他们能够自如地融入“旧风格”，写出不输给古人的“守正”之作。这种蕴含着“纳新”的“守正”是积极的、有建设性意义的。如董必武《中秋望月》：
秋月光如水，今宵分外明。
太清云不滓，永夜露无声。
仰望莫能即，徘徊有所萦。
南征诸将士，对此若何情。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国自古就有“望月怀远”的诗歌传统。唐人王昌龄的《同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中，就以“清辉澹水木，演漾在窗户”写铺洒在天地间的明月清辉，在这如水月光中思念千里外的朋友，“千里其如何，微风吹兰杜”。董老这首诗也写月和光，写云和露，铺陈下来，十分沉静淡泊。尾联揭出主旨——对南征将士的牵挂，月光越是清澈澄明、照遍寰宇，诗人越会想起沐浴同一片月光的南征将士，的确是革命家的胸怀和手笔。就艺术水准而言，全诗的风格冲淡从容，放在唐人的五律中也称得上好诗。
总之，对“旧风格”的成功驾驭，为现代诗人的旧体诗创作提供了“合法性”，也使得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学体式的“合法性”被论证成功，“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使得革命家的旧体诗词作品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实际上，早在“诗界革命”提倡之日，“以旧风格写新意境”就已经体现了创新的有限性。传统诗词的美学特征的重要一点在于“文辞雅驯、意蕴悠长”，只不过在面对中国文学的新趋势——白话文学的时候，纯然地“旧风格”难以吸收新的文化资源和时代精神，也就难以完全满足创造“新意境”的需求。延安五老的诗词，除了严格按照格律创作的外，还吸收口语、俗语入诗，诗歌的风格更加浅近平易，进一步拓展了旧体诗词的表达空间和包容能力。如吴玉章《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一首》中有：“我闻南泥湾，土地皆肥沃；风景称绝佳，森林更茂密。七七事变后，朱公约我游；观察一年绩，任务完成否？”
明白易懂的语言不一定是诗的语言，但诗的语言必须要有诗味。诗词创作的守正纳新，确非易事。旧体诗词有其独特的风格、品味和质地。但是，现代诗人，要想写出“新意境”和“新精神”，如果只是局限于唐人宋人划定的圈圈，无法在审美上和思想上跳脱出来，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资源拉开一段必要的距离，那么旧体诗词的创作自然无法吸收语言的、文化的、思维的新元素。然而，困扰身居现代的旧体诗词创作者的问题，往往正是时代的距离感带来的文学创作、文化融入的疏离感。创作旧体诗词，只是一味地“硬写”，挣扎着寻找古人之心、古人之语、古人之境，自然没有“诗味”。实际上，以白话入诗词，驾驭白话俚语的功夫，往往更能体现诗人的功力。谢觉哉有词《满江红·闻日寇窜宁乡》：
其一
我梦家乡，便想到家乡梦我。第一是七十衰妻，两眉深锁。雏孙想像阿公容，大儿恐亦二毛可。更开门七字柴米盐，不易举。
多少人，冻与饿。又遭上，大兵火。看大沩岭东，回龙铺左。豪吏缚民如缚鸡，将军避敌如避虎。老乡们搀着老和幼，何处躲？
现代人写旧体诗词，涉及文化资源的跨时代运用、思想的跨时代交流、诗人的跨时代对话，会经历“我自思量今古”的创作过程。据《谢觉哉日记》，1944年6月19日谢老正在读郑板桥词。谢老这首词，可以看出郑板桥的影响，构成了与古代词人的对话关系。郑板桥的《满江红·思家》：
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红桥火。更红鲜冷淡不成圆，樱桃颗。
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楼卧。有诗人某某，酒人个个。花径不无新点缀，沙鸥颇有闲功课。将白头供作折腰人，将毋左。
两相比较，谢词云“我梦家乡，便想到家乡梦我”，郑词云“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谢词云“第一是七十衰妻，两眉深锁”，郑词云“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郑词写“将白头供作折腰人”的激愤，谢词写对“大兵火”中家乡沦陷、国民党军畏敌如虎的激愤。词牌相同，技巧相类，谢词则呈现了与郑词不同的艺术面貌。词中大量运用白话，而力量和美感则不输郑词，“老乡们搀着老和幼，何处躲”一句，不啻对当时军政大员的当头棒喝，直白有力。 中国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孟子·万章下》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主张要批评一个人的作品，要先了解其生平和思想。反过来说，要“知其人”，也离不开“颂其诗，读其书”。《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延安五老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的旧体诗词不乏言志之作。
董必武同志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常常指导青年读书，鼓励他们读文学和历史。在重庆工作期间，同志们写诗祝他六十大寿，董老和诗二首，其二是：
我似老牛鞭不动，
前推后挽总蹒跚。
愚公未惜移山力，
壮士须怀断腕观。
大局隐忧为破坏，
小民私祝是平安。
晨鸡屡作声声喔，
反复叮咛报夜阑。
颔联是本诗的诗眼。为了革命的成功，不惜愚公移山，不惜壮士断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了这种精神，才能看到“晨鸡屡作声声喔”，等待黎明的到来。这既是对后学晚辈的劝勉，也是董老述怀自励之作。谢老于1943年5月写了一首《六十自寿》，其中有“孤才知极直，钻始识弥坚。不羡松乔寿，重研马列篇。”这也是言志，赤松子、王乔都是神仙人物，不羡慕他们的长寿，而要去探寻革命、救国的真理，去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除了述怀言志之作，延安五老的诗词创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赠答、感旧之作，勾勒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群像。有些诗是赠答之作，能高度凝练地写出对方的性格特点、理想意志、革命经历，却能在写人处写己、借他人之形象写自己的怀抱。换言之，述怀言志之作和赠答、感旧之作，在精神内核上是高度一致的——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对劳苦大众的悲悯情怀。这些诗艺术成就很高，也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能够“以诗证史”。
1935年，谢老创作了《马夫老乡》一诗，写了一个为革命效力的马夫：
革命如斯道路长，
力枯难更走边荒。
穷人一颗心如铁，
地北天南尽老乡。
诗前序文云：
马夫老乡，忘其姓名。山东人，家贫，兄弟几人都流落在外。在白军里饲马，到红军仍饲马。长征时为我饲马，甚勤恳。他喜人叫他老乡。一天对我说，我不能送你到头了。因赶不上队，不知所终。
革命的成功离不开群众；从本质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也是为了群众。而历史的事实是，群众只能扮演时代大潮中的“无名”者；个体的生命脆弱不堪，随风飘荡，结局常常是“不知所终”。
除了把创作的目光向战争中的人民聚焦，谢老的诗词中，还有不少怀念战友、悼念故人的诗。这些诗写得沉郁顿挫、苍凉遒劲，悲愤中带着沉着的力量。1943年5月4日，谢老读白居易《感旧》诗，想起已经牺牲的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凄凉感旧，写下了《感旧》一诗。其中有四句写何叔衡：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谢老与何叔衡均为湖南宁乡县人，并一起在瑞金工作，感情深厚，關系密切。红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临危一剑不返顾”。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武平水口附近被包围，壮烈牺牲。
“临危一剑不返顾”，既是实写，又是虚写。在中国的诗词传统中，“剑”不仅是一种武器，还是报国理想、文武韬略的象征。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有“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之句，即是表达了诗人想要驱除北方南下入侵的金人、恢复中原故土的志向和决心。毛泽东1935年作的《念奴娇·昆仑》也有“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之句。这些散落于旧诗词中的“宝剑”，亦是中华民族精神之剑，唯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方能识之、得之、用之。
延安五老在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中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年高德劭，过生日时往往会彼此赠诗。徐老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谢觉哉写联章体诗相赠：
赠徐特立六十生日
其二
叛道斯为道，非儒乃是儒。冲开重叠网，探得久潜珠。
坏是成之始，行非学有余。坐言斯起作，曾不缓须臾。
其六
莫谓成功晚，惟须见道真。凋零伤旧侣，矍铄有斯人。
相约加餐饭，随群就列陈。开筵梅雪里，同醉一杯春。
延安五老选择的革命道路和信仰，不仅与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不同，也不同于西式“自由民主”。无论是何种主张，当时的历史任务是救亡图存，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没有一条通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永恒之路，没有什么主张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所谓“叛道斯为道，非儒乃是儒”，即有此深意。延安五老都经历过清末各类反清革命斗争，参加过清末民初的救亡运动，几经辗转、尝试，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奋斗终生。“冲开重叠网，探得久潜珠”指的就是寻得一条适合中国的路，历尽艰辛、不断试错，找到沉潜依旧的思想理论明珠。正所谓“莫谓成功晚，惟须见道真”。
“见道真”，是延安五老的共同追求。谢觉哉的诗中常有问道之作，以诗写出其悟道之思。1945年4月5日，与续范亭讨论完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得诗《在范亭处谈毛主席的思想方法》：
道在不沾兼不脱，思能入旧又全新。
万流争赴虚如海，一镜高悬净不尘。
践实体诚非别术，沉机观变竞通神。
公余一卷延园静，又是梨花压葛巾。
“不沾兼不脱”，即“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既不脱离基本原则，又能避免局限其中。万流争赴、一镜高悬，则写出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能够吸收各种资源，同时如高悬的明镜，能够有广阔的视野和洞烛幽微的智慧。就评价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和洞察力而言，这首诗颇有见地。
（摘自2019年12月11日《中华读书报》）
以旧风格写新意境
延安五老，董必武1886年生于湖北，林伯渠1886年生于湖南，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吴玉章1878年生于四川。五老的求学和青年时期，正值神州大地风雨飘摇、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时候。1876年3月，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份白话报纸《民报》；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开通民智、传播新知，也开始创办白话报刊，主要有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演义白话报》《蒙学报》和在无锡创刊的《无锡白话报》。“变革”已经成为炸响的春雷。文学领域也有“诗界革命”这一思潮在萌动，关注时局的诗人开始反思诗歌创作，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文学史影响。
“诗界革命”早期的倡導者和有成就的作家是黄遵宪。早在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他主张“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
诗人的创作要迎接这种全新可能，守正和纳新缺一不可。要延续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文脉，就要尊重以往的诗词创作的规范，即便允许偶尔有破格之处，也要建立在“诗作得好”这一前提之下；而要真正写出新意境，又不能在旧风格中无法自拔，闭门造车地写出一些脱离历史、脱离人民、脱离自我的“拟古”之作。
从延安五老的诗词创作来看，他们能够自如地融入“旧风格”，写出不输给古人的“守正”之作。这种蕴含着“纳新”的“守正”是积极的、有建设性意义的。如董必武《中秋望月》：
秋月光如水，今宵分外明。
太清云不滓，永夜露无声。
仰望莫能即，徘徊有所萦。
南征诸将士，对此若何情。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国自古就有“望月怀远”的诗歌传统。唐人王昌龄的《同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中，就以“清辉澹水木，演漾在窗户”写铺洒在天地间的明月清辉，在这如水月光中思念千里外的朋友，“千里其如何，微风吹兰杜”。董老这首诗也写月和光，写云和露，铺陈下来，十分沉静淡泊。尾联揭出主旨——对南征将士的牵挂，月光越是清澈澄明、照遍寰宇，诗人越会想起沐浴同一片月光的南征将士，的确是革命家的胸怀和手笔。就艺术水准而言，全诗的风格冲淡从容，放在唐人的五律中也称得上好诗。
总之，对“旧风格”的成功驾驭，为现代诗人的旧体诗创作提供了“合法性”，也使得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学体式的“合法性”被论证成功，“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使得革命家的旧体诗词作品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以白话入诗词
实际上，早在“诗界革命”提倡之日，“以旧风格写新意境”就已经体现了创新的有限性。传统诗词的美学特征的重要一点在于“文辞雅驯、意蕴悠长”，只不过在面对中国文学的新趋势——白话文学的时候，纯然地“旧风格”难以吸收新的文化资源和时代精神，也就难以完全满足创造“新意境”的需求。延安五老的诗词，除了严格按照格律创作的外，还吸收口语、俗语入诗，诗歌的风格更加浅近平易，进一步拓展了旧体诗词的表达空间和包容能力。如吴玉章《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一首》中有：“我闻南泥湾，土地皆肥沃；风景称绝佳，森林更茂密。七七事变后，朱公约我游；观察一年绩，任务完成否？”
明白易懂的语言不一定是诗的语言，但诗的语言必须要有诗味。诗词创作的守正纳新，确非易事。旧体诗词有其独特的风格、品味和质地。但是，现代诗人，要想写出“新意境”和“新精神”，如果只是局限于唐人宋人划定的圈圈，无法在审美上和思想上跳脱出来，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资源拉开一段必要的距离，那么旧体诗词的创作自然无法吸收语言的、文化的、思维的新元素。然而，困扰身居现代的旧体诗词创作者的问题，往往正是时代的距离感带来的文学创作、文化融入的疏离感。创作旧体诗词，只是一味地“硬写”，挣扎着寻找古人之心、古人之语、古人之境，自然没有“诗味”。实际上，以白话入诗词，驾驭白话俚语的功夫，往往更能体现诗人的功力。谢觉哉有词《满江红·闻日寇窜宁乡》：
其一
我梦家乡，便想到家乡梦我。第一是七十衰妻，两眉深锁。雏孙想像阿公容，大儿恐亦二毛可。更开门七字柴米盐，不易举。
多少人，冻与饿。又遭上，大兵火。看大沩岭东，回龙铺左。豪吏缚民如缚鸡，将军避敌如避虎。老乡们搀着老和幼，何处躲？
现代人写旧体诗词，涉及文化资源的跨时代运用、思想的跨时代交流、诗人的跨时代对话，会经历“我自思量今古”的创作过程。据《谢觉哉日记》，1944年6月19日谢老正在读郑板桥词。谢老这首词，可以看出郑板桥的影响，构成了与古代词人的对话关系。郑板桥的《满江红·思家》：
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红桥火。更红鲜冷淡不成圆，樱桃颗。
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楼卧。有诗人某某，酒人个个。花径不无新点缀，沙鸥颇有闲功课。将白头供作折腰人，将毋左。
两相比较，谢词云“我梦家乡，便想到家乡梦我”，郑词云“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谢词云“第一是七十衰妻，两眉深锁”，郑词云“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郑词写“将白头供作折腰人”的激愤，谢词写对“大兵火”中家乡沦陷、国民党军畏敌如虎的激愤。词牌相同，技巧相类，谢词则呈现了与郑词不同的艺术面貌。词中大量运用白话，而力量和美感则不输郑词，“老乡们搀着老和幼，何处躲”一句，不啻对当时军政大员的当头棒喝，直白有力。 中国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孟子·万章下》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主张要批评一个人的作品，要先了解其生平和思想。反过来说，要“知其人”，也离不开“颂其诗，读其书”。《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延安五老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的旧体诗词不乏言志之作。
董必武同志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常常指导青年读书，鼓励他们读文学和历史。在重庆工作期间，同志们写诗祝他六十大寿，董老和诗二首，其二是：
我似老牛鞭不动，
前推后挽总蹒跚。
愚公未惜移山力，
壮士须怀断腕观。
大局隐忧为破坏，
小民私祝是平安。
晨鸡屡作声声喔，
反复叮咛报夜阑。
颔联是本诗的诗眼。为了革命的成功，不惜愚公移山，不惜壮士断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了这种精神，才能看到“晨鸡屡作声声喔”，等待黎明的到来。这既是对后学晚辈的劝勉，也是董老述怀自励之作。谢老于1943年5月写了一首《六十自寿》，其中有“孤才知极直，钻始识弥坚。不羡松乔寿，重研马列篇。”这也是言志，赤松子、王乔都是神仙人物，不羡慕他们的长寿，而要去探寻革命、救国的真理，去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除了述怀言志之作，延安五老的诗词创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赠答、感旧之作，勾勒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群像。有些诗是赠答之作，能高度凝练地写出对方的性格特点、理想意志、革命经历，却能在写人处写己、借他人之形象写自己的怀抱。换言之，述怀言志之作和赠答、感旧之作，在精神内核上是高度一致的——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对劳苦大众的悲悯情怀。这些诗艺术成就很高，也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能够“以诗证史”。
1935年，谢老创作了《马夫老乡》一诗，写了一个为革命效力的马夫：
革命如斯道路长，
力枯难更走边荒。
穷人一颗心如铁，
地北天南尽老乡。
诗前序文云：
马夫老乡，忘其姓名。山东人，家贫，兄弟几人都流落在外。在白军里饲马，到红军仍饲马。长征时为我饲马，甚勤恳。他喜人叫他老乡。一天对我说，我不能送你到头了。因赶不上队，不知所终。
革命的成功离不开群众；从本质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也是为了群众。而历史的事实是，群众只能扮演时代大潮中的“无名”者；个体的生命脆弱不堪，随风飘荡，结局常常是“不知所终”。
除了把创作的目光向战争中的人民聚焦，谢老的诗词中，还有不少怀念战友、悼念故人的诗。这些诗写得沉郁顿挫、苍凉遒劲，悲愤中带着沉着的力量。1943年5月4日，谢老读白居易《感旧》诗，想起已经牺牲的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凄凉感旧，写下了《感旧》一诗。其中有四句写何叔衡：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谢老与何叔衡均为湖南宁乡县人，并一起在瑞金工作，感情深厚，關系密切。红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临危一剑不返顾”。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武平水口附近被包围，壮烈牺牲。
“临危一剑不返顾”，既是实写，又是虚写。在中国的诗词传统中，“剑”不仅是一种武器，还是报国理想、文武韬略的象征。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有“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之句，即是表达了诗人想要驱除北方南下入侵的金人、恢复中原故土的志向和决心。毛泽东1935年作的《念奴娇·昆仑》也有“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之句。这些散落于旧诗词中的“宝剑”，亦是中华民族精神之剑，唯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方能识之、得之、用之。
延安五老在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中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年高德劭，过生日时往往会彼此赠诗。徐老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谢觉哉写联章体诗相赠：
赠徐特立六十生日
其二
叛道斯为道，非儒乃是儒。冲开重叠网，探得久潜珠。
坏是成之始，行非学有余。坐言斯起作，曾不缓须臾。
其六
莫谓成功晚，惟须见道真。凋零伤旧侣，矍铄有斯人。
相约加餐饭，随群就列陈。开筵梅雪里，同醉一杯春。
延安五老选择的革命道路和信仰，不仅与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不同，也不同于西式“自由民主”。无论是何种主张，当时的历史任务是救亡图存，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没有一条通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永恒之路，没有什么主张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所谓“叛道斯为道，非儒乃是儒”，即有此深意。延安五老都经历过清末各类反清革命斗争，参加过清末民初的救亡运动，几经辗转、尝试，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奋斗终生。“冲开重叠网，探得久潜珠”指的就是寻得一条适合中国的路，历尽艰辛、不断试错，找到沉潜依旧的思想理论明珠。正所谓“莫谓成功晚，惟须见道真”。
“见道真”，是延安五老的共同追求。谢觉哉的诗中常有问道之作，以诗写出其悟道之思。1945年4月5日，与续范亭讨论完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得诗《在范亭处谈毛主席的思想方法》：
道在不沾兼不脱，思能入旧又全新。
万流争赴虚如海，一镜高悬净不尘。
践实体诚非别术，沉机观变竞通神。
公余一卷延园静，又是梨花压葛巾。
“不沾兼不脱”，即“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既不脱离基本原则，又能避免局限其中。万流争赴、一镜高悬，则写出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能够吸收各种资源，同时如高悬的明镜，能够有广阔的视野和洞烛幽微的智慧。就评价毛泽东思想的角度和洞察力而言，这首诗颇有见地。
（摘自2019年12月11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