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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央财经大学211工程3期金融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银行作为各国金融系统中的重要组成本分，其生产效率不仅影响着金融业整体的效率水平，还关系到各项金融政策的传递、实施以及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银行倒闭对经济造成的创伤更加提高了国内外学者对银行效率与监管的关注。近几年来，我国金融业对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银行的良好、健康、稳定发展关系着我国经济的稳定，研究银行绩效与监管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及货币资本市场上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所以本文搜集了四大国有商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一、评价方法与指标选择
（一）评价方法的选择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绩效评价的常用方法之一，它既考虑了盈利性指标，又考虑了样本的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及其风险指标。它最大的特点是无需知道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可以根据需要自如选择投入和产出，而且可以避免人为的权重设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基于以上优点，本文选择用DEA方法来评价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从而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进行有效监管。
此外，运用DEA方法评估效率前言边界时，可以采用两个方向：以投入为导向和以产出为导向。投入导向模型是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衡量要素投入减少的比例；产出导向是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衡量产出增加的比例。Lovell(1993)认为如果厂商可以自由调整其生产要素则应该采用投入导向模型来计算其效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对投入要素的控制远比对产出的控制药容易的多，所以本文采用了以投入为导向的DEA模型来评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
（二）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运用DEA方法对银行效率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事先确定合理的投入、产出变量，这是评价结果客观准确的重要保证。但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银行的投入产出变量的定义没有一致的意见。通常用生产法、中介法、资产法这三种方法定义银行的投入和产出。生产法将银行视为提供金融服务的生产者，把存款账户数和贷款笔数等做为产出，劳动力和资本做为投入。中介法将银行视为连接资金需求者与提供者的桥梁，其主要产出为存款或贷款余额。资产法将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做为产出，主要包括贷款、投资等。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本文结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特点，将选择如下变量做为投入产出指标：
投入变量：
X1：劳动力，指当年银行全体职工人数。代表银行实力和业务运作能力。
X2：固定资产，代表银行的基础设施规模。
X3：支出之和，即利润表中各项支出之和，包括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营业支出、汇兑损失、营业外支出等。
产出变量：
Y1：利息收入，不仅反映银行的贷款质量和所有产出，还较好地规避了银行不良贷款数据不易收集的缺点。
Y2：非利息收入，反映银行经营中间业务的能力。
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绩效实证分析
通过查询《中国金融年鉴》（2005—2009）以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年报（2004—2009）找到与DEA模型相关的数据，经过处理后得到三个输入变量和两个输出变量的具体数据。使用Deap2.1软件选定以投入为导向的DEA模型，求得个DMU的技术效率（CRS）、纯技术效率（VRS）和规模效率（SC），计算结果见表1—表4。
（一）技术效率分析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银行的技术效率处于生产的有效前言边界上，从2004年到2009年，每年的技术效率值均为1；工商银行除2005年和2008年技术无效外，其余年份都位于效率的前言边界上；建设银行只有2005年和2006年的技术效率不在有效前言边界上，其余年份技术效率均为1，都在有效前言边界上；农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较低，2004—2009年的技术效率年平均值为0.744，位于行业最低。此外，农行的技术效率呈现波动趋势，2004—2006年逐年下降，2007年上升，2008年又下降，2009年又上升，很不稳定，这说明农业银行应在现有的水平下大幅减少投入要素的使用，缩减成本，从而提高技术效率。
（二）纯技术效率分析
纯技术效率衡量的是银行的管理水平和操作技术水平。从表2以看出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纯技术效率都处于纯技术的有效前沿上，效率值均为1。建设银行除了2005和2006年纯技术效率不在有效前沿上，剩余年份的纯技术效率都为1，在纯技术有效前沿上。相比之下，农行的纯技术效率值较低，而且也未表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这说明农行目前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偏低，需要进一步改进。
（三）规模效率分析
规模效率衡量的是银行的规模经济性。表3的数据表明，中国银行的规模效率最高，2004—2006年的规模效率值均为1；工商银行2005年和2008年处于规模无效状态，剩余年份均规模有效，与其技术效率的分析结果一样，但其2004—2009年的纯技术效率均为1，这说明工商银行的技术无效完全是由于规模效率不高造成的；与工商银行情况相类似的是建设银行，除了2005年和2006年外其余年份均为规模有效，而且这两年的规模效率值都低于纯技术效率值；农业银行2004—2009各年都处于规模无效状态，且大部分年份的纯技术效率值都高于规模效率值，这说明农业银行的技术无效更多的也是由规模效率低下导致的。
（四）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总结
表4数据显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总体的技术效率表现出先降后升又降又升的W型特征，技术效率平均水平偏低，年平均值为0.928，这说明国有银行应适当地减少投入，控制成本从而提高效率。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变化幅度不大，年均纯技术效率值为9.71；规模效率先降后升，年平均值为9.53。总体而言，除了2007年和2008年规模效率略高于纯技术效率外，其余年份纯技术效率均高于规模效率，这说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总体管理能力较强，但是随着资产规模的不断增加，规模无效成为导致银行总体技术无效的主要原因。
三、提高商业银行效率的政策建议及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一）政策建议
第一，从长远来看，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根本在于：处理好技术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商业银行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最优的规模边界，通过提高技术可以突破商业银行现有技术条件下的规模限制，扩大商业银行经营的规模边界。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收缩，以适应技术水平制约下的规模经济要求。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必须在技术水平提升与规模扩张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第二，加强银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各银行应充分利用通讯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开拓新的金融市场，开发出属于自己的特色金融产品，降低银行产品的同质性，提高经营效率。
第三，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提高员工整体素质。银行人员的素质与技能不仅是其可持续发展、提高竞争力和经营效率的根本保证，也是决定银行效率的主要因素。银行应该大力发展金融教育，鼓励员工通过多种途径接受素质再教育，提高员工的信息技术处理与学习能力。
（二）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一，确立银行效率为监管目标，制定相应的奖惩标准。以不实施监管的银行体系的社会福利为下限，以实施最优监管的社会福利为上限，将监管的业绩与银行体系的社会福利直接挂钩，根据业绩来确定监管的方案与措施。还要重视行业自律，发挥银行业自律作用，把行业自律与银行外部监管相结合，更好地兼顾安全与效率，做到监管的适时与适度。
第二，建立银行信用评级制度。从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经营管理能力、盈利水平、资产流动性等方面对银行经营状况评级并定期公布，通过制定硬性标准，让银行主动处理自身的规模与效率的协调问题，改变前述因为规模无效而导致的银行综合效率无效问题。
第三，银行监管应限定在监管能产生效益的范围内。在考虑限制银行的某些行为时，在不触犯原则的前提下，比较实施的成本与银行通过该行为提高的效率的大小。既要做到成本与效益的权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受到各国政府与金融当局的高度重视。银行监管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加强与完善。应结合监管的目标即提高银行效率去指定监管措施，实现提高银行效率与监管效率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刘佳.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分析（1999—2005）——基于投入导向DEA模型的应用［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5):32-37
［2］钱建豪.金融监管中的银行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7,(6):130-133
(责任编辑：幕容睿)
银行作为各国金融系统中的重要组成本分，其生产效率不仅影响着金融业整体的效率水平，还关系到各项金融政策的传递、实施以及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银行倒闭对经济造成的创伤更加提高了国内外学者对银行效率与监管的关注。近几年来，我国金融业对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银行的良好、健康、稳定发展关系着我国经济的稳定，研究银行绩效与监管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及货币资本市场上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所以本文搜集了四大国有商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一、评价方法与指标选择
（一）评价方法的选择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绩效评价的常用方法之一，它既考虑了盈利性指标，又考虑了样本的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及其风险指标。它最大的特点是无需知道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可以根据需要自如选择投入和产出，而且可以避免人为的权重设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基于以上优点，本文选择用DEA方法来评价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从而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进行有效监管。
此外，运用DEA方法评估效率前言边界时，可以采用两个方向：以投入为导向和以产出为导向。投入导向模型是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衡量要素投入减少的比例；产出导向是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衡量产出增加的比例。Lovell(1993)认为如果厂商可以自由调整其生产要素则应该采用投入导向模型来计算其效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对投入要素的控制远比对产出的控制药容易的多，所以本文采用了以投入为导向的DEA模型来评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
（二）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运用DEA方法对银行效率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事先确定合理的投入、产出变量，这是评价结果客观准确的重要保证。但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银行的投入产出变量的定义没有一致的意见。通常用生产法、中介法、资产法这三种方法定义银行的投入和产出。生产法将银行视为提供金融服务的生产者，把存款账户数和贷款笔数等做为产出，劳动力和资本做为投入。中介法将银行视为连接资金需求者与提供者的桥梁，其主要产出为存款或贷款余额。资产法将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做为产出，主要包括贷款、投资等。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本文结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特点，将选择如下变量做为投入产出指标：
投入变量：
X1：劳动力，指当年银行全体职工人数。代表银行实力和业务运作能力。
X2：固定资产，代表银行的基础设施规模。
X3：支出之和，即利润表中各项支出之和，包括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营业支出、汇兑损失、营业外支出等。
产出变量：
Y1：利息收入，不仅反映银行的贷款质量和所有产出，还较好地规避了银行不良贷款数据不易收集的缺点。
Y2：非利息收入，反映银行经营中间业务的能力。
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绩效实证分析
通过查询《中国金融年鉴》（2005—2009）以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年报（2004—2009）找到与DEA模型相关的数据，经过处理后得到三个输入变量和两个输出变量的具体数据。使用Deap2.1软件选定以投入为导向的DEA模型，求得个DMU的技术效率（CRS）、纯技术效率（VRS）和规模效率（SC），计算结果见表1—表4。
（一）技术效率分析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银行的技术效率处于生产的有效前言边界上，从2004年到2009年，每年的技术效率值均为1；工商银行除2005年和2008年技术无效外，其余年份都位于效率的前言边界上；建设银行只有2005年和2006年的技术效率不在有效前言边界上，其余年份技术效率均为1，都在有效前言边界上；农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较低，2004—2009年的技术效率年平均值为0.744，位于行业最低。此外，农行的技术效率呈现波动趋势，2004—2006年逐年下降，2007年上升，2008年又下降，2009年又上升，很不稳定，这说明农业银行应在现有的水平下大幅减少投入要素的使用，缩减成本，从而提高技术效率。
（二）纯技术效率分析
纯技术效率衡量的是银行的管理水平和操作技术水平。从表2以看出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纯技术效率都处于纯技术的有效前沿上，效率值均为1。建设银行除了2005和2006年纯技术效率不在有效前沿上，剩余年份的纯技术效率都为1，在纯技术有效前沿上。相比之下，农行的纯技术效率值较低，而且也未表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这说明农行目前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偏低，需要进一步改进。
（三）规模效率分析
规模效率衡量的是银行的规模经济性。表3的数据表明，中国银行的规模效率最高，2004—2006年的规模效率值均为1；工商银行2005年和2008年处于规模无效状态，剩余年份均规模有效，与其技术效率的分析结果一样，但其2004—2009年的纯技术效率均为1，这说明工商银行的技术无效完全是由于规模效率不高造成的；与工商银行情况相类似的是建设银行，除了2005年和2006年外其余年份均为规模有效，而且这两年的规模效率值都低于纯技术效率值；农业银行2004—2009各年都处于规模无效状态，且大部分年份的纯技术效率值都高于规模效率值，这说明农业银行的技术无效更多的也是由规模效率低下导致的。
（四）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总结
表4数据显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总体的技术效率表现出先降后升又降又升的W型特征，技术效率平均水平偏低，年平均值为0.928，这说明国有银行应适当地减少投入，控制成本从而提高效率。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变化幅度不大，年均纯技术效率值为9.71；规模效率先降后升，年平均值为9.53。总体而言，除了2007年和2008年规模效率略高于纯技术效率外，其余年份纯技术效率均高于规模效率，这说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总体管理能力较强，但是随着资产规模的不断增加，规模无效成为导致银行总体技术无效的主要原因。
三、提高商业银行效率的政策建议及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一）政策建议
第一，从长远来看，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根本在于：处理好技术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商业银行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最优的规模边界，通过提高技术可以突破商业银行现有技术条件下的规模限制，扩大商业银行经营的规模边界。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收缩，以适应技术水平制约下的规模经济要求。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必须在技术水平提升与规模扩张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第二，加强银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各银行应充分利用通讯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开拓新的金融市场，开发出属于自己的特色金融产品，降低银行产品的同质性，提高经营效率。
第三，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提高员工整体素质。银行人员的素质与技能不仅是其可持续发展、提高竞争力和经营效率的根本保证，也是决定银行效率的主要因素。银行应该大力发展金融教育，鼓励员工通过多种途径接受素质再教育，提高员工的信息技术处理与学习能力。
（二）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一，确立银行效率为监管目标，制定相应的奖惩标准。以不实施监管的银行体系的社会福利为下限，以实施最优监管的社会福利为上限，将监管的业绩与银行体系的社会福利直接挂钩，根据业绩来确定监管的方案与措施。还要重视行业自律，发挥银行业自律作用，把行业自律与银行外部监管相结合，更好地兼顾安全与效率，做到监管的适时与适度。
第二，建立银行信用评级制度。从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经营管理能力、盈利水平、资产流动性等方面对银行经营状况评级并定期公布，通过制定硬性标准，让银行主动处理自身的规模与效率的协调问题，改变前述因为规模无效而导致的银行综合效率无效问题。
第三，银行监管应限定在监管能产生效益的范围内。在考虑限制银行的某些行为时，在不触犯原则的前提下，比较实施的成本与银行通过该行为提高的效率的大小。既要做到成本与效益的权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受到各国政府与金融当局的高度重视。银行监管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加强与完善。应结合监管的目标即提高银行效率去指定监管措施，实现提高银行效率与监管效率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刘佳.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分析（1999—2005）——基于投入导向DEA模型的应用［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5):32-37
［2］钱建豪.金融监管中的银行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7,(6):130-133
(责任编辑：幕容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