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博南古道的发现
“博南古道”被冠以“南方古丝绸之路”的称誉，又被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称为“云南的皇家古道”和“通往印度的黄金之路”。事实上“博南古道”是我国南方最早对外进行开放贸易、建交结盟的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样一条道路，它和我们所熟知的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茶马古道等古代交通运输线有着许许多多的相同或者是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不同点，最为突出的地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博南古道存在的历史远远要比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茶马古道要长得多。具体地说就是它最初形成雏形的时间、以及开发建设的时间都比较早，但是它从人们生活中被淡出、被淘汰、彻底沉寂却又是不太久远的事、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第二个方面是博南古道在命名上和其它道路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区别在于：大凡有名的古道取名大都是以道路上运输的最主要的商品来取名，比如“丝绸”、“茶”、“马”、“盐”，这些都是古代人们生活当中交换频繁的商品，也是用来命名古道的主要商品，而“博南古道”的取名则是以博南山上的一段道路代表整条道路来取名；第三方面是从功能上讲，博南古道除了兼有其他古道具有的民族迁移、商品贸易、文化交流的功能外，博南古道从古至今还是一条军事要道，因为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历朝历代官方都在这条道路上布兵防御。
这样一条道路，它究竟开发建设于哪一朝哪一代？它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哪些功能作用？它给途经的地方带来了些什么，如今又留下了些什么呢？
要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从这条道路如何被发现的话题开始谈起。
要谈“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的发现，我们还是不得不从“北方丝绸之路”讲起。因为在北方丝绸之路铺筑和开凿上，张骞立了头功。同样是张骞，也是他发现了博南古道，促成了博南古道的开辟和建设。
张骞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们熟知的张骞是西汉时期一个著名的外交官，是出使西域的主角。司马迁在《史记》里，把他出使西域称作是“凿空”之行，其主要原因是他出使西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国古代，秦朝的商鞅变法代表了我国最早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改革，这种体制上的创新是秦朝强大兴盛、统一全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到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则代表了我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开放，是他开创了中西方交流的先河。这种开放缔造了当时世界最强大国家之一——西汉王朝。因此有许多丰富的史料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以及他铺筑北方丝绸之路的贡献，致使张骞的铺筑北方丝绸之路事迹和功劳家喻户晓、世人皆知。但是张骞其人以及他出使西域的事件与我们云南的开发、与我们大理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却是鲜为人知。
这又从何讲起呢？得从“博南古道”的发现过程中去探悉我们云南和大理最初、或者说是混沌的历史。
因为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为北方丝绸之路的铺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同时发现了“博南古道”雏形的存在，并且促进了“博南古道”的开辟建设。博南古道的寻找开辟直接影响整个云南以及我们大理的开发建设。
那么张骞是如何发现了博南古道的呢？他出使西域的故事里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与我们云南、与我们大理有关系呢？
我们回首看公元前138年，这时的王朝是西汉王朝，执政的皇帝是汉武大帝刘彻（他是西汉王朝的第五代皇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这时的大汉王朝经过了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史书里有这样的描述：
“府库有余，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这里的“府”是指收集财物的地方；“库”指收集兵车的地方；“粟”指谷物、粮食。描述的是国家的富裕景象，装财物的地方、装兵器的地方都显得有些装不下，堆积粮食的仓库一片连着一片。总之到了汉武大帝时期，大汉王朝国家国力强盛、政府财政收入大于支出，老百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物质需求——粮食，十分充足。老百姓的日子显得富足，社会就显得繁荣和强盛。国富民强的大好局势让当政者汉武大帝底气十足，其雄才伟略的欲想进一步膨胀，当然就有了办大事情的想法。这时的汉武帝想办哪些大事呢？他想办的事很多，但最想办的有两件：一件是征服北方匈奴；另一件事是拓展南疆、开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想对匈奴出兵，武力征服北方的匈奴。其原因是汉武帝之前的四个西汉皇帝都是依靠和亲政策，与北方匈奴维系着表面上的和平关系。多少有些大男子脾气的汉武帝即位后，他对这种靠女人来维系国家和平安危的做法不赞成，于是取消了和亲政策。如此，本来就多事的北方匈奴开始三番五次地对汉王朝北域疆土进行骚扰。这对汉武大帝来说是一件很烦心的事，是他的一块心病；第二件要做的事是在西南征服西南夷（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拓展南方疆土的事。当时，从长安到四川的道路畅通无阻，从四川到云南的曲靖附近也已经有道路存在。因为早在秦朝，李冰父子主持修筑都江堰的同时，就同步启动了从四川进入西南夷的五尺道开凿工程，这条五尺道建设到了今天的曲靖一带。它使云南地区的一些部落与内地有了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但是秦朝灭亡后，西汉王朝刚刚建立时，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人口急剧减少，社会经济极端凋敝，许多政治经济大事亟待解决，无暇顾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就停止了对西南夷地区派遣官吏，并封锁了滇蜀间的关塞。所以重新开通五尺道，开拓南疆这件事是汉武大帝的一个雄心壮志，是他蓄谋已久的事。
出兵匈奴、开拓南疆，先办哪一件事呢？当然出兵匈奴是迫在眉睫的事。
历史上汉武大帝算得上是一个雄才伟略、善于筹谋的皇帝，他并没有贸然向匈奴出兵。身边一个匈奴人俘虏曾经向他讲起过的一件事情，这个人说在大汉王朝西边的月氏国曾经被匈奴追打，匈奴人还残忍地杀害了月氏国的国王，用他的头颅骨作为饮器，所以月氏国人对匈奴人恨之入骨。这件事让汉武帝想到了一个对付匈奴的办法。他想利用月氏国人与匈奴之间的积仇（世代结仇、不共戴天的仇气），与月氏国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匈奴。但是怎样才能跟月氏国人取得联系呢？那时月氏国对汉武帝来说，仅仅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以想象：月氏国离长安有多远，具体的位置在哪里，汉武帝根本无从知道，因为那时不像现在可查查地图，按照经纬度、比例尺计算一下距离，或者打打电话询问一下就可以知道具体的位置，也不可能像现在坐火车、汽车、飞机这么来去自如。因此要与大月氏国建立外交关系，首先与他们取得联系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派谁去都不合适，因为这一去很可能是有去无回。满朝文武谁愿意去做这件一点把握都没有的事呢？最后汉武帝想了一个办法，实行聘请制，贴出布告，招募天下勇士去完成这个任务。不管身份地位，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报名参加。张骞这时候出现了，他第一个出来应聘。这时的张骞是个什么人呢？张骞是个正宗陪太子读书的人，是皇帝小时候的陪读，史书上说他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现在也已经做了皇帝的侍从官。这个官职虽然没有固定的职务、是个闲置，但因为随时在皇帝左右，近水的楼台可能会先得月，也就有随时可能被选拔重用的机会。他第一个出来应募后，在他的号召下，100多人纷纷响应。很快100多人的出访团组建起来，张骞理所当然地成了出访团的团长。用今天的眼光和角度看，这个出访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探险队更为贴切，张骞就是探险队的队长。出访团——探险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秘密地从长安出发了。但路途艰辛和凶险，让张骞始料不及，他没有想到，他的队伍出发不久，走了也没多远，就被匈奴集体俘虏，分散软禁起来。软禁期间，匈奴首领单于为了消磨张骞的意志力，还逼迫他娶了当地姑娘作了妻子、并且生了儿子。但是张骞依然没有放弃寻找月氏国的坚定信念，每日思量着逃出匈奴之手，完成他的使命。但是每次逃跑都被抓了回来，一直到了十年之后，匈奴内部发生了内乱，张骞乘机得以逃脱，几经辗转终于来到大夏。
但更加让张骞头疼的事发生了：此时的月氏国人逃到大夏（今阿富汗西北部），与大夏国人一起建立大月氏国，从一个“行国”游牧民族变成了一个“定国”，并且过上了太平、安逸的生活，已经把对匈奴的仇恨淡忘。对于张骞的到来，大月氏国人表面上对张骞客客气气、也好酒好肉地招待，可每当张骞提及联合结盟起来夹击匈奴的事，他们总是支支吾吾，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来搪塞敷衍。要么说路途太遥远，鞭长莫及；要么说国力不足，时机不到，爱莫能助。放在今天，汉武帝想与月氏国结盟的想法也就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应该想到国与国之间来往结交是有条件和好处的，已经冷静安逸的大月氏国怎么可能单是为了报仇去打仗呢？这样，从出使西域联合大夏的本意来讲，张骞从长安出发那一天就注定了要失败，他的千辛万苦换来的是无奈的遗憾，他没有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任务。
公元前126年，张骞破衣烂衫回到长安。联合大夏没有成功，那么他的出行是不是说彻底失败了呢？没有失败，从后来发展的事实上看，他的出行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的这次出行，开创了中西方往来的先例，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开放行为。二是他把我们熟知的核桃、大蒜、葡萄、石榴等带回了中国、进行种植，使我们今天赖以致富的产业，竟然如此不经意地与遥远的汉武大帝、及张骞有了瓜葛。三是他给汉武帝带回来了一些迫切需要的、显得十分宝贵的信息，直接影响到汉武大帝决断国事国策的一些信息。因此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了出使的经过和结果后，汉武帝对他进行加官犒赏。
在张骞给汉武帝汇报的许多情况中，有一个信息是有关博南古道的信息。
《史记》里记载了这一个有关博南古道信息的情况汇报。这段汇报，直接影响了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政策。
在这段记载里，张骞把他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
首先汇报的是他眼睛见到的。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蜀布（四川的细棉布、丝织品一类的特产）筇（筇县）竹杖”。
这里张骞汇报了观察到的现象。“见”字在这里最关键，有着两层意思，一层是看到的意思，一层时发现的意思，是很惊奇的发现。从这个“见”字也可以看出张骞敏锐的观察能力。大夏远隔长安万里之遥，可是张骞随便到大夏的市场逛一逛，看一看，便发现了自己国家边疆地区的土特产品，从中获取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不是吗？当时的四川属于边远地区，离长安几千里，生活在长安的他又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来往方便自如，可他就是知道大夏市场上那些布匹一定是四川的布匹，那些筇竹杖就是四川产的，可见他学识的渊博和宽泛。
因为张骞见到了他本该见不到的东西，所以他好奇，所以他进行了探访、调查；所以他提问，并从大夏人的回答中获得了一个影响云南历史的重要信息。
“问曰：安（哪里）得此物（这些东西，指：蜀布、筇竹杖）？”
“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名词用作动词的用法：买）之（到）身毒（印度）。”
这是张骞汇报了自己的探访、询问行为结果；这里最关键的词是“市”，市场的市，在这里是名词用作动词是买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大夏国人给我的回答说是我们国家的人到印度买回来的。
探访、调查的结果引起了张骞的思考。
“买”就说明这些东西不是偶然得来的，是作为商品流通来到大夏的，作为商品来到大夏，那就不是偶然的事情，那就是频繁的来往，频繁的来往意味着什么呢？
“有蜀物，此去（距离）蜀不远矣”。
根据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张骞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
“从蜀宜（应该）径，又无寇”。
出使大夏国从西部有危险，稍微往北一些又会被匈奴俘虏。所以从四川应该有一条道路通往印度到大夏国。从整个汇报的内容可以看出：张骞“团长”的推测是十分正确的。既然大夏国有四川的商品物资，那么就有商人的往来，有商人的往来，就会有当时还未知的一条道路存在。有道路存在，那么联合西域夹击匈奴就可以另辟蹊径，不要再像自己一样千辛万苦、无功而返。
张骞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博得了汉武帝的欣赏和采纳，也促进了博南古道的开辟。从另一个角度说张骞出使西域说服月氏国夹击匈奴的目标没有实现，却意外地促成了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博南古道的形成。
汉武帝听了张骞的汇报，心里很高兴，并且采纳了张骞提出的建议。为什么他会高兴呢？前面提到，雄才伟略的他要办两件事：一是消除心头的隐患，对北方匈奴用兵；二是要开发南疆，拓展大汉王朝的疆土。如果打通一条从西南通往印度再到西域各国的道路，既可以防止匈奴从西北割断通往西域各国的路线，确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又可以加强对西南夷的统治，这样就可以把两件事都做了，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派出三路使者前往西南夷寻找开辟“蜀·身毒道”，其中一路使臣到了大理一带，被居住在这里的部落俘获。这次寻路受到阻碍，“终莫得通”，但是汉武帝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的坚信和坚持，最终打通了与南亚的通道。
基于汉武大帝拓展南疆的决策，《史记》忽略或者说淡化了张骞与我国南方的渊源，司马迁站立的高度确实不够高，因为他只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史官，没有看出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用意，所以历史上讲云南怎么也讲不到张骞，怨谁？怨司马迁没有明确提出观点？还是怨读史的人？其实只怨时差罢了，司马迁眼里的童贞、司马迁时代的直白，被后人的社会复杂、生活压力取代了。
但是根据以上叙述，南方古道的存在，首先被张骞在出使西域的过程发现，这是千真万确、毋庸置疑。
博南古道的开辟
受到洱海一带部落阻挠的寻路使者，一部分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汇报了他们出行西南的遭遇。汇报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入西南后，遇到的西南夷这些部落的野蛮和强悍（当时整个西南地区大部分还没有开化、还处于奴隶制的社会形态），但是居于洱海和滇池周围的这些少数民族善于水战；第二方面是进入西南，到处都显得十分的广袤和富饶，土地十分广阔、物产十分丰富。听了汇报，汉武帝开发西南边疆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也从中认识到，寻找这条道路，简单地派出使者是办不到的，还是要动用军队。动用军队，就要有理由和准备。于是他有幸做了一个梦，说梦到西南的天空出现一片绚丽无比的云彩，大臣们纷纷附和说，梦到祥云，那可是吉祥的预兆啊！汉武大帝便顺水推舟说，为了追寻这个关于蛮荒之地的吉祥梦兆，可得派出军队。皇帝追梦，谁敢阻拦，于是出兵西南有了一个美好而美丽的由头。为了更加有把握地征伐西南夷，汉武帝采取了一项历史上有记载的准备措施：在长安西南开凿了一个周围数十里的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湖”，用来训练水军，让“楼船”（水军）在这个人工湖上进行大规模的水战演习。
司马迁在《史记·平淮准书》这样描述了当时的盛况：
“乃大修昆明池，列官环之，沿楼船（舰艇）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描述的就是当时十分壮观的水军演练场面。准备队伍演练成熟之后，开到大西南，征服西南夷，继续寻找开辟到达印度的道路。这就是著名的“汉习楼船”的故事。
通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到了公元前109年，汉武大帝认为征战西南夷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他大规模地征募巴蜀（四川）地区的士卒、与原来训练的水军合并到一起，组成十万大军，发兵进攻滇王国，加快了开拓南疆、寻找开辟蜀身毒道的步伐。十多万军队通过原有的五尺道、突然开拔到滇池一带，当地的部族部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还没有开战，整个滇王国就被吓傻了，就这样滇王国举国归附了大汉王朝。汉武帝接受了滇王国这些部族的投降之后，就以滇王国原有的土地范围为中心，设立了益州郡。益州郡包括24个县，都在现在的云南境内，郡治设在今天的晋宁。益州郡的建立开创了关于云南地区两个方面的历史新纪元：它标志着云南的土地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也标志着云南的少数民族正式归属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第一，汉武帝把封建（封藩建卫）的政治统治体系——郡县制推广到了西南边陲地区，在体制上，正式对云南进行有效统治。这标志着历史上西南边陲（云南）第一次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其次，考虑到这个地方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汉武帝赏赐刻有“滇王之印”四个字的印章给这里最高地位的部族首领，实现了他“以夷制夷”的方针策略，利用这里的少数民族管理少数民族，实现民族自治。这又标志着汉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正式形成了封赐与被封赐的关系，也就是明确君臣关系。这样云南众多少数民族正式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换言之，郡县制的推行和滇王的封赐标志着汉王朝正式收编承认了云南。这也是汉武帝在位期间最伟大的功劳之一。
但是益州郡的设立，仅仅是汉武大帝实现他在西南地区宏伟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扩展整个西南疆土、开辟寻找到达印度再到达大夏的道路才是他的终极目标。所以西征的十多万大军在益州郡建立并排除了洱海地区部落的阻挠后，没有就此停止步伐，而是继续向西开拔。在一路向西的征途中，这些军队有着双重任务，一个是不断征服沿途的原始部族部落，沿路推行封藩建卫的封建统治体系；另外一个是循着原有的古道路线，在沿途进行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可以说是军队到哪里，道路就建设到哪里。
这样一路西来，终于来到了博南山。在博南山上，十万大军开始了最为艰苦卓绝的道路开挖和铺筑。
在《华阳国志·南中志》有着相关记载：
“汉武时，通博南山……”
这是在史料中，有关开辟博南古道为数不多的记载。这里提到的博南山，在《辞海》里也有相关的词条：
“博南山。一名金浪颠山，俗讹为丁当山。在永平西南”。
这句话的意思是：博南山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金浪颠山，当地俗称丁当山，它位于如今的永平县城西南方。
《辞海》里词条的解释与现在永平八景当中的“金浪晴云”不谋而合，说的是同一件事。这说明了这里指的博南山就是永平县境内的博南山。
辞海里用专门词条进行解释，可见博南山在古代是挺有名气的，为什么有如此的名气呢？是因为通往身毒（印度）的古道从山上经过。
事实上，博南山是我国著名横断山脉滇西横断山的一座不算高大的山峰，海拔高2704米。在横断山脉茫茫山源中，许多山峰山脊（比如高黎贡山、碧罗雪山、怒山、云岭等）平均海拔都超过了3000米，甚至达到5000米。博南山海拔高没有超过3000米，跨山的路途也只有100里左右。史书记载的“通博南山”指的就是把博南山上这100里左右的道路，在原有民间商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建设，提高等级、提高运输能力。
具体实施的工程包括把路基开挖拓宽、把路道改道截直、把原来的土路面铺筑成为石头路面三个方面。这些工程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些简单的工程。但是放在两千多年前，使用的是原始的工具，方法也是原始的方法，并且又是在瘴气遍布的原始森林中施工，条件万分艰苦、工程量浩大。
从博南山东山脚往山顶上爬的路途上，有一个叫万马归槽的地方。顾名思义，从名字上看出万马归槽是博南古道上的一个明槽。在翻越博南山的道路上经过了一道山梁时，无法绕行，当年的施工队伍便硬生生在这里开挖了一个明槽、铺上石块、让道路通过。至今明槽依旧存在，可以说是旧貌如初：道路两边的山体没有坍塌，当年铺筑的石块保存完好，并且至今依然还是山梁两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必经之道。这个明槽长三百米、高7米、宽四米多，算下来要开挖的土石方近万方。开挖这样一个明槽，在如今有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的条件下，工程不算大；但在当时，必须是靠人工一锄一锄地开挖、一担一担地挑走土石，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在深山老林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工程；而在永平境内的100里左右的博南古道上，像万马归槽这样规模的明槽有数十处。这样计算，当年单单开挖这段道路上的土石方就是一项相当浩大的工程。说得具体一些，当年这项工程需要1000个工人的十个工程队，不停地干上一年多才能把这段道路开挖好，而这仅仅只是整个工程的一小部分；工程最大最艰巨不是开挖土石方，而是在整条道路上铺筑石块，也就是相当于镶砌上弹石。镶砌石头这项工程包含着四道工序：取石、运石、加工石料、铺筑石料。取石就是从哪里找到石头的来源处、涉及开办石场的问题；运石则需要大量的劳力把石头从原料基地搬运到工地上；加工石料指的是按照所需的规格标准把石料加工出来；铺筑石料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铺筑的。从遗存下来的路段来看，当年铺筑的石料这道工序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这种技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道路的牢固性能，道路两边路沿部分、路的正中间部分，用加工过的、比较大的石料来铺筑，这样大大增强道路的稳定性能。这样铺筑出来的古道，2000多年过去了，这些石头依然不松动，真是令人佩服！第二是道路的适用性能，比如在遇到坡度较大的地方，道路会采取“丢台”铺筑，在“丢台”的地方就会形成台阶，在这里铺路者就会采取一些特殊的铺筑方法，让路经的马匹都往一个固定的石头上（受力点上）踩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马蹄窝。如今行走在博南古道上，让人最为惊奇的就是这些一串串深浅不一的马蹄印。这些马蹄印的形成，就与博南古道铺筑时的技术设计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说，铺筑道路的四道工序，每一道工序的工程量都不低于土石方的开挖。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整条道路工程建设都是围绕着提高运输能力进行的。明槽开挖是为了缩短距离、走直路；石头的铺筑是为了改善路况、保证天阴下雨都能畅通。可以说当年汉武帝确实是把博南古道当作一条高等级高规格的道路、国家的重点工程来建设的。从四川到大理，从保山到缅甸、印度的古道我没有做过考证，但是在永平境内的古道，我不止一次走过，从现在保存的道路各种迹象很容易看出，这段道路曾经整段都被铺筑过。
在博南山上这段路上，像万马归槽一样的路段还有很多。比如大风丫口、九转十八弯、梯云路、断头崖等等路段，听听名称就让人充分感受到这条道路充满了艰险，以及最初的道路建设者在这段路上付出的千辛万苦。听听这些名称，也让我们从中真正理解《华阳国志·南中志》里记载的“通博南山”里一个“通”字所包含的浩大工程和内涵。
总而言之，博南山上的道路建设工程的浩大、施工条件的艰难程度，无与伦比，给当年的施工队伍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这种刻骨铭心的印象有歌可证，当年建设者们留下的一首民谣苦歌足以体现这种刻骨铭心的印像。这首民谣苦歌传唱至今，依然可以看出建设者们对修筑这段道路的艰辛、无奈，发出万千感慨。歌中唱到：
“汉（汉指的就是汉武帝，因为汉武帝之“武”字包含“威强睿德”四层意思，即：威严、坚强、明智、德政）德广（广泛、扩充），开（开化）不宾（宾从、按时朝贡）。度（度引、翻越）博南，越（到达）兰津。渡澜沧，为他（其他）人。”
这首民谣苦哥歌表达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汉武大帝的德政不断扩充，扩充开化了西南边陲这些不宾从不按时朝贡的蛮荒地方，这种恩泽德政翻越了博南山，到达了兰津渡口，再渡过澜沧江，这样无休止的绵延扩充，何时才会有尽头，到底是为了谁呢？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作为修路的人，施工队伍都是内地将士，远离家乡、艰苦劳作、待遇不好、薪水不多，这让他们心中充满了仇怨和疑虑，所以发出了“为他人”的感叹。他们不理解也不会明白，因为当年不可能像今天一样，有思想宣传部门做思想动员工作，向建设者们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告诉他们建设的是一件不朽的工程，是一件国家西部开发的重点建设工程；教育他们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子孙后代要有奉献精神。事实上，这的的确确就是一件西部大开发的大工程。因为汉武大帝当年在北方打通北方丝绸之路，在西南又进行博南古道的建设，综合起来看就是相当于进行了我国最早的一轮西部大开发。在西南，这种开发最主要的工程就是博南古道的建设。因为随着道路建设的推进，封建王朝的郡县制在“西南夷”部落得到推行，奴隶制社会制度得以向封建社会制度推进，社会制度的推进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内地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生产模式、工具，先进的文化、理念自然也就到达了西南夷地区，同时大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一定程度上保护。全面推进了西南边陲地区的社会发展步伐，这与我们现在实施的西部开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汉武大帝的开发，多少带有一些开挖生荒地的味道：锄头到哪里，那里的土地在得到开发利用的同时，土地所有权就有了归属。汉武大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西南边陲的广袤的土地第一次并入中国的版图，一步一步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因为建设博南古道，博南山就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工地。大批建设者的到来，这跟今天的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是一个道理，使博南山这个地方人口得到增加、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得到繁荣。到了公元69年（永平十二年）汉明帝设置了博南县（今天的永平县），同年设置了永昌郡（今天的保山）。这种政治体系的不断拓展完善，使得内地与边陲之间和边陲与邻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联系密切，往来日益频繁。这种联系和往来当时唯一依靠的就是道路，具体地说就是博南古道。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博南古道的开辟建设与西南夷地区的社会进步相互促进，互为条件。永昌郡的建立，标志着“博南古道”全线贯通。
此时，离张骞猜测推理这条道路存在和汉武帝派人寻找，已接近两百年时间。
如此看来，博南古道的开辟建设，有着两个标志性历史事件：汉武帝设立益州郡，标志着这条道路开工建设；汉明帝设立永昌郡，标志着这个宏大的工程正式完工。历经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整条道路才得以全线贯通。
这条路全线贯通后，我们来看一看两个具体问题：道路的名称和长度。
古代的道路（运输线路），比如北方丝绸之路、南方的茶马古道取名字都是以道路上运输的最主要商品来命名，现代的道路（运输线路）都是以起点和终点来命名；而博南古道的取名却很少见、很特别，它采用了以点带面，以段代线的取名方法。
其原因是修筑开辟博南山上这一段路给修路的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以及这段路的重要意义，导致在以后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大凡提到修筑滇西道路的事，谈到的就是博南山上的博南道。久而久之，博南山上的这段道路就代表了整条滇西西行的（整条）道路。换一种说法就是博南山上这一段100里的道路，在整条古道上最具有代表性、名气最大。在命名的过程中代表了整条古道。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博南古道”，不仅仅只是博南山上这段100里长的路段，而是博南山上这100里道路的无限延伸。
那么，博南古道究竟有多长呢？
关于博南古道的长度，有着两种模糊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始于四川的“朱提道”和“灵光道”两路入云南，在楚雄汇入“博南道”后，越过澜沧江再经“永昌道”、“腾越道”到达缅甸印度等国家；另一种说法是，西南古丝绸之路的博南古道从大理出发跨过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印度、缅甸等国家。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性的一面，第一种说法比较客观一些，第二种说法又比较宏观一些。至于要得到一个定论，我觉得还有待更加详细考察、更加缜密的论证，那是一个大工程、一个大课题，并非能够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问题。
责任编辑 王丽敏
“博南古道”被冠以“南方古丝绸之路”的称誉，又被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称为“云南的皇家古道”和“通往印度的黄金之路”。事实上“博南古道”是我国南方最早对外进行开放贸易、建交结盟的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样一条道路，它和我们所熟知的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茶马古道等古代交通运输线有着许许多多的相同或者是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不同点，最为突出的地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博南古道存在的历史远远要比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茶马古道要长得多。具体地说就是它最初形成雏形的时间、以及开发建设的时间都比较早，但是它从人们生活中被淡出、被淘汰、彻底沉寂却又是不太久远的事、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第二个方面是博南古道在命名上和其它道路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区别在于：大凡有名的古道取名大都是以道路上运输的最主要的商品来取名，比如“丝绸”、“茶”、“马”、“盐”，这些都是古代人们生活当中交换频繁的商品，也是用来命名古道的主要商品，而“博南古道”的取名则是以博南山上的一段道路代表整条道路来取名；第三方面是从功能上讲，博南古道除了兼有其他古道具有的民族迁移、商品贸易、文化交流的功能外，博南古道从古至今还是一条军事要道，因为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历朝历代官方都在这条道路上布兵防御。
这样一条道路，它究竟开发建设于哪一朝哪一代？它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哪些功能作用？它给途经的地方带来了些什么，如今又留下了些什么呢？
要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从这条道路如何被发现的话题开始谈起。
要谈“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的发现，我们还是不得不从“北方丝绸之路”讲起。因为在北方丝绸之路铺筑和开凿上，张骞立了头功。同样是张骞，也是他发现了博南古道，促成了博南古道的开辟和建设。
张骞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们熟知的张骞是西汉时期一个著名的外交官，是出使西域的主角。司马迁在《史记》里，把他出使西域称作是“凿空”之行，其主要原因是他出使西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国古代，秦朝的商鞅变法代表了我国最早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改革，这种体制上的创新是秦朝强大兴盛、统一全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到了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则代表了我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开放，是他开创了中西方交流的先河。这种开放缔造了当时世界最强大国家之一——西汉王朝。因此有许多丰富的史料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以及他铺筑北方丝绸之路的贡献，致使张骞的铺筑北方丝绸之路事迹和功劳家喻户晓、世人皆知。但是张骞其人以及他出使西域的事件与我们云南的开发、与我们大理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却是鲜为人知。
这又从何讲起呢？得从“博南古道”的发现过程中去探悉我们云南和大理最初、或者说是混沌的历史。
因为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为北方丝绸之路的铺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同时发现了“博南古道”雏形的存在，并且促进了“博南古道”的开辟建设。博南古道的寻找开辟直接影响整个云南以及我们大理的开发建设。
那么张骞是如何发现了博南古道的呢？他出使西域的故事里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与我们云南、与我们大理有关系呢？
我们回首看公元前138年，这时的王朝是西汉王朝，执政的皇帝是汉武大帝刘彻（他是西汉王朝的第五代皇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这时的大汉王朝经过了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史书里有这样的描述：
“府库有余，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这里的“府”是指收集财物的地方；“库”指收集兵车的地方；“粟”指谷物、粮食。描述的是国家的富裕景象，装财物的地方、装兵器的地方都显得有些装不下，堆积粮食的仓库一片连着一片。总之到了汉武大帝时期，大汉王朝国家国力强盛、政府财政收入大于支出，老百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物质需求——粮食，十分充足。老百姓的日子显得富足，社会就显得繁荣和强盛。国富民强的大好局势让当政者汉武大帝底气十足，其雄才伟略的欲想进一步膨胀，当然就有了办大事情的想法。这时的汉武帝想办哪些大事呢？他想办的事很多，但最想办的有两件：一件是征服北方匈奴；另一件事是拓展南疆、开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想对匈奴出兵，武力征服北方的匈奴。其原因是汉武帝之前的四个西汉皇帝都是依靠和亲政策，与北方匈奴维系着表面上的和平关系。多少有些大男子脾气的汉武帝即位后，他对这种靠女人来维系国家和平安危的做法不赞成，于是取消了和亲政策。如此，本来就多事的北方匈奴开始三番五次地对汉王朝北域疆土进行骚扰。这对汉武大帝来说是一件很烦心的事，是他的一块心病；第二件要做的事是在西南征服西南夷（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拓展南方疆土的事。当时，从长安到四川的道路畅通无阻，从四川到云南的曲靖附近也已经有道路存在。因为早在秦朝，李冰父子主持修筑都江堰的同时，就同步启动了从四川进入西南夷的五尺道开凿工程，这条五尺道建设到了今天的曲靖一带。它使云南地区的一些部落与内地有了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但是秦朝灭亡后，西汉王朝刚刚建立时，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人口急剧减少，社会经济极端凋敝，许多政治经济大事亟待解决，无暇顾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就停止了对西南夷地区派遣官吏，并封锁了滇蜀间的关塞。所以重新开通五尺道，开拓南疆这件事是汉武大帝的一个雄心壮志，是他蓄谋已久的事。
出兵匈奴、开拓南疆，先办哪一件事呢？当然出兵匈奴是迫在眉睫的事。
历史上汉武大帝算得上是一个雄才伟略、善于筹谋的皇帝，他并没有贸然向匈奴出兵。身边一个匈奴人俘虏曾经向他讲起过的一件事情，这个人说在大汉王朝西边的月氏国曾经被匈奴追打，匈奴人还残忍地杀害了月氏国的国王，用他的头颅骨作为饮器，所以月氏国人对匈奴人恨之入骨。这件事让汉武帝想到了一个对付匈奴的办法。他想利用月氏国人与匈奴之间的积仇（世代结仇、不共戴天的仇气），与月氏国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匈奴。但是怎样才能跟月氏国人取得联系呢？那时月氏国对汉武帝来说，仅仅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以想象：月氏国离长安有多远，具体的位置在哪里，汉武帝根本无从知道，因为那时不像现在可查查地图，按照经纬度、比例尺计算一下距离，或者打打电话询问一下就可以知道具体的位置，也不可能像现在坐火车、汽车、飞机这么来去自如。因此要与大月氏国建立外交关系，首先与他们取得联系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派谁去都不合适，因为这一去很可能是有去无回。满朝文武谁愿意去做这件一点把握都没有的事呢？最后汉武帝想了一个办法，实行聘请制，贴出布告，招募天下勇士去完成这个任务。不管身份地位，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报名参加。张骞这时候出现了，他第一个出来应聘。这时的张骞是个什么人呢？张骞是个正宗陪太子读书的人，是皇帝小时候的陪读，史书上说他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现在也已经做了皇帝的侍从官。这个官职虽然没有固定的职务、是个闲置，但因为随时在皇帝左右，近水的楼台可能会先得月，也就有随时可能被选拔重用的机会。他第一个出来应募后，在他的号召下，100多人纷纷响应。很快100多人的出访团组建起来，张骞理所当然地成了出访团的团长。用今天的眼光和角度看，这个出访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探险队更为贴切，张骞就是探险队的队长。出访团——探险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秘密地从长安出发了。但路途艰辛和凶险，让张骞始料不及，他没有想到，他的队伍出发不久，走了也没多远，就被匈奴集体俘虏，分散软禁起来。软禁期间，匈奴首领单于为了消磨张骞的意志力，还逼迫他娶了当地姑娘作了妻子、并且生了儿子。但是张骞依然没有放弃寻找月氏国的坚定信念，每日思量着逃出匈奴之手，完成他的使命。但是每次逃跑都被抓了回来，一直到了十年之后，匈奴内部发生了内乱，张骞乘机得以逃脱，几经辗转终于来到大夏。
但更加让张骞头疼的事发生了：此时的月氏国人逃到大夏（今阿富汗西北部），与大夏国人一起建立大月氏国，从一个“行国”游牧民族变成了一个“定国”，并且过上了太平、安逸的生活，已经把对匈奴的仇恨淡忘。对于张骞的到来，大月氏国人表面上对张骞客客气气、也好酒好肉地招待，可每当张骞提及联合结盟起来夹击匈奴的事，他们总是支支吾吾，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来搪塞敷衍。要么说路途太遥远，鞭长莫及；要么说国力不足，时机不到，爱莫能助。放在今天，汉武帝想与月氏国结盟的想法也就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应该想到国与国之间来往结交是有条件和好处的，已经冷静安逸的大月氏国怎么可能单是为了报仇去打仗呢？这样，从出使西域联合大夏的本意来讲，张骞从长安出发那一天就注定了要失败，他的千辛万苦换来的是无奈的遗憾，他没有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任务。
公元前126年，张骞破衣烂衫回到长安。联合大夏没有成功，那么他的出行是不是说彻底失败了呢？没有失败，从后来发展的事实上看，他的出行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的这次出行，开创了中西方往来的先例，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开放行为。二是他把我们熟知的核桃、大蒜、葡萄、石榴等带回了中国、进行种植，使我们今天赖以致富的产业，竟然如此不经意地与遥远的汉武大帝、及张骞有了瓜葛。三是他给汉武帝带回来了一些迫切需要的、显得十分宝贵的信息，直接影响到汉武大帝决断国事国策的一些信息。因此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了出使的经过和结果后，汉武帝对他进行加官犒赏。
在张骞给汉武帝汇报的许多情况中，有一个信息是有关博南古道的信息。
《史记》里记载了这一个有关博南古道信息的情况汇报。这段汇报，直接影响了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政策。
在这段记载里，张骞把他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
首先汇报的是他眼睛见到的。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蜀布（四川的细棉布、丝织品一类的特产）筇（筇县）竹杖”。
这里张骞汇报了观察到的现象。“见”字在这里最关键，有着两层意思，一层是看到的意思，一层时发现的意思，是很惊奇的发现。从这个“见”字也可以看出张骞敏锐的观察能力。大夏远隔长安万里之遥，可是张骞随便到大夏的市场逛一逛，看一看，便发现了自己国家边疆地区的土特产品，从中获取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不是吗？当时的四川属于边远地区，离长安几千里，生活在长安的他又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来往方便自如，可他就是知道大夏市场上那些布匹一定是四川的布匹，那些筇竹杖就是四川产的，可见他学识的渊博和宽泛。
因为张骞见到了他本该见不到的东西，所以他好奇，所以他进行了探访、调查；所以他提问，并从大夏人的回答中获得了一个影响云南历史的重要信息。
“问曰：安（哪里）得此物（这些东西，指：蜀布、筇竹杖）？”
“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名词用作动词的用法：买）之（到）身毒（印度）。”
这是张骞汇报了自己的探访、询问行为结果；这里最关键的词是“市”，市场的市，在这里是名词用作动词是买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大夏国人给我的回答说是我们国家的人到印度买回来的。
探访、调查的结果引起了张骞的思考。
“买”就说明这些东西不是偶然得来的，是作为商品流通来到大夏的，作为商品来到大夏，那就不是偶然的事情，那就是频繁的来往，频繁的来往意味着什么呢？
“有蜀物，此去（距离）蜀不远矣”。
根据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张骞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
“从蜀宜（应该）径，又无寇”。
出使大夏国从西部有危险，稍微往北一些又会被匈奴俘虏。所以从四川应该有一条道路通往印度到大夏国。从整个汇报的内容可以看出：张骞“团长”的推测是十分正确的。既然大夏国有四川的商品物资，那么就有商人的往来，有商人的往来，就会有当时还未知的一条道路存在。有道路存在，那么联合西域夹击匈奴就可以另辟蹊径，不要再像自己一样千辛万苦、无功而返。
张骞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博得了汉武帝的欣赏和采纳，也促进了博南古道的开辟。从另一个角度说张骞出使西域说服月氏国夹击匈奴的目标没有实现，却意外地促成了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博南古道的形成。
汉武帝听了张骞的汇报，心里很高兴，并且采纳了张骞提出的建议。为什么他会高兴呢？前面提到，雄才伟略的他要办两件事：一是消除心头的隐患，对北方匈奴用兵；二是要开发南疆，拓展大汉王朝的疆土。如果打通一条从西南通往印度再到西域各国的道路，既可以防止匈奴从西北割断通往西域各国的路线，确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又可以加强对西南夷的统治，这样就可以把两件事都做了，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派出三路使者前往西南夷寻找开辟“蜀·身毒道”，其中一路使臣到了大理一带，被居住在这里的部落俘获。这次寻路受到阻碍，“终莫得通”，但是汉武帝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的坚信和坚持，最终打通了与南亚的通道。
基于汉武大帝拓展南疆的决策，《史记》忽略或者说淡化了张骞与我国南方的渊源，司马迁站立的高度确实不够高，因为他只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史官，没有看出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用意，所以历史上讲云南怎么也讲不到张骞，怨谁？怨司马迁没有明确提出观点？还是怨读史的人？其实只怨时差罢了，司马迁眼里的童贞、司马迁时代的直白，被后人的社会复杂、生活压力取代了。
但是根据以上叙述，南方古道的存在，首先被张骞在出使西域的过程发现，这是千真万确、毋庸置疑。
博南古道的开辟
受到洱海一带部落阻挠的寻路使者，一部分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汇报了他们出行西南的遭遇。汇报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入西南后，遇到的西南夷这些部落的野蛮和强悍（当时整个西南地区大部分还没有开化、还处于奴隶制的社会形态），但是居于洱海和滇池周围的这些少数民族善于水战；第二方面是进入西南，到处都显得十分的广袤和富饶，土地十分广阔、物产十分丰富。听了汇报，汉武帝开发西南边疆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也从中认识到，寻找这条道路，简单地派出使者是办不到的，还是要动用军队。动用军队，就要有理由和准备。于是他有幸做了一个梦，说梦到西南的天空出现一片绚丽无比的云彩，大臣们纷纷附和说，梦到祥云，那可是吉祥的预兆啊！汉武大帝便顺水推舟说，为了追寻这个关于蛮荒之地的吉祥梦兆，可得派出军队。皇帝追梦，谁敢阻拦，于是出兵西南有了一个美好而美丽的由头。为了更加有把握地征伐西南夷，汉武帝采取了一项历史上有记载的准备措施：在长安西南开凿了一个周围数十里的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湖”，用来训练水军，让“楼船”（水军）在这个人工湖上进行大规模的水战演习。
司马迁在《史记·平淮准书》这样描述了当时的盛况：
“乃大修昆明池，列官环之，沿楼船（舰艇）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描述的就是当时十分壮观的水军演练场面。准备队伍演练成熟之后，开到大西南，征服西南夷，继续寻找开辟到达印度的道路。这就是著名的“汉习楼船”的故事。
通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到了公元前109年，汉武大帝认为征战西南夷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他大规模地征募巴蜀（四川）地区的士卒、与原来训练的水军合并到一起，组成十万大军，发兵进攻滇王国，加快了开拓南疆、寻找开辟蜀身毒道的步伐。十多万军队通过原有的五尺道、突然开拔到滇池一带，当地的部族部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还没有开战，整个滇王国就被吓傻了，就这样滇王国举国归附了大汉王朝。汉武帝接受了滇王国这些部族的投降之后，就以滇王国原有的土地范围为中心，设立了益州郡。益州郡包括24个县，都在现在的云南境内，郡治设在今天的晋宁。益州郡的建立开创了关于云南地区两个方面的历史新纪元：它标志着云南的土地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也标志着云南的少数民族正式归属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第一，汉武帝把封建（封藩建卫）的政治统治体系——郡县制推广到了西南边陲地区，在体制上，正式对云南进行有效统治。这标志着历史上西南边陲（云南）第一次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其次，考虑到这个地方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汉武帝赏赐刻有“滇王之印”四个字的印章给这里最高地位的部族首领，实现了他“以夷制夷”的方针策略，利用这里的少数民族管理少数民族，实现民族自治。这又标志着汉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正式形成了封赐与被封赐的关系，也就是明确君臣关系。这样云南众多少数民族正式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换言之，郡县制的推行和滇王的封赐标志着汉王朝正式收编承认了云南。这也是汉武帝在位期间最伟大的功劳之一。
但是益州郡的设立，仅仅是汉武大帝实现他在西南地区宏伟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扩展整个西南疆土、开辟寻找到达印度再到达大夏的道路才是他的终极目标。所以西征的十多万大军在益州郡建立并排除了洱海地区部落的阻挠后，没有就此停止步伐，而是继续向西开拔。在一路向西的征途中，这些军队有着双重任务，一个是不断征服沿途的原始部族部落，沿路推行封藩建卫的封建统治体系；另外一个是循着原有的古道路线，在沿途进行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可以说是军队到哪里，道路就建设到哪里。
这样一路西来，终于来到了博南山。在博南山上，十万大军开始了最为艰苦卓绝的道路开挖和铺筑。
在《华阳国志·南中志》有着相关记载：
“汉武时，通博南山……”
这是在史料中，有关开辟博南古道为数不多的记载。这里提到的博南山，在《辞海》里也有相关的词条：
“博南山。一名金浪颠山，俗讹为丁当山。在永平西南”。
这句话的意思是：博南山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金浪颠山，当地俗称丁当山，它位于如今的永平县城西南方。
《辞海》里词条的解释与现在永平八景当中的“金浪晴云”不谋而合，说的是同一件事。这说明了这里指的博南山就是永平县境内的博南山。
辞海里用专门词条进行解释，可见博南山在古代是挺有名气的，为什么有如此的名气呢？是因为通往身毒（印度）的古道从山上经过。
事实上，博南山是我国著名横断山脉滇西横断山的一座不算高大的山峰，海拔高2704米。在横断山脉茫茫山源中，许多山峰山脊（比如高黎贡山、碧罗雪山、怒山、云岭等）平均海拔都超过了3000米，甚至达到5000米。博南山海拔高没有超过3000米，跨山的路途也只有100里左右。史书记载的“通博南山”指的就是把博南山上这100里左右的道路，在原有民间商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建设，提高等级、提高运输能力。
具体实施的工程包括把路基开挖拓宽、把路道改道截直、把原来的土路面铺筑成为石头路面三个方面。这些工程在今天看来都是一些简单的工程。但是放在两千多年前，使用的是原始的工具，方法也是原始的方法，并且又是在瘴气遍布的原始森林中施工，条件万分艰苦、工程量浩大。
从博南山东山脚往山顶上爬的路途上，有一个叫万马归槽的地方。顾名思义，从名字上看出万马归槽是博南古道上的一个明槽。在翻越博南山的道路上经过了一道山梁时，无法绕行，当年的施工队伍便硬生生在这里开挖了一个明槽、铺上石块、让道路通过。至今明槽依旧存在，可以说是旧貌如初：道路两边的山体没有坍塌，当年铺筑的石块保存完好，并且至今依然还是山梁两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必经之道。这个明槽长三百米、高7米、宽四米多，算下来要开挖的土石方近万方。开挖这样一个明槽，在如今有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的条件下，工程不算大；但在当时，必须是靠人工一锄一锄地开挖、一担一担地挑走土石，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在深山老林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工程；而在永平境内的100里左右的博南古道上，像万马归槽这样规模的明槽有数十处。这样计算，当年单单开挖这段道路上的土石方就是一项相当浩大的工程。说得具体一些，当年这项工程需要1000个工人的十个工程队，不停地干上一年多才能把这段道路开挖好，而这仅仅只是整个工程的一小部分；工程最大最艰巨不是开挖土石方，而是在整条道路上铺筑石块，也就是相当于镶砌上弹石。镶砌石头这项工程包含着四道工序：取石、运石、加工石料、铺筑石料。取石就是从哪里找到石头的来源处、涉及开办石场的问题；运石则需要大量的劳力把石头从原料基地搬运到工地上；加工石料指的是按照所需的规格标准把石料加工出来；铺筑石料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铺筑的。从遗存下来的路段来看，当年铺筑的石料这道工序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这种技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道路的牢固性能，道路两边路沿部分、路的正中间部分，用加工过的、比较大的石料来铺筑，这样大大增强道路的稳定性能。这样铺筑出来的古道，2000多年过去了，这些石头依然不松动，真是令人佩服！第二是道路的适用性能，比如在遇到坡度较大的地方，道路会采取“丢台”铺筑，在“丢台”的地方就会形成台阶，在这里铺路者就会采取一些特殊的铺筑方法，让路经的马匹都往一个固定的石头上（受力点上）踩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马蹄窝。如今行走在博南古道上，让人最为惊奇的就是这些一串串深浅不一的马蹄印。这些马蹄印的形成，就与博南古道铺筑时的技术设计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说，铺筑道路的四道工序，每一道工序的工程量都不低于土石方的开挖。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整条道路工程建设都是围绕着提高运输能力进行的。明槽开挖是为了缩短距离、走直路；石头的铺筑是为了改善路况、保证天阴下雨都能畅通。可以说当年汉武帝确实是把博南古道当作一条高等级高规格的道路、国家的重点工程来建设的。从四川到大理，从保山到缅甸、印度的古道我没有做过考证，但是在永平境内的古道，我不止一次走过，从现在保存的道路各种迹象很容易看出，这段道路曾经整段都被铺筑过。
在博南山上这段路上，像万马归槽一样的路段还有很多。比如大风丫口、九转十八弯、梯云路、断头崖等等路段，听听名称就让人充分感受到这条道路充满了艰险，以及最初的道路建设者在这段路上付出的千辛万苦。听听这些名称，也让我们从中真正理解《华阳国志·南中志》里记载的“通博南山”里一个“通”字所包含的浩大工程和内涵。
总而言之，博南山上的道路建设工程的浩大、施工条件的艰难程度，无与伦比，给当年的施工队伍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这种刻骨铭心的印象有歌可证，当年建设者们留下的一首民谣苦歌足以体现这种刻骨铭心的印像。这首民谣苦歌传唱至今，依然可以看出建设者们对修筑这段道路的艰辛、无奈，发出万千感慨。歌中唱到：
“汉（汉指的就是汉武帝，因为汉武帝之“武”字包含“威强睿德”四层意思，即：威严、坚强、明智、德政）德广（广泛、扩充），开（开化）不宾（宾从、按时朝贡）。度（度引、翻越）博南，越（到达）兰津。渡澜沧，为他（其他）人。”
这首民谣苦哥歌表达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汉武大帝的德政不断扩充，扩充开化了西南边陲这些不宾从不按时朝贡的蛮荒地方，这种恩泽德政翻越了博南山，到达了兰津渡口，再渡过澜沧江，这样无休止的绵延扩充，何时才会有尽头，到底是为了谁呢？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作为修路的人，施工队伍都是内地将士，远离家乡、艰苦劳作、待遇不好、薪水不多，这让他们心中充满了仇怨和疑虑，所以发出了“为他人”的感叹。他们不理解也不会明白，因为当年不可能像今天一样，有思想宣传部门做思想动员工作，向建设者们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告诉他们建设的是一件不朽的工程，是一件国家西部开发的重点建设工程；教育他们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子孙后代要有奉献精神。事实上，这的的确确就是一件西部大开发的大工程。因为汉武大帝当年在北方打通北方丝绸之路，在西南又进行博南古道的建设，综合起来看就是相当于进行了我国最早的一轮西部大开发。在西南，这种开发最主要的工程就是博南古道的建设。因为随着道路建设的推进，封建王朝的郡县制在“西南夷”部落得到推行，奴隶制社会制度得以向封建社会制度推进，社会制度的推进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内地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生产模式、工具，先进的文化、理念自然也就到达了西南夷地区，同时大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一定程度上保护。全面推进了西南边陲地区的社会发展步伐，这与我们现在实施的西部开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汉武大帝的开发，多少带有一些开挖生荒地的味道：锄头到哪里，那里的土地在得到开发利用的同时，土地所有权就有了归属。汉武大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西南边陲的广袤的土地第一次并入中国的版图，一步一步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因为建设博南古道，博南山就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工地。大批建设者的到来，这跟今天的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是一个道理，使博南山这个地方人口得到增加、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得到繁荣。到了公元69年（永平十二年）汉明帝设置了博南县（今天的永平县），同年设置了永昌郡（今天的保山）。这种政治体系的不断拓展完善，使得内地与边陲之间和边陲与邻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联系密切，往来日益频繁。这种联系和往来当时唯一依靠的就是道路，具体地说就是博南古道。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博南古道的开辟建设与西南夷地区的社会进步相互促进，互为条件。永昌郡的建立，标志着“博南古道”全线贯通。
此时，离张骞猜测推理这条道路存在和汉武帝派人寻找，已接近两百年时间。
如此看来，博南古道的开辟建设，有着两个标志性历史事件：汉武帝设立益州郡，标志着这条道路开工建设；汉明帝设立永昌郡，标志着这个宏大的工程正式完工。历经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整条道路才得以全线贯通。
这条路全线贯通后，我们来看一看两个具体问题：道路的名称和长度。
古代的道路（运输线路），比如北方丝绸之路、南方的茶马古道取名字都是以道路上运输的最主要商品来命名，现代的道路（运输线路）都是以起点和终点来命名；而博南古道的取名却很少见、很特别，它采用了以点带面，以段代线的取名方法。
其原因是修筑开辟博南山上这一段路给修路的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以及这段路的重要意义，导致在以后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大凡提到修筑滇西道路的事，谈到的就是博南山上的博南道。久而久之，博南山上的这段道路就代表了整条滇西西行的（整条）道路。换一种说法就是博南山上这一段100里的道路，在整条古道上最具有代表性、名气最大。在命名的过程中代表了整条古道。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博南古道”，不仅仅只是博南山上这段100里长的路段，而是博南山上这100里道路的无限延伸。
那么，博南古道究竟有多长呢？
关于博南古道的长度，有着两种模糊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始于四川的“朱提道”和“灵光道”两路入云南，在楚雄汇入“博南道”后，越过澜沧江再经“永昌道”、“腾越道”到达缅甸印度等国家；另一种说法是，西南古丝绸之路的博南古道从大理出发跨过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印度、缅甸等国家。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性的一面，第一种说法比较客观一些，第二种说法又比较宏观一些。至于要得到一个定论，我觉得还有待更加详细考察、更加缜密的论证，那是一个大工程、一个大课题，并非能够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问题。
责任编辑 王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