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照相馆》作为一组肖像作品，拍摄的是居住在我母亲故乡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亲人们。他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巴尔虎蒙古人（巴尔虎人是蒙古人的一支，“巴尔虎”历史上指大兴安岭以西广阔的草原地区，也称呼伦贝尔，如今中国境内的巴尔虎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呼伦贝尔市的巴尔虎三旗——编者注），有些在城镇工作，有些仍在草原上过着传统的放牧生活。典型的蒙古社会是以一个个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的庞大的家族为基础构建而成的，我想以家族为框架拍摄蒙古人群像，不仅能够从一张张面孔当中反映出其所处的时代、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亲疏程度和各自在族群中的身份地位等特征，在影像人类学的研究上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与参考价值。
　　我试图通过单纯的背景、单向的光源和穿戴整齐的民族服装的运用，营造出一种老照相馆式的沉静、从容的气氛，展现在今日的摄影中已不常见的古典式肖像特有的庄重感和真实性，以及作为生命证据的照片本身所应具有的重要价值。
　　家族肖像源自童年的影像记忆
　　我自幼学习音乐和美术，曾立志当画家，2004年却阴差阳错地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电影摄影专业。作为学习电影摄影的基础，我们大一的教学主要围绕图片摄影展开，算是完成了摄影的启蒙教育。2008年毕业后虽然干过各种影像相关的工作，但一直在坚持拍照。在读《世界摄影史》时，我被19世纪的一批摄影家的作品深深打动，开始思考摄影本体语言的问题，追根溯源，闯入了“大画幅相机的世界”。2013年我考入日本大学研究生院艺术学研究所，在日本著名大画幅摄影家原直久教授门下专攻大画幅摄影和黑白暗房工艺，期间也跟随时任日大摄影系主任的高桥则英教授做过一些日本初期摄影史和各种古典摄影技法的研究。
　　2010年左右，我开始接触肖像摄影，出于自学与练习的目的，我尝试着使用大画幅相机拍摄一些室内环境人像，而拍摄对象主要是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与其说是“肖像摄影”，我更愿意将之称为“拍人”，直到进入日大学习后，我的兴趣依然集中在“人”身上。回顾摄影史，很多摄影家在创作早期都拍过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可以说这是学摄影的一个出发点和一条必经之路，尤其是对于大画幅摄影，繁琐的操作流程和高昂的制作成本让许多摄影师在遇到陌生或不熟识的被摄者时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从而影响发挥，而面对自己熟悉和亲近的人，则可以相对放松并从容地完成拍摄。
　　拍摄家乡亲人的另一个动机，源于我童年的影像记忆。由于母亲喜欢拍照，家里很早就有照相机，她的照片记录了我的成长过程，当我长大后再翻看这些相册，不仅能看到自己的儿时回忆，也能看到家族的历史。这些都是我童年时代重要的影像观看经验，也可以说是我的摄影启蒙，在这方面母亲的照片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曾经有人问我最喜欢的摄影集，我说就是我的家庭相册。所以当我学了摄影以后，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记录身边和远方的亲人，就成了一件有趣并义不容辞的事情。
　　还原肖像本来的价值
　　现在一般家庭留存的黑白老照片，大部分都是银盐的接触印相，尺寸较小。以前普通百姓拍照，还是要去照相馆请专业的师傅来拍，所以品质上有一定保证，而且人们对拍照这件事也十分重视，证件照也好、全家福也罢，一定会梳妆打扮，郑重其事地站到照相机前。那时人们的状态也不一样，穿着朴素、目光干净而真诚，拍出的照片都很好看。然而现代人很少再将照片冲洗并制成相册，更多的照片被存在各种数字终端里，或做成电子相册供人观看。从这种意义上说，照片已经从一个实在的“物”变成了虚拟的“影像”。但我还是更喜欢看家庭老照片，在亲朋家中有机会便问他们拿出相册观看，在我看来，这比很多专业摄影师的画册还值得欣赏，正是这些观看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摄影观和审美。
　　到了《草原照相馆》，我也是带着这些意识在拍。实际上以现在的规模来说它还称不上是一个“项目”，只能算一个小的系列。拍摄前我既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计划，也没有特别想过要通过这组照片传达或表现什么，只是抱着一种很朴素的愿望——拍出好看的肖像。可能是源于童年学习绘画的经验、或者是后来一些摄影作品的影响，我的脑子里总有一些画面，我只是试着去实现它，将其曝光在胶片上并最终呈现于相纸。有人说能从我的作品里看到奥古斯特·桑德、理查德·阿维顿或者庄学本的影子，我并不否认他们对我的影响，但同时我也从西洋美术，特别是17～19世纪欧洲古典主义油画，如伦勃朗、米勒、柯罗、马奈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多营养。
　　没有草原的“草原肖像”
　　从2004年进入电影学院起，我几乎每年假期都会回到内蒙古老家拍摄，我的蒙古族亲人们也自然地成为了最主要的拍摄对象。之前我用小相机抓拍过很多生活场面，但这次我决定改用大画幅相机、室内自然光进行拍摄。我让他们穿上传统民族服装，从现实环境中离开，站或坐在背景布前，以此营造出一种老照相馆式的庄重和仪式感。他们虽然生活在小城镇、在牧区，但对数码相机、手机相机已经习以为常，况且呼伦贝尔是国内著名旅游观光地，游客络绎不绝，更有大批摄影人蜂拥而至，摄影在当地的蒙古人眼里早已失去了往昔的神秘感，现在草原上的牧民也会拿手机拍照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相对独特的拍摄方式，唤醒他们对照相这件事的敬畏心与拍照本身的神圣感。
　　我的本科专业虽然是电影摄影，但专攻方向其实是影视照明，也就是灯光，虽然学得不好，也自以为比多数人更了解光的特性。电影照明很多时候是在努力模拟自然光效，但实际上再多再高级的照明设备也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自然光千变万化的质感和温度，多少会有一些戏剧化的夸张与强调，有时则显得刻意、生硬、不够自然，所以拍摄照片时我坚持使用自然光。
　　我不喜欢闪光灯，冰冷、攻击性强、不够温柔，对我来说最好的光源就是太阳，即时偶尔不得不用到人造光，也尽量使用持续光源。这种理念贯穿了我的摄影创作，在《草原照相馆》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所有照片都是在室内自然光环境拍摄的，全部正侧光，主光来自窗外的阳光，没有使用特殊的补光措施，只是偶尔会用窗帘来控制一下光的强度和质感。这样的方式与棚内闪光灯相比虽然效率低下，在拍摄时间和空间上也受到各种限制，但我认为这样的坚持是必要的，它不仅是一种拍摄习惯和观看方式，我想更代表了潜藏在摄影观背后的人生哲学。
　　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我的蒙古族身份。我在北京长大，虽然父母都是草原出身的蒙古族，但我从小在汉文化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也没有学过蒙古语，所以严格来讲我不算是一个标准的蒙古族。《草原照相馆》对我来说更像一本“家庭相册”，而非所谓的“蒙古人肖像”，只不过我的亲人们恰巧都是蒙古族，所以最后呈现出来会给人一种“民族题材”的印象，加上之前参加第一届“故乡的路”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评选又荣幸获奖，使得这组作品现在被拿到各种民族语境下解读。坦白地讲，我对传统的民族题材，尤其是那种猎奇式的异域风情摄影没有太大兴趣。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会拒绝拍摄蒙古族或其他民族，如果机缘成熟，将来或许会把《草原照相馆》继续拍下去做成一个大的项目，从“家庭相册”扩大为“民族相册”。我想利用更多人类学研究的手段、在摄影语言和传播方式上也再做一些新的尝试，希望能为中国的民族影像树立一个独特的、具有启发性的范本。
　　我并不太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观者自有独立的思想、审美与判断，在我看来，过度诠释并不会为作品加分。我理想中的创作无需过多语言和文字的阐释，而只靠影像本身说话。也许，对于摄影师而言，沉默是一种美德。
　　因此，请大家看我的“家庭相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