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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做外贸，2004年，这一政策让创业者惊喜地看到一扇通往成功的大门；然而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众多外贸个体户却发现，种种来自制度与市场的局限，是那扇成功之门上打不开的意外之锁。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头顶着山东省个人外贸第一人的光环，却不得不行走在市场的灰色地带；这是一场令人费解的生意，借助国家的政策仅以1万元投资做起了进出口生意，却又被政策推向失败的边缘。2007年春节过后，靳松开始认真考虑是否放弃个体外贸这条路。从2004年7月进行工商注册以来，这个青岛市乃至山东省第一个外贸个体户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难产”的第一人
2004年4月，山东青岛某企业的普通员工靳松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新的外贸法将从2004年7月1日起施行，它在外贸经营者的范围上作了重大修改，大大降低了外贸经营权的门槛，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登记后，可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这意味着7月1日以后，普通百姓将可以以个人身份，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
时至今日，靳松依然难以忘记当初看到这一消息时那无法抑制的激动之情。在企业做了十年的进出口工作，使他对相关的外贸流程每一步都已经了如指掌。创业的种子早已在内心萌芽，他将眼光瞄向了自己最熟悉的外贸领域。然而，修订前的对外贸易法规定，中国的自然人不能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这意味着靳松如果想从事进出口贸易，必须先注册成立外贸公司，取得外贸经营权，“起码需要100万元注册资金”。这，对于当时给别人打工，靠工资吃饭的靳松而言，显然是远远超出他的经济能力的。
新的外贸法的出台，让靳松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尤其是当看到对个人做外贸生意并没有资金上的要求和限制时，2004年7月，靳松终于迈进了街道工商所的大门，申请外贸行业个体工商户注册。
种种意想不到的难题就是从那一天起如影随形地紧紧纠缠上靳松。当他对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提出想要办理外贸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时，对方疑惑地摇了摇头，告诉了他三个字：“没听过。”靳松以外贸公司为例艰难地解释，自己想要从事的是“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然而按照当时相关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只能经营单一的某种产品。
由于之前还没有过个体外贸经营者注册的先例，新的外贸法虽然已经开始实施，工商、税务等部门却从没有接到如何办理此类手续的方案，靳松在工商所足足耗费了二十几天时间，接下来，国税、地税局、外经贸局、人民银行，每一道程序中无不因为没有先例而遭遇了操作上的困难。等靳松终于把所有的手续办完，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完成了注册，2004年9月底，靳松终于拿到了营业执照，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原来是青岛市乃至山东省第一个外贸个体户。拿出了自己的1万元积蓄，在市北区租了一间仅有8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办公室，2004年12月，靳松的嘉森氏洋行历经波折终于开业，让他没想到的是，洋行的开业，不但不是麻烦的结束，反而只是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的开始。
◎“皮包公司”的瓶颈
十年的进出口从业经验让靳松对自己的创业之路充满了信心，他太了解这个行业了，每一个环节都曾经亲自操作过。在他看来，对外贸易甚至简单到基本无需资金即可启动。以对外出口贸易为例，公司不需提前进货，只要找到国外的客户和国内的供货厂家，分别与之签订出口合同和供货合同，确定产品规格、种类、价格，争取让国外的买家先付一部分订金，然后以此组织货源即可。“无论是外贸公司还是个体工商户，说穿了外贸机构就是一个皮包公司。”靳松这样对记者形容。
山东省是农产品出口大省，靳松把目光瞄准了当地丰富的花生资源。他利用自己英语熟练的优势，在互联网上寻找客户，确定合作意向，签订出口合同后，再拿对方支付的订金组织收购产品，每集装箱花生价格8万元左右，在靳松的计算中，可以有6000元的净利润。然而在创业的起步阶段，靳松和他的洋行便接连遭遇市场的打击和政策的尴尬。
当时市场上花生出口的竞争已经不能用激烈，而只能用惨烈来形容。山东是花生出口第一大省，大部分加工厂都有进出口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展会的增多，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透明，国外的客户也在想方设法绕过他们这些中间商，直接和厂家联系，以取得更优惠的价格。于是，各商家之间相互压价，导致花生的出口价格越来越低。当时，靳松和当地的许多外贸公司一样，早已无法从花生出口中获得利润，只能依赖于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赚取退税的一部分。
退税是对外贸易中重要的利润来源。出口退税是指将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税部分或全部退还给出口商的一种措施，这也是国际惯例。要想得到退税必须成为一般纳税人，按照当时的政策，新办商贸企业要想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年实际销售额须在180万元以上，或设立时的注册资金达到500万元以上及用工超过50人，无论哪一条，作为外贸个体户的靳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了保证利润，维持经营，靳松不得不提高自己的产品报价。这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客户的流失和市场竞争力的下降。
◎从市北到市南
正当靳松的嘉森氏洋行如初生的婴儿一般面临夭折风险时，2005年初，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组织和个人，不管出口额的多少，只要从事进出口贸易，便可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对于靳松而言，这一政策调整无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却也是他外贸个体户生涯中惟一的利好消息。
退税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一些外贸机构为了得到客户，不但产品以成本价销售，甚至连退税的一部分都拿出来作为折扣返还给客户，这样的价格战，靳松这样的个体户当然奉陪不起。
面对市场竞争，靳松再次开始自救的努力。一方面，他决定放弃花生这一产品，转而寻找竞争少、利润高的新产品；另一方面，考虑到以前的办公地点位于偏僻的市北区，仅有8平方米，太为简陋，无法取得客户的信任，他在繁华的市南区新租下一间100平方米的房子，将办公地点从市北区搬到了市南区。可就是这次看似普通的搬迁，再次引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就在靳松开始在市南区的新办公室内办公不久，几位税务局的人员便找上门来。由于当时靳松是在市北区工商局办理的个体户工商注册，在注册名称中出现了“市北”的字样，随后的外贸经营权、技术监督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海关自理报关登记、检验检疫局的注册、外汇管理局的注册、电子口岸的注册、外汇账号的注册、国税和地税的注册，尤其是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上的名称也就相应地带有“市北”。靳松来到工商局咨询，得到的答案是，个体工商户营业地点不能变更，要想在市南区办公，就必须注销原来的营业执照，重新办理工商注册。
想到之前办理注册手续时种种不堪的繁琐，靳松没有勇气再把那个过程重复一遍。“之所以选择个体户而非外贸公司，就是因为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关系，重新注册一遍就意味着至少三个月不能营业，我折腾不起。”
无奈中，靳松找到了当地的新闻媒体求助。之后的几天，他每天都拿着刊登有关于自己的报道的报纸找到青岛市外经贸局和工商税务部门求助，一再讲解自己作为个体工商户的苦衷，希望能够办理办公地址变更手续。然而最终，他得到的答案依然是爱莫能助——工商局电脑的办公系统都是统一预设好的程序，无法进行个体工商户地址的变更。
正当的途径行不通，靳松只好自己想办法进行“变通”。他重新找到以前在市北区租的那间小房子的房东，请求再把房子租给他用几天，然后把电脑搬回那个房间，重新布置成办公室的模样，请工商和税务部门前来检查，这才蒙混过关。之后税务部门又相继到市南区的办公室抽查，为了避免被罚款，靳松只有硬着头皮说办公室仍在市北，不信可以去查，他指着自己放在角落里的一张床说：“这不是办公室，是我的家。”
◎质量危机
办公地点问题就这样给靳松拖过去，寻找新产品的工作也就在此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2005年下半年，靳松通过互联网得知，韩国的一些牡蛎养殖企业正在求购一种贝壳串，用来作为牡蛎的培养基。这种贝壳串是用国内食用的扇贝加工后剩下的壳用线串制而成，工艺简单，原料更是随处可见且价格低廉。了解了行情，他马上做出决定，将经营重心转移到这种贝壳的出口贸易上。与韩国客户签订了合同，从烟台、大连寻找到供应商，靳松满怀希望地将第一批贝壳装进集装箱发往韩国。然而几天之后客户收到货，却发现规格不符合要求。合同上规定单个贝壳的大小在10厘米以上，可靳松找的供应商是把贝壳交给农户加工，在加工的过程中，一些不合要求的小贝壳被混进合格的产品当中。对质量控制的疏忽使靳松再次深陷危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赔钱，或者放弃这个客户。想到好不容易找到的特色产品和客户资源，他忍痛按客户的要求赔了1.6万元，稳定了和客户的合作关系。这个数目对于一些有实力的外贸公司而言或许并不算什么，然而对于个体户靳松，却已经相当于他的所有投资。
如何控制产品质量是外贸个体户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靳松介绍，在目前的外贸流程中，国内的供应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外贸个体户，由于订货量、价格等方面的原因，合作的供应商往往是一些个体生产加工者，对国外标准的不了解，使得“差不多就行了，哪有这么严”成为挂在供应商嘴边的口头禅，合同的约束力不大，产品的质量、交货时间往往很难保证。为了不被客户拒收或索赔，他只有在签订合同时为自己留出足够的提前量，并亲自前往加工地检查质量。从那笔1.6万元的损失之后，靳松每接一笔生意，都要亲自去进行检查。最多的一次，一个月的交货期内，他竟然去检查了六次。
◎用不合理对抗不合理
2006年，靳松先后将20集装箱的贝壳出口到韩国，赚了4万余元。盈利虽然不多，但总算让自己的洋行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波折至此仍然没有结束。在办理退税的过程中，一个消息让靳松顿时如坐针毡。
随着国家税收新政策的出台，办理退税时必须出示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如果没有增值税发票，不但不能退税，还要缴纳17%的增值税。靳松所销售的贝壳，原料是水产品加工剩下的垃圾，由农民清洗后串起来就是产品，显然是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这就意味着他不但无法通过退税获得利润，成本还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上升17%，而根据靳松介绍，很多外贸产品包括靳松的产品在内，利润都还不到10%！
生意真的没法做了！这是他自己在得知这一消息时的第一想法。他找到税务局领导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没办法，换一种产品好了。”然而对于靳松这样的外贸个体户，换一种产品又谈何容易，不仅之前的客户资源和供销渠道都要化为泡影，而且要找一种竞争少、利润相对较高的产品绝非如此轻易的事情。
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摆在个体户靳松面前，继续做，无疑是做一笔赔一笔，不做，员工工资、办公费用又靠什么来维持？此时，回首自己两年来的创业之路，他如此地羡慕那些外贸公司，如果自己不是一个个体户，而是以公司形式来运作，一切应该是不同的结果。“税收制度的改革对外贸公司冲击不大，但对个体户而言却难以承受，因为所经营的产品存在着不同。工商局、税务局都在依法行政，但是目前的相关法规无疑存在着弊端，就是所谓的合法不合理。”靳松这样评价目前与个人外贸相关的法规制度。
面对这种不合理，靳松无能为力，只能用不合理来对抗这种不合理。退税是不可能了，他只有想办法隐瞒自己的经营情况。“真要查到我，只能是请客、送礼、花几千元钱，争取能够少罚一些。”这样躲躲藏藏的生活让靳松觉得厌倦，在创业两年之后，他想关闭洋行，重新成立一家外贸公司，因为随着政策的调整，现在注册外贸公司已经仅仅需要10万元资金。
靳松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外贸个体户群体的生存现状。据了解，对个人外贸的限制权放开后，和靳松一起注册的青岛市外贸个体户有47家，而现在，只有靳松的嘉森氏洋行还在苦苦支撑。
青岛市外经贸局外贸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国缺乏个人从事外贸的环境。他说，目前我国对管理公司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制度，但对于外贸个体户的管理却缺乏相应的制度和经验。“靳松目前遇到的问题，可能只是他今后遇到问题的一部分，像信用、融资、客户等方面，个体户与公司相比还处于劣势，个人从事外贸今后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我国对于个人从事外贸放开时间还不长，与其相应的配套措施并没有跟上，个人要想做外贸，还是注册公司比较好。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头顶着山东省个人外贸第一人的光环，却不得不行走在市场的灰色地带；这是一场令人费解的生意，借助国家的政策仅以1万元投资做起了进出口生意，却又被政策推向失败的边缘。2007年春节过后，靳松开始认真考虑是否放弃个体外贸这条路。从2004年7月进行工商注册以来，这个青岛市乃至山东省第一个外贸个体户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难产”的第一人
2004年4月，山东青岛某企业的普通员工靳松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新的外贸法将从2004年7月1日起施行，它在外贸经营者的范围上作了重大修改，大大降低了外贸经营权的门槛，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登记后，可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这意味着7月1日以后，普通百姓将可以以个人身份，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
时至今日，靳松依然难以忘记当初看到这一消息时那无法抑制的激动之情。在企业做了十年的进出口工作，使他对相关的外贸流程每一步都已经了如指掌。创业的种子早已在内心萌芽，他将眼光瞄向了自己最熟悉的外贸领域。然而，修订前的对外贸易法规定，中国的自然人不能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这意味着靳松如果想从事进出口贸易，必须先注册成立外贸公司，取得外贸经营权，“起码需要100万元注册资金”。这，对于当时给别人打工，靠工资吃饭的靳松而言，显然是远远超出他的经济能力的。
新的外贸法的出台，让靳松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尤其是当看到对个人做外贸生意并没有资金上的要求和限制时，2004年7月，靳松终于迈进了街道工商所的大门，申请外贸行业个体工商户注册。
种种意想不到的难题就是从那一天起如影随形地紧紧纠缠上靳松。当他对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提出想要办理外贸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时，对方疑惑地摇了摇头，告诉了他三个字：“没听过。”靳松以外贸公司为例艰难地解释，自己想要从事的是“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然而按照当时相关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只能经营单一的某种产品。
由于之前还没有过个体外贸经营者注册的先例，新的外贸法虽然已经开始实施，工商、税务等部门却从没有接到如何办理此类手续的方案，靳松在工商所足足耗费了二十几天时间，接下来，国税、地税局、外经贸局、人民银行，每一道程序中无不因为没有先例而遭遇了操作上的困难。等靳松终于把所有的手续办完，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完成了注册，2004年9月底，靳松终于拿到了营业执照，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原来是青岛市乃至山东省第一个外贸个体户。拿出了自己的1万元积蓄，在市北区租了一间仅有8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办公室，2004年12月，靳松的嘉森氏洋行历经波折终于开业，让他没想到的是，洋行的开业，不但不是麻烦的结束，反而只是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的开始。
◎“皮包公司”的瓶颈
十年的进出口从业经验让靳松对自己的创业之路充满了信心，他太了解这个行业了，每一个环节都曾经亲自操作过。在他看来，对外贸易甚至简单到基本无需资金即可启动。以对外出口贸易为例，公司不需提前进货，只要找到国外的客户和国内的供货厂家，分别与之签订出口合同和供货合同，确定产品规格、种类、价格，争取让国外的买家先付一部分订金，然后以此组织货源即可。“无论是外贸公司还是个体工商户，说穿了外贸机构就是一个皮包公司。”靳松这样对记者形容。
山东省是农产品出口大省，靳松把目光瞄准了当地丰富的花生资源。他利用自己英语熟练的优势，在互联网上寻找客户，确定合作意向，签订出口合同后，再拿对方支付的订金组织收购产品，每集装箱花生价格8万元左右，在靳松的计算中，可以有6000元的净利润。然而在创业的起步阶段，靳松和他的洋行便接连遭遇市场的打击和政策的尴尬。
当时市场上花生出口的竞争已经不能用激烈，而只能用惨烈来形容。山东是花生出口第一大省，大部分加工厂都有进出口权，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展会的增多，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透明，国外的客户也在想方设法绕过他们这些中间商，直接和厂家联系，以取得更优惠的价格。于是，各商家之间相互压价，导致花生的出口价格越来越低。当时，靳松和当地的许多外贸公司一样，早已无法从花生出口中获得利润，只能依赖于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赚取退税的一部分。
退税是对外贸易中重要的利润来源。出口退税是指将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税部分或全部退还给出口商的一种措施，这也是国际惯例。要想得到退税必须成为一般纳税人，按照当时的政策，新办商贸企业要想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年实际销售额须在180万元以上，或设立时的注册资金达到500万元以上及用工超过50人，无论哪一条，作为外贸个体户的靳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了保证利润，维持经营，靳松不得不提高自己的产品报价。这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客户的流失和市场竞争力的下降。
◎从市北到市南
正当靳松的嘉森氏洋行如初生的婴儿一般面临夭折风险时，2005年初，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组织和个人，不管出口额的多少，只要从事进出口贸易，便可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对于靳松而言，这一政策调整无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却也是他外贸个体户生涯中惟一的利好消息。
退税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一些外贸机构为了得到客户，不但产品以成本价销售，甚至连退税的一部分都拿出来作为折扣返还给客户，这样的价格战，靳松这样的个体户当然奉陪不起。
面对市场竞争，靳松再次开始自救的努力。一方面，他决定放弃花生这一产品，转而寻找竞争少、利润高的新产品；另一方面，考虑到以前的办公地点位于偏僻的市北区，仅有8平方米，太为简陋，无法取得客户的信任，他在繁华的市南区新租下一间100平方米的房子，将办公地点从市北区搬到了市南区。可就是这次看似普通的搬迁，再次引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就在靳松开始在市南区的新办公室内办公不久，几位税务局的人员便找上门来。由于当时靳松是在市北区工商局办理的个体户工商注册，在注册名称中出现了“市北”的字样，随后的外贸经营权、技术监督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海关自理报关登记、检验检疫局的注册、外汇管理局的注册、电子口岸的注册、外汇账号的注册、国税和地税的注册，尤其是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上的名称也就相应地带有“市北”。靳松来到工商局咨询，得到的答案是，个体工商户营业地点不能变更，要想在市南区办公，就必须注销原来的营业执照，重新办理工商注册。
想到之前办理注册手续时种种不堪的繁琐，靳松没有勇气再把那个过程重复一遍。“之所以选择个体户而非外贸公司，就是因为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关系，重新注册一遍就意味着至少三个月不能营业，我折腾不起。”
无奈中，靳松找到了当地的新闻媒体求助。之后的几天，他每天都拿着刊登有关于自己的报道的报纸找到青岛市外经贸局和工商税务部门求助，一再讲解自己作为个体工商户的苦衷，希望能够办理办公地址变更手续。然而最终，他得到的答案依然是爱莫能助——工商局电脑的办公系统都是统一预设好的程序，无法进行个体工商户地址的变更。
正当的途径行不通，靳松只好自己想办法进行“变通”。他重新找到以前在市北区租的那间小房子的房东，请求再把房子租给他用几天，然后把电脑搬回那个房间，重新布置成办公室的模样，请工商和税务部门前来检查，这才蒙混过关。之后税务部门又相继到市南区的办公室抽查，为了避免被罚款，靳松只有硬着头皮说办公室仍在市北，不信可以去查，他指着自己放在角落里的一张床说：“这不是办公室，是我的家。”
◎质量危机
办公地点问题就这样给靳松拖过去，寻找新产品的工作也就在此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2005年下半年，靳松通过互联网得知，韩国的一些牡蛎养殖企业正在求购一种贝壳串，用来作为牡蛎的培养基。这种贝壳串是用国内食用的扇贝加工后剩下的壳用线串制而成，工艺简单，原料更是随处可见且价格低廉。了解了行情，他马上做出决定，将经营重心转移到这种贝壳的出口贸易上。与韩国客户签订了合同，从烟台、大连寻找到供应商，靳松满怀希望地将第一批贝壳装进集装箱发往韩国。然而几天之后客户收到货，却发现规格不符合要求。合同上规定单个贝壳的大小在10厘米以上，可靳松找的供应商是把贝壳交给农户加工，在加工的过程中，一些不合要求的小贝壳被混进合格的产品当中。对质量控制的疏忽使靳松再次深陷危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赔钱，或者放弃这个客户。想到好不容易找到的特色产品和客户资源，他忍痛按客户的要求赔了1.6万元，稳定了和客户的合作关系。这个数目对于一些有实力的外贸公司而言或许并不算什么，然而对于个体户靳松，却已经相当于他的所有投资。
如何控制产品质量是外贸个体户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靳松介绍，在目前的外贸流程中，国内的供应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外贸个体户，由于订货量、价格等方面的原因，合作的供应商往往是一些个体生产加工者，对国外标准的不了解，使得“差不多就行了，哪有这么严”成为挂在供应商嘴边的口头禅，合同的约束力不大，产品的质量、交货时间往往很难保证。为了不被客户拒收或索赔，他只有在签订合同时为自己留出足够的提前量，并亲自前往加工地检查质量。从那笔1.6万元的损失之后，靳松每接一笔生意，都要亲自去进行检查。最多的一次，一个月的交货期内，他竟然去检查了六次。
◎用不合理对抗不合理
2006年，靳松先后将20集装箱的贝壳出口到韩国，赚了4万余元。盈利虽然不多，但总算让自己的洋行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波折至此仍然没有结束。在办理退税的过程中，一个消息让靳松顿时如坐针毡。
随着国家税收新政策的出台，办理退税时必须出示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如果没有增值税发票，不但不能退税，还要缴纳17%的增值税。靳松所销售的贝壳，原料是水产品加工剩下的垃圾，由农民清洗后串起来就是产品，显然是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这就意味着他不但无法通过退税获得利润，成本还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上升17%，而根据靳松介绍，很多外贸产品包括靳松的产品在内，利润都还不到10%！
生意真的没法做了！这是他自己在得知这一消息时的第一想法。他找到税务局领导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没办法，换一种产品好了。”然而对于靳松这样的外贸个体户，换一种产品又谈何容易，不仅之前的客户资源和供销渠道都要化为泡影，而且要找一种竞争少、利润相对较高的产品绝非如此轻易的事情。
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摆在个体户靳松面前，继续做，无疑是做一笔赔一笔，不做，员工工资、办公费用又靠什么来维持？此时，回首自己两年来的创业之路，他如此地羡慕那些外贸公司，如果自己不是一个个体户，而是以公司形式来运作，一切应该是不同的结果。“税收制度的改革对外贸公司冲击不大，但对个体户而言却难以承受，因为所经营的产品存在着不同。工商局、税务局都在依法行政，但是目前的相关法规无疑存在着弊端，就是所谓的合法不合理。”靳松这样评价目前与个人外贸相关的法规制度。
面对这种不合理，靳松无能为力，只能用不合理来对抗这种不合理。退税是不可能了，他只有想办法隐瞒自己的经营情况。“真要查到我，只能是请客、送礼、花几千元钱，争取能够少罚一些。”这样躲躲藏藏的生活让靳松觉得厌倦，在创业两年之后，他想关闭洋行，重新成立一家外贸公司，因为随着政策的调整，现在注册外贸公司已经仅仅需要10万元资金。
靳松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外贸个体户群体的生存现状。据了解，对个人外贸的限制权放开后，和靳松一起注册的青岛市外贸个体户有47家，而现在，只有靳松的嘉森氏洋行还在苦苦支撑。
青岛市外经贸局外贸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国缺乏个人从事外贸的环境。他说，目前我国对管理公司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制度，但对于外贸个体户的管理却缺乏相应的制度和经验。“靳松目前遇到的问题，可能只是他今后遇到问题的一部分，像信用、融资、客户等方面，个体户与公司相比还处于劣势，个人从事外贸今后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我国对于个人从事外贸放开时间还不长，与其相应的配套措施并没有跟上，个人要想做外贸，还是注册公司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