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提出过扩大对外开放的任务。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部署。从它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来分析，都超越了以往。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次开放”。理由是：
一、对外开放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当时的世界经济还处在快速发展期，而且正面临着一次新的产业转移的机会。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产业转移，最开始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后来又由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好面临着“四小龙”要往其它地区转移的时机，那个时候我们很好地承接了。我们最早的特区在深圳、珠海一带，就是为了承接“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始终没有得到明显复苏，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总的评价都是比较悲观的，都认为复苏乏力，而且不断产生新的危机。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美国、欧洲、日本这些西方国家，在输出资金和先进技术等方面，对中国给予了很大支持。当然，他们这样做除了获取经济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想把中国作为制衡苏联的冷战工具。包括美国先进的“黑鹰”武装直升机，以及一些先进的计算机等等都对我们出口。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经济上，我们逐渐崛起，同发达国家不仅平起平坐，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和出口大国，变成为一个竞争者。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开始各方面的技术限制、出口限制，不断挑起各种贸易摩擦，外部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竞争优势和政策红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有一些方面甚至透支，逐渐或已经走向拐点。比如，过去我们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吸引了大量外企开展加工贸易。但现在我们在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东南亚一些国家。我们在市场上可以看到，很多纺织品都挂着孟加拉制造、印度制造、斯里兰卡制造、越南制造的标签。运动鞋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劳动密集性产业的竞争优势在逐步下降，面临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还要不要对外开放？如何开放？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二、关键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秘诀，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件法宝。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将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然是“二次开放”，其关键词我认为是“体制”二字。以往我们的对外开放主要靠政策推进，特别是中央、地方、部门的各项优惠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融资政策、土地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等等。而现在这一轮的新开放，强调的是建立新体制，立足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要适应经济新常态，推动各级政府进行自主性改革，形成新体制的内生发展动力。
中央13号文件发出以后，汪洋副总理立即指示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认真研究，提出工作意见。根据国务院要求，商务部、发改委对各项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单位，提出了具体的路线图、时间表。同时确定在全国6个城市、6个新区，进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点，整个工作正在全面推进。
不久前，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对这项工作一年来的进展情况开展第三方专项评估。总的评价是认为进展较为顺利，成效也很明显，但与形成“新机制、新模式、新格局、新优势”的目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加快改革攻坚，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存在偏差，要不要继续开放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人认为开放得差不多了，有人认为开放让外国人挣了钱，还有人认为开放对中国经济安全不利，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等等。另外，也有人认为开放还得靠优惠政策，要继续给外商好处。更多的人简单认为开放就是招商引资，完全没有考虑转变体制机制问题。
二是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中央地方管理体制的影响。比如中央决定搞四个自贸试验区，地方非常积极，提了很多政策建议。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管理体制，这些都需要中央部门同意，需要和中央有关部门反复协调。
三是政出多门现象仍然存在，各主管部门之间政策协调工作量较大。
四是政府管理方式改革没有到位，比如中央提出要由重事前监管转变为重事中、事后监管，但还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
最后是服务业开放目前还是短板。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
第一，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重点是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现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短板在服务业，其他产业开放度很高，服务业做得还不够。
第二，形成经济管理新模式。所谓的新模式，关键是企业主体责任、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和这个要求相差很远。特别是中央提出，要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什么叫做国际高标准的投资和贸易规则，比如说，TPP、TTIP，这些都反映了国际投资和贸易的高标准，我们当然不是完全同意它，但是大部分内容还是要考虑的。
第三，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毫无疑问是重点，但是也不能把“一带一路”理解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全部，忽视其它工作。比如说，如何发挥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中美关系为什么能够斗而不破？很重要一点是经贸关系在保底。再就是中日经贸关系，也需要发挥“融冰器”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周边外交，这些都是我们在全方位开放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最主要的是形成制度环境优势，包括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其次是综合竞争优势，继续发挥我国在产业配套、物流服务以及区位特点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再就是产品产业优势，要以创新驱动为导向，质量效益为核心，进行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努力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第五，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既要注重顶层设计，还要落实具体任务，就是习总书记提的项目要落实。否则我们光讨论规划、讨论顶层设计，讨论来、讨论去，一项具体工程也推动不了，这是不行的。另外，要坚决排除影响新经济建设的思想舆论干扰，现在这方面的干扰还比较多。
最后，自始自终要加强习总书记强调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要经常讲，反复讲，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讲几十年。
一、对外开放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当时的世界经济还处在快速发展期，而且正面临着一次新的产业转移的机会。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产业转移，最开始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后来又由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好面临着“四小龙”要往其它地区转移的时机，那个时候我们很好地承接了。我们最早的特区在深圳、珠海一带，就是为了承接“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始终没有得到明显复苏，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总的评价都是比较悲观的，都认为复苏乏力，而且不断产生新的危机。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美国、欧洲、日本这些西方国家，在输出资金和先进技术等方面，对中国给予了很大支持。当然，他们这样做除了获取经济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想把中国作为制衡苏联的冷战工具。包括美国先进的“黑鹰”武装直升机，以及一些先进的计算机等等都对我们出口。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经济上，我们逐渐崛起，同发达国家不仅平起平坐，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和出口大国，变成为一个竞争者。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开始各方面的技术限制、出口限制，不断挑起各种贸易摩擦，外部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竞争优势和政策红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有一些方面甚至透支，逐渐或已经走向拐点。比如，过去我们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吸引了大量外企开展加工贸易。但现在我们在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东南亚一些国家。我们在市场上可以看到，很多纺织品都挂着孟加拉制造、印度制造、斯里兰卡制造、越南制造的标签。运动鞋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劳动密集性产业的竞争优势在逐步下降，面临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还要不要对外开放？如何开放？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二、关键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秘诀，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件法宝。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将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然是“二次开放”，其关键词我认为是“体制”二字。以往我们的对外开放主要靠政策推进，特别是中央、地方、部门的各项优惠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融资政策、土地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等等。而现在这一轮的新开放，强调的是建立新体制，立足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要适应经济新常态，推动各级政府进行自主性改革，形成新体制的内生发展动力。
中央13号文件发出以后，汪洋副总理立即指示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认真研究，提出工作意见。根据国务院要求，商务部、发改委对各项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单位，提出了具体的路线图、时间表。同时确定在全国6个城市、6个新区，进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点，整个工作正在全面推进。
不久前，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对这项工作一年来的进展情况开展第三方专项评估。总的评价是认为进展较为顺利，成效也很明显，但与形成“新机制、新模式、新格局、新优势”的目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加快改革攻坚，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存在偏差，要不要继续开放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人认为开放得差不多了，有人认为开放让外国人挣了钱，还有人认为开放对中国经济安全不利，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等等。另外，也有人认为开放还得靠优惠政策，要继续给外商好处。更多的人简单认为开放就是招商引资，完全没有考虑转变体制机制问题。
二是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中央地方管理体制的影响。比如中央决定搞四个自贸试验区，地方非常积极，提了很多政策建议。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管理体制，这些都需要中央部门同意，需要和中央有关部门反复协调。
三是政出多门现象仍然存在，各主管部门之间政策协调工作量较大。
四是政府管理方式改革没有到位，比如中央提出要由重事前监管转变为重事中、事后监管，但还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
最后是服务业开放目前还是短板。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
第一，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重点是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现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短板在服务业，其他产业开放度很高，服务业做得还不够。
第二，形成经济管理新模式。所谓的新模式，关键是企业主体责任、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和这个要求相差很远。特别是中央提出，要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什么叫做国际高标准的投资和贸易规则，比如说，TPP、TTIP，这些都反映了国际投资和贸易的高标准，我们当然不是完全同意它，但是大部分内容还是要考虑的。
第三，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毫无疑问是重点，但是也不能把“一带一路”理解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全部，忽视其它工作。比如说，如何发挥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中美关系为什么能够斗而不破？很重要一点是经贸关系在保底。再就是中日经贸关系，也需要发挥“融冰器”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周边外交，这些都是我们在全方位开放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最主要的是形成制度环境优势，包括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其次是综合竞争优势，继续发挥我国在产业配套、物流服务以及区位特点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再就是产品产业优势，要以创新驱动为导向，质量效益为核心，进行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努力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第五，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既要注重顶层设计，还要落实具体任务，就是习总书记提的项目要落实。否则我们光讨论规划、讨论顶层设计，讨论来、讨论去，一项具体工程也推动不了，这是不行的。另外，要坚决排除影响新经济建设的思想舆论干扰，现在这方面的干扰还比较多。
最后，自始自终要加强习总书记强调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要经常讲，反复讲，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讲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