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白春晖感慨地表示：“在北大学习的日子，已成为我生命中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令，人尊敬的师长、肝胆相照的同窗让我终生难忘。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白春晖(V.V.Paranjpe)：印度资深外交家，印度著名古梵文研究专家。
1947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学习，1950年学成回国，后在印度外交部从事外交和文化工作，曾担任印度外交部负责东亚事务的联合秘书、印度驻韩国大使，是印度资深外交家、部长级官员，亲身见证了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经历过许多中印关系中的大事件。
在北京大学国际交流丛书首发暨国际校友网站开通仪式上，一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前来出席。他正是1947年入学北大，亲身见证了中印两国关系发展历史的白春晖先生。当得知这位印度老学者不辞辛苦万里迢迢赶来母校参与活动时，全场都被其北大情结所深深感动，并报以热烈掌声。
难忘北大求学的日子
回眸往事，正当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之时，年轻的白春晖1947年首次来到中国，就读于北京大学学习中文。1949年2月，古城北平迎来了新生。白春晖与许多中国同学一道，自发加入到了欢迎解放军的群众队伍之中。回想北平和平解放的情景，白老仍记忆犹新，“当时所有人心里都急切盼着解放军能早点进城。现在仔细想想，新中国诞生、共产党的胜利的确是人心所向。”
白春晖进入北大学习中文纯属偶然。当时他主要研究的课题是梵文，并且立志成为一名梵语教授。然而当时印度尼赫鲁总理致力于开拓印中友好关系，并决定由印度临时政府派出10个印度学生到中国，而白春晖先生恰被选定为其中之一。当时白春晖对佛教哲学有一定兴趣，而大部分哲学佛典的梵文版本已经散失，中文翻译版本却被很好地保存下来。因此，他开始学习汉语，并认识了一些中国学者，如周达夫教授和金克木教授。通过两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白春晖收集了很多有关中国及北京的历史资料，也踏上了北大的求学之路。
在北大，白春晖参加了许多知名教授的课程，包括郑振铎教授和吴晓玲教授的中国文学，魏建功教授的中国古文字学，罗常培教授和周祖谟教授的汉语拼音和向达教授的中国历史以及任继愈教授的中国哲学。此外，他还参加了燕京大学陈梦家教授的讲座，辅仁大学启功教授所讲授的中国历史。他的中文名字还是启功教授给起的，缘于一首流传很广的中国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白春晖当时几乎投入了所有时间(每天上午八时至晚上十时)来学习这些课程，并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也很快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中文。这些，都为白春晖后来的从政经历，打下了坚实基础。
用白春晖先生的话说，“我那时在北京遇见的所有人——无论在大学里或是平常生活中——都是工作勤奋，审慎正直，富有责任心的人。那可能并不是一个在中国学习的理想的时间，但我却依然从我在北大的短短几年中学到了最多的东西。北大不仅是一所高等学府，它更因其对中国政治生活作出的贡献而独一无二。那时期的北大云集了全国最好的学术精英，引领着全国大学的风范。”
与“南饶北季”的师友情谊
汉学界一直有“南饶北季”之说。白春晖，这个有着中国名字的印度老人，与这两位学界泰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白春晖在北大学习期间，刚从德国学成归国的季羡林先生担任学校留学生事务委员会的秘书，负责处理留学生的日常事务，因而成为了白春晖的老师长、老朋友。2008年，当白春晖前来北大参加110周年校庆活动期间，曾专门前往301医院拜会了季羡林老先生。他们一起饶有兴致地回忆了当年难忘的北大生活。季老还向白春晖校友赠送了《季羡林自传》、《季羡林说自己》两本书，并在书上亲笔写下“春晖教授指正，季羡林”。
1963年，当时已任印度驻香港领事馆一等秘书的白春晖慕名拜访了正在港大教书的饶宗颐先生，很快，二人交情甚笃，互相切磋学问。饶先生教白春晖《说文解字》，白春晖教饶先生梵文。于是一学就是3年，白春晖是正宗的婆罗门，饶先生跟他学习进步很快，梵学研究日益精进。在白春晖的推荐下，饶宗颐得以师从白的父亲、印度著名学者老白春晖学习《梨俱吠陀》，并受聘为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研究员，足迹遍及印度南北。这段经历使饶宗颐在梵学、佛学方面的造诣大大提升，后来他所著的《梵学集》更开辟了这一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前沿。
追忆历史画面，感念母校培育
白春晖先生是印度目前为数不多的、全程见证50多年前中印缅共同倡导国家关系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官，也是研究中印关系的专家。1950年初，白春晖从北大学成回国。当时，印度刚与中国建交，急需精通汉语的人才，他很快就被招人印度外交部，同年又被派往印度驻华使馆，一直到1958年卸任回国，前后共8年的时间。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印以及尼赫鲁总理访华期间，白春晖担任了主要翻译工作。1979年，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访华时，白春晖正在韩国当大使，印度外交部紧急把他从汉城召到北京，参与瓦杰帕伊与邓小平的会谈。
“邓小平是一位很有魄力的领导人。我记得当时会谈时，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两国应找出一个妥善解决边界和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尽管那一次行程匆忙，但从邓小平身上，我隐约感觉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正在酝酿着一次全新的变革。”1996年12月，白春晖在新德里见到了访问印度的江泽民主席，接触到了中国的第三代领导入。
由于自春晖先生的特殊经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特别邀请他与该院师生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白先生感慨地表示：“在北大学习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令人尊敬的师长、肝胆相照的同窗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虽已年近90，但我仍然愿意为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学术交流添砖加瓦，再做贡献。”
白春晖(V.V.Paranjpe)：印度资深外交家，印度著名古梵文研究专家。
1947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学习，1950年学成回国，后在印度外交部从事外交和文化工作，曾担任印度外交部负责东亚事务的联合秘书、印度驻韩国大使，是印度资深外交家、部长级官员，亲身见证了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经历过许多中印关系中的大事件。
在北京大学国际交流丛书首发暨国际校友网站开通仪式上，一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前来出席。他正是1947年入学北大，亲身见证了中印两国关系发展历史的白春晖先生。当得知这位印度老学者不辞辛苦万里迢迢赶来母校参与活动时，全场都被其北大情结所深深感动，并报以热烈掌声。
难忘北大求学的日子
回眸往事，正当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之时，年轻的白春晖1947年首次来到中国，就读于北京大学学习中文。1949年2月，古城北平迎来了新生。白春晖与许多中国同学一道，自发加入到了欢迎解放军的群众队伍之中。回想北平和平解放的情景，白老仍记忆犹新，“当时所有人心里都急切盼着解放军能早点进城。现在仔细想想，新中国诞生、共产党的胜利的确是人心所向。”
白春晖进入北大学习中文纯属偶然。当时他主要研究的课题是梵文，并且立志成为一名梵语教授。然而当时印度尼赫鲁总理致力于开拓印中友好关系，并决定由印度临时政府派出10个印度学生到中国，而白春晖先生恰被选定为其中之一。当时白春晖对佛教哲学有一定兴趣，而大部分哲学佛典的梵文版本已经散失，中文翻译版本却被很好地保存下来。因此，他开始学习汉语，并认识了一些中国学者，如周达夫教授和金克木教授。通过两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白春晖收集了很多有关中国及北京的历史资料，也踏上了北大的求学之路。
在北大，白春晖参加了许多知名教授的课程，包括郑振铎教授和吴晓玲教授的中国文学，魏建功教授的中国古文字学，罗常培教授和周祖谟教授的汉语拼音和向达教授的中国历史以及任继愈教授的中国哲学。此外，他还参加了燕京大学陈梦家教授的讲座，辅仁大学启功教授所讲授的中国历史。他的中文名字还是启功教授给起的，缘于一首流传很广的中国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白春晖当时几乎投入了所有时间(每天上午八时至晚上十时)来学习这些课程，并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也很快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中文。这些，都为白春晖后来的从政经历，打下了坚实基础。
用白春晖先生的话说，“我那时在北京遇见的所有人——无论在大学里或是平常生活中——都是工作勤奋，审慎正直，富有责任心的人。那可能并不是一个在中国学习的理想的时间，但我却依然从我在北大的短短几年中学到了最多的东西。北大不仅是一所高等学府，它更因其对中国政治生活作出的贡献而独一无二。那时期的北大云集了全国最好的学术精英，引领着全国大学的风范。”
与“南饶北季”的师友情谊
汉学界一直有“南饶北季”之说。白春晖，这个有着中国名字的印度老人，与这两位学界泰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白春晖在北大学习期间，刚从德国学成归国的季羡林先生担任学校留学生事务委员会的秘书，负责处理留学生的日常事务，因而成为了白春晖的老师长、老朋友。2008年，当白春晖前来北大参加110周年校庆活动期间，曾专门前往301医院拜会了季羡林老先生。他们一起饶有兴致地回忆了当年难忘的北大生活。季老还向白春晖校友赠送了《季羡林自传》、《季羡林说自己》两本书，并在书上亲笔写下“春晖教授指正，季羡林”。
1963年，当时已任印度驻香港领事馆一等秘书的白春晖慕名拜访了正在港大教书的饶宗颐先生，很快，二人交情甚笃，互相切磋学问。饶先生教白春晖《说文解字》，白春晖教饶先生梵文。于是一学就是3年，白春晖是正宗的婆罗门，饶先生跟他学习进步很快，梵学研究日益精进。在白春晖的推荐下，饶宗颐得以师从白的父亲、印度著名学者老白春晖学习《梨俱吠陀》，并受聘为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研究员，足迹遍及印度南北。这段经历使饶宗颐在梵学、佛学方面的造诣大大提升，后来他所著的《梵学集》更开辟了这一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前沿。
追忆历史画面，感念母校培育
白春晖先生是印度目前为数不多的、全程见证50多年前中印缅共同倡导国家关系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官，也是研究中印关系的专家。1950年初，白春晖从北大学成回国。当时，印度刚与中国建交，急需精通汉语的人才，他很快就被招人印度外交部，同年又被派往印度驻华使馆，一直到1958年卸任回国，前后共8年的时间。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印以及尼赫鲁总理访华期间，白春晖担任了主要翻译工作。1979年，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访华时，白春晖正在韩国当大使，印度外交部紧急把他从汉城召到北京，参与瓦杰帕伊与邓小平的会谈。
“邓小平是一位很有魄力的领导人。我记得当时会谈时，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两国应找出一个妥善解决边界和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尽管那一次行程匆忙，但从邓小平身上，我隐约感觉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正在酝酿着一次全新的变革。”1996年12月，白春晖在新德里见到了访问印度的江泽民主席，接触到了中国的第三代领导入。
由于自春晖先生的特殊经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特别邀请他与该院师生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白先生感慨地表示：“在北大学习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令人尊敬的师长、肝胆相照的同窗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虽已年近90，但我仍然愿意为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学术交流添砖加瓦，再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