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多年前，一场可怕的鼠疫从广东蔓延至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当时的欧洲媒体对于清政府官员处置疫情不力，以及中国民众对洋人的敌视感到吃惊。情急之下，港英政府决定“封城”防疫，但由于举措失当，引发华人反对。有超过10万人逃出香港，导致鼠疫大爆发。

令人震惊的粤港瘟疫

　　1894年5月5日，中国晚清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份报刊——《申报》刊登了一条消息：“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日即毙。其病初起于粤省，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者十七八人。”
　　1894年的香港处在英国统治之下，港岛总共25万人，其中华人占绝大多数，有超过24万人，欧洲人、印度人和日本人加起来不到1万人。
　　这是一场可怕的瘟疫，香港24万华人，平均每天有30人患病，其中又有17人到18人死亡，疫情传播速度之快、感染比例之大、病死率之高，令人震惊。
　　《申报》称“其病初起于粤省”，当时的英国媒体认同这种说法。据1894年5月的《泰晤士报》报道，香港爆发的这场瘟疫是从广东省传过去的，而且广东省的疫情要比香港严重得多。
　　对于1894年的广州，《申报》说“十室九丧”，这是有些夸张的说法。据当时的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广州因疫情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这个数字基本上是准确的。国学大家章太炎的老师俞曲园曾在疫情过后不久去过广州，据他了解到的情况，广州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0万，其中底层贫民居多，住在水上的船民、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和小茶馆里的服务人员死得最多。要知道，那时广州城内总共只有150万居民，死亡比例之高可想而知。
　　这场致死率惊人的瘟疫是鼠疫。据法国《新闻报》报道，当时欧洲的流行病学家根据从中国香港回到英国的医生的描述，以及中国一些相关文献的记载，综合分析认为，中国广东本无鼠疫，其源头在云南，几十年前就在云南一些地方零星爆发。由于云南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畅，且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所以疫情没有大规模传播。
　　对于鼠疫是如何传到广东的，有一些猜测。有一种说法是：1855年云南内乱，清军入滇平叛，然后回师广东，将鼠疫带了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欧洲人用轮船打通了云南和两广的水路贸易，也将鼠疫从云南带到广西南部的海港北海。1891年，洋商开通了从北海到广州的轮船，于是鼠疫得以进入广东，再从广东向香港传播。

不问苍生问鬼神

　　欧洲人对当时中国地方官员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感到吃惊和难以理解。英国《泰晤士报》称，“他们（清政府官员）既没有科学常识，也没有对紧急事态的掌控能力。在施以医药不见成效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求助于神佛”。
　　报道记述，当时的广州知府请道士作法，在城隍庙设坛，大祭三天。在这期间知府不处理公务，还找人张贴公告，禁止屠户宰杀牲畜，以求上天庇佑。
　　1894年7月15日的《申报》也刊登了一条消息：“近日天气不正，时疫流行，闻番禺县署前一带传染最盛，猝然倒毙者日有数人。日前邻里集资，恭请菩萨出巡，以驱疫疬，鸣金击鼓，仪仗鲜明，各家焚香放炮以迎，极形热闹。”
　　这样做当然没有用。父母官不理政事，忙于求神，只会耽误救治病人;民众走出家门，齐聚街头迎接菩萨，只会让鼠疫传播得更快、更远。
　　鼠疫传播控制不住，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广州城变得冷清、萧条，商业和教育等都大受影响。广州西关有一座大戏院，本来生意红火，鼠疫爆发后，看戏的人寥寥无几。1894年是广东乡试年，各县的秀才本应去广州考举人。往年，售卖模拟考题和教授八股技巧的试馆顾客盈门，但这一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秀才止步，试馆关门。
　　鼠疫很快传遍了广东省，很多人感染致死。虽然所有的棺材店都连夜赶工，但棺材依然供不应求。

最有效的手段是隔离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与鼠疫一同传播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谣言。一些英国传教士为了帮助中国人抵抗瘟疫，四处分发药剂和消毒粉，却被误解为“内藏毒药，闻了就死”。
　　报道描述的情况得到中国媒体的印证。1894年7月3日的《申报》登载消息称，广东佛山谣传：“西人下毒于井，以害华人，附近佛镇四乡纷纷制造木盖，将其掩之。”这一谣言说瘟疫是洋人造成的，他们通过往井水里投毒的方式来传播瘟疫。鄉民对此谣言信以为真，用木头盖子把水井封住，以免再中洋人的“奸计”。
　　疫情决不会因为官员求神而减弱，也不会因为民间的谣言而终止，如果做不到科学应对，传染链条没有中断，它就会一直传播下去。
　　对于鼠疫，无论是传统中医，还是当时的西医，都不可能给出特效药。人们除了靠自身的免疫力起作用以外，要想挡住鼠疫继续扩散的势头，将伤亡规模减到最小，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隔离。
　　广州附近有一个西村乡，那里的乡民发现，凡是从省城回老家的人，都有传播鼠疫的危险。于是，西村乡人在空地上搭建简陋的窝棚，暂时将返乡者隔离起来，不许他们回家，也不许他们的亲人前去探望。
　　这样的隔离措施有些不近人情，甚至可能违反了当时的律例，但就防止疫情扩散而言，确实能够起到一定效果。

香港“封城”失败

　　香港与广州距离很近，当时从广州去香港务工和经商的人特别多，疫情爆发初期，大约有两万名广州人前往香港避难，以为能在香港找到一方净土。但是一个月以后，又有更多的人想从香港往外逃，因为香港也爆发了鼠疫。
　　1894年5月初，在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之后，时任港督威廉·罗便臣准备实施一个大胆的应对方案——“封城”，暂时禁止外来人口进入，同时阻止港岛居民外出，然后动员全港的医疗资源和警察部队，隔离、收治感染者。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遭到香港华人的抵制。
　　香港的华人店铺业主联名请愿，要求港督准许华人离开香港。在疫情来袭的危急时刻，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呢？其理由有二：第一，华人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亲人感染瘟疫致死，生者要将尸体运回家乡安葬，而港英当局遵循欧洲各国以往的做法，试图将尸体就地火化，甚至予以解剖、研究，这有悖于华人的传统;其二，罗便臣让警察和医务人员挨家挨户强行搜查、消毒，华人妇女饱受惊吓，如临大敌，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骚扰。
　　香港华人妇女界向港府递交了一份数百言的请愿书：“具察华人少妇闺女等，为洁净局薰洗新例，诸多不便，乞恩变通格外体恤事。窃妇女等生长中华，随夫寓港，深慕大英乐土，向荷峡檬，久沐国家保护之恩，远来近悦。乃闻洁净局颁发熏洗屋宇一事，虽系为卫生起见，究竟与我妇女廉耻有关。”
　　这篇请愿书文辞典雅，语气谦卑，但对新成立的瘟疫消毒机构“洁净局”闯进私人宅邸强行消毒这种行为表达了不满。
　　当时的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华人过于保守，不愿配合港英政府的防疫措施。报道同时指出，港英当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过于不近人情——假如当局愿意放下身段，与华人平等沟通，并且尽量派受过教育的女性医务工作者去居民家中消毒，应该就不会引起那么多的不满和对抗。
　　事实证明，港英当局的“封城”计划彻底失败，消毒措施也流于形式。在华人群起抗议之下，威廉·罗便臣被迫取消了封港令，不但有10万华人逃出香港，而且连一些日本人和欧洲人都离开了。欧洲人当中的部分感染者搭乘轮船远行，沿路传播，将鼠疫带到30多个国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导致鼠疫大爆发。
　　毗邻香港的澳门比较幸运，那里人口相对稀少，感染鼠疫者不多。对于1894年粤港鼠疫情势之惨烈，澳门居民看在眼里，心有余悸。一年以后，澳门《镜海丛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凡有外来人众，面貌可疑，非属本村者，守村更练阻不令进，防病马之乱群业。”也就是说，澳门的各个社区都有人把守，看到不属于本社区的陌生人，一律不许进入，以免再有瘟疫传入。
　　编辑：姚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