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间，国民政府实行黄金买卖政策，希望以此来平抑物价，回笼市场上肆虐不已的游资。由于措施失当，主事者监守自盗，最终演化成黄金抛售风潮，风潮引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风潮后，国民政府停止了一切黄金交易，并着手调查相关责任人，但是，在利益集团的层层庇护之下，民众等到的，依然是一个“小鱼背罪，大鱼落网”的结果。上海黄金风潮案彻底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经济根基，信誉在民众心中丧失殆尽，从反作用力来看，决不亚于一个军事上的“淮海战役”。
寄以厚望的黄金政策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沦陷区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日伪资产，这些资产，除部分进入国库以外，相当一部分落入接收大员、大小官吏和军人的腰包。在一个朝不保夕的乱世之中，资金存进银行，随时都有可能被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吞噬，投资实业，则随时都有可能被一触即发的战火化为灰烬。于是，游资流入市场，成为囤积居奇，搅乱秩序的“暗流”。一时间，物价狂飙，公众叫苦连天，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
如此局面让上台不久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头痛不已。这位留学美国，英语说得比中文还好的“国舅爷”对“国家干预货币政策”的凯恩斯主义深信不疑，于是，他决定听从美籍顾问杨格的建议，实行黄金买卖政策，用抛售黄金的方法来回笼法币，进而平抑物价。
1946年3月初，宋子文提请国民政府同意，实行买卖黄金政策。当时，具体的抛售方法分为明配、暗售两类。明配是指由央行业务局以每日上午10时整上海金价高低为标准，以决定当日进行牌价，根据金业、银楼两公会会员的需耍申请条数，由指定的同丰余、太康润、大半恒三家金号及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两家银楼负责购领，分发各申请会员；暗售方法是指由央行业务局于每日明配后，根据市场情形随时以当时波动的黄金最高市价为标准，分批交由上述五家抛售，以期平定金币价格，实际上是以垄断来对抗黑市，将黑市强行规服。
宋子文这样做，关键是有美元做后盾，美国政府在1946年初向他许诺，将给中国20亿美元的借款，与此同时，他的手中还握着600万两黄金的国库存余。如此强势的姿态，让宋子文的黄金政策一出台便备受瞩目，是年，宋氏被公众评为“国内十大政治明星”之首，炙手可热的程度非同一般。无论是公众，还是国民政府，黄金政策都是一根被寄予厚望的“救命稻草”。
然而，在一个法制严重缺位，腐败已成惯性的环境中，再好的公共政策都只是满足利益群体私欲的工具而已。
完全失控的恶性循环
宋子文对黄金政策的实施进展十分关注。虽日理万机，他还是每天要求贝祖诒、林凤苞、杨仁安等人亲自用英语向他汇报黄金市场的动态，就连财政部长俞鸿钧都不得过问。因此，在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黄金政策实施较为稳妥，金市平缓，从外表看来，市场似乎正朝着好的一面发展。然而，一股强大的“暗流”也在同时潜行，局势随时都有由良性向恶性转变的危险。
1946年夏，国民党军扩大了对解放区的攻势，全面内战爆发，随着战争的演进，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较大的波动，10月份以后，黄金市场涨价风潮始露苗头。国民政府为了支撑内战的巨大损耗，不得不又玩起滥发纸币的把戏，通货膨胀再次发生。于是乎，公众纷纷抢购黄金，以求自保，进而引发金价上涨，进入1947年，1月涨至382万元，2月涨至533万元。最恐怖的是，一日之间，金价竟然涨了9次之多。
最初，中央银行还是着眼于经济手段来阻击疯长的金价。每天，央行都大量抛售黄金，从1946年3月4日到1947年2月15日，总共抛售了351万两，占到600万两总库存的60%。1947年1月中旬，上海黄金库存现底，宋子文急忙调用运输机，从重庆的黄金库存向上海输血。但是，由重庆来的黄金，一入市，马上就被疯狂的游资吞噬，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经济之手已经完全起不到作用，行政之手不得不马上介入。1947年2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停止暗售，2月15日，发布紧急公告，完全停止抛售黄金，2月16日，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
停售黄金顿时引发更为严重的抢购风潮。风潮由上海始，蔓延至全国各地。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上海最高为734万1条，北平为860万，南京为930万，武汉为950万，重庆为950万，广州竟高达1100万。工商业者和政要权贵开始联手，巧立名目，吸纳资金，将大量“生产贷款”引入炒作之中。“生产贷款”参与炒作是及其危险的，它直接导致生产萎缩，企业破产。于是，金价涨1倍，物价就涨3倍，一日之内，百姓生活成本数涨。民不聊生，必然引发社会冲突。1947年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的事件。
黄金风潮正陷入一个完全失控的恶性循环之中，上海完全成为一个疯狂世界。
骇人听闻的内幕交易
黄金政策惨淡收场，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恶劣影响不说，更让大量的社会资源通过非正常交易落入掌权者和投机者之手，无数民众莫名其妙地做了“凯子”。政府如果不给民众一个交代，实在过不去。
1947年2月16日，国民政府作出姿态，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黄金风潮案”。调查分三条线进行：在军队，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组成调查团，负责调查军人在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情形；在民间，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负责调查上海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在上层，由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监委负责调查公务人员贪污渎职的情形。
四监委通过调查之后发现，整个黄金政策的实施完全就是由一个少数人话事的权贵集团在操弄。这个权贵集团主要头脑并不多，但是，按照地位、权力和人情关系，他们形成一个呈“金字塔”形状的严密组织。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自然是行政院长宋子文，他是政策的决定者；中间层是央行主事人，即总裁贝祖诒、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他们是政策的执行者；最下一层是三家金号同丰余、大康润、大丰恒和两家银楼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及其幕后金主，他们是黄金抛售的代理者，亦可称黄金经营垄断者。调查的突破点是从上海金业同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理詹莲生开始的。这个詹莲生虽只是个小小的经理，却包办了中央银行暗售的所有黄金配额，一方面，其它四家金号、银楼的黄金配额要靠他来分配，另一方面，央行对黄金市场的掌控也要靠他来实现。于是乎，詹莲生利用这种特权，和央行三人联手，巧取豪夺，牟取暴利。经查证，詹在一年之中，通过反复倒卖，空手套白狼，所获“利润”高达黄金13.5万两，加上“火耗”作假所获取的8.6万两，一共赚了20多万两。
通过对詹莲生的调查，四监委渐渐揭开这张巨大的关系网。詹莲生背后，一位神秘人物显露出来，他便是上海金业的真正大佬——徐补苏，而徐正是杜月笙的弟子，上海青帮在金融界的代理人。央行总裁贝祖诒是宋子文的留美同学，宋子文将他安插在央行就是希望通过他来控制金融界，林凤苞、杨安仁则是贝祖诒亲信和得力助手。由于詹莲生和贝祖诒是世交，两股势力，正是通过詹莲生这个点形成“合流”。徐、杜、詹、宋、贝、林、杨结成的这张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直接导演了这场黄金风潮。
不了了之的审判结果
四监委在调查詹莲生的过程中，杜月笙插手进来，希望拉自己的徒弟一把。杜派他的门生，军统特务王新衡请何汉文吃饭，席间，王公开对何说：“詹可恶，但小惩即可，杜先生也不想事情搞大，詹愿意拿200根条子出来打点。”令杜失望的是，何汉文并没有买他的帐。拒绝杜月笙的收买，令何汉文民望遽升，获得一个“铁面御史”的称号。
借着这股士气，四监委似乎要向公众表明，当初他们所承诺的“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并非一句空话。于是乎，四监委趁热打铁，径直朝着宋子文这条大鱼查了过去。四监委提交的调查报告，丝毫没有掩盖宋的失察失职之责，将其列为主要责任人。不久，何汉文在监察院领衔10多名监委，提出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当时，盼宋子文落马的人，大有人在。政学系、cc系的政客们盯着行政院长的位置已经很久了，在他们的策划下，一时间，各大媒体充满了对宋子文的“口诛笔伐”。
虽然，连蒋介石也忍不住大骂宋子文是“败家子”。但是，骂归骂，宋子文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子，关起门来始终是一家人，更何况，宋子文虽然失察失职，搞得事情一团糟，可基本上还是秉承“上意”在办事，真要追究，还不是在扇自己的耳光？在蒋的授意下，四监委不得不放过了宋子文和贝祖诒，只对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三人提出起诉。经审判，詹莲生领刑12年，林凤苞、杨仁安领刑7年。不久，三人先后获得“保外就医”机会，逃脱法律制裁。1947年3月，中央进行改组，贝祖诒被免去总裁职务，未受任何处分。宋子文也于1947年3月1日辞去行政院院长，黯然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至此，轰轰烈烈的“黄金风潮案”不了了之，相关责任人全部脱罪。这样的闹剧，也让民众彻底地认清了这个政府，这个党。
寄以厚望的黄金政策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沦陷区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日伪资产，这些资产，除部分进入国库以外，相当一部分落入接收大员、大小官吏和军人的腰包。在一个朝不保夕的乱世之中，资金存进银行，随时都有可能被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吞噬，投资实业，则随时都有可能被一触即发的战火化为灰烬。于是，游资流入市场，成为囤积居奇，搅乱秩序的“暗流”。一时间，物价狂飙，公众叫苦连天，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
如此局面让上台不久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头痛不已。这位留学美国，英语说得比中文还好的“国舅爷”对“国家干预货币政策”的凯恩斯主义深信不疑，于是，他决定听从美籍顾问杨格的建议，实行黄金买卖政策，用抛售黄金的方法来回笼法币，进而平抑物价。
1946年3月初，宋子文提请国民政府同意，实行买卖黄金政策。当时，具体的抛售方法分为明配、暗售两类。明配是指由央行业务局以每日上午10时整上海金价高低为标准，以决定当日进行牌价，根据金业、银楼两公会会员的需耍申请条数，由指定的同丰余、太康润、大半恒三家金号及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两家银楼负责购领，分发各申请会员；暗售方法是指由央行业务局于每日明配后，根据市场情形随时以当时波动的黄金最高市价为标准，分批交由上述五家抛售，以期平定金币价格，实际上是以垄断来对抗黑市，将黑市强行规服。
宋子文这样做，关键是有美元做后盾，美国政府在1946年初向他许诺，将给中国20亿美元的借款，与此同时，他的手中还握着600万两黄金的国库存余。如此强势的姿态，让宋子文的黄金政策一出台便备受瞩目，是年，宋氏被公众评为“国内十大政治明星”之首，炙手可热的程度非同一般。无论是公众，还是国民政府，黄金政策都是一根被寄予厚望的“救命稻草”。
然而，在一个法制严重缺位，腐败已成惯性的环境中，再好的公共政策都只是满足利益群体私欲的工具而已。
完全失控的恶性循环
宋子文对黄金政策的实施进展十分关注。虽日理万机，他还是每天要求贝祖诒、林凤苞、杨仁安等人亲自用英语向他汇报黄金市场的动态，就连财政部长俞鸿钧都不得过问。因此，在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黄金政策实施较为稳妥，金市平缓，从外表看来，市场似乎正朝着好的一面发展。然而，一股强大的“暗流”也在同时潜行，局势随时都有由良性向恶性转变的危险。
1946年夏，国民党军扩大了对解放区的攻势，全面内战爆发，随着战争的演进，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较大的波动，10月份以后，黄金市场涨价风潮始露苗头。国民政府为了支撑内战的巨大损耗，不得不又玩起滥发纸币的把戏，通货膨胀再次发生。于是乎，公众纷纷抢购黄金，以求自保，进而引发金价上涨，进入1947年，1月涨至382万元，2月涨至533万元。最恐怖的是，一日之间，金价竟然涨了9次之多。
最初，中央银行还是着眼于经济手段来阻击疯长的金价。每天，央行都大量抛售黄金，从1946年3月4日到1947年2月15日，总共抛售了351万两，占到600万两总库存的60%。1947年1月中旬，上海黄金库存现底，宋子文急忙调用运输机，从重庆的黄金库存向上海输血。但是，由重庆来的黄金，一入市，马上就被疯狂的游资吞噬，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经济之手已经完全起不到作用，行政之手不得不马上介入。1947年2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停止暗售，2月15日，发布紧急公告，完全停止抛售黄金，2月16日，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
停售黄金顿时引发更为严重的抢购风潮。风潮由上海始，蔓延至全国各地。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上海最高为734万1条，北平为860万，南京为930万，武汉为950万，重庆为950万，广州竟高达1100万。工商业者和政要权贵开始联手，巧立名目，吸纳资金，将大量“生产贷款”引入炒作之中。“生产贷款”参与炒作是及其危险的，它直接导致生产萎缩，企业破产。于是，金价涨1倍，物价就涨3倍，一日之内，百姓生活成本数涨。民不聊生，必然引发社会冲突。1947年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的事件。
黄金风潮正陷入一个完全失控的恶性循环之中，上海完全成为一个疯狂世界。
骇人听闻的内幕交易
黄金政策惨淡收场，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恶劣影响不说，更让大量的社会资源通过非正常交易落入掌权者和投机者之手，无数民众莫名其妙地做了“凯子”。政府如果不给民众一个交代，实在过不去。
1947年2月16日，国民政府作出姿态，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黄金风潮案”。调查分三条线进行：在军队，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组成调查团，负责调查军人在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情形；在民间，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负责调查上海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在上层，由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监委负责调查公务人员贪污渎职的情形。
四监委通过调查之后发现，整个黄金政策的实施完全就是由一个少数人话事的权贵集团在操弄。这个权贵集团主要头脑并不多，但是，按照地位、权力和人情关系，他们形成一个呈“金字塔”形状的严密组织。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自然是行政院长宋子文，他是政策的决定者；中间层是央行主事人，即总裁贝祖诒、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他们是政策的执行者；最下一层是三家金号同丰余、大康润、大丰恒和两家银楼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及其幕后金主，他们是黄金抛售的代理者，亦可称黄金经营垄断者。调查的突破点是从上海金业同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理詹莲生开始的。这个詹莲生虽只是个小小的经理，却包办了中央银行暗售的所有黄金配额，一方面，其它四家金号、银楼的黄金配额要靠他来分配，另一方面，央行对黄金市场的掌控也要靠他来实现。于是乎，詹莲生利用这种特权，和央行三人联手，巧取豪夺，牟取暴利。经查证，詹在一年之中，通过反复倒卖，空手套白狼，所获“利润”高达黄金13.5万两，加上“火耗”作假所获取的8.6万两，一共赚了20多万两。
通过对詹莲生的调查，四监委渐渐揭开这张巨大的关系网。詹莲生背后，一位神秘人物显露出来，他便是上海金业的真正大佬——徐补苏，而徐正是杜月笙的弟子，上海青帮在金融界的代理人。央行总裁贝祖诒是宋子文的留美同学，宋子文将他安插在央行就是希望通过他来控制金融界，林凤苞、杨安仁则是贝祖诒亲信和得力助手。由于詹莲生和贝祖诒是世交，两股势力，正是通过詹莲生这个点形成“合流”。徐、杜、詹、宋、贝、林、杨结成的这张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直接导演了这场黄金风潮。
不了了之的审判结果
四监委在调查詹莲生的过程中，杜月笙插手进来，希望拉自己的徒弟一把。杜派他的门生，军统特务王新衡请何汉文吃饭，席间，王公开对何说：“詹可恶，但小惩即可，杜先生也不想事情搞大，詹愿意拿200根条子出来打点。”令杜失望的是，何汉文并没有买他的帐。拒绝杜月笙的收买，令何汉文民望遽升，获得一个“铁面御史”的称号。
借着这股士气，四监委似乎要向公众表明，当初他们所承诺的“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并非一句空话。于是乎，四监委趁热打铁，径直朝着宋子文这条大鱼查了过去。四监委提交的调查报告，丝毫没有掩盖宋的失察失职之责，将其列为主要责任人。不久，何汉文在监察院领衔10多名监委，提出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当时，盼宋子文落马的人，大有人在。政学系、cc系的政客们盯着行政院长的位置已经很久了，在他们的策划下，一时间，各大媒体充满了对宋子文的“口诛笔伐”。
虽然，连蒋介石也忍不住大骂宋子文是“败家子”。但是，骂归骂，宋子文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子，关起门来始终是一家人，更何况，宋子文虽然失察失职，搞得事情一团糟，可基本上还是秉承“上意”在办事，真要追究，还不是在扇自己的耳光？在蒋的授意下，四监委不得不放过了宋子文和贝祖诒，只对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三人提出起诉。经审判，詹莲生领刑12年，林凤苞、杨仁安领刑7年。不久，三人先后获得“保外就医”机会，逃脱法律制裁。1947年3月，中央进行改组，贝祖诒被免去总裁职务，未受任何处分。宋子文也于1947年3月1日辞去行政院院长，黯然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至此，轰轰烈烈的“黄金风潮案”不了了之，相关责任人全部脱罪。这样的闹剧，也让民众彻底地认清了这个政府，这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