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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 2月8日），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自学成才后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成功。
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教育救国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合川县一个贩卖麻布的小贩家庭里。少时就读本县瑞山书院，后因家境困难辍学。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小小年纪的卢作孚便知道帮助母亲做家务。15岁时，他到成都进入文化补习学校，进修数学、语文和英语。他阅读了一些欧美的社会学说著作和孙中山的著作，结交思想进步的同学，立志奋斗和爱国恤民的思想初露端倪。同时，他在自学期间，还编写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疑解》等书籍。在辛亥革命前夕，卢作孚作为中国同盟会的一位年轻盟员，以合江地方代表的身份，积极支持保路同志会的革命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卢作孚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但南北议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使卢作孚的革命理想破灭，因此在民国成立后，他避居川南江安县立中学。
1915年，抱定“教育救国”宗旨的卢作孚回到自己的家乡，先后在合江、成都担任教师。1916年春至1919年5月间，经其兄卢志林举荐，卢作孚先后在成都的民营报纸《群报》和《川报》任记者兼编辑。1919年夏，卢作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同年冬，卢作孚根据来往拉萨的商人秦君安口述有关西藏情况，撰写述评《西藏往事的谈话》，在《川报》头版连载，引起世人注目。同时，他以记者身份参加省议会旁听，在《川报》辟“省议会旁听录”专栏，评议省议会动态，在四川舆论界崭露头角。
1920年，卢作孚应川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之邀，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并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恽代英及萧楚女等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卢作孚与他们过从甚密，齐心推行“五四新文化运动”。
1924年5月，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聘请卢作孚任省教育厅厅长，卢婉辞不就，改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
然而红火一阵之后，成都通俗教育馆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卢作孚慎思之下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实业救国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当初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作孚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渝——合航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航线。
1929年，刘湘打败刘文辉，企图控制整个四川。刘湘知道，若要控制全川，必须掌握川江航运。由于民生公司的顺利发展和卢作孚的组织经营才干，当川江航务管理处成立时，刘湘任命卢作孚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卢作孚利用这个职位，力求民生公司得到更大的发展。他不仅获得了渝合、渝长（长寿）各线的专利权，而且使民生公司承揽了盐、药材、山货等大宗货物的装运工作，从而确立了民生公司在川江航线上的地位。
卢作孚为谋求民生公司的发展，针对外商轮船公司船多势强、压迫中国商轮航运的现状，向川江上的中国轮船公司提出“集中财力人力以维持华商航业之生存”的“化零为整”要求。这样，自1930年10月合并福川轮船公司始，至1934年7月先后有23家华商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公司，接收和收买轮船25艘。至此，民生公司统并了川江上的华商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1艘，总吨位超过万吨，职工增加到2000人，股本增加到117万元。民生公司随着船只的逐年增多，航线亦由短航向长航发展。1931年春开航渝宜线、1932年6月开航渝汉线，不久开航渝宁、渝申线；又相继成立万县、宜昌分公司及汉口、上海、沙市等办事处。
民生公司的崛起，引起在华外国轮船公司的惊恐，外商视民生公司为其牟取暴利的威胁，企图以雄厚资本将其压垮。卢作孚建立了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民生制度”，能依本土社会环境，适应航运市场的需求。四川地方当局及中央政权的支持，以及卢作孚经营有方，加上民生公司顺应了全国人民要求收回长江航运主权的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民生公司非但未被实力强大的外轮公司挤垮， 反而有所发展。1936年，民生公司轮船增加到48艘，股本增至160万元，资产扩充到1000万元。竞争最激烈的1934年盈利40万元，1935年盈利44万元。相反，各外商轮船公司却受到不同程度打击。到抗战爆发前夕，民生公司已成川江航运主力，卢作孚维护川江航权的理想初步实现。 中国的“敦刻尔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积极动员民生公司职员参加抗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卢作孚就主张武装反抗日军入侵，并把他1930年考察东北三省的见闻写成《东北游记》一书，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1937年8月，民生公司调配船只30余艘，两周内运送4个师2个旅川军赴抗战前线。9月，卢就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年底，他出任国民政府资源、工矿、贸易三委员会联合运输办事处主任，负责调配长江一切公私船只，转运长江中下游入川物资和人员。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运筹帷幄，调动以民生公司轮船为主的所有运力，赶在长江枯水期之前，在40天内将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10万吨兵工器材和战略物资，以及数万人员，抢运到四川，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命脉。这次撤退完成后，卢作孚在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余万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
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在这段时间中，民生公司又收买了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公司轮船70多只。是时，船只数量达到137只，共计36000余吨位，拥有职工17000余人。不仅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除附属民生机器厂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外，还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作孚本人曾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1948年4月，民生公司“南海”轮自香港首航日本成功。1949年初，该公司从美国购买轮船5艘，经改装为货轮后，开航东南亚诸国，成为远东航业界一支崭露头角的新军。至此，卢作孚早期设想的民生公司“由川江向长江、由长江向沿海、由沿海向东南亚和日本发展”的航业规划终于实现。此时，民生公司拥有江、海客货轮117艘，职工万人，创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之魁。
一代船王的晚年境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1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同年冬天，卢赴京开会，周恩来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卢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
但1952年1月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运动高潮，他被指为“不法资本家”遭无情斗争，他不甘受辱，遂于1952年2月8日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后辞世，他留给妻子的遗嘱全文为：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08年，重庆评出历史名人，卢作孚得到的评语是：“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
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教育救国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合川县一个贩卖麻布的小贩家庭里。少时就读本县瑞山书院，后因家境困难辍学。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小小年纪的卢作孚便知道帮助母亲做家务。15岁时，他到成都进入文化补习学校，进修数学、语文和英语。他阅读了一些欧美的社会学说著作和孙中山的著作，结交思想进步的同学，立志奋斗和爱国恤民的思想初露端倪。同时，他在自学期间，还编写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疑解》等书籍。在辛亥革命前夕，卢作孚作为中国同盟会的一位年轻盟员，以合江地方代表的身份，积极支持保路同志会的革命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卢作孚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但南北议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使卢作孚的革命理想破灭，因此在民国成立后，他避居川南江安县立中学。
1915年，抱定“教育救国”宗旨的卢作孚回到自己的家乡，先后在合江、成都担任教师。1916年春至1919年5月间，经其兄卢志林举荐，卢作孚先后在成都的民营报纸《群报》和《川报》任记者兼编辑。1919年夏，卢作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同年冬，卢作孚根据来往拉萨的商人秦君安口述有关西藏情况，撰写述评《西藏往事的谈话》，在《川报》头版连载，引起世人注目。同时，他以记者身份参加省议会旁听，在《川报》辟“省议会旁听录”专栏，评议省议会动态，在四川舆论界崭露头角。
1920年，卢作孚应川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之邀，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并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恽代英及萧楚女等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卢作孚与他们过从甚密，齐心推行“五四新文化运动”。
1924年5月，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聘请卢作孚任省教育厅厅长，卢婉辞不就，改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
然而红火一阵之后，成都通俗教育馆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卢作孚慎思之下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实业救国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当初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作孚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渝——合航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航线。
1929年，刘湘打败刘文辉，企图控制整个四川。刘湘知道，若要控制全川，必须掌握川江航运。由于民生公司的顺利发展和卢作孚的组织经营才干，当川江航务管理处成立时，刘湘任命卢作孚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卢作孚利用这个职位，力求民生公司得到更大的发展。他不仅获得了渝合、渝长（长寿）各线的专利权，而且使民生公司承揽了盐、药材、山货等大宗货物的装运工作，从而确立了民生公司在川江航线上的地位。
卢作孚为谋求民生公司的发展，针对外商轮船公司船多势强、压迫中国商轮航运的现状，向川江上的中国轮船公司提出“集中财力人力以维持华商航业之生存”的“化零为整”要求。这样，自1930年10月合并福川轮船公司始，至1934年7月先后有23家华商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公司，接收和收买轮船25艘。至此，民生公司统并了川江上的华商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1艘，总吨位超过万吨，职工增加到2000人，股本增加到117万元。民生公司随着船只的逐年增多，航线亦由短航向长航发展。1931年春开航渝宜线、1932年6月开航渝汉线，不久开航渝宁、渝申线；又相继成立万县、宜昌分公司及汉口、上海、沙市等办事处。
民生公司的崛起，引起在华外国轮船公司的惊恐，外商视民生公司为其牟取暴利的威胁，企图以雄厚资本将其压垮。卢作孚建立了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民生制度”，能依本土社会环境，适应航运市场的需求。四川地方当局及中央政权的支持，以及卢作孚经营有方，加上民生公司顺应了全国人民要求收回长江航运主权的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而民生公司非但未被实力强大的外轮公司挤垮， 反而有所发展。1936年，民生公司轮船增加到48艘，股本增至160万元，资产扩充到1000万元。竞争最激烈的1934年盈利40万元，1935年盈利44万元。相反，各外商轮船公司却受到不同程度打击。到抗战爆发前夕，民生公司已成川江航运主力，卢作孚维护川江航权的理想初步实现。 中国的“敦刻尔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积极动员民生公司职员参加抗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卢作孚就主张武装反抗日军入侵，并把他1930年考察东北三省的见闻写成《东北游记》一书，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1937年8月，民生公司调配船只30余艘，两周内运送4个师2个旅川军赴抗战前线。9月，卢就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年底，他出任国民政府资源、工矿、贸易三委员会联合运输办事处主任，负责调配长江一切公私船只，转运长江中下游入川物资和人员。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运筹帷幄，调动以民生公司轮船为主的所有运力，赶在长江枯水期之前，在40天内将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10万吨兵工器材和战略物资，以及数万人员，抢运到四川，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命脉。这次撤退完成后，卢作孚在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余万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
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在这段时间中，民生公司又收买了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公司轮船70多只。是时，船只数量达到137只，共计36000余吨位，拥有职工17000余人。不仅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除附属民生机器厂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外，还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作孚本人曾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1948年4月，民生公司“南海”轮自香港首航日本成功。1949年初，该公司从美国购买轮船5艘，经改装为货轮后，开航东南亚诸国，成为远东航业界一支崭露头角的新军。至此，卢作孚早期设想的民生公司“由川江向长江、由长江向沿海、由沿海向东南亚和日本发展”的航业规划终于实现。此时，民生公司拥有江、海客货轮117艘，职工万人，创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之魁。
一代船王的晚年境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1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同年冬天，卢赴京开会，周恩来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卢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
但1952年1月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运动高潮，他被指为“不法资本家”遭无情斗争，他不甘受辱，遂于1952年2月8日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后辞世，他留给妻子的遗嘱全文为：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08年，重庆评出历史名人，卢作孚得到的评语是：“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