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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郑天挺等西南联大学人购书之余，时常以书会友，互通有无，借以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梳理郑天挺访书、购书、赠书、读书活动，不但有助于审视其阅读取向和科研旨趣，也能考察西南联大学人群体间的交游互动，以及战时状态下中国书刊文献的出版、保存与流通情状。
关键词：西南联大;学人;书刊;阅读;学术;出版
1938年1月18日，前后兼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十余年的郑天挺（字毅生）教授，与陈雪屏、魏建功、羅常培（字莘田）等好友一起逛长沙玉泉街书肆，“余得聚珍巾箱本《水经注》一部，价一圆二角;建功得《海陵文钞》一部，价三圆三角;莘田得曾文正六尺联一，描金红蜡笺行书，文曰‘世事多从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①此次访书，郑天挺等各有斩获，罗常培甚至获得了他们认定为曾国藩真迹的手书联，所费不过三四圆，可见当年长沙书肆仍“奇货可居”。1938年2月动迁昆明前，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前身，校方一度在长沙、衡阳办学。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汤用彤等学人驻足衡山湘水，其后云集昆明、蒙自等地，为当地的生活注入了丰沛的文化气息。西南联大时期，以治明清史知名的郑天挺，履行“总务长”职责约6年之久，他的访书、购书、赠书、读书活动较具典型性。
一、日常生活巾的“购书地图”
“南渡”以来，郑天挺购书成癖。1938年1月27日，暂时寓居长沙讲授隋唐五代史的郑天挺，与同人罗庸、陈雪屏又逛长沙玉泉街、犁头街一带的古玩旧书店铺。郑天挺“得藏修书屋刊《述古丛钞三集》本《南唐书合刻》一种，知不足斋本《默记》一种”②。西行昆明前夕，郑天挺在玉泉街书肆先后购得同文书局版《隋书》《旧五代史》各一部，另买下《新五代史》《东南纪事》各一部。民国时期，长沙的书市多集中在南阳街、府正街、玉泉街，“玉泉街书肆林立，仿佛北京琉璃厂也”③。毛泽东早年求学长沙时，曾在玉泉街书肆买过一部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用以研习写作。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从湖南西迁云南时分三路推进，其中，郑天挺主要乘汽车走公路，经衡阳、桂林、越南首府河内等地，后乘铁路列车抵达昆明。1938年2月26日，郑天挺逗留河内，他在大街上散步时购得越南文《三字经》一册，风景片数张。“安南人不解华语与英语，知法语者亦少，今日购物大半以手作势，或用笔述汉字，颇有识者。”④从其记述来看，尽管语言不通，郑天挺行旅期间购书似乎未受太多影响，反倒别有一番中越跨文化交流的域外风情。
初抵昆明之际，郑天挺购书更为频繁。1938年三四月间，他在当地一家书画店以国币三圆买进《南诏碑》《南诏野史》各一种。3月15日，拟买进《云南丛书》的郑天挺来到昆华图书馆寻访，“十二时售书者至，乃选《滇海虞衡志》《云南备征录》《南诏野史》”⑤。过了些时日，他在商务印书馆购得《唐会要》《十六国春秋补辑》《王临川集》数种，在五华书局买进《卿氏家谱》一册。对于买书喜好，郑天挺偶有反思。1938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自去年稚眉夫人殁，立志不打牌、少买书，以二者夫人尝相讽戒也。一年来牌已绝，而无用之书尚未能不购也，更记之以自警。”⑥郑天挺与妻子周俽（字稚眉）感情甚笃，后者病逝北平时不满40岁，留下5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郑天挺后来一直未婚，“买书思妻”成了他暗诉心曲的一种方式。如1938年8月19日，郑天挺专程到商务印书馆购来梅谱画册《百梅集》，“明日为亡室周稚眉夫人生日，取为纪念”⑦。据郑天挺追忆，妻子周俽生前尤其喜爱梅花。
1938年九十月间，郑天挺赴上海协助办理表兄张耀曾（曾任中华民国司法总长）的丧事，书铺林立的四马路成了他的常去之所。9月26日日记有言：“下午至四马路看旧书，以四圆八角得石印《十一朝东华录》一部，凡百册。以一圆得《清代七百人名人传》，世界书局出版。”⑧在四马路书铺，郑天挺还买过《四部丛刊》中的《李文饶文集》一部。此外，在静安寺路爱文义路口对面的佛学书局，他以八角的价格购得《明高僧传》一部。
郑天挺经常留意书讯，尤其关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梳理1938年11月至1939年间的购书清单不难发现，郑天挺从商务印书馆买进的图书包括《明史纪事本末》《明文在》《入华耶稣会传教士》《星槎胜览校注》《诚意伯集》《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革命逸史》《诸蕃志校注》等。1938年12月24日，郑天挺于下午“五时至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仅购一《吾学录》而归”⑨。抗战时期，中华书局在昆明巡津街茭瓜塘18号没立了西南办事处，“负责转运来自香港办事处经海防、西贡、仰光等地的转口书货”⑩。这些书籍、文具还将转发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中华书局所属分支机构。在中华书局，郑天挺另购得过《道因法师碑》等书。1939年1月22日，他又于“晚饭后至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闲步，购希特勒、墨索里尼传各一册，《圣武记））一册”?。此外，从吴晗那里得知庸道街书摊有绝版的《痛史》一书出售时，郑天挺及时出手买进。他还在广学会购中英文对照版《新约全书》一册。
二、通货膨胀与书市波动
郑天挺不断购买图书文献，有些来不及仔细研读，于是效法曾国藩“日课”要求，规定每天必须读史书（如《旧唐书》《新唐书》）、杂书（如《苗族调查报告》），各5页至10页不等。具体执行此类读书计划时，郑天挺有时难以符合预期，个中缘由，除了校务等例行公事牵涉精力外，嬉戏游乐耗去他不少时间。郑天挺日记中有多条他与同人打麻将、玩扑克（番叶子戏）、掷升官图、猜诗谜、听戏观影等为乐的记载。1939年5月20日，郑天挺有感于与陈雪屏、罗常培、樊际昌等同人通宵打麻将，在日记中写道：“自稚眉夫人之殁，余不作麻将之戏，通宵更莫论矣。今日荒唐至此，不惟无以自解，且无以对亡者也。”?娱乐固然难以杜绝，但耗时费力，容易使人倦怠，郑天挺对此深有体会。1939年5月24日，郑天挺用“倦甚，较前三日尤甚”来形容当天的状态，以致虽然整日闭门在家，但读书写作“殊鲜甚矣”，自感中年以后不可过于荒嬉，更何况举国糜烂，生民荼痛，“不应更有第二次也”?。昆明城里有时供不上电，郑天挺想起在蒙自时经常就着煤油灯读书至深夜的场景，有一次“奋然而起，挑灯复读，乃倦乃寝”?，可谓行胜于言了。昆明靛花巷3号一幢三层楼的宿舍曾被辟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生起居、研习之所。兼任研究所副主任的郑天挺，与罗常培、任继愈等同宿共读，尊德性、道问学，这与古代书院制相仿，郑天挺“山长”之名即源于此。 抗战中后期，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述的购书活动较之以往减少了，这与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生存困境有一定关联。如1940年2月2日，郑天挺与姚从吾到商务印书馆购书，买得字典两种，但此时图书实际售价已增倍，“不惟寒士不能得书，即我辈月有所入者亦不敢购书矣。奈何！”?到1942年1月，郑天挺逛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时，发现书价已涨至十倍多，“今书价陡增，恐能读书者唯中上以上之家矣，此非社会之福也”?。
生计堪忧，郑天挺的购书开支略显捉襟见肘。1943年7月19日，郑天挺想从书铺买进汉译本《多桑蒙古史》，卖主索价300圆，他还价240圆，结果双方未能谈妥，“今日物价高潮波及书籍矣”?。7月份，郑天挺月薪、生活补贴等收入共计2556圆。?当年9月，除去日常开支，郑天挺亏空达2097.9圆，当月购书开销只有38元。?同比而言，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学人应对生活费用相对从容。柳无忌记述了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生活物价情形，有一次工友买回鸡蛋36枚、橘子39个、一大包花生，仅费洋一圆，他为之感慨：“这时国币真值钱，我们的薪水虽然打了折扣，生活是过得充裕的。”?
为了养家糊口，西南联大一些教师及眷属后来想方设法谋生，有的在校外兼课补贴家用，有的摆地摊转卖衣物、刺绣手袋等换点零钱。萧涤非妻病家贫，卖掉了珍藏多年五色评本《杜工部集》《古诗归》;就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也曾与人合做“定胜糕”寄售。郑天挺某次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夫人闲聊，谈及物价日高，“长此以往，更不知如何得了”（21）。据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回忆，西南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22）。冯友兰所提到的“合作社”，应是由郑天挺、闻一多、罗常培、沈从文等12人于1943年联合发起的，其《诗文书镌联合润例》提到代拟“寿文—万圆”，书写“楹联四尺六百圆”，雕刻“石章每字一百圆”，诸如此类。（23）
三、“以书会友”的同人交游
郑天挺热衷于买书，一方面固然是学人生涯的常态，另一方面可以说是“缺书”的形势所迫。郑天挺开设明清史课程，他手头除了一部《东华录》作参考，竟然没有《明史稿》《清史稿》等基础文献，只得从傅斯年那里借来了《明史》，“幸明清人笔记，坊间视为小说，尚有售者，否则真不知如何讲法矣”（24）。
于抗战时局中组建的西南联大，“书荒”情形较为严重，这势必影响教学科研的正常开展。据物理学家吴大猷回忆，物理系的参考图书及研究实验设备可谓“零”，常用的参考用书和期刊几乎完全缺乏。（25）《西南联大图书馆馆务报告摘要》显示，1943年2月馆藏中文图书31629册，西文书12715册。（26）截至1945年5月，西南联大图书馆中外文藏书分别为33910册、13478册，比两年前有所增添。（27）因参考书少，西南联大学生只得争先恐后去图书馆借阅：“有一次，几乎挤倒了借书柜台;还有一次，把图书馆的门也挤坏了。”（28）陈岱孙授课指定的《经济学概论》教材，学校只有五六本藏书，选课学生却有一百多名，即便预约也不一定能顺利借到图书。（29）为丰富文献馆藏，郑天挺曾拟提议傅斯年购买全本《国朝典汇提要》。客观而言，西南联大图书馆对于郑天挺还是提供了便利的，其日记中有去校图书馆读史、查资料的记载，如曾“自本校图书馆借得关于西藏译籍五种”（30），并外借过《明史抄略》《嘉庆重修一统志》等书。
战乱期间，书刊文献时常被炸毁或遭遗失。仅清华大学，在1943年10月前，226043册中文图书中，运抵昆明的只有12974册，损失20多万册;西文书74064册中，损失62000余册。（31）校方图书文献损失惨重，西南联大学人的自家藏书有时也付诸劫灰。如陈寅恪批注整理过的数箱书籍、稿本，辗转寄送过程中，要么毁于战火，要么失于盗徒，这对他素怀抱负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打击颇大。郑天挺倒是颇为幸运，他留在北平的十来箱书刊，历时7个月流转最终安然无恙运抵云南。
西南联大师生普遍缺乏图书文献，传借赠书、互通有无便成了战时高校生活的惯常之举。
如《维数论》（Dimension Theory）一书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即邮购给了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江泽涵。而郑天挺曾与历史学家姚从吾商议，将两人的藏书合为一套《二十四史》。郑天挺收藏有《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并从傅斯年处借得《明史》。姚从吾藏有“前四史”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其余暂缺的史书，两人分别购买、补充。在毛子水以九折价格从中华书局买进《四部备要》零种后，郑天挺所计划的整套《二十四史》唯缺《南齐书》《北齐书》两种，好在后来“从吾将书取来，此可谓年终一大快事”。（32）
当时，“以书会友”之风在西南聯大盛行。郑天挺在史学家向达家里见有新购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书，于是借来阅读。向达还送过《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两书给郑天挺。“跑警报”躲避日军轰炸间隙，汤用彤携带着《剑侠传》，与郑天挺共享。郑天挺也曾从唐兰处借得《书道全集》，“翻阅解闷”（33）。因都有临帖习字的爱好，郑天挺在新滇书局购买过开皇本《兰亭》一册，赠给了蒋梦麟。书刊文献在西南联大学人之间流转，既是同人情谊的见证，也是“学术共同体”成员执着于学问的写照。郑天挺同时留心地方图书馆或私人藏书楼，查寻所需文献。如他曾与陈寅恪前往蒙自中学图书馆阅书;与魏建功同往民众教育馆检阅典籍，该馆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万有文库》《正谊堂丛书》等典籍。
四、读书问学的科研旨趣
郑天挺多方搜集图书文献，基本目的在于力促教学、科研活动的开展，其勤奋治学素有口碑。在一些西南联大学生眼里，他“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34）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写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张文襄书翰墨宝>跋》《爱新觉罗得姓稽疑》等论文，作过学术讲演，如《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清代包衣制与宦官》等。郑天挺时有成果推出，得益于他读书得法，善于吸收他人成果，勤于思索求证。每有所得，他常作笔记、整理抄录。阅览钱谦益《初学集》时，郑天挺发现作者两次谈及万历时期“立代藩之议”，并将其与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梃击案”相提并论，“为余向所未留意者”，“心甚愧之，乃通检《明史》”。（35）郑天挺从罗常培处借来熊十力所著《中国历史讲话》，以为“其论魏晋以来之外族边患，为边塞人民与中原之内争，颇妙”（36）。郑天挺熟悉满语，他还有意识地进行英文等外文训练，从陈雪屏处借读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外史》，或从校图书馆借阅日本《史学杂志》进行摘译，可见学术视野较为开阔。 综观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购书、读书生涯，他购买或涉猎的书刊虽以传统史学为主，但也不乏传统诗词、现代小说等相关作品。其案头读物包括《樊川集》《稼轩词》《越缦堂日记》等诗文集。郑天挺本人雅好旧体诗词创作，有句“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37）。《骆驼祥子》《前夜》等作品也曾出现在郑天挺的阅读书目中，“枕上读废名《莫须有先生传》，盖太无聊、太苦闷也”（38）。郑天挺对小说、文艺作品的阅读，并非仅仅自娱自乐，更多时候基于研究需要。与陈寅恪类似，郑天挺注重“诗史互证”研究，为此曾检阅《全唐诗》，想从中查证与金城公主相关的“适藩诗”。读了小说《花月痕》之后，郑天挺认为：“文字尚佳，惟诗词酒令过多，此文人结习，所写内容悉无史实……”（39）
五、余论：读书治学与“文化抗战”
1945年8月，得知日军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后，郑天挺“喜极欲泣，念及处此时代，竟无丝毫之贡献，尤自痛恨也”（40）。事实上，西南联大学人于抗战军兴的烽火狼烟中，坚持教书育人、学术科研工作，本身就是一场“文化抗战”。比如，郑天挺曾在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作《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报告，其中有驳斥“满洲独立论”内容。而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等，也可看出保存中华文脉、提振抗战信心的良苦用意。西南联大时期还诞生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陈达的《人口问题》，金岳霖的《论道》;吴宓在讲稿基础上，用英文写出了《世界文學史大纲》;冯至则通过研读西南联大外文系图书室收藏的40卷本《歌德全集》，从事《歌德年谱》译注工作……与郑天挺类似，这些阶段性学术成果大多是作者在书刊文献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取得的。西南联大学人刚毅坚卓，共克时艰，在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西南联大奇迹”仍时常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其中有对那段弦歌不辍岁月的缅怀，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当下高等教育状况的隐忧。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24）（30）（32）（33）（35）（36）（37）（38）（39）（40）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2018：7，10，29，40，46，86，92-93，118，126，153，154，408，242，507，719720，73 5，740 -741，269，117，83，119，16 9，571，5 42，80 8，753，717，1079.
③张舜徽.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361.
⑩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 [Z].北京：中华书局，2002：172
? 柳无忌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Z]//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57.
（2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89
（23）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246-247.
（25） 吴大猷.抗战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z]//吴大猷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55.
（26）（27）（3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6，经费、校舍设备卷）[Z].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329330，332，330-331.
（28） 李广深.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里[Z]//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82.
（29）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68-269
（34） 资料室.联大教授[Z]//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225-226
关键词：西南联大;学人;书刊;阅读;学术;出版
1938年1月18日，前后兼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十余年的郑天挺（字毅生）教授，与陈雪屏、魏建功、羅常培（字莘田）等好友一起逛长沙玉泉街书肆，“余得聚珍巾箱本《水经注》一部，价一圆二角;建功得《海陵文钞》一部，价三圆三角;莘田得曾文正六尺联一，描金红蜡笺行书，文曰‘世事多从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①此次访书，郑天挺等各有斩获，罗常培甚至获得了他们认定为曾国藩真迹的手书联，所费不过三四圆，可见当年长沙书肆仍“奇货可居”。1938年2月动迁昆明前，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前身，校方一度在长沙、衡阳办学。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汤用彤等学人驻足衡山湘水，其后云集昆明、蒙自等地，为当地的生活注入了丰沛的文化气息。西南联大时期，以治明清史知名的郑天挺，履行“总务长”职责约6年之久，他的访书、购书、赠书、读书活动较具典型性。
一、日常生活巾的“购书地图”
“南渡”以来，郑天挺购书成癖。1938年1月27日，暂时寓居长沙讲授隋唐五代史的郑天挺，与同人罗庸、陈雪屏又逛长沙玉泉街、犁头街一带的古玩旧书店铺。郑天挺“得藏修书屋刊《述古丛钞三集》本《南唐书合刻》一种，知不足斋本《默记》一种”②。西行昆明前夕，郑天挺在玉泉街书肆先后购得同文书局版《隋书》《旧五代史》各一部，另买下《新五代史》《东南纪事》各一部。民国时期，长沙的书市多集中在南阳街、府正街、玉泉街，“玉泉街书肆林立，仿佛北京琉璃厂也”③。毛泽东早年求学长沙时，曾在玉泉街书肆买过一部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用以研习写作。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从湖南西迁云南时分三路推进，其中，郑天挺主要乘汽车走公路，经衡阳、桂林、越南首府河内等地，后乘铁路列车抵达昆明。1938年2月26日，郑天挺逗留河内，他在大街上散步时购得越南文《三字经》一册，风景片数张。“安南人不解华语与英语，知法语者亦少，今日购物大半以手作势，或用笔述汉字，颇有识者。”④从其记述来看，尽管语言不通，郑天挺行旅期间购书似乎未受太多影响，反倒别有一番中越跨文化交流的域外风情。
初抵昆明之际，郑天挺购书更为频繁。1938年三四月间，他在当地一家书画店以国币三圆买进《南诏碑》《南诏野史》各一种。3月15日，拟买进《云南丛书》的郑天挺来到昆华图书馆寻访，“十二时售书者至，乃选《滇海虞衡志》《云南备征录》《南诏野史》”⑤。过了些时日，他在商务印书馆购得《唐会要》《十六国春秋补辑》《王临川集》数种，在五华书局买进《卿氏家谱》一册。对于买书喜好，郑天挺偶有反思。1938年3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自去年稚眉夫人殁，立志不打牌、少买书，以二者夫人尝相讽戒也。一年来牌已绝，而无用之书尚未能不购也，更记之以自警。”⑥郑天挺与妻子周俽（字稚眉）感情甚笃，后者病逝北平时不满40岁，留下5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郑天挺后来一直未婚，“买书思妻”成了他暗诉心曲的一种方式。如1938年8月19日，郑天挺专程到商务印书馆购来梅谱画册《百梅集》，“明日为亡室周稚眉夫人生日，取为纪念”⑦。据郑天挺追忆，妻子周俽生前尤其喜爱梅花。
1938年九十月间，郑天挺赴上海协助办理表兄张耀曾（曾任中华民国司法总长）的丧事，书铺林立的四马路成了他的常去之所。9月26日日记有言：“下午至四马路看旧书，以四圆八角得石印《十一朝东华录》一部，凡百册。以一圆得《清代七百人名人传》，世界书局出版。”⑧在四马路书铺，郑天挺还买过《四部丛刊》中的《李文饶文集》一部。此外，在静安寺路爱文义路口对面的佛学书局，他以八角的价格购得《明高僧传》一部。
郑天挺经常留意书讯，尤其关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梳理1938年11月至1939年间的购书清单不难发现，郑天挺从商务印书馆买进的图书包括《明史纪事本末》《明文在》《入华耶稣会传教士》《星槎胜览校注》《诚意伯集》《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革命逸史》《诸蕃志校注》等。1938年12月24日，郑天挺于下午“五时至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仅购一《吾学录》而归”⑨。抗战时期，中华书局在昆明巡津街茭瓜塘18号没立了西南办事处，“负责转运来自香港办事处经海防、西贡、仰光等地的转口书货”⑩。这些书籍、文具还将转发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中华书局所属分支机构。在中华书局，郑天挺另购得过《道因法师碑》等书。1939年1月22日，他又于“晚饭后至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闲步，购希特勒、墨索里尼传各一册，《圣武记））一册”?。此外，从吴晗那里得知庸道街书摊有绝版的《痛史》一书出售时，郑天挺及时出手买进。他还在广学会购中英文对照版《新约全书》一册。
二、通货膨胀与书市波动
郑天挺不断购买图书文献，有些来不及仔细研读，于是效法曾国藩“日课”要求，规定每天必须读史书（如《旧唐书》《新唐书》）、杂书（如《苗族调查报告》），各5页至10页不等。具体执行此类读书计划时，郑天挺有时难以符合预期，个中缘由，除了校务等例行公事牵涉精力外，嬉戏游乐耗去他不少时间。郑天挺日记中有多条他与同人打麻将、玩扑克（番叶子戏）、掷升官图、猜诗谜、听戏观影等为乐的记载。1939年5月20日，郑天挺有感于与陈雪屏、罗常培、樊际昌等同人通宵打麻将，在日记中写道：“自稚眉夫人之殁，余不作麻将之戏，通宵更莫论矣。今日荒唐至此，不惟无以自解，且无以对亡者也。”?娱乐固然难以杜绝，但耗时费力，容易使人倦怠，郑天挺对此深有体会。1939年5月24日，郑天挺用“倦甚，较前三日尤甚”来形容当天的状态，以致虽然整日闭门在家，但读书写作“殊鲜甚矣”，自感中年以后不可过于荒嬉，更何况举国糜烂，生民荼痛，“不应更有第二次也”?。昆明城里有时供不上电，郑天挺想起在蒙自时经常就着煤油灯读书至深夜的场景，有一次“奋然而起，挑灯复读，乃倦乃寝”?，可谓行胜于言了。昆明靛花巷3号一幢三层楼的宿舍曾被辟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生起居、研习之所。兼任研究所副主任的郑天挺，与罗常培、任继愈等同宿共读，尊德性、道问学，这与古代书院制相仿，郑天挺“山长”之名即源于此。 抗战中后期，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述的购书活动较之以往减少了，这与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生存困境有一定关联。如1940年2月2日，郑天挺与姚从吾到商务印书馆购书，买得字典两种，但此时图书实际售价已增倍，“不惟寒士不能得书，即我辈月有所入者亦不敢购书矣。奈何！”?到1942年1月，郑天挺逛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时，发现书价已涨至十倍多，“今书价陡增，恐能读书者唯中上以上之家矣，此非社会之福也”?。
生计堪忧，郑天挺的购书开支略显捉襟见肘。1943年7月19日，郑天挺想从书铺买进汉译本《多桑蒙古史》，卖主索价300圆，他还价240圆，结果双方未能谈妥，“今日物价高潮波及书籍矣”?。7月份，郑天挺月薪、生活补贴等收入共计2556圆。?当年9月，除去日常开支，郑天挺亏空达2097.9圆，当月购书开销只有38元。?同比而言，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学人应对生活费用相对从容。柳无忌记述了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生活物价情形，有一次工友买回鸡蛋36枚、橘子39个、一大包花生，仅费洋一圆，他为之感慨：“这时国币真值钱，我们的薪水虽然打了折扣，生活是过得充裕的。”?
为了养家糊口，西南联大一些教师及眷属后来想方设法谋生，有的在校外兼课补贴家用，有的摆地摊转卖衣物、刺绣手袋等换点零钱。萧涤非妻病家贫，卖掉了珍藏多年五色评本《杜工部集》《古诗归》;就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也曾与人合做“定胜糕”寄售。郑天挺某次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夫人闲聊，谈及物价日高，“长此以往，更不知如何得了”（21）。据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回忆，西南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22）。冯友兰所提到的“合作社”，应是由郑天挺、闻一多、罗常培、沈从文等12人于1943年联合发起的，其《诗文书镌联合润例》提到代拟“寿文—万圆”，书写“楹联四尺六百圆”，雕刻“石章每字一百圆”，诸如此类。（23）
三、“以书会友”的同人交游
郑天挺热衷于买书，一方面固然是学人生涯的常态，另一方面可以说是“缺书”的形势所迫。郑天挺开设明清史课程，他手头除了一部《东华录》作参考，竟然没有《明史稿》《清史稿》等基础文献，只得从傅斯年那里借来了《明史》，“幸明清人笔记，坊间视为小说，尚有售者，否则真不知如何讲法矣”（24）。
于抗战时局中组建的西南联大，“书荒”情形较为严重，这势必影响教学科研的正常开展。据物理学家吴大猷回忆，物理系的参考图书及研究实验设备可谓“零”，常用的参考用书和期刊几乎完全缺乏。（25）《西南联大图书馆馆务报告摘要》显示，1943年2月馆藏中文图书31629册，西文书12715册。（26）截至1945年5月，西南联大图书馆中外文藏书分别为33910册、13478册，比两年前有所增添。（27）因参考书少，西南联大学生只得争先恐后去图书馆借阅：“有一次，几乎挤倒了借书柜台;还有一次，把图书馆的门也挤坏了。”（28）陈岱孙授课指定的《经济学概论》教材，学校只有五六本藏书，选课学生却有一百多名，即便预约也不一定能顺利借到图书。（29）为丰富文献馆藏，郑天挺曾拟提议傅斯年购买全本《国朝典汇提要》。客观而言，西南联大图书馆对于郑天挺还是提供了便利的，其日记中有去校图书馆读史、查资料的记载，如曾“自本校图书馆借得关于西藏译籍五种”（30），并外借过《明史抄略》《嘉庆重修一统志》等书。
战乱期间，书刊文献时常被炸毁或遭遗失。仅清华大学，在1943年10月前，226043册中文图书中，运抵昆明的只有12974册，损失20多万册;西文书74064册中，损失62000余册。（31）校方图书文献损失惨重，西南联大学人的自家藏书有时也付诸劫灰。如陈寅恪批注整理过的数箱书籍、稿本，辗转寄送过程中，要么毁于战火，要么失于盗徒，这对他素怀抱负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打击颇大。郑天挺倒是颇为幸运，他留在北平的十来箱书刊，历时7个月流转最终安然无恙运抵云南。
西南联大师生普遍缺乏图书文献，传借赠书、互通有无便成了战时高校生活的惯常之举。
如《维数论》（Dimension Theory）一书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即邮购给了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江泽涵。而郑天挺曾与历史学家姚从吾商议，将两人的藏书合为一套《二十四史》。郑天挺收藏有《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并从傅斯年处借得《明史》。姚从吾藏有“前四史”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其余暂缺的史书，两人分别购买、补充。在毛子水以九折价格从中华书局买进《四部备要》零种后，郑天挺所计划的整套《二十四史》唯缺《南齐书》《北齐书》两种，好在后来“从吾将书取来，此可谓年终一大快事”。（32）
当时，“以书会友”之风在西南聯大盛行。郑天挺在史学家向达家里见有新购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书，于是借来阅读。向达还送过《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两书给郑天挺。“跑警报”躲避日军轰炸间隙，汤用彤携带着《剑侠传》，与郑天挺共享。郑天挺也曾从唐兰处借得《书道全集》，“翻阅解闷”（33）。因都有临帖习字的爱好，郑天挺在新滇书局购买过开皇本《兰亭》一册，赠给了蒋梦麟。书刊文献在西南联大学人之间流转，既是同人情谊的见证，也是“学术共同体”成员执着于学问的写照。郑天挺同时留心地方图书馆或私人藏书楼，查寻所需文献。如他曾与陈寅恪前往蒙自中学图书馆阅书;与魏建功同往民众教育馆检阅典籍，该馆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万有文库》《正谊堂丛书》等典籍。
四、读书问学的科研旨趣
郑天挺多方搜集图书文献，基本目的在于力促教学、科研活动的开展，其勤奋治学素有口碑。在一些西南联大学生眼里，他“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34）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写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张文襄书翰墨宝>跋》《爱新觉罗得姓稽疑》等论文，作过学术讲演，如《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清代包衣制与宦官》等。郑天挺时有成果推出，得益于他读书得法，善于吸收他人成果，勤于思索求证。每有所得，他常作笔记、整理抄录。阅览钱谦益《初学集》时，郑天挺发现作者两次谈及万历时期“立代藩之议”，并将其与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梃击案”相提并论，“为余向所未留意者”，“心甚愧之，乃通检《明史》”。（35）郑天挺从罗常培处借来熊十力所著《中国历史讲话》，以为“其论魏晋以来之外族边患，为边塞人民与中原之内争，颇妙”（36）。郑天挺熟悉满语，他还有意识地进行英文等外文训练，从陈雪屏处借读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外史》，或从校图书馆借阅日本《史学杂志》进行摘译，可见学术视野较为开阔。 综观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购书、读书生涯，他购买或涉猎的书刊虽以传统史学为主，但也不乏传统诗词、现代小说等相关作品。其案头读物包括《樊川集》《稼轩词》《越缦堂日记》等诗文集。郑天挺本人雅好旧体诗词创作，有句“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37）。《骆驼祥子》《前夜》等作品也曾出现在郑天挺的阅读书目中，“枕上读废名《莫须有先生传》，盖太无聊、太苦闷也”（38）。郑天挺对小说、文艺作品的阅读，并非仅仅自娱自乐，更多时候基于研究需要。与陈寅恪类似，郑天挺注重“诗史互证”研究，为此曾检阅《全唐诗》，想从中查证与金城公主相关的“适藩诗”。读了小说《花月痕》之后，郑天挺认为：“文字尚佳，惟诗词酒令过多，此文人结习，所写内容悉无史实……”（39）
五、余论：读书治学与“文化抗战”
1945年8月，得知日军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后，郑天挺“喜极欲泣，念及处此时代，竟无丝毫之贡献，尤自痛恨也”（40）。事实上，西南联大学人于抗战军兴的烽火狼烟中，坚持教书育人、学术科研工作，本身就是一场“文化抗战”。比如，郑天挺曾在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作《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报告，其中有驳斥“满洲独立论”内容。而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等，也可看出保存中华文脉、提振抗战信心的良苦用意。西南联大时期还诞生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陈达的《人口问题》，金岳霖的《论道》;吴宓在讲稿基础上，用英文写出了《世界文學史大纲》;冯至则通过研读西南联大外文系图书室收藏的40卷本《歌德全集》，从事《歌德年谱》译注工作……与郑天挺类似，这些阶段性学术成果大多是作者在书刊文献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取得的。西南联大学人刚毅坚卓，共克时艰，在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西南联大奇迹”仍时常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其中有对那段弦歌不辍岁月的缅怀，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当下高等教育状况的隐忧。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24）（30）（32）（33）（35）（36）（37）（38）（39）（40）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2018：7，10，29，40，46，86，92-93，118，126，153，154，408，242，507，719720，73 5，740 -741，269，117，83，119，16 9，571，5 42，80 8，753，717，1079.
③张舜徽.张舜徽学术文化随笔[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361.
⑩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 [Z].北京：中华书局，2002：172
? 柳无忌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Z]//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57.
（2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89
（23）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246-247.
（25） 吴大猷.抗战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z]//吴大猷文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55.
（26）（27）（3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6，经费、校舍设备卷）[Z].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329330，332，330-331.
（28） 李广深.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里[Z]//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82.
（29）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68-269
（34） 资料室.联大教授[Z]//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22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