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译/彭华
1947年，在以色列正式宣布成立前的几个月，斯大林下令必须保证未来的犹太国投向苏联最亲密盟友的阵营。“以色列方向”便成为苏联情报机关最优先的方向之一。本刊编译俄罗斯《独立报》文章，解密在以色列方向发生的秘密战争。
1948年，犹太国出现在世界政治板图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外交支持。苏联还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计划将以色列纳入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势力范围，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又一成员。
领袖的命令
著名的苏联特工活动研究专家约翰·巴龙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了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之后，莫斯科的战略是加强境外秘密活动，特别是反对美国的活动。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认为，整个情报活动只有集中控制在一个部门之下，这些计划才能得以执行。
1947年，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情报委员会成立，国家安全部对外侦察勤务部门被纳入其中，另外还包括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情报委员会直接对斯大林负责，领导人先后为莫洛托夫、瓦列里安·佐林、安德烈·维辛斯基，它实际上成为了苏联外交部的一个分支机构。1951年，情报委员会被撤消，但正是在其机构内部，制定了第一份苏联间谍在巴勒斯坦和中东的情报活动计划。
1947年末，在以色列正式宣布成立前的几个月, 情报委员会中东及远东总局局长安德烈·奥特罗申科召集了业务会，会上通报了斯大林下达的任务：保证未来的犹太国投向苏联最亲密盟友的阵营。为使以色列居民在与美国犹太人的往来中保持中立,决定在获准移居当时的巴勒斯坦的苏联犹太人中, 加强招募谍报人员的工作。挑选间谍的任务就交给了亚历山大·科罗特科夫，他是情报委员会地下情报处的负责人。
1948年，科罗特科夫的副手弗拉基米尔·韦尔季波罗赫成为苏联派往以色列的第一位间谍，化名为罗日科夫。韦尔季波罗赫后来承认, 在去以色列时对完成此行的使命并不是很有信心。首先,他对犹太人并无好感；其次，领导们对以色列是否可能成为莫斯科的可靠盟友也没有把握。
事实上，经验和直觉没有欺骗这位情报员。在得知以色列领导人重新确定了国家政策，决定与美国密切合作时，苏联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逆转。
在圣地的胜利
但正是在以色列方向,在1950-1960年期间，苏联情报机关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驻外谍报机构成功地将自己的间谍打入了年轻犹太国的国防工业。这只“鼹鼠”，即双重间谍，是30岁的流行病学家艾弗拉姆·克林勃格，他接受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的直接委派，从事生化武器的研发。随后，克林勃格成为位于特拉维夫东南的以色列生物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正是克林勃格创造了一项独特的纪录: 他给苏联和东德特工机关提供业务情报达35年之久，同时巧妙地斡旋，从未落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之手。还有另外一名苏联间谍，行动代号为海莫夫，他在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海姆·魏茨曼的办公机关工作，他的化名也完全与其同国家首脑的接近程度相吻合。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情报机关成功地将自己的间谍打入了“摩萨德”这一公认的世界上最为出色的情报组织中。这回的“鼹鼠”是赛夫·阿夫尼，他原名叫沃尔夫·戈德斯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坚定追随者。对戈德斯坦的招募是1943年在瑞士进行的，当时他在那里躲避纳粹分子的迫害，是苏联驻瑞士的军事情报机关（情报总局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他。1948 年移居以色列后,当时已经化名为赛夫·阿夫尼的沃尔夫·戈德斯坦，开始了他在以色列一家农业合作社中的劳动。1950年，阿夫尼被聘用到以色列外交部工作，不过他在那里并没有掩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2年，阿夫尼成为以色列驻布鲁塞尔使馆的商务专员。在这里，这位情报总局的间谍还得到了另一个职务——使馆安全保卫处长，有权接近存放秘密文件的保险柜。阿夫尼四年后被逮捕，在接受审讯员问话时交待说，向莫斯科转交了从特拉维夫发到使馆的所有秘密文件。
在1953年，以色列外交部调阿夫尼到贝尔格莱德，担任驻南斯拉夫和希腊两国商务专员。与此同时，这位处于苏联情报机关日常监控之下的“双重间谍”，还成为以色列情报机关在希腊和西德的代表。
赛夫·阿夫尼积极地参与了一次最使“摩萨德”名声大噪的行动，他们渗透到了在埃及找到藏身之处的法西斯德国前军官队伍之中。当时的埃及领导人不仅给他们提供了避难所, 而且还让德军老兵和党卫军做他们的军事顾问和警察。
纽约《时代》杂志1958年7月27日报道：“埃及的宣传家们，在几名纳粹垮台后苟延残喘的德国专家帮助下,把开罗的电台变成了针对以色列的异乎强大的纳粹宣传工具。”在埃及的德国战犯，成为以色列各特工机关行动的一个主要目标，他们其中的一名间谍就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赛夫·阿夫尼。
在贝尔格莱德从事外交工作的阿夫尼，定期向莫斯科发送“摩萨德”与驻雅典和贝尔格莱德特工机关之间联络的暗号和密码样本。阿夫尼使所有以色列在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瑞士和南斯拉夫的谍报网整个暴露无遗。
阿夫尼对“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事业”的热情和忠诚，即使在著名的“医生事件”之后也丝毫不减。当时，整个苏联在斯大林授意下，掀起了镇压“白衣凶手”和“忘本的世界主义者”的大规模浪潮。后来，阿夫尼不只一次地说，斯大林是自古以来各民族中最伟大的天才，并且完全不相信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揭发言论是真的，认为它不过是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假情报。
到1956年，以色列反间谍机关才最终发现了19世纪50年代最成功的双重间谍。由于为苏联效力，阿夫尼受到了对于这种间谍活动来说较轻的处罚，被判监禁14年。
地下工作的死结
随着以色列与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破裂和身份掩护的消失，苏联情报机关在这一方向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在无外交身份掩护的情况下，向以色列进行直接渗透。这些渗入的间谍要提供必须的情报，并掌控在以色列活动的苏联谍报网。通常，地下工作者去以色列活动都是短期的。19世纪70年初，在以色列的地下工作者包括卡尔斯基、帕特里亚、伦和约里斯，他们持有加拿大、西班牙、墨西哥和芬兰护照。
由于缺乏合法情报侦察的可能性，于是苏联情报机关领导，积极使用披着驻耶路撒冷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外衣的驻外地下情报机构。这个机构总共由两名情报官员组成，他们以传教士会职员——总务主任和司机身份为掩护。有趣的是，不论是莫斯科东正教牧首公署负责人，还是传教士会会长，更不用说普通神职人员，谁也没有猜到这两个貌不惊人的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
“中心”向这两名人员布置了大量工作，使得他们简直都无法应付来自莫斯科的滚滚任务。要说苏联间谍高超的专业水平，那就得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里的驻外情报人员，在以色列国内反间谍局“辛贝特”的眼皮底下，定期向中心输送最重要的情报，而且从来也没有暴露过。
最为艰难的1973年10月的战争，再次以犹太国的胜利而告终。在此以后，“以色列方向”便成为苏联情报机关最优先的方向之一。尽管有大量间谍潜伏到移民当中，但却始终没能对以色列特工机关和国防机构形成实质性渗透。
当时的苏联克格勃境外反间谍局负责人奥列格·卡卢金后来回忆说：“我们招募的许多出境移民本来答应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但是只要脚一跨出国门,马上就会把自己的诺言抛至脑后。不过还是有一些‘老人儿’继续为我们提供帮助,向我们通报犹太移民情绪方面的信息。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移民管道，主要是将工程师和科学家输送到西方国家国防工业、军事机构和政府组织的关键岗位。但在我于80年代从境外反间谍局局长位子上退下来时，我也没有听说过一起成功的例子。”
1972年，苏联驻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关开始了工作，负责人是34岁的军官尤里·利诺夫，秘密代号为克拉夫琴科。在以色列，他的身份是奥地利公民卡尔-伯恩特·莫特尔。苏联情报机关的领导计划，将由五名现有间谍组成的谍报网交由利诺夫掌握。加入该谍报组的包括:在以色列情报机关拥有内线的利昂医生，他是在1966年去苏联旅行期间被招募的；基姆，他是混在犹太移民中进入以色列的，他的任务是打进犹太复国主义的“锡安囚徒”组织；加入谍报组的还有一位移民，他是1970年来到以色列的；西德驻以色列使馆女职员格尔达，以及某西方国家驻以色列大使罗恩。
这个秘密情报机关在以色列总共只运行了一年，因为后来利诺夫进入了以色列反间谍机关的视野，不得不离开该国。1973年2月，利诺夫出人意料地在西伯林又“浮出水面”，但一个月后就遭到了逮捕。中心得出结论，是被以色列反间谍机关“辛贝特”再次招募的间谍利昂出卖了利诺夫。
在此之后，“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在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开始了行动。
1947年，在以色列正式宣布成立前的几个月，斯大林下令必须保证未来的犹太国投向苏联最亲密盟友的阵营。“以色列方向”便成为苏联情报机关最优先的方向之一。本刊编译俄罗斯《独立报》文章，解密在以色列方向发生的秘密战争。
1948年，犹太国出现在世界政治板图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外交支持。苏联还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计划将以色列纳入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势力范围，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又一成员。
领袖的命令
著名的苏联特工活动研究专家约翰·巴龙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了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之后，莫斯科的战略是加强境外秘密活动，特别是反对美国的活动。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认为，整个情报活动只有集中控制在一个部门之下，这些计划才能得以执行。
1947年，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情报委员会成立，国家安全部对外侦察勤务部门被纳入其中，另外还包括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情报委员会直接对斯大林负责，领导人先后为莫洛托夫、瓦列里安·佐林、安德烈·维辛斯基，它实际上成为了苏联外交部的一个分支机构。1951年，情报委员会被撤消，但正是在其机构内部，制定了第一份苏联间谍在巴勒斯坦和中东的情报活动计划。
1947年末，在以色列正式宣布成立前的几个月, 情报委员会中东及远东总局局长安德烈·奥特罗申科召集了业务会，会上通报了斯大林下达的任务：保证未来的犹太国投向苏联最亲密盟友的阵营。为使以色列居民在与美国犹太人的往来中保持中立,决定在获准移居当时的巴勒斯坦的苏联犹太人中, 加强招募谍报人员的工作。挑选间谍的任务就交给了亚历山大·科罗特科夫，他是情报委员会地下情报处的负责人。
1948年，科罗特科夫的副手弗拉基米尔·韦尔季波罗赫成为苏联派往以色列的第一位间谍，化名为罗日科夫。韦尔季波罗赫后来承认, 在去以色列时对完成此行的使命并不是很有信心。首先,他对犹太人并无好感；其次，领导们对以色列是否可能成为莫斯科的可靠盟友也没有把握。
事实上，经验和直觉没有欺骗这位情报员。在得知以色列领导人重新确定了国家政策，决定与美国密切合作时，苏联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逆转。
在圣地的胜利
但正是在以色列方向,在1950-1960年期间，苏联情报机关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驻外谍报机构成功地将自己的间谍打入了年轻犹太国的国防工业。这只“鼹鼠”，即双重间谍，是30岁的流行病学家艾弗拉姆·克林勃格，他接受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的直接委派，从事生化武器的研发。随后，克林勃格成为位于特拉维夫东南的以色列生物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正是克林勃格创造了一项独特的纪录: 他给苏联和东德特工机关提供业务情报达35年之久，同时巧妙地斡旋，从未落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之手。还有另外一名苏联间谍，行动代号为海莫夫，他在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海姆·魏茨曼的办公机关工作，他的化名也完全与其同国家首脑的接近程度相吻合。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情报机关成功地将自己的间谍打入了“摩萨德”这一公认的世界上最为出色的情报组织中。这回的“鼹鼠”是赛夫·阿夫尼，他原名叫沃尔夫·戈德斯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坚定追随者。对戈德斯坦的招募是1943年在瑞士进行的，当时他在那里躲避纳粹分子的迫害，是苏联驻瑞士的军事情报机关（情报总局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他。1948 年移居以色列后,当时已经化名为赛夫·阿夫尼的沃尔夫·戈德斯坦，开始了他在以色列一家农业合作社中的劳动。1950年，阿夫尼被聘用到以色列外交部工作，不过他在那里并没有掩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2年，阿夫尼成为以色列驻布鲁塞尔使馆的商务专员。在这里，这位情报总局的间谍还得到了另一个职务——使馆安全保卫处长，有权接近存放秘密文件的保险柜。阿夫尼四年后被逮捕，在接受审讯员问话时交待说，向莫斯科转交了从特拉维夫发到使馆的所有秘密文件。
在1953年，以色列外交部调阿夫尼到贝尔格莱德，担任驻南斯拉夫和希腊两国商务专员。与此同时，这位处于苏联情报机关日常监控之下的“双重间谍”，还成为以色列情报机关在希腊和西德的代表。
赛夫·阿夫尼积极地参与了一次最使“摩萨德”名声大噪的行动，他们渗透到了在埃及找到藏身之处的法西斯德国前军官队伍之中。当时的埃及领导人不仅给他们提供了避难所, 而且还让德军老兵和党卫军做他们的军事顾问和警察。
纽约《时代》杂志1958年7月27日报道：“埃及的宣传家们，在几名纳粹垮台后苟延残喘的德国专家帮助下,把开罗的电台变成了针对以色列的异乎强大的纳粹宣传工具。”在埃及的德国战犯，成为以色列各特工机关行动的一个主要目标，他们其中的一名间谍就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赛夫·阿夫尼。
在贝尔格莱德从事外交工作的阿夫尼，定期向莫斯科发送“摩萨德”与驻雅典和贝尔格莱德特工机关之间联络的暗号和密码样本。阿夫尼使所有以色列在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瑞士和南斯拉夫的谍报网整个暴露无遗。
阿夫尼对“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事业”的热情和忠诚，即使在著名的“医生事件”之后也丝毫不减。当时，整个苏联在斯大林授意下，掀起了镇压“白衣凶手”和“忘本的世界主义者”的大规模浪潮。后来，阿夫尼不只一次地说，斯大林是自古以来各民族中最伟大的天才，并且完全不相信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揭发言论是真的，认为它不过是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假情报。
到1956年，以色列反间谍机关才最终发现了19世纪50年代最成功的双重间谍。由于为苏联效力，阿夫尼受到了对于这种间谍活动来说较轻的处罚，被判监禁14年。
地下工作的死结
随着以色列与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破裂和身份掩护的消失，苏联情报机关在这一方向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在无外交身份掩护的情况下，向以色列进行直接渗透。这些渗入的间谍要提供必须的情报，并掌控在以色列活动的苏联谍报网。通常，地下工作者去以色列活动都是短期的。19世纪70年初，在以色列的地下工作者包括卡尔斯基、帕特里亚、伦和约里斯，他们持有加拿大、西班牙、墨西哥和芬兰护照。
由于缺乏合法情报侦察的可能性，于是苏联情报机关领导，积极使用披着驻耶路撒冷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外衣的驻外地下情报机构。这个机构总共由两名情报官员组成，他们以传教士会职员——总务主任和司机身份为掩护。有趣的是，不论是莫斯科东正教牧首公署负责人，还是传教士会会长，更不用说普通神职人员，谁也没有猜到这两个貌不惊人的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
“中心”向这两名人员布置了大量工作，使得他们简直都无法应付来自莫斯科的滚滚任务。要说苏联间谍高超的专业水平，那就得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里的驻外情报人员，在以色列国内反间谍局“辛贝特”的眼皮底下，定期向中心输送最重要的情报，而且从来也没有暴露过。
最为艰难的1973年10月的战争，再次以犹太国的胜利而告终。在此以后，“以色列方向”便成为苏联情报机关最优先的方向之一。尽管有大量间谍潜伏到移民当中，但却始终没能对以色列特工机关和国防机构形成实质性渗透。
当时的苏联克格勃境外反间谍局负责人奥列格·卡卢金后来回忆说：“我们招募的许多出境移民本来答应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但是只要脚一跨出国门,马上就会把自己的诺言抛至脑后。不过还是有一些‘老人儿’继续为我们提供帮助,向我们通报犹太移民情绪方面的信息。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移民管道，主要是将工程师和科学家输送到西方国家国防工业、军事机构和政府组织的关键岗位。但在我于80年代从境外反间谍局局长位子上退下来时，我也没有听说过一起成功的例子。”
1972年，苏联驻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关开始了工作，负责人是34岁的军官尤里·利诺夫，秘密代号为克拉夫琴科。在以色列，他的身份是奥地利公民卡尔-伯恩特·莫特尔。苏联情报机关的领导计划，将由五名现有间谍组成的谍报网交由利诺夫掌握。加入该谍报组的包括:在以色列情报机关拥有内线的利昂医生，他是在1966年去苏联旅行期间被招募的；基姆，他是混在犹太移民中进入以色列的，他的任务是打进犹太复国主义的“锡安囚徒”组织；加入谍报组的还有一位移民，他是1970年来到以色列的；西德驻以色列使馆女职员格尔达，以及某西方国家驻以色列大使罗恩。
这个秘密情报机关在以色列总共只运行了一年，因为后来利诺夫进入了以色列反间谍机关的视野，不得不离开该国。1973年2月，利诺夫出人意料地在西伯林又“浮出水面”，但一个月后就遭到了逮捕。中心得出结论，是被以色列反间谍机关“辛贝特”再次招募的间谍利昂出卖了利诺夫。
在此之后，“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在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开始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