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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城南京的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我走进了一个并不普通的家庭，采访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和夫人廖慰训。他们像小区里其他普通居民一样生活着，并不张扬自己的特殊身份。然而，在张闻天落难之际，亲属受到牵连，张虹生饱尝边疆风沙十多年，经历了社会最底层的酸甜苦辣，几乎丧失了生存的勇气。所幸，他与善良而美丽的姑娘廖慰训相识相爱，正是这患难与共的爱之小舟，成为他最后的精神支柱。尽管张闻天早已平反，但他们仍牢记着父亲生前的谆谆嘱咐：做个普通的人，不要特殊。
一、祸起萧墙
张闻天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30年代初就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5年对于张闻天来说太不寻常，有两件大事影响了他的一生。一件大事，是在这一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功不可没；再一件大事，是在这一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胜利结束万里长征，张闻天与刘英喜结良缘。
刘英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曾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在遵义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接替邓小平任中央队秘书长。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1937年11月，怀孕在身的刘英和其他几位伤病的同志，经西安、兰州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去苏联，治疗她在长征时犯下的肠胃病和肺结核。一路颠簸，几经周折，刘英真担心孩子会夭折。新疆停留期间，刘英生下了儿子张虹生。听到他响亮的哭声，看到他结实的模样，做母亲的放心了，这孩子的生命力真强！
二十年后的1959年，张虹生已经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深秋的一个星期天，张虹生又到农垦部长王震叔叔家去玩。他平时住校，到周末才能回家一趟。因为张闻天与王震两家人关系密切，张虹生也成了王震府上的常客。王震将军不像以往那样笑呵呵的，而是显得面色凝重。他叫张虹生坐下，关切地说，你父亲犯错误了，你要正确对待啊。张虹生一听就懵了。王震当然不可能把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向一个小辈说清楚。何况，当时庐山会议的结果出乎意料，像王震这样的高层人士也有许多疑虑，不便跟其他人诉说。王震只是让张虹生有个思想准备，在久经大风大浪的老将军看来，孩子们毕竟太幼稚了。
张虹生回到家，所见到的父亲依然神态安详，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张闻天是个党性非常强的人，很喜欢读书，具有学者风度。虽然不知道详情，张虹生毫不怀疑毛主席是对的，父亲错了。可是，父亲为什么会犯错误？父母亲都是党性很强的人呀。
张闻天和刘英对张虹生这个独生子要求很严，不准张虹生因为父母亲的地位，沾染丝毫的纨绔之气。从北京育英小学到北京101中学，张虹生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有时候做条新裤子，刘英叫保姆在容易磨坏的地方先补个疤。学习高标准，生活低标准，张虹生习惯了这样的家风。1957年，张虹生高中毕业，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出现了邢燕子等一批先进典型。张虹生则是高干子弟的突出代表。在父母的支持下，张虹生报名去北京郊区青年农场“做新一代的农民”。他才18岁，身强力壮，意气风发，很快学会了水稻种植技术，成为农场的生产能手。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新影厂还专门来拍了他的纪录片。对于未来，张虹生憧憬很多，但他认定一条，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而要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材。农场劳动紧张繁重，他仍没有放松功课复习。1959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本来只是谈些外事工作，但他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在长篇发言中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及后果。一番公开的心里话，换了两顶吓人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惹了大祸，刘英的心情很沉重。她责怪他，做外交工作的，经济问题不该发言。张闻天却平静地说：“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晚饭后散步，工作人员为首长的庐山发言惋惜，张闻天引用韩愈的话“物不得其平则鸣”，他说：“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1961年冬，中央制定了《农业政策七十条》。根据上头安排，大学文科学生赴农村帮助“整社”。张虹生这次不是去农场，而是到了真正的农民中间。他分在京郊东坝公社园林五队，这是个种菜的生产队。张虹生看到的是：食堂“大锅饭”难以为继，哪家口粮都不够吃，全队只养了一头瘦猪，自留地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张虹生心头发酸。他想起了父亲对农村“虚报浮夸”现象的激愤之言，觉得父亲说的话并没有错，“共产风”刮不得了。
下农村的学生每人负责一个生产队，上面要他们只宣传，不行动。园林五队共96户人家，张虹生走访一遍，倾听社员的呼声，大家都希望解散食堂，把口粮分到户。这在当地没人敢作主，血气方刚的张虹生召集全村群众大会，宣布解散食堂。此言一出，农民们高兴地拍红了巴掌。
张虹生因为“自作主张”，被提前调回了学校。随后，“上纲上线”的批判接踵而来，主要罪名是“右倾”，挖其根源是“跟你父亲一样”。张虹生据理力争：“我并没有错！”人家听不进他的争辩，批判步步升级，最后定性为“坏学生”，校方的处理意见是“勒令退学”。校党委一位副书记亲自找张虹生谈话，告诉他，如果不退学，就要被“开除学籍”。离开学校的张虹生在北京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政治表现”这一关过不了。他向父母亲提出，我生在新疆，还是到新疆建设兵团去吧。刘英找到王震将军，王震一口答应，把张虹生送到农一师去劳动。因为农一师是当年南泥湾359旅的老底子，王震放心，至少不会有政治上的歧视。
此时的张闻天被贬为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英也受到株连降了职。张虹生在学校里受了处分，父母亲没有怪他一句。坚强的母亲为他打点行装，眼泪往心里流。“虹生，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妈，你放心，我没事。”可怜天下父母心，惟一的儿子要远行了，怎么放心得下！
1962年2月，张虹生踏上了去新疆的路途。他从北京坐了3天3夜的火车到乌鲁木齐，再坐了3天3夜的汽车到阿拉尔，塔里木河畔的农一师九团四连。那是严冬季节，冰冻三尺，寒风咆哮，遮天蔽日的沙砾是给张虹生的见面礼。此后的张虹生，也就像这沙砾，融入了戈壁大漠。
二、西去新疆
刚到新疆的张虹生年方23岁，他酷爱体育，曾是学校的足球队长，还练过举重，身高1.8米，肩宽膀圆，体魄强健。他憋足了一股劲，干体力活毫不惜力，似乎并不把眼前的恶劣环境放在眼里。
出生在新疆的张虹生从小是个苦孩子。早在1942年，标榜“进步”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派兵追捕被他请来的中共人士。刘英在党组织的掩护下紧急转移到苏联。陈潭秋、毛泽民等领导人被捕关押后英勇就义。年仅3岁的张虹生来不及转移，与瞿独伊、邵华等几个娃娃一起坐了牢。幸亏他们身份没暴露，到1946年国共和谈时，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从3岁到7岁，张虹生在新疆当了4年的囚徒，饱尝了失却自由的无奈和辛酸。
张虹生在16年后重返新疆，国共之间的大陆决战早已落下帷幕，然而共产党内部的“运动”却把他划到了“阶级敌人”的边缘，这是他想不通的。虽然他远离政治中心，无形枷锁仍然禁锢着他。
阿拉尔是新疆最荒僻的地方之一，张虹生所在的九团又是最苦的农垦连。他一去就赶上给条田浇水。新疆垦区一个条田有600亩，从冬末到开春要浇三遍水，浇水时一个人得负责一个条田。张虹生和其他农工一样，裹一件皮袄，拎一盏马灯，在冰天雪地里巡视。田沟上面结了冰，底下还没冻住，会出现漏洞，就得跳下去堵漏，一堵就是一二个小时。他穿着长统胶鞋的脚仿佛冻僵了，浑身掉进冰窟窿似的透心凉，每个骨节缝都在冒寒气。
开春后，连队分配张虹生去养牛。十多头牛交给他，这个“放牛郎”可不好当。每天一大早，他就把牛赶出门，直到天黑才赶回来。牛喜欢吃的草长在田边地头，他得让它们吃饱，又不能让它们啃了庄稼。只能自己辛苦些，盯紧些，一发现哪头牛“犯规”，他就提着木棍儿冲过去。跑来跑去，落下了静脉曲张的职业病，他仍不敢怠慢，谁叫他有个“待罪之身”呢。
张虹生是聪明人，肯动脑筋，放牛也放出了水平。他的那根木棍儿，叫他手下的牛敬畏，不过他从不乱“体罚”，而是亲热地敲敲牛角。所以他的牛都很有教养：在很窄的田边小径上，一个挨一个低头啃食，团队精神很强，很讲纪律。而只要他走到前面，伸出手臂一拦，这些牛就像接到了命令，一个跟一个，纵队走成了一条线。
读过大学的张虹生不能忍受的，并不是自然环境差和劳动强度大，而是离京仓促，没有带什么书来看。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团部政治处宣教股有书，便上门求借。宣教股没有图书馆，只是在办公室立橱里放了些书。有连队的人到机关来借，还是头一回，政治处领导一口答应。他如获至宝，把沾着灰尘的书翻了个遍，从文学类到政治经济类，一本本地借着看。
宣教股有3个成员，最小的是不足18岁的廖慰训，别看这个清纯可爱的川妹子模样乖巧，个性很倔犟，到新疆的资历比张虹生还要早1年。1961年，正在成都四中念高中的廖慰训看到报上介绍新疆农垦的文章，便和两个女同学一起给农一师党委写了封信，坚决要求支边。农一师回信表示热烈欢迎。于是，这3个省重点中学的女生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办理迁户手续到了新疆。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赴新疆之前，那可是兵团的新鲜事。
廖慰训开始也奇怪：一个农垦连的民工，胡子拉茬，衣袖油黑，怎么这样喜欢看书？听他说话吧，却是地道的北京话，见多识广，口无遮拦，倒是蛮有趣的。廖慰训得知，张虹生是北师大学生，不由得刮目相看。要知道，农垦团以“大老粗”为主，大学生寥寥无几，而且大都是学农的，像张虹生这样的正牌文科大学生，根本就没有过。
有廖慰训在办公室，张虹生借了书就舍不得走，天南海北神聊得起劲。他对这个川妹子情有独钟。廖慰训情窦未开，茫然不知。见张虹生跑得勤，有意地跟廖慰训套近乎，机关其他人看出了门道。政治处开会时，领导关心地提醒廖慰训注意点，别跟张虹生多接触，他可是有问题的人。
廖慰训被弄得莫名其妙。会后，有人向她透露说：张虹生是张闻天的儿子，在北京犯了错误的，跟他搞在一起没好处。再说，别看他现在跟你有说有笑，等将来他真地回北京了，根本就不会认你的。
她听了不是个味。她为人热情，对张虹生也不例外，虽然有些好感，可她年纪小，并没想谈恋爱，也就不存在有朝一日跟他去北京的想法。她辩解，人家不信。她只得拿出行动来，张虹生再来借书，她就借故走开。张虹生很奇怪：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小妹妹？
此后三年，风里来，雨里去，张虹生在苦难中磨炼着。寂寞和孤独之时，就会想起川妹子那黑亮的眸子，无邪的微笑，扎着小辫的身影……
1965年，廖慰训被派去上海出差，顺便回成都探亲。张虹生听别人议论说，小廖这次回家，说不定就不回来了。因为廖慰训不属于组织分配，而是自愿支边的，政策是“来去自由”，她一个弱女子，老家又在巴蜀胜地，新疆太苦了，坚持不下去也可以理解。他不禁黯然神伤。
廖慰训临行前，张虹生找到她，请她回成都代他去看望姨妈。说了简单的几句话，张虹生塞给她一封信，扭头就走了。廖慰训没在意，随手把信放进旅行袋里。等她从上海回到成都家中，从旅行袋里翻出这封信，拆开一看，廖慰训不觉心头一热，这封信字里行间饱含着感情：从认识你的时候起，我对你的印象就非常好，可是你为什么不理我了？也许，你一去不回，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少女的心就这样被感动。她知道张虹生政治上有压力，在新疆又举目无亲，是把她当成了亲人。她也知道对于身处逆境的人来说，应该多给他以关怀，而不是伤害。廖慰训在成都家里写了封信给张虹生，告诉他，她已经“遵嘱”去看望了他的姨妈，她探亲结束就要回新疆去，绝不会当“逃兵”的。
张虹生接到信欣喜万分。当廖慰训探亲后回到新疆，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廖慰训在团部兼了广播员，张虹生时常来广播室找她。她是高中生，也喜欢文学，他们自然不乏共同语言。张虹生抽烟厉害，发的那点零花钱不够用，廖慰训借给他，不用他还。“蹭饭”更是常事，廖慰训掏腰包也心甘情愿。一来二去，这对年轻人的依恋在增长。
三、患难情侣
1966年“五、一六通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之风从北京刮向各地，地处边陲的新疆暂时还没有乱。关切时局的张虹生敏锐地感到，这场政治风暴来者不善。离开北京5年了，他干活卖力，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读书学习也没丢，他相信会有出头之日的。可是文革的极左声浪叫他震惊，他觉得希望渺茫了。
在张虹生万念俱灰的时候，廖慰训的鼓励和帮助，是他的最大精神支柱。这间期，热心人给廖慰训介绍的对象很多，有兵团文工团的，有报社当记者的，也有本团的干部，廖慰训一概回绝。张虹生所在的四连从靠近团部搬到了20多里外。他负责赶大车，来回拉东西，原先每晚以连队为落脚点，他把这个程式颠倒过来，白天去连队，晚间在团部附近休息，以便来看廖慰训。
张虹生离不开廖慰训，他想当面说，嫁给我吧，可话到嘴边咽了回去，他生怕遭遇到当面的拒绝。还是发挥文科生的长处，动笔写了封信交给她，逃也似地走了。他反复想过了，在家庭和现实的双重打击之下，死亡比生存更容易，如果一旦被所钟爱的人拒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干脆在马鞭子上拴一条红布，让马受惊奔跑，一了百了。
张虹生的求婚信虽然说得委婉，对廖慰训来说却太沉重。因为同时，她收到了四川家里的来信，母亲和姐姐告诉她，内地的批斗不断升温，街头的大字报上有张闻天的名字，说他“反对毛主席”，说他“里通外国”。她们说，你的婚事可要慎重，要不，先缓一缓再说。
可是廖慰训觉得，张虹生处境太艰难了。以她对他的了解，他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我跟虹生结婚，能给他一个家，一个立足之地。否则他连生存的勇气都没有了，会走上绝路的，那我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得安宁！”她没有犹豫，马上打了份结婚报告递了上去。
廖慰训是组织上培养的“红苗子”，结婚报告迟迟批不下来。领导上派人找她谈话，要她“三思后行”。廖慰训说：“我想好了，跟着他吃苦，我情愿。”僵持了近半年，结婚报告终于批了。
那天，廖慰训把喜讯告诉张虹生，他为连队拉柴禾刚返回。棉袄开了花，裤子又脏又破，脚趾头露在鞋子外面。那些柴禾就是骆驼刺，是张虹生去戈壁滩上砍来的。骆驼刺戳破了他的衣服，划伤了他的手背。看着这位准新郎的模样，廖慰训很心酸。
廖慰训拿出自己的积蓄，拉着张虹生去团部商店，买了双新鞋，还扯了草黄色的华达呢布料，给他做了套中山装。他们的“新房”是连队的一间废弃的禁闭室，泥地上栽上木桩，上面架上木板，就算是床了。给几个要好的同事送了喜糖，就算是宣布结婚了。入夜，星光还是那样凄清，沙粒还是那样扑打着窗棂，可他们觉得，从今以后，这天，这地，这茫茫旷野，便少了许多残酷，而多了许多温柔。
次年，大女儿出生了，张虹生给她起名冬燕，冬天的燕子向着南方，寄托着父母亲对家乡的思念。1968年5月，张虹生回北京探亲。夫妻不能同行，是极左路线横行时的规定。临行前，张虹生问廖慰训想要什么，廖说，下了班就忙孩子，没时间看书看报，你就给我带个半导体收音机吧。
北京的家被抄了几次，已经不像样子了。张虹生看到父母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然承受着被揪斗的痛苦折磨，禁不住悲从中来，泪水盈眶。饱经忧患的张闻天和刘英关切地询问着张虹生的个人生活，叮嘱他要善待媳妇。听说媳妇要买个半导体收音机，张闻天便把家里的小型台式收音机送给她，那是张闻天散步时拿在手上听新闻用的，送给孩子们作纪念。
就在这个月，张闻天和刘英突然被“监护”起来。张虹生心急如焚，但无能为力。专案组负责人找张虹生谈话，气势汹汹地把他训斥一通，叫他划清界限，公开宣布与张闻天脱离父子关系。张虹生不吃这一套，火爆脾气一下子点燃了：“父子关系怎么可能脱离呢？就是一万年，他也是我的父亲嘛！”专案组负责人大为恼怒，他们马上给新疆发去公函，对张虹生的“现实表现”作了一个“组织结论”。
张虹生离开北京去成都看望廖慰训的家，女婿头次进门，岳父母把对女儿的爱全部倾注在女婿身上。尽管张虹生很落魄，一贫如洗，廖慰训一家人仍然把他当“上宾”接待。张虹生洗衣服不在行，廖慰训母亲抢着帮他洗。后来想想不对，他不会洗，我女儿不是要吃苦啦？不成，得教教他。于是，岳母便手把手地教张虹生用搓衣板。张虹生“偷懒”，总是请岳母“示范”。说归说，张虹生这一趟成都之行，还真地学会了不少家务事，以后受用不浅。
然而，新的苦难正在等待着他。
他乘火车返回新疆，在阿克苏转长途汽车时，就受到团部派来的人的监视，说是怕他“畏罪潜逃”。回到团部，他又被“隔离审查”。他提出来要看孩子，“上头”好不容易同意了，但是不许夫妻见面，他被押回家时廖慰训不得在场，以防串通。他的家被抄了，价值5块钱以上的东西都要登记，就因为他拿了北京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落下了“转移父亲财产”的罪名。
批斗“认罪态度不好”的张虹生，自然要捎带上廖慰训。造反派叫廖慰训划清界限，她却说：“半导体是我要的，要批就批我吧！”批斗廖慰训的会冷冷清清。廖慰训为人厚道，小小年纪就到兵团，实在没啥茬可找，群众都说“没意见”。造反派头头气恼道：“别看她年纪不大，蛮能迷惑人的！”随后，她被停职，下放到园林队劳动。张虹生在“隔离审查”，孩子只能交给保姆，保姆是职工的家属，造反派居然找到保姆，不准她带“黑帮子女”。又要劳动，又要管孩子，她束手无策。
这时，阿拉尔邮局的老局长，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出面了。他对廖慰训特别同情，和老伴商量着帮帮她。老局长不便出面，便叫他女儿找到廖慰训说：“阿姨，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帮你带孩子。”廖慰训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说：“那要连累他们啊……”老局长的女儿说：“我爸爸妈妈说，他们是地方的，不归兵团管，没关系。”廖慰训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等张虹生结束“隔离审查”，和廖慰训重新团聚的时候，女儿冬燕已经会叫他爸爸了。
四、相聚时难
1969年7月，小女儿出生了。张虹生给她起名东君，这名字缘于屈原《九歌》中的篇名，东君是太阳神。尽管挨斗，他对党仍然怀有感情，把党比做太阳，取其心向党的意思。
1969年10月，张闻天和刘英长达524天的隔离拘禁解除了。随后，却接到限三天内启程，遣送广东肇庆的通知。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生性豁达的张闻天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
张虹生收到父母亲的信，心里不是个滋味。父母亲能够在一起，总比“监护”强，可是硬叫两个老人去广东肇庆，人地生疏，等于“流放”啊。作为独生子，不能在老人跟前尽孝心，他深感内疚。父亲是“黑线人物”，刚出“牛棚”的张虹生探亲不成，只能遥遥相祝：父母保重！
因为廖慰训怀孕时下地干各种活计，加上心情不好，又营养不良，小女儿呱呱落地就不断患病，多次报病危。造反派竟说，“黑帮子女”，不用抢救啦。廖慰训含泪向医生求助，母亲的心感动了医生。医院尽管分成两派，但在抢救孩子时是齐心的。张虹生和廖慰训轮流陪护，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可是，孩子长到1岁还不会坐，眼看可能会残疾，得把孩子送回内地治疗。张虹生埋头抽烟。“一打三反”运动来了，他又是批斗对象，请假难准。廖慰训忍不住了，她抱着孩子，去团部请假。虽说少数造反派在“革命”，团部机关仍是老人员多，他们帮着廖慰训说话，总算给她争取了两个月的假期。
带小女儿走，大女儿怎么办？正是农忙时节，“劳动改造”的张虹生被叫去喂牲口。5个人的活派给他和另一个人，后来只留他一个人顶着。不分白天黑夜，一天铡几遍草料，半夜里还得起来两次，困了就在草堆上打个盹。早上大车出去了，才能回家吃顿饭，睡上一觉，中午赶回去再铡草。周而复始，日出日落，根本顾不上家。
1970年7月，廖慰训咬咬牙把两个女儿都带上，踏上了探亲的路途。她抱着才1岁的小女儿，牵着3岁的大女儿，坐了三天三夜的长途汽车，再转乘火车三天三夜，千辛万苦来到成都。她一进家门就晕倒在地，实在是太累了。休息了一天，她便带小女儿四处求医，等病情稳定了，把小女儿交给母亲。然后带着大女儿，去广东肇庆看望老人。这是媳妇头一回踏进公公婆婆的家门。
仍被“看管”的张闻天和刘英几乎与世隔绝，看到媳妇和孙女，高兴得合不拢嘴。3岁的小冬燕平时见到年纪大的人，都叫爷爷奶奶，这回廖慰训告诉她：“这是你的亲爷爷、亲奶奶！”小冬燕用脆脆的童声喊道：“亲爷爷！亲奶奶！”刘英搂着孙女亲个不够。多长时间，难得有这么开心了。
小冬燕的天真活泼，给老人带来无穷的欢乐。他们想把孩子留下，又怕做母亲的舍不得。廖慰训的假期快到了，张闻天对她说：“我们这里太寂寞，两个老人像孤庙里的和尚，孩子还是跟父母亲在一起好些。”廖慰训知道他们喜欢孩子，就说：“你们身边没有孩子，虹生和我不能照顾你们，把冬燕留下，陪陪你们吧。”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和刘英十分欣慰。
其实廖慰训也舍不得女儿，原打算把小女儿送回家治病，大女儿还是留在身边的，然而公公婆婆在“流放”中的孤单，促使她改变了主意。她独自一人回到新疆，张虹生也赞同她的决定。
1975年5月，因广东潮湿，张闻天夫妇身体不适，经中央同意迁居无锡。张虹生领着6岁的小女儿东君赶到广东肇庆，然后陪同老人经广州到上海，再转汽车到无锡。自从跟专案组“顶牛”，张虹生已经七年没有和父母团聚了。他惊奇地看到，视力只有零点二的父亲仍然天天读书，不停地写作。没有卡片，他写在旧台历纸背面，写在裁开的小学生练习本上。他在“流放”中写的一叠叠纸片，分装在塑料袋里，收藏起来。 张闻天一身正气，笑傲人生。张虹生多想能够再陪陪父母，多尽些孝道，多得些教益。遗憾的是，假期有限，不得不与老人告别。返回新疆前，父母亲嘱咐他，小廖身体不好，你要多做些家务事。他没想到，这竟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1976年6月，廖慰训因母亲病危，请假返四川探亲，再绕道无锡探望两位老人。此时张闻天夫妇虽然还被“监管”，已有了活动自由，但张闻天患病卧床不起，刘英身体状况也不佳，廖慰训很不放心。作为儿媳妇，虹生请不了假，她多么想留下来照顾他们，代替虹生尽一份孝心啊，然而那是个“极左”的年月，她不得不按时回新疆，不然以后请假就更难了。
廖慰训刚回新疆，就传来了张闻天7月1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噩耗。张虹生急忙请假去无锡奔丧，无奈路途太远，等他赶到时，张闻天的遗体已经火化。他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泪流满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四人帮”一伙毫无人性，竟然不许召开追悼会，刘英的花圈上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人间自有公道在。这年9月，叶剑英元帅亲自批准刘英去北京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王震将军见到刘英，关照她：“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写的稿子你千万得保管好啊，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在我那里。”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刘英就把张闻天的一部分手稿寄存到王震家里。
五、世事沧桑
十月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在无锡的刘英身边无子女，按政策规定张虹生可以调回来照顾母亲。可是他在新疆兵团，调动只能在农林口。11月，张虹生夫妇调到南京晓庄林场。在新疆落实政策时，廖慰训不愿意回政治处，改行当了会计，到南京还当她的会计，张虹生则和在新疆一样，仍然务农。好在妻子爱他，并不在意他是一个地道的“苦力”。
1979年8月，张虹生陪同母亲刘英，在北京参加党中央为张闻天召开的追悼大会。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张闻天在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地位得以实事求是地恢复了。长期蒙冤的张闻天在遗像中微笑着，一如生前那样安详宁静。乾坤逆转，世事沧桑。长得非常像父亲的张虹生面对父亲的遗像，心潮难平……
同年，张虹生也被落实政策，务农生涯画上了句号，调入某大学图书馆。廖慰训随后调入大学搞行政工作。
他们收集了张闻天革命经历的许多资料，逐步走进父亲的精神世界。《张闻天传记》编写组曾希望把张虹生调去参与工作，刘英不同意，她说，父亲的历史，不应该由子女来写。组织部门为照顾刘英，拟将张虹生夫妇调入北京。刘英却把调动函退了回去，她一贯严以律己，希望儿子不搞特殊，就在现有的岗位上做工作。
张虹生夫妇理解老人的心意，他们住在南京一栋普通的公寓楼里，像其他人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子。如今，张虹生两个女儿都已大学毕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在北京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已96岁高龄，张虹生大女儿冬燕和她同住，照顾她安度晚年，尽尽孝心。
张闻天的冤案平反，张虹生的帽子自然也摘掉了。他回北京探望母亲时，曾想找找当年“整”他的北师大那位党委副书记，那次生硬的谈话是他终生难忘的。记得当年那位副书记凶巴巴地斥责张虹生，年轻气盛的张虹生说：“谁对谁错，30年以后见分晓吧！”这话终于在30年后兑现了。那位副书记退休在家，不愿见张虹生，也许是没有勇气面对他。后来张虹生想想，不见也罢。
北京101中学同学聚会，张虹生碰到了毛泽东之女李讷。“相逢一笑泯恩仇”，父辈的昨天已经过去，后代人也饱经沧桑，同学之间海阔天空聊得很欢。张虹生说，历史已经证明我父亲没错，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呢？他大彻大悟，政治上的磨难给他的不是抱怨，而是豁达和宽容。
2000年8月30日上午，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对张闻天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在这次会议上，江主席亲切接见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及其子女。9月13日，张闻天思想研讨会在无锡召开。无锡是张闻天度过生命最后日子的地方。张虹生和廖慰训应邀出席这次活动，这是他们和母亲刘英以及两个女儿、女婿难得的团聚。
鲜花，掌声，高规格的接待，荣耀的光环包围着他们。参加各地活动归来，他们仍然进入原先的生活角色。张虹生夫妇的爱情经受过严峻考验，谁也离不开谁。曾是农活一把手的张虹生坐了办公室，还是闲不住，妻子身体不好，家务事他做得多。廖慰训说：“他心细，做什么都爱钻研，他做的饭比我做的好，我是享他的福了。”问起他们哪个说了算？廖慰训说：“大的地方，还不是我让他？”张虹生说：“她一发火，我就不吭声了。”开玩笑的轻松口吻里，袒露着无限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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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关山越）
一、祸起萧墙
张闻天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30年代初就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5年对于张闻天来说太不寻常，有两件大事影响了他的一生。一件大事，是在这一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功不可没；再一件大事，是在这一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胜利结束万里长征，张闻天与刘英喜结良缘。
刘英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曾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在遵义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接替邓小平任中央队秘书长。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1937年11月，怀孕在身的刘英和其他几位伤病的同志，经西安、兰州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去苏联，治疗她在长征时犯下的肠胃病和肺结核。一路颠簸，几经周折，刘英真担心孩子会夭折。新疆停留期间，刘英生下了儿子张虹生。听到他响亮的哭声，看到他结实的模样，做母亲的放心了，这孩子的生命力真强！
二十年后的1959年，张虹生已经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深秋的一个星期天，张虹生又到农垦部长王震叔叔家去玩。他平时住校，到周末才能回家一趟。因为张闻天与王震两家人关系密切，张虹生也成了王震府上的常客。王震将军不像以往那样笑呵呵的，而是显得面色凝重。他叫张虹生坐下，关切地说，你父亲犯错误了，你要正确对待啊。张虹生一听就懵了。王震当然不可能把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向一个小辈说清楚。何况，当时庐山会议的结果出乎意料，像王震这样的高层人士也有许多疑虑，不便跟其他人诉说。王震只是让张虹生有个思想准备，在久经大风大浪的老将军看来，孩子们毕竟太幼稚了。
张虹生回到家，所见到的父亲依然神态安详，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张闻天是个党性非常强的人，很喜欢读书，具有学者风度。虽然不知道详情，张虹生毫不怀疑毛主席是对的，父亲错了。可是，父亲为什么会犯错误？父母亲都是党性很强的人呀。
张闻天和刘英对张虹生这个独生子要求很严，不准张虹生因为父母亲的地位，沾染丝毫的纨绔之气。从北京育英小学到北京101中学，张虹生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有时候做条新裤子，刘英叫保姆在容易磨坏的地方先补个疤。学习高标准，生活低标准，张虹生习惯了这样的家风。1957年，张虹生高中毕业，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出现了邢燕子等一批先进典型。张虹生则是高干子弟的突出代表。在父母的支持下，张虹生报名去北京郊区青年农场“做新一代的农民”。他才18岁，身强力壮，意气风发，很快学会了水稻种植技术，成为农场的生产能手。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新影厂还专门来拍了他的纪录片。对于未来，张虹生憧憬很多，但他认定一条，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而要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材。农场劳动紧张繁重，他仍没有放松功课复习。1959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本来只是谈些外事工作，但他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在长篇发言中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及后果。一番公开的心里话，换了两顶吓人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惹了大祸，刘英的心情很沉重。她责怪他，做外交工作的，经济问题不该发言。张闻天却平静地说：“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晚饭后散步，工作人员为首长的庐山发言惋惜，张闻天引用韩愈的话“物不得其平则鸣”，他说：“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1961年冬，中央制定了《农业政策七十条》。根据上头安排，大学文科学生赴农村帮助“整社”。张虹生这次不是去农场，而是到了真正的农民中间。他分在京郊东坝公社园林五队，这是个种菜的生产队。张虹生看到的是：食堂“大锅饭”难以为继，哪家口粮都不够吃，全队只养了一头瘦猪，自留地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张虹生心头发酸。他想起了父亲对农村“虚报浮夸”现象的激愤之言，觉得父亲说的话并没有错，“共产风”刮不得了。
下农村的学生每人负责一个生产队，上面要他们只宣传，不行动。园林五队共96户人家，张虹生走访一遍，倾听社员的呼声，大家都希望解散食堂，把口粮分到户。这在当地没人敢作主，血气方刚的张虹生召集全村群众大会，宣布解散食堂。此言一出，农民们高兴地拍红了巴掌。
张虹生因为“自作主张”，被提前调回了学校。随后，“上纲上线”的批判接踵而来，主要罪名是“右倾”，挖其根源是“跟你父亲一样”。张虹生据理力争：“我并没有错！”人家听不进他的争辩，批判步步升级，最后定性为“坏学生”，校方的处理意见是“勒令退学”。校党委一位副书记亲自找张虹生谈话，告诉他，如果不退学，就要被“开除学籍”。离开学校的张虹生在北京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政治表现”这一关过不了。他向父母亲提出，我生在新疆，还是到新疆建设兵团去吧。刘英找到王震将军，王震一口答应，把张虹生送到农一师去劳动。因为农一师是当年南泥湾359旅的老底子，王震放心，至少不会有政治上的歧视。
此时的张闻天被贬为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英也受到株连降了职。张虹生在学校里受了处分，父母亲没有怪他一句。坚强的母亲为他打点行装，眼泪往心里流。“虹生，你得学会照顾自己。”“妈，你放心，我没事。”可怜天下父母心，惟一的儿子要远行了，怎么放心得下！
1962年2月，张虹生踏上了去新疆的路途。他从北京坐了3天3夜的火车到乌鲁木齐，再坐了3天3夜的汽车到阿拉尔，塔里木河畔的农一师九团四连。那是严冬季节，冰冻三尺，寒风咆哮，遮天蔽日的沙砾是给张虹生的见面礼。此后的张虹生，也就像这沙砾，融入了戈壁大漠。
二、西去新疆
刚到新疆的张虹生年方23岁，他酷爱体育，曾是学校的足球队长，还练过举重，身高1.8米，肩宽膀圆，体魄强健。他憋足了一股劲，干体力活毫不惜力，似乎并不把眼前的恶劣环境放在眼里。
出生在新疆的张虹生从小是个苦孩子。早在1942年，标榜“进步”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派兵追捕被他请来的中共人士。刘英在党组织的掩护下紧急转移到苏联。陈潭秋、毛泽民等领导人被捕关押后英勇就义。年仅3岁的张虹生来不及转移，与瞿独伊、邵华等几个娃娃一起坐了牢。幸亏他们身份没暴露，到1946年国共和谈时，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从3岁到7岁，张虹生在新疆当了4年的囚徒，饱尝了失却自由的无奈和辛酸。
张虹生在16年后重返新疆，国共之间的大陆决战早已落下帷幕，然而共产党内部的“运动”却把他划到了“阶级敌人”的边缘，这是他想不通的。虽然他远离政治中心，无形枷锁仍然禁锢着他。
阿拉尔是新疆最荒僻的地方之一，张虹生所在的九团又是最苦的农垦连。他一去就赶上给条田浇水。新疆垦区一个条田有600亩，从冬末到开春要浇三遍水，浇水时一个人得负责一个条田。张虹生和其他农工一样，裹一件皮袄，拎一盏马灯，在冰天雪地里巡视。田沟上面结了冰，底下还没冻住，会出现漏洞，就得跳下去堵漏，一堵就是一二个小时。他穿着长统胶鞋的脚仿佛冻僵了，浑身掉进冰窟窿似的透心凉，每个骨节缝都在冒寒气。
开春后，连队分配张虹生去养牛。十多头牛交给他，这个“放牛郎”可不好当。每天一大早，他就把牛赶出门，直到天黑才赶回来。牛喜欢吃的草长在田边地头，他得让它们吃饱，又不能让它们啃了庄稼。只能自己辛苦些，盯紧些，一发现哪头牛“犯规”，他就提着木棍儿冲过去。跑来跑去，落下了静脉曲张的职业病，他仍不敢怠慢，谁叫他有个“待罪之身”呢。
张虹生是聪明人，肯动脑筋，放牛也放出了水平。他的那根木棍儿，叫他手下的牛敬畏，不过他从不乱“体罚”，而是亲热地敲敲牛角。所以他的牛都很有教养：在很窄的田边小径上，一个挨一个低头啃食，团队精神很强，很讲纪律。而只要他走到前面，伸出手臂一拦，这些牛就像接到了命令，一个跟一个，纵队走成了一条线。
读过大学的张虹生不能忍受的，并不是自然环境差和劳动强度大，而是离京仓促，没有带什么书来看。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团部政治处宣教股有书，便上门求借。宣教股没有图书馆，只是在办公室立橱里放了些书。有连队的人到机关来借，还是头一回，政治处领导一口答应。他如获至宝，把沾着灰尘的书翻了个遍，从文学类到政治经济类，一本本地借着看。
宣教股有3个成员，最小的是不足18岁的廖慰训，别看这个清纯可爱的川妹子模样乖巧，个性很倔犟，到新疆的资历比张虹生还要早1年。1961年，正在成都四中念高中的廖慰训看到报上介绍新疆农垦的文章，便和两个女同学一起给农一师党委写了封信，坚决要求支边。农一师回信表示热烈欢迎。于是，这3个省重点中学的女生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办理迁户手续到了新疆。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赴新疆之前，那可是兵团的新鲜事。
廖慰训开始也奇怪：一个农垦连的民工，胡子拉茬，衣袖油黑，怎么这样喜欢看书？听他说话吧，却是地道的北京话，见多识广，口无遮拦，倒是蛮有趣的。廖慰训得知，张虹生是北师大学生，不由得刮目相看。要知道，农垦团以“大老粗”为主，大学生寥寥无几，而且大都是学农的，像张虹生这样的正牌文科大学生，根本就没有过。
有廖慰训在办公室，张虹生借了书就舍不得走，天南海北神聊得起劲。他对这个川妹子情有独钟。廖慰训情窦未开，茫然不知。见张虹生跑得勤，有意地跟廖慰训套近乎，机关其他人看出了门道。政治处开会时，领导关心地提醒廖慰训注意点，别跟张虹生多接触，他可是有问题的人。
廖慰训被弄得莫名其妙。会后，有人向她透露说：张虹生是张闻天的儿子，在北京犯了错误的，跟他搞在一起没好处。再说，别看他现在跟你有说有笑，等将来他真地回北京了，根本就不会认你的。
她听了不是个味。她为人热情，对张虹生也不例外，虽然有些好感，可她年纪小，并没想谈恋爱，也就不存在有朝一日跟他去北京的想法。她辩解，人家不信。她只得拿出行动来，张虹生再来借书，她就借故走开。张虹生很奇怪：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小妹妹？
此后三年，风里来，雨里去，张虹生在苦难中磨炼着。寂寞和孤独之时，就会想起川妹子那黑亮的眸子，无邪的微笑，扎着小辫的身影……
1965年，廖慰训被派去上海出差，顺便回成都探亲。张虹生听别人议论说，小廖这次回家，说不定就不回来了。因为廖慰训不属于组织分配，而是自愿支边的，政策是“来去自由”，她一个弱女子，老家又在巴蜀胜地，新疆太苦了，坚持不下去也可以理解。他不禁黯然神伤。
廖慰训临行前，张虹生找到她，请她回成都代他去看望姨妈。说了简单的几句话，张虹生塞给她一封信，扭头就走了。廖慰训没在意，随手把信放进旅行袋里。等她从上海回到成都家中，从旅行袋里翻出这封信，拆开一看，廖慰训不觉心头一热，这封信字里行间饱含着感情：从认识你的时候起，我对你的印象就非常好，可是你为什么不理我了？也许，你一去不回，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少女的心就这样被感动。她知道张虹生政治上有压力，在新疆又举目无亲，是把她当成了亲人。她也知道对于身处逆境的人来说，应该多给他以关怀，而不是伤害。廖慰训在成都家里写了封信给张虹生，告诉他，她已经“遵嘱”去看望了他的姨妈，她探亲结束就要回新疆去，绝不会当“逃兵”的。
张虹生接到信欣喜万分。当廖慰训探亲后回到新疆，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廖慰训在团部兼了广播员，张虹生时常来广播室找她。她是高中生，也喜欢文学，他们自然不乏共同语言。张虹生抽烟厉害，发的那点零花钱不够用，廖慰训借给他，不用他还。“蹭饭”更是常事，廖慰训掏腰包也心甘情愿。一来二去，这对年轻人的依恋在增长。
三、患难情侣
1966年“五、一六通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之风从北京刮向各地，地处边陲的新疆暂时还没有乱。关切时局的张虹生敏锐地感到，这场政治风暴来者不善。离开北京5年了，他干活卖力，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读书学习也没丢，他相信会有出头之日的。可是文革的极左声浪叫他震惊，他觉得希望渺茫了。
在张虹生万念俱灰的时候，廖慰训的鼓励和帮助，是他的最大精神支柱。这间期，热心人给廖慰训介绍的对象很多，有兵团文工团的，有报社当记者的，也有本团的干部，廖慰训一概回绝。张虹生所在的四连从靠近团部搬到了20多里外。他负责赶大车，来回拉东西，原先每晚以连队为落脚点，他把这个程式颠倒过来，白天去连队，晚间在团部附近休息，以便来看廖慰训。
张虹生离不开廖慰训，他想当面说，嫁给我吧，可话到嘴边咽了回去，他生怕遭遇到当面的拒绝。还是发挥文科生的长处，动笔写了封信交给她，逃也似地走了。他反复想过了，在家庭和现实的双重打击之下，死亡比生存更容易，如果一旦被所钟爱的人拒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干脆在马鞭子上拴一条红布，让马受惊奔跑，一了百了。
张虹生的求婚信虽然说得委婉，对廖慰训来说却太沉重。因为同时，她收到了四川家里的来信，母亲和姐姐告诉她，内地的批斗不断升温，街头的大字报上有张闻天的名字，说他“反对毛主席”，说他“里通外国”。她们说，你的婚事可要慎重，要不，先缓一缓再说。
可是廖慰训觉得，张虹生处境太艰难了。以她对他的了解，他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我跟虹生结婚，能给他一个家，一个立足之地。否则他连生存的勇气都没有了，会走上绝路的，那我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得安宁！”她没有犹豫，马上打了份结婚报告递了上去。
廖慰训是组织上培养的“红苗子”，结婚报告迟迟批不下来。领导上派人找她谈话，要她“三思后行”。廖慰训说：“我想好了，跟着他吃苦，我情愿。”僵持了近半年，结婚报告终于批了。
那天，廖慰训把喜讯告诉张虹生，他为连队拉柴禾刚返回。棉袄开了花，裤子又脏又破，脚趾头露在鞋子外面。那些柴禾就是骆驼刺，是张虹生去戈壁滩上砍来的。骆驼刺戳破了他的衣服，划伤了他的手背。看着这位准新郎的模样，廖慰训很心酸。
廖慰训拿出自己的积蓄，拉着张虹生去团部商店，买了双新鞋，还扯了草黄色的华达呢布料，给他做了套中山装。他们的“新房”是连队的一间废弃的禁闭室，泥地上栽上木桩，上面架上木板，就算是床了。给几个要好的同事送了喜糖，就算是宣布结婚了。入夜，星光还是那样凄清，沙粒还是那样扑打着窗棂，可他们觉得，从今以后，这天，这地，这茫茫旷野，便少了许多残酷，而多了许多温柔。
次年，大女儿出生了，张虹生给她起名冬燕，冬天的燕子向着南方，寄托着父母亲对家乡的思念。1968年5月，张虹生回北京探亲。夫妻不能同行，是极左路线横行时的规定。临行前，张虹生问廖慰训想要什么，廖说，下了班就忙孩子，没时间看书看报，你就给我带个半导体收音机吧。
北京的家被抄了几次，已经不像样子了。张虹生看到父母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然承受着被揪斗的痛苦折磨，禁不住悲从中来，泪水盈眶。饱经忧患的张闻天和刘英关切地询问着张虹生的个人生活，叮嘱他要善待媳妇。听说媳妇要买个半导体收音机，张闻天便把家里的小型台式收音机送给她，那是张闻天散步时拿在手上听新闻用的，送给孩子们作纪念。
就在这个月，张闻天和刘英突然被“监护”起来。张虹生心急如焚，但无能为力。专案组负责人找张虹生谈话，气势汹汹地把他训斥一通，叫他划清界限，公开宣布与张闻天脱离父子关系。张虹生不吃这一套，火爆脾气一下子点燃了：“父子关系怎么可能脱离呢？就是一万年，他也是我的父亲嘛！”专案组负责人大为恼怒，他们马上给新疆发去公函，对张虹生的“现实表现”作了一个“组织结论”。
张虹生离开北京去成都看望廖慰训的家，女婿头次进门，岳父母把对女儿的爱全部倾注在女婿身上。尽管张虹生很落魄，一贫如洗，廖慰训一家人仍然把他当“上宾”接待。张虹生洗衣服不在行，廖慰训母亲抢着帮他洗。后来想想不对，他不会洗，我女儿不是要吃苦啦？不成，得教教他。于是，岳母便手把手地教张虹生用搓衣板。张虹生“偷懒”，总是请岳母“示范”。说归说，张虹生这一趟成都之行，还真地学会了不少家务事，以后受用不浅。
然而，新的苦难正在等待着他。
他乘火车返回新疆，在阿克苏转长途汽车时，就受到团部派来的人的监视，说是怕他“畏罪潜逃”。回到团部，他又被“隔离审查”。他提出来要看孩子，“上头”好不容易同意了，但是不许夫妻见面，他被押回家时廖慰训不得在场，以防串通。他的家被抄了，价值5块钱以上的东西都要登记，就因为他拿了北京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落下了“转移父亲财产”的罪名。
批斗“认罪态度不好”的张虹生，自然要捎带上廖慰训。造反派叫廖慰训划清界限，她却说：“半导体是我要的，要批就批我吧！”批斗廖慰训的会冷冷清清。廖慰训为人厚道，小小年纪就到兵团，实在没啥茬可找，群众都说“没意见”。造反派头头气恼道：“别看她年纪不大，蛮能迷惑人的！”随后，她被停职，下放到园林队劳动。张虹生在“隔离审查”，孩子只能交给保姆，保姆是职工的家属，造反派居然找到保姆，不准她带“黑帮子女”。又要劳动，又要管孩子，她束手无策。
这时，阿拉尔邮局的老局长，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出面了。他对廖慰训特别同情，和老伴商量着帮帮她。老局长不便出面，便叫他女儿找到廖慰训说：“阿姨，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帮你带孩子。”廖慰训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说：“那要连累他们啊……”老局长的女儿说：“我爸爸妈妈说，他们是地方的，不归兵团管，没关系。”廖慰训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等张虹生结束“隔离审查”，和廖慰训重新团聚的时候，女儿冬燕已经会叫他爸爸了。
四、相聚时难
1969年7月，小女儿出生了。张虹生给她起名东君，这名字缘于屈原《九歌》中的篇名，东君是太阳神。尽管挨斗，他对党仍然怀有感情，把党比做太阳，取其心向党的意思。
1969年10月，张闻天和刘英长达524天的隔离拘禁解除了。随后，却接到限三天内启程，遣送广东肇庆的通知。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生性豁达的张闻天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
张虹生收到父母亲的信，心里不是个滋味。父母亲能够在一起，总比“监护”强，可是硬叫两个老人去广东肇庆，人地生疏，等于“流放”啊。作为独生子，不能在老人跟前尽孝心，他深感内疚。父亲是“黑线人物”，刚出“牛棚”的张虹生探亲不成，只能遥遥相祝：父母保重！
因为廖慰训怀孕时下地干各种活计，加上心情不好，又营养不良，小女儿呱呱落地就不断患病，多次报病危。造反派竟说，“黑帮子女”，不用抢救啦。廖慰训含泪向医生求助，母亲的心感动了医生。医院尽管分成两派，但在抢救孩子时是齐心的。张虹生和廖慰训轮流陪护，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可是，孩子长到1岁还不会坐，眼看可能会残疾，得把孩子送回内地治疗。张虹生埋头抽烟。“一打三反”运动来了，他又是批斗对象，请假难准。廖慰训忍不住了，她抱着孩子，去团部请假。虽说少数造反派在“革命”，团部机关仍是老人员多，他们帮着廖慰训说话，总算给她争取了两个月的假期。
带小女儿走，大女儿怎么办？正是农忙时节，“劳动改造”的张虹生被叫去喂牲口。5个人的活派给他和另一个人，后来只留他一个人顶着。不分白天黑夜，一天铡几遍草料，半夜里还得起来两次，困了就在草堆上打个盹。早上大车出去了，才能回家吃顿饭，睡上一觉，中午赶回去再铡草。周而复始，日出日落，根本顾不上家。
1970年7月，廖慰训咬咬牙把两个女儿都带上，踏上了探亲的路途。她抱着才1岁的小女儿，牵着3岁的大女儿，坐了三天三夜的长途汽车，再转乘火车三天三夜，千辛万苦来到成都。她一进家门就晕倒在地，实在是太累了。休息了一天，她便带小女儿四处求医，等病情稳定了，把小女儿交给母亲。然后带着大女儿，去广东肇庆看望老人。这是媳妇头一回踏进公公婆婆的家门。
仍被“看管”的张闻天和刘英几乎与世隔绝，看到媳妇和孙女，高兴得合不拢嘴。3岁的小冬燕平时见到年纪大的人，都叫爷爷奶奶，这回廖慰训告诉她：“这是你的亲爷爷、亲奶奶！”小冬燕用脆脆的童声喊道：“亲爷爷！亲奶奶！”刘英搂着孙女亲个不够。多长时间，难得有这么开心了。
小冬燕的天真活泼，给老人带来无穷的欢乐。他们想把孩子留下，又怕做母亲的舍不得。廖慰训的假期快到了，张闻天对她说：“我们这里太寂寞，两个老人像孤庙里的和尚，孩子还是跟父母亲在一起好些。”廖慰训知道他们喜欢孩子，就说：“你们身边没有孩子，虹生和我不能照顾你们，把冬燕留下，陪陪你们吧。”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和刘英十分欣慰。
其实廖慰训也舍不得女儿，原打算把小女儿送回家治病，大女儿还是留在身边的，然而公公婆婆在“流放”中的孤单，促使她改变了主意。她独自一人回到新疆，张虹生也赞同她的决定。
1975年5月，因广东潮湿，张闻天夫妇身体不适，经中央同意迁居无锡。张虹生领着6岁的小女儿东君赶到广东肇庆，然后陪同老人经广州到上海，再转汽车到无锡。自从跟专案组“顶牛”，张虹生已经七年没有和父母团聚了。他惊奇地看到，视力只有零点二的父亲仍然天天读书，不停地写作。没有卡片，他写在旧台历纸背面，写在裁开的小学生练习本上。他在“流放”中写的一叠叠纸片，分装在塑料袋里，收藏起来。 张闻天一身正气，笑傲人生。张虹生多想能够再陪陪父母，多尽些孝道，多得些教益。遗憾的是，假期有限，不得不与老人告别。返回新疆前，父母亲嘱咐他，小廖身体不好，你要多做些家务事。他没想到，这竟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1976年6月，廖慰训因母亲病危，请假返四川探亲，再绕道无锡探望两位老人。此时张闻天夫妇虽然还被“监管”，已有了活动自由，但张闻天患病卧床不起，刘英身体状况也不佳，廖慰训很不放心。作为儿媳妇，虹生请不了假，她多么想留下来照顾他们，代替虹生尽一份孝心啊，然而那是个“极左”的年月，她不得不按时回新疆，不然以后请假就更难了。
廖慰训刚回新疆，就传来了张闻天7月1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噩耗。张虹生急忙请假去无锡奔丧，无奈路途太远，等他赶到时，张闻天的遗体已经火化。他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泪流满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四人帮”一伙毫无人性，竟然不许召开追悼会，刘英的花圈上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人间自有公道在。这年9月，叶剑英元帅亲自批准刘英去北京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王震将军见到刘英，关照她：“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写的稿子你千万得保管好啊，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在我那里。”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刘英就把张闻天的一部分手稿寄存到王震家里。
五、世事沧桑
十月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在无锡的刘英身边无子女，按政策规定张虹生可以调回来照顾母亲。可是他在新疆兵团，调动只能在农林口。11月，张虹生夫妇调到南京晓庄林场。在新疆落实政策时，廖慰训不愿意回政治处，改行当了会计，到南京还当她的会计，张虹生则和在新疆一样，仍然务农。好在妻子爱他，并不在意他是一个地道的“苦力”。
1979年8月，张虹生陪同母亲刘英，在北京参加党中央为张闻天召开的追悼大会。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张闻天在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地位得以实事求是地恢复了。长期蒙冤的张闻天在遗像中微笑着，一如生前那样安详宁静。乾坤逆转，世事沧桑。长得非常像父亲的张虹生面对父亲的遗像，心潮难平……
同年，张虹生也被落实政策，务农生涯画上了句号，调入某大学图书馆。廖慰训随后调入大学搞行政工作。
他们收集了张闻天革命经历的许多资料，逐步走进父亲的精神世界。《张闻天传记》编写组曾希望把张虹生调去参与工作，刘英不同意，她说，父亲的历史，不应该由子女来写。组织部门为照顾刘英，拟将张虹生夫妇调入北京。刘英却把调动函退了回去，她一贯严以律己，希望儿子不搞特殊，就在现有的岗位上做工作。
张虹生夫妇理解老人的心意，他们住在南京一栋普通的公寓楼里，像其他人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子。如今，张虹生两个女儿都已大学毕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在北京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已96岁高龄，张虹生大女儿冬燕和她同住，照顾她安度晚年，尽尽孝心。
张闻天的冤案平反，张虹生的帽子自然也摘掉了。他回北京探望母亲时，曾想找找当年“整”他的北师大那位党委副书记，那次生硬的谈话是他终生难忘的。记得当年那位副书记凶巴巴地斥责张虹生，年轻气盛的张虹生说：“谁对谁错，30年以后见分晓吧！”这话终于在30年后兑现了。那位副书记退休在家，不愿见张虹生，也许是没有勇气面对他。后来张虹生想想，不见也罢。
北京101中学同学聚会，张虹生碰到了毛泽东之女李讷。“相逢一笑泯恩仇”，父辈的昨天已经过去，后代人也饱经沧桑，同学之间海阔天空聊得很欢。张虹生说，历史已经证明我父亲没错，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呢？他大彻大悟，政治上的磨难给他的不是抱怨，而是豁达和宽容。
2000年8月30日上午，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对张闻天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在这次会议上，江主席亲切接见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及其子女。9月13日，张闻天思想研讨会在无锡召开。无锡是张闻天度过生命最后日子的地方。张虹生和廖慰训应邀出席这次活动，这是他们和母亲刘英以及两个女儿、女婿难得的团聚。
鲜花，掌声，高规格的接待，荣耀的光环包围着他们。参加各地活动归来，他们仍然进入原先的生活角色。张虹生夫妇的爱情经受过严峻考验，谁也离不开谁。曾是农活一把手的张虹生坐了办公室，还是闲不住，妻子身体不好，家务事他做得多。廖慰训说：“他心细，做什么都爱钻研，他做的饭比我做的好，我是享他的福了。”问起他们哪个说了算？廖慰训说：“大的地方，还不是我让他？”张虹生说：“她一发火，我就不吭声了。”开玩笑的轻松口吻里，袒露着无限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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