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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剑是贵州人，在武汉读完大学后便留在当地，还成为了一名武汉女婿。近年来，他以龙玄策的笔名，创作了《金陵地宫》《运道宗师》等多部小说。今年春节，他早就规划好要回贵州老家，因为夫人正在成都读博士，忙于论文答辩，只好耽搁了几日。
几日之差，让他的归乡路泡汤。武汉封城，一家人只能窝在家里。后来，姚剑说：“幸亏没走成。以当时的形势，回到贵州也会被隔离，不如待在家里。”
身为一名长期生活在武汉的当地人，姚剑说在1月中上旬，自己与周围人的生活并未有任何异样。“武汉真正紧张起来，其实和全国一样，就是钟南山在电视上明确告知人传人。”
在被明确告知人传人之前，姚剑以及大多数武汉人的生活，仍旧一如既往，挤地铁、搭公交、下馆子，也不会戴口罩。那段时间，姚剑与在成都读书的夫人每天都会通电话，常聊起日常生活。“尽管有不明肺炎的新闻出来，但感觉武汉与其它城市没有什么不同，所有人生活照旧。既然说不会人传人，大家就不把它当回事。”
在那段时间，武汉也传出医院人满为患，许多人咳嗽发烧的消息，但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今年的流感有些厉害。
直到1月20日，钟南山在央视表示“肯定人传人”后，武汉几乎一夜之间紧张起来。姚剑回忆道：“钟南山的采访是1月20日晚上播出的，到了第二天上街，所有人都戴上口罩。去药房一问，口罩及许多药品都断货。”
也是从那时起，武汉成为抗疫的最前线，牵动了所有人目光。姚剑说，从封城到方舱医院建立，个人感觉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街上空无一人，防护用品短缺，甚至有消息说，菜价出现波动。“庆幸的是，菜价在第二天就控制住，此后一直保持稳定。”
作为一名武汉市民，姚剑说那段日子里，每当听到小区外响起救护车的笛声，心情便十分矛盾。“又有邻居被拖走了，自己难免胆战心惊。同时也为能坐上救护车的病患感到庆幸，那时的武汉，医疗资源紧张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每个病人都能住到院。”
直到方舱医院建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逐步落实，武汉终于走出最晦暗的时光。不过，所有人心中的弦并没有松下来。姚剑回忆说，大概4月中旬的时候，武汉已经解封，自己也回到单位上班。每天都要测体温，而且是好几次。“一天下午，办公室里有名同事体温异常，消息一传出，整栋写字楼都紧张起来。体温异常的同事走上天台，与大家隔离起来。不过事后证明，只是虚惊一场。”
在疫情期间，姚剑宅在家里，完成了新小说的修改工作。他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不知道这个病毒会在全世界待多久，我们何时能真正战胜它？不过，封城那样的日子武汉人都经历过，往后再苦再难，应当也不会有当初那样难吧。”
这是一段普通武汉市民的经历，大概也是武汉人的心声。
从 1 月 19 日由深圳回到湖北宜昌，到 3 月23 日返回深圳，陈行甲在家中待了 64 天，其中 29 天处于居住的楼栋整体封闭被限制出门的状态。被困的日子里，陈行甲每天坚持至少给家人做一顿饭，他的夫人说疫情期间他为家人庭做的饭，超过了过去二十年的总和。
身为前县委书记，湖北的网红官员，如今的公益组织负责人，陈行甲也投入到这场抗疫中。疫情期间，陈行甲担任创始人的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共收到91笔捐助，合计约103万元，这些钱一分不留地用到了抗击疫情的前线。此外，他还募集到 118436 个口罩、1438 副护目镜、2000 副医用手套、100 台车载空气净化器、10000 个防护面罩、500 支水银体温计等物资送到抗疫前线的多家医院。
因为自身的经历，陈行甲对于公益组织在重大灾难救助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多思考。“面对大灾大难，最终解决问题绝对只能靠国家队。”陈行甲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特别是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量和效率首屈一指。但是国家队好比体积庞大的列车，也有块头大辎重多的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时，从启动到高速运转需要一点时间。而公益组织好比小电驴，我们有小快灵说动就动的优势。
陈行甲以这次疫情举例说，在疫情暴发初期，前线防护物资需求缺口爆发式增长，国家队一时不能立刻补上，此时公益组织就好比众多的小电驴，即刻启动奔赴战场，既帮助前线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也抚慰了疫情暴发初期慌乱的人心。大约十天时间，国家队全面进场，前线防护物资的压力大有缓解，这个时候公益组织再继续参与抢购防护物资反而有哄抬物价的副作用了。
一旦国家队上场，其它公益组织是否就没了用武之地？陈行甲给出的思考是：“及時寻找新的需求缺口。”在防护物资的需求缓解后，陈行甲又得到好几个外地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求助信息。医疗队员们长时间吃盒饭方便面，担心身体扛不住，但考虑到武汉市政府那些天在忙着大事不好意思向政府反映，于是，公益组织迅速联系武汉本地的志愿者帮助他们改善伙食。
陈行甲还提到一个细节，许多外地医疗队员春节后紧急出征武汉时带的都是厚棉衣，后来武汉气温升高，他们无合适的换洗衣服。公益组织帮助给前线医疗队员送来轻薄运动衣等衣物，以及内衣裤和卫生用品等。
“政府和公益组织有着一致的目标，就是为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陈行甲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
几日之差，让他的归乡路泡汤。武汉封城，一家人只能窝在家里。后来，姚剑说：“幸亏没走成。以当时的形势，回到贵州也会被隔离，不如待在家里。”
身为一名长期生活在武汉的当地人，姚剑说在1月中上旬，自己与周围人的生活并未有任何异样。“武汉真正紧张起来，其实和全国一样，就是钟南山在电视上明确告知人传人。”
再难，也不会有当初那样难了
在被明确告知人传人之前，姚剑以及大多数武汉人的生活，仍旧一如既往，挤地铁、搭公交、下馆子，也不会戴口罩。那段时间，姚剑与在成都读书的夫人每天都会通电话，常聊起日常生活。“尽管有不明肺炎的新闻出来，但感觉武汉与其它城市没有什么不同，所有人生活照旧。既然说不会人传人，大家就不把它当回事。”
在那段时间，武汉也传出医院人满为患，许多人咳嗽发烧的消息，但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今年的流感有些厉害。
直到1月20日，钟南山在央视表示“肯定人传人”后，武汉几乎一夜之间紧张起来。姚剑回忆道：“钟南山的采访是1月20日晚上播出的，到了第二天上街，所有人都戴上口罩。去药房一问，口罩及许多药品都断货。”
也是从那时起，武汉成为抗疫的最前线，牵动了所有人目光。姚剑说，从封城到方舱医院建立，个人感觉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街上空无一人，防护用品短缺，甚至有消息说，菜价出现波动。“庆幸的是，菜价在第二天就控制住，此后一直保持稳定。”
作为一名武汉市民，姚剑说那段日子里，每当听到小区外响起救护车的笛声，心情便十分矛盾。“又有邻居被拖走了，自己难免胆战心惊。同时也为能坐上救护车的病患感到庆幸，那时的武汉，医疗资源紧张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每个病人都能住到院。”
直到方舱医院建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逐步落实，武汉终于走出最晦暗的时光。不过，所有人心中的弦并没有松下来。姚剑回忆说，大概4月中旬的时候，武汉已经解封，自己也回到单位上班。每天都要测体温，而且是好几次。“一天下午，办公室里有名同事体温异常，消息一传出，整栋写字楼都紧张起来。体温异常的同事走上天台，与大家隔离起来。不过事后证明，只是虚惊一场。”
在疫情期间，姚剑宅在家里，完成了新小说的修改工作。他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不知道这个病毒会在全世界待多久，我们何时能真正战胜它？不过，封城那样的日子武汉人都经历过，往后再苦再难，应当也不会有当初那样难吧。”
这是一段普通武汉市民的经历，大概也是武汉人的心声。
让“国家队”与公益组织协作互补
从 1 月 19 日由深圳回到湖北宜昌，到 3 月23 日返回深圳，陈行甲在家中待了 64 天，其中 29 天处于居住的楼栋整体封闭被限制出门的状态。被困的日子里，陈行甲每天坚持至少给家人做一顿饭，他的夫人说疫情期间他为家人庭做的饭，超过了过去二十年的总和。
身为前县委书记，湖北的网红官员，如今的公益组织负责人，陈行甲也投入到这场抗疫中。疫情期间，陈行甲担任创始人的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共收到91笔捐助，合计约103万元，这些钱一分不留地用到了抗击疫情的前线。此外，他还募集到 118436 个口罩、1438 副护目镜、2000 副医用手套、100 台车载空气净化器、10000 个防护面罩、500 支水银体温计等物资送到抗疫前线的多家医院。
因为自身的经历，陈行甲对于公益组织在重大灾难救助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多思考。“面对大灾大难，最终解决问题绝对只能靠国家队。”陈行甲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特别是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量和效率首屈一指。但是国家队好比体积庞大的列车，也有块头大辎重多的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时，从启动到高速运转需要一点时间。而公益组织好比小电驴，我们有小快灵说动就动的优势。
陈行甲以这次疫情举例说，在疫情暴发初期，前线防护物资需求缺口爆发式增长，国家队一时不能立刻补上，此时公益组织就好比众多的小电驴，即刻启动奔赴战场，既帮助前线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也抚慰了疫情暴发初期慌乱的人心。大约十天时间，国家队全面进场，前线防护物资的压力大有缓解，这个时候公益组织再继续参与抢购防护物资反而有哄抬物价的副作用了。
一旦国家队上场，其它公益组织是否就没了用武之地？陈行甲给出的思考是：“及時寻找新的需求缺口。”在防护物资的需求缓解后，陈行甲又得到好几个外地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求助信息。医疗队员们长时间吃盒饭方便面，担心身体扛不住，但考虑到武汉市政府那些天在忙着大事不好意思向政府反映，于是，公益组织迅速联系武汉本地的志愿者帮助他们改善伙食。
陈行甲还提到一个细节，许多外地医疗队员春节后紧急出征武汉时带的都是厚棉衣，后来武汉气温升高，他们无合适的换洗衣服。公益组织帮助给前线医疗队员送来轻薄运动衣等衣物，以及内衣裤和卫生用品等。
“政府和公益组织有着一致的目标，就是为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陈行甲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