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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精准扶贫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扶贫方式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可能会与扶贫目标产生一定的偏离。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花桥村从事旅游业农户与从事非旅游业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水平进行对比，并对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估，结果发现：（1）花桥村开展旅游精准扶贫以来，农户的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得到显著提高，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2）花桥村农户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该因素成为农户进一步提升可持续生计水平的瓶颈;（3）旅游精准扶贫在开展过程中伴随着“精英俘获”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针对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继续坚持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路线，保证贫困人口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话语权;（2）扶贫更要“扶智”，要加大对当地贫困人口职业培训和基础教育的投资;（3）丰富旅游扶贫的方式，建立旅游扶贫利益分享机制。
关键词：旅游精准扶贫;可持续生计;绩效评价;贫困人口
中图分类号：F304.8;F3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1-0029-10
引言
贫困与反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联合国把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1]。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作为反贫困的一种重要手段，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的广泛关注[2]。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了旅游扶贫的概念，即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可持续旅游扶贫的概念，强调把可持续旅游作为减贫的一种手段，用以解决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社会、文化、环境等问题。
在我国，反贫困一直是社会生活与国家治理的重点。自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以后，我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2014 年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使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精准扶贫是指“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3]。在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中“旅游精准扶贫”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旅游精准扶贫是旅游扶贫和经济扶贫相结合的产物。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目前学界还未能给出非常确切的定义。借鉴已有定义，本文将旅游精准扶贫概述为以贫困人口为核心，以旅游业发展为手段，旨在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水平，为满足贫困人口自身发展创造条件的扶贫方式[4]。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包括农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整体性提升。要实现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在方式，其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将乡村旅游应用到扶贫领域，是否能够保证其對贫困人口产生的影响不会偏离扶贫的初衷，其效果有待检验。因此对精准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评估，分析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带来的实际影响，找出制约乡村旅游发挥扶贫效果的关键因素，使乡村旅游更好地服务于扶贫的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一、可持续生计理论及相关研究
可持续生计一词（sustainable livelihood， SL）最早是在布伦特兰委员会1987年对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5]。2000年，由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建立的可持续框架（SLA）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该框架认为农户是在一定脆弱性背景下，对其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组合从而追求有利的生计结果[6]。可持续分析框架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结构和过程转变、生计结果5个方面，其核心是生计资本。生计资本水平是农户开展其他活动的基础，拥有较多资本者往往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脆弱性背景反映出人们追求生计目标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发展趋势、外部冲击以及季节性变化，其从根本上影响着农户的生计资产状况。生计策略是指为了追求积极的生计结果，农户对所拥有的生计资产进行组合配置的方式，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使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结构和过程变化指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制度;民间团体组织和企业采取各种措施;社会风俗、文化、语言的变化。结构和过程转变影响着农户生计的各个方面。生计结果是生计策略的实现或产出，包括更高的收入、脆弱性的降低、教育医疗等福利的提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SLA框架提供了一种观察农户的新视角，可以用它来对农户进行总体的、参与性分析，以甄别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将农户的贫困放在动态的环境中作综合考察，目的是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改变了将贫困看作经济问题的狭隘归类，与精准扶贫的理念高度契合[7]。由于贫困定义的多维性，近年来可持续生计方法在扶贫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关于“生计”的概念，Chambers和Conway的定义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采纳，即：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之上。只有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打击下得到恢复，且能够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同时又不损害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性的[8]。SLA框架多次被应用在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状况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的研究[9]。向延平对湖南省永顺县的研究表明，实施旅游扶贫以来该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旅游从业人数也逐渐增长，旅游扶贫绩效显著[10];李飞和易俊卿等人研究均表明，乡村旅游正在改变着农户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形式，使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更加和谐[11-12];李会琴等梳理了旅游扶贫的方式，认为乡村旅游使贫困人口受益的方式有自然旅游、农业旅游、遗产旅游以及住宿业与餐饮业旅游等，并且认为旅游扶贫不仅可以为当地带来经济利益，其非经济利益也很显著;同时指出旅游扶贫的效果存在诸多限制因素，要达到旅游消除贫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13]。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研究指出旅游扶贫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14-15]。总体来看，目前学界从乡村旅游的角度对农户生计影响的研究只有少数个案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上对于生计资产的量化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以扶贫为目的的乡村旅游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在借鉴SLA可持续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精准扶贫分析框架（见图1），从贫困人口视角对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估，探讨开展乡村旅游是否切实有效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计水平，达到了精准扶贫的目的;并对制约旅游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为乡村旅游实践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花桥村（33.44°N，105.43°E）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康县长坝镇，是茶马古道上的知名驿站。该村所处的陇南地区位于秦巴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形成了高山峻岭与峡谷盆地相间的复杂地形，是甘肃省仅有的长江流域和亚热带气候地区，素有“陇上江南”之称。此外，陇南历史悠久，是秦王朝、秦族、秦文化的发祥地，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历史文化遗产为花桥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花桥村共有215户774人，过去由于地处连片深度贫困山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和工业发展滞后，村容脏乱差。2011年全村有贫困户126户445人，贫困发生率为57.5%。该村共有8个生产社，当地政府于2012年开始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以花桥村花桥社为中心打造旅游主景区，并且开始同步建设乡村旅游扶贫示范基地，并探索创造了“政府引导+公司运营+农户（贫困户）联动”的“花桥模式”，发展农家客栈和农家乐13家，建成客房64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6年花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减少至41户143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8.5%，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8 760元;与此同时，花桥村正式荣升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截止2017年6月底，全村累计接待兰州、西安、成都、青岛、银川以及周边地区游客48万多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 310多万元，带动了本村及周边村社贫困户155户689人增收，被授予“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的称号。花桥村成功的经验对于西北地区自然资源贫乏、经濟发展落后乡村的扶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普遍与典型调查相结合，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花桥村所管辖范围内的花桥社、老庄社、钱见社、沟门上社等8个生产社作为调查区域，于2017年7月16-22日进行入户访谈。本研究将调研对象按2种方式进行分类：一是旅游户（从事旅游业农户）与非旅游户（从事非旅游业农户）;二是贫困户（花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包括脱贫户）。考察过程中通过沿途走访和实地观察，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辅之以半结构性访谈，全面了解情况。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水平分析框架并查阅相关文献进行调研问卷设计，并在调研途中根据实际情况对问卷作了相应修改和完善。调研问卷内容分为2个部分：一是农户家庭基本情况;二是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各项指标的主要变化情况。半结构性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对旅游扶贫的感知以及参与旅游的意愿。由于在调研过程发现当地农户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因此为了增强沟通效率，一律采用调查员提问并记录回答内容的方式完成问卷信息填写，调研过程中平均每户访谈时间为20～40分钟。此次调研活动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76份，有效率88%。农户基本统计数据见表1。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权重确定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相关理论分析[16]和案例研究[17]，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考量调查地农户的生计特征，构建了包含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结构和过程转变、生计结果5个方面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以及31个三级指标构成，具体见表2。
三、结果评价与分析
（一）旅游精准扶贫绩效及模式分析
由表3和表4可知，花桥村从事旅游业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发展水平值为0.784，从事非旅游业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发展水平值为0.507，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花桥村旅游扶贫效果显著，从事旅游业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有明显提高。生计资本作为可持续生计的核心，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5个维度。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是不断变化的，并且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产生积极的生计结果。由表2可知，生计资本的权重为0.56。由表3可知从事旅游业农户生计资本加权后平均得分为0.454，从事非旅游业农户这一得分为0.320 ，参与旅游业农户在生计资本得分上有较明显的优势。生计结果的权重为0.10，通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多等指标体现出来。从事旅游业农户生计结果的分项得分为0.073，而从事非旅游业农户的生计结果这一得分为0.030。随着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就业机会增多，能源利用日趋合理，非农人口比例逐步下降，自然环境资源得到保护，扶贫效果初步显现。结构和过程转变的权重为0.20，旅游户分项得分为0.155，而非旅游户这一分项得分为0.095。
对于旅游户来说，政府政策和旅游协会组织在促进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转变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其得分分别为0.080和0.075;而非旅游户这两项得分明显偏低，分别为0.050和0.045。可以看到旅游户和非旅游户对政府和旅游协会这类外部性资源的获取性差异较大。脆弱性背景的权重为0.09，从事旅游业农户加权后平均得分为0.061，非旅游户加权后平均得分为0.028。具体来看，花桥村处于秦巴山区、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汇地带，原本生态环境脆弱，易受自然灾害影响，但随着花桥村灾后重建和退耕还林等生态措施的实施，以及当地政府不断出台的扶贫政策，提高了农户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使得从事旅游业农户的生计保障程度高于从事非旅游业的农户。生计策略的权重为0.05，旅游户生计策略的分项得分为0.041，非旅游户此项得分为0.034。在开展旅游扶贫以前，花桥村居民大多以务农或者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在开展旅游扶贫之后，部分村民谋生手段发生变化，开始以经营农家客栈、农家乐、销售旅游纪念品等手段参与到旅游业发展中，这使得参与旅游业农户的谋生渠道变宽。此外，可以看到在“将旅游作为生计策略意愿”这一二级指标上，旅游户与非旅游户赋值都较高，且相差不大，分别为0.85和0.83。这说明旅游户和非旅游户对旅游业的发展都比较有信心，参与意愿比较强烈。 总的来看，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原因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基层政府组织工作有效开展;二是旅游协会积极协作管理;三是农户参与意愿普遍较高;四是适度引入私人企业投资。前3项均可以从可持续生计各指标量化得分中得到体现。结构和过程转变中旅游户得分较高，与非旅游户相比占据明显优势。具体来说，结构和过程转变包括政府政策实施与旅游协会的管理运营。花桥村政府组建了较为成熟的旅游扶贫基层组织，这种组织中的干部多由花桥村本地的杰出青年担任，镇长与书记也常常到村中考察，甚至曾经一连几个月都与农户一同吃住，对基层情况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除此之外，花桥村采用高效的大数据管理平台对村民的生计状况进行动态监测，采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方法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并且通过给予对各种政策和贷款优惠、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来引导和支持村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与组织作用。此外，花桥村旅游组织协会的会长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其主责是传达政府政策和沟通民意，协助政府开展旅游扶贫的相关工作，并给予村中特殊贫困人口以适当的帮助。可以看到，在花桥村结构与过程转变中，村民的话语权和参与旅游开发的决策权得到了有效保证。这表明社区参与的模式有助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这一发现切合了现有文献关于社区参与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结论，并且在该村“旅游作为生计策略意愿”这一二级指标下，旅游户与非旅游户得分都较高的事实中得到了佐证。此外，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花桥村除了以当地居民为主体发展旅游住宿业以外，还适当引入了私人企业进行投资经营旅游酒店;旅游主景区内还有被公司承包在建的大型旅游项目，这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当地劳动力，解决了当地一部分农户的就业问题。
（二）生计资本构成差异分析
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是旅游户与非旅游户在生计资本构成上最大的差距所在。旅游户关于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得分为0.136和0.080，而非旅游户的这两项得分分别为为0.080和0.050。金融资本是指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农户用来实现自己生计的现金、可获得的贷款和个人借款等;社会资本是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关系网、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20]。旅游户金融资本得分较高的原因是在参与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部分村民获得政府贷款和补贴，家庭旅游投资不断增长，收入和储蓄得到提升[21]。金融资本得分上的较大差异表明开展旅游扶贫对农户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旅游业发展同样带来了农户社会资本的提升——为了宣传旅游业，当地村民使用网络及社交媒体的人数有所增加，在旅游经营的过程中与外界的联系也逐渐加强;再加上旅游协会经常组织村民聚会活动，加之农村特有的淳朴乡情，使得社区居民的联系与合作更加紧密[22]。
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是旅游户与非旅游户得分都较高的2个生计资本指标。这2个方面旅游户的得分分别是0.061和0.123;非旅游户的得分是0.056与0.080（非旅游户的可持续生计总体得分为0.507，低于物质资本的得分）。自然资本分为全体农户所共同拥有公共资本（如气候环境等）和个体农户拥有的可以直接用于生产的私人资本（如土地等）以及生态服务;物质资本指维持生计必须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旅游户与非旅游户自然资本较高主要有3个方面原因：一是陇南地区交通不便，工业发展滞后，因而当地生态环境污染较少;二是花桥村的乡村旅游方式主要是自然旅游，因此自然环境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到了保护;三是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和休闲场所的搭建，使花桥村旅游主景区整体公共空间得到了优化（此项原因只限于居住于旅游主景区内的旅游户）。而物质资本选取的三级指标包括住房条件、乡村道路的通达性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户相对于非旅游户较高的得分体现了旅游户在以经营农家客栈的方式参与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自身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可以看到，乡村道路、基础设施与自然资源一同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因此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效应使得全体村民共同受益。
人力资本在旅游户和非旅游户的生计资本得分中最低，分别为0.054与0.050，这表明农户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扶贫工作中的瓶颈。人力资本表示农户的知识水平、技能素质和健康状况。从健康状况来看，随着旅游区扶贫工作的深入，村中修建了卫生服務站，村民可获得的医疗和资源都有所增多。但是影响人力资本最终得分的关键因素在于知识技能水平。旅游户得分略高于非旅游户的原因主要在于旅游户在开展经营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与旅游业相关知识和技能。但从知识文化水平来看，当地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以下学历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在采访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花桥村40岁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普遍都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且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基本期待为“读完大学”，而这与当地匮乏的基础教育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通过对花桥村领导干部的采访，我们得知花桥村的中小学教师资源十分匮乏，很难有优秀教师愿意到花桥村任教。可见，旅游扶贫对于农户人力资本的改善影响不大，花桥村农户对于改善教育条件的迫切要求与花桥村落后的教育资源之间存在着较大矛盾。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制约当地农户进一步提升自身生计水平的关键因素。
（三）受益不均与贫富差距分析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旅游精准扶贫在提高了部分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扩大了花桥村村民的贫富差距，全体农户在乡村旅游业发展中的受益并不均衡。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各项生计指标的得分不均衡上：未能参与旅游业的农户在部分生计指标的得分上远低于参与旅游业的农户，而在参与旅游业的农户内部，其发展和受益情况也各不相同。在对花桥村农户的采访过程中，有部分农户表现出了对于这种不均衡发展的内心不平衡，以及对政府政策指向性倾斜的不理解。可见，以精准扶贫为目的的乡村旅游，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结果上与其初衷发生了一些背离。
因此，不论从扶贫的最终目标为实现全体农户可持续发展、“不落下一个人”来看，还是从防止贫富差距矛盾扩大来看，旅游扶贫所带来的这种发展不均衡都将成为制约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核心因素和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要找到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办法，必须从造成这种获益不均的原因着手。假定旅游扶贫不受其他扶贫方式的影响和竞争，那么旅游扶贫背景下花桥村村民发展不均衡的本质就是农户对于乡村旅游参与度的不同，其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是农户居住地区位条件的不同以及起始生计资本的差异。花桥村一共下辖8个生产社，而只有花桥社所在的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符合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条件，因此原本居住在花桥社范围内的居民便能够利用地理条件的天然优势，在游客最多的主景区内开展农家客栈、农家乐、旅游纪念品销售等生计活动，参与旅游业发展并从中直接受益。此外，在受到旅游扶贫影响之前，农户的起始生计资本并不相同。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户，有能力并且善于抓住乡村旅游发展的机遇，通过对自身生计资产的策略性组合以实现生计结果的最大化。例如，从事农家客栈经营的农户需要具有较好的房屋条件，同时对自身房屋加以装修改造以适应住宿业要求还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虽然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会给予一定数目的补助，但是原本自身条件较好的农户容易获得起始优势。此外，农家乐的经营需要有好的厨艺水平，并且要保证新鲜食材的供应。这使得厨艺水平本就较好的农户以及有良好食材供应来源的农户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社会网络较为强大的农户，容易获得经营旅游业的许可证，也容易获得更多的游客资源，这对于参与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同样从事住宿业或者餐饮业的农户来说，由于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差异，也会带来收益和发展的不同。
外部因素主要是政府政策倾斜以及旅游协会的管理，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要在于扩大了农户之间生计资本的差异。在旅游扶贫发展的早期，政府首先要对一部分适于发展旅游业的农户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贷款上的优惠，以最快的速度培育起当地的旅游业，使得一部分贫困户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率先完成脱贫。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协会通过对当地农户组织各类旅游技能的培训以及传达有用的信息，加强旅游户之间的协作，进一步保障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样，由于起始条件的不均衡和扶贫任务的迫切性，必然导致在旅游扶贫发展到中期时出现较大的贫富差距：参与了旅游业的农户在新兴的产业和谋生方式中使得自身的可持续生计得到提升，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分享了旅游扶贫带来的较多利益;而未参与旅游业的农户在退耕还林为乡村旅游开路的背景下，一部分选择外出务工，一部分丧失了原有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最终导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花桥村因地制宜开展旅游扶贫成效显著，旅游扶贫不仅有效提升了旅游户的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全体农户的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决定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可以概括为“政府引导，协会管理，企业运营，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模式。同时，花桥村旅游扶贫的瓶颈在于农户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已经完成脱贫的农户，政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在于“扶智”。
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定程度上与扶贫目标的背离，这种背离主要体现在旅游扶贫扩大了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旅游扶贫的目的是提高全体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这个过程中制约部分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并从中获益的因素主要有地理区位、起始生计资本条件、政府政策与协会管理。其中地理区位和起始生计资本条件是内部因素，决定了农户的原始条件是否适合于开展旅游业;而政府政策与协会管理是外部因素，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了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旅游扶贫发展初期，使得符合条件有能力的农户率先实现脱贫，符合扶贫绩效考察的要求，也有利于快速建立起花桥村的旅游产业。但在旅游扶贫发展的中后期，应该重点关注农户获益上的不均衡问题，争取照顾到每一位贫困户，实现全体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共同提升。
（二）对策和建议
1.优化社区参与机制。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成就说明了其旅游扶贫模式的有效性。而这种旅游扶贫模式的核心就在于社区参与——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表达贫困人口自身的诉求，保障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的权益。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坚持社区参与的路线，并在此基础上重视位于花桥村旅游主景区之外、目前尚未参与旅游业农户的呼声。通过让这些弱势群体参与旅游扶贫的决策过程，表达自身的意见，为他们提供从事乡村旅游发展的机会。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在旅游扶贫基层组织中增加非旅游贫困户的代表，让他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有关事项的决议;还应该将旅游协会的帮扶对象逐渐扩大到这些目前尚未参与旅游业的农户中，为他们组织技能培训，并且积极为他们提供一些潜在的工作机会。目前花桥村尚处于乡村旅游发展的中期，还有大批旅游工程仍处于承包在建的阶段，待这些项目建成后，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花橋村政府与旅游协会应该积极为非旅游户争取这些工作机会，提高他们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参与度。
2.扶贫更需“扶智”。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已经非常显著，旅游户的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已经有了较大的积累和增长。然而，花桥村农户的精神文化尚处于较低的水平，较低的人力资本在未来会限制其全面可持续发展，阻碍其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是由于花桥村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所导致的。对于在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的农户而言，他们在物质上已经基本摆脱贫困，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升精神文化素养。对于成年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采取组织培训和文化活动的方式，提高他们从事旅游业的能力与技巧，提升他们对于乡村发展的认识。对于乡村的学龄儿童来说，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政府加大基础教育优秀教师的引进力度，以使得这些学龄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为乡村未来的发展储备新鲜的血液。
3.实现利益共享。旅游精准扶贫带来的居民受益不均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成为花桥村旅游发展到这一阶段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如果说早期乡村旅游扶贫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得不让一部分条件相对更加便捷的贫困户优先发展并摆脱贫困，那么在旅游扶贫发展后期，政府应该把握好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方向，不让任何一个贫困人口掉队，全面消除贫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根据贫困人口的特点实施不同的扶贫方式，真正体现精准扶贫的内涵。如何让全体村民分享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让旅游主景区的辐射效应惠及整个村庄，丰富乡村旅游的形式是一种可行的路径。例如，通过开展农业旅游，形成完整的农产品供给链，使那些由于地理区位条件限制无法直接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农户，通过为旅游景区提供农副产品而间接参与乡村旅游。这些农副产品可以为景区内的农家乐餐饮业提供原材料，也可以作为土特产被游客消费。这样，花桥村旅游主景区就起到了一个交易平台的作用，可以很好地使旅游主景区周边村民共享旅游发展的福利。对于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利用政府政策，给予低保和补贴来帮助他们维持生计，使得花桥村旅游发展的效益惠及到每一个农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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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精准扶贫;可持续生计;绩效评价;贫困人口
中图分类号：F304.8;F3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1-0029-10
引言
贫困与反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联合国把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1]。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作为反贫困的一种重要手段，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的广泛关注[2]。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了旅游扶贫的概念，即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可持续旅游扶贫的概念，强调把可持续旅游作为减贫的一种手段，用以解决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社会、文化、环境等问题。
在我国，反贫困一直是社会生活与国家治理的重点。自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以后，我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2014 年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使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精准扶贫是指“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3]。在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中“旅游精准扶贫”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旅游精准扶贫是旅游扶贫和经济扶贫相结合的产物。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目前学界还未能给出非常确切的定义。借鉴已有定义，本文将旅游精准扶贫概述为以贫困人口为核心，以旅游业发展为手段，旨在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水平，为满足贫困人口自身发展创造条件的扶贫方式[4]。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包括农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整体性提升。要实现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在方式，其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将乡村旅游应用到扶贫领域，是否能够保证其對贫困人口产生的影响不会偏离扶贫的初衷，其效果有待检验。因此对精准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评估，分析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带来的实际影响，找出制约乡村旅游发挥扶贫效果的关键因素，使乡村旅游更好地服务于扶贫的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一、可持续生计理论及相关研究
可持续生计一词（sustainable livelihood， SL）最早是在布伦特兰委员会1987年对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5]。2000年，由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建立的可持续框架（SLA）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该框架认为农户是在一定脆弱性背景下，对其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组合从而追求有利的生计结果[6]。可持续分析框架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结构和过程转变、生计结果5个方面，其核心是生计资本。生计资本水平是农户开展其他活动的基础，拥有较多资本者往往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脆弱性背景反映出人们追求生计目标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发展趋势、外部冲击以及季节性变化，其从根本上影响着农户的生计资产状况。生计策略是指为了追求积极的生计结果，农户对所拥有的生计资产进行组合配置的方式，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使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结构和过程变化指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制度;民间团体组织和企业采取各种措施;社会风俗、文化、语言的变化。结构和过程转变影响着农户生计的各个方面。生计结果是生计策略的实现或产出，包括更高的收入、脆弱性的降低、教育医疗等福利的提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SLA框架提供了一种观察农户的新视角，可以用它来对农户进行总体的、参与性分析，以甄别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将农户的贫困放在动态的环境中作综合考察，目的是提高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改变了将贫困看作经济问题的狭隘归类，与精准扶贫的理念高度契合[7]。由于贫困定义的多维性，近年来可持续生计方法在扶贫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关于“生计”的概念，Chambers和Conway的定义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采纳，即：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之上。只有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打击下得到恢复，且能够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同时又不损害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性的[8]。SLA框架多次被应用在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状况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的研究[9]。向延平对湖南省永顺县的研究表明，实施旅游扶贫以来该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旅游从业人数也逐渐增长，旅游扶贫绩效显著[10];李飞和易俊卿等人研究均表明，乡村旅游正在改变着农户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形式，使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更加和谐[11-12];李会琴等梳理了旅游扶贫的方式，认为乡村旅游使贫困人口受益的方式有自然旅游、农业旅游、遗产旅游以及住宿业与餐饮业旅游等，并且认为旅游扶贫不仅可以为当地带来经济利益，其非经济利益也很显著;同时指出旅游扶贫的效果存在诸多限制因素，要达到旅游消除贫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13]。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研究指出旅游扶贫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14-15]。总体来看，目前学界从乡村旅游的角度对农户生计影响的研究只有少数个案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上对于生计资产的量化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以扶贫为目的的乡村旅游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在借鉴SLA可持续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精准扶贫分析框架（见图1），从贫困人口视角对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估，探讨开展乡村旅游是否切实有效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计水平，达到了精准扶贫的目的;并对制约旅游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为乡村旅游实践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花桥村（33.44°N，105.43°E）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康县长坝镇，是茶马古道上的知名驿站。该村所处的陇南地区位于秦巴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形成了高山峻岭与峡谷盆地相间的复杂地形，是甘肃省仅有的长江流域和亚热带气候地区，素有“陇上江南”之称。此外，陇南历史悠久，是秦王朝、秦族、秦文化的发祥地，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历史文化遗产为花桥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花桥村共有215户774人，过去由于地处连片深度贫困山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和工业发展滞后，村容脏乱差。2011年全村有贫困户126户445人，贫困发生率为57.5%。该村共有8个生产社，当地政府于2012年开始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以花桥村花桥社为中心打造旅游主景区，并且开始同步建设乡村旅游扶贫示范基地，并探索创造了“政府引导+公司运营+农户（贫困户）联动”的“花桥模式”，发展农家客栈和农家乐13家，建成客房64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6年花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减少至41户143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8.5%，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8 760元;与此同时，花桥村正式荣升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截止2017年6月底，全村累计接待兰州、西安、成都、青岛、银川以及周边地区游客48万多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 310多万元，带动了本村及周边村社贫困户155户689人增收，被授予“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的称号。花桥村成功的经验对于西北地区自然资源贫乏、经濟发展落后乡村的扶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普遍与典型调查相结合，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花桥村所管辖范围内的花桥社、老庄社、钱见社、沟门上社等8个生产社作为调查区域，于2017年7月16-22日进行入户访谈。本研究将调研对象按2种方式进行分类：一是旅游户（从事旅游业农户）与非旅游户（从事非旅游业农户）;二是贫困户（花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包括脱贫户）。考察过程中通过沿途走访和实地观察，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辅之以半结构性访谈，全面了解情况。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水平分析框架并查阅相关文献进行调研问卷设计，并在调研途中根据实际情况对问卷作了相应修改和完善。调研问卷内容分为2个部分：一是农户家庭基本情况;二是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各项指标的主要变化情况。半结构性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对旅游扶贫的感知以及参与旅游的意愿。由于在调研过程发现当地农户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因此为了增强沟通效率，一律采用调查员提问并记录回答内容的方式完成问卷信息填写，调研过程中平均每户访谈时间为20～40分钟。此次调研活动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76份，有效率88%。农户基本统计数据见表1。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权重确定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相关理论分析[16]和案例研究[17]，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考量调查地农户的生计特征，构建了包含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结构和过程转变、生计结果5个方面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以及31个三级指标构成，具体见表2。
三、结果评价与分析
（一）旅游精准扶贫绩效及模式分析
由表3和表4可知，花桥村从事旅游业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发展水平值为0.784，从事非旅游业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发展水平值为0.507，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花桥村旅游扶贫效果显著，从事旅游业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有明显提高。生计资本作为可持续生计的核心，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5个维度。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是不断变化的，并且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产生积极的生计结果。由表2可知，生计资本的权重为0.56。由表3可知从事旅游业农户生计资本加权后平均得分为0.454，从事非旅游业农户这一得分为0.320 ，参与旅游业农户在生计资本得分上有较明显的优势。生计结果的权重为0.10，通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多等指标体现出来。从事旅游业农户生计结果的分项得分为0.073，而从事非旅游业农户的生计结果这一得分为0.030。随着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就业机会增多，能源利用日趋合理，非农人口比例逐步下降，自然环境资源得到保护，扶贫效果初步显现。结构和过程转变的权重为0.20，旅游户分项得分为0.155，而非旅游户这一分项得分为0.095。
对于旅游户来说，政府政策和旅游协会组织在促进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转变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其得分分别为0.080和0.075;而非旅游户这两项得分明显偏低，分别为0.050和0.045。可以看到旅游户和非旅游户对政府和旅游协会这类外部性资源的获取性差异较大。脆弱性背景的权重为0.09，从事旅游业农户加权后平均得分为0.061，非旅游户加权后平均得分为0.028。具体来看，花桥村处于秦巴山区、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汇地带，原本生态环境脆弱，易受自然灾害影响，但随着花桥村灾后重建和退耕还林等生态措施的实施，以及当地政府不断出台的扶贫政策，提高了农户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使得从事旅游业农户的生计保障程度高于从事非旅游业的农户。生计策略的权重为0.05，旅游户生计策略的分项得分为0.041，非旅游户此项得分为0.034。在开展旅游扶贫以前，花桥村居民大多以务农或者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在开展旅游扶贫之后，部分村民谋生手段发生变化，开始以经营农家客栈、农家乐、销售旅游纪念品等手段参与到旅游业发展中，这使得参与旅游业农户的谋生渠道变宽。此外，可以看到在“将旅游作为生计策略意愿”这一二级指标上，旅游户与非旅游户赋值都较高，且相差不大，分别为0.85和0.83。这说明旅游户和非旅游户对旅游业的发展都比较有信心，参与意愿比较强烈。 总的来看，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原因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基层政府组织工作有效开展;二是旅游协会积极协作管理;三是农户参与意愿普遍较高;四是适度引入私人企业投资。前3项均可以从可持续生计各指标量化得分中得到体现。结构和过程转变中旅游户得分较高，与非旅游户相比占据明显优势。具体来说，结构和过程转变包括政府政策实施与旅游协会的管理运营。花桥村政府组建了较为成熟的旅游扶贫基层组织，这种组织中的干部多由花桥村本地的杰出青年担任，镇长与书记也常常到村中考察，甚至曾经一连几个月都与农户一同吃住，对基层情况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除此之外，花桥村采用高效的大数据管理平台对村民的生计状况进行动态监测，采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方法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并且通过给予对各种政策和贷款优惠、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来引导和支持村民参与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与组织作用。此外，花桥村旅游组织协会的会长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其主责是传达政府政策和沟通民意，协助政府开展旅游扶贫的相关工作，并给予村中特殊贫困人口以适当的帮助。可以看到，在花桥村结构与过程转变中，村民的话语权和参与旅游开发的决策权得到了有效保证。这表明社区参与的模式有助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这一发现切合了现有文献关于社区参与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结论，并且在该村“旅游作为生计策略意愿”这一二级指标下，旅游户与非旅游户得分都较高的事实中得到了佐证。此外，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花桥村除了以当地居民为主体发展旅游住宿业以外，还适当引入了私人企业进行投资经营旅游酒店;旅游主景区内还有被公司承包在建的大型旅游项目，这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当地劳动力，解决了当地一部分农户的就业问题。
（二）生计资本构成差异分析
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是旅游户与非旅游户在生计资本构成上最大的差距所在。旅游户关于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得分为0.136和0.080，而非旅游户的这两项得分分别为为0.080和0.050。金融资本是指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农户用来实现自己生计的现金、可获得的贷款和个人借款等;社会资本是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关系网、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20]。旅游户金融资本得分较高的原因是在参与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部分村民获得政府贷款和补贴，家庭旅游投资不断增长，收入和储蓄得到提升[21]。金融资本得分上的较大差异表明开展旅游扶贫对农户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旅游业发展同样带来了农户社会资本的提升——为了宣传旅游业，当地村民使用网络及社交媒体的人数有所增加，在旅游经营的过程中与外界的联系也逐渐加强;再加上旅游协会经常组织村民聚会活动，加之农村特有的淳朴乡情，使得社区居民的联系与合作更加紧密[22]。
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是旅游户与非旅游户得分都较高的2个生计资本指标。这2个方面旅游户的得分分别是0.061和0.123;非旅游户的得分是0.056与0.080（非旅游户的可持续生计总体得分为0.507，低于物质资本的得分）。自然资本分为全体农户所共同拥有公共资本（如气候环境等）和个体农户拥有的可以直接用于生产的私人资本（如土地等）以及生态服务;物质资本指维持生计必须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旅游户与非旅游户自然资本较高主要有3个方面原因：一是陇南地区交通不便，工业发展滞后，因而当地生态环境污染较少;二是花桥村的乡村旅游方式主要是自然旅游，因此自然环境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到了保护;三是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和休闲场所的搭建，使花桥村旅游主景区整体公共空间得到了优化（此项原因只限于居住于旅游主景区内的旅游户）。而物质资本选取的三级指标包括住房条件、乡村道路的通达性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户相对于非旅游户较高的得分体现了旅游户在以经营农家客栈的方式参与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自身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可以看到，乡村道路、基础设施与自然资源一同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因此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性效应使得全体村民共同受益。
人力资本在旅游户和非旅游户的生计资本得分中最低，分别为0.054与0.050，这表明农户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扶贫工作中的瓶颈。人力资本表示农户的知识水平、技能素质和健康状况。从健康状况来看，随着旅游区扶贫工作的深入，村中修建了卫生服務站，村民可获得的医疗和资源都有所增多。但是影响人力资本最终得分的关键因素在于知识技能水平。旅游户得分略高于非旅游户的原因主要在于旅游户在开展经营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与旅游业相关知识和技能。但从知识文化水平来看，当地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以下学历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在采访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花桥村40岁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普遍都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且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基本期待为“读完大学”，而这与当地匮乏的基础教育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通过对花桥村领导干部的采访，我们得知花桥村的中小学教师资源十分匮乏，很难有优秀教师愿意到花桥村任教。可见，旅游扶贫对于农户人力资本的改善影响不大，花桥村农户对于改善教育条件的迫切要求与花桥村落后的教育资源之间存在着较大矛盾。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制约当地农户进一步提升自身生计水平的关键因素。
（三）受益不均与贫富差距分析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旅游精准扶贫在提高了部分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扩大了花桥村村民的贫富差距，全体农户在乡村旅游业发展中的受益并不均衡。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各项生计指标的得分不均衡上：未能参与旅游业的农户在部分生计指标的得分上远低于参与旅游业的农户，而在参与旅游业的农户内部，其发展和受益情况也各不相同。在对花桥村农户的采访过程中，有部分农户表现出了对于这种不均衡发展的内心不平衡，以及对政府政策指向性倾斜的不理解。可见，以精准扶贫为目的的乡村旅游，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结果上与其初衷发生了一些背离。
因此，不论从扶贫的最终目标为实现全体农户可持续发展、“不落下一个人”来看，还是从防止贫富差距矛盾扩大来看，旅游扶贫所带来的这种发展不均衡都将成为制约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核心因素和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要找到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办法，必须从造成这种获益不均的原因着手。假定旅游扶贫不受其他扶贫方式的影响和竞争，那么旅游扶贫背景下花桥村村民发展不均衡的本质就是农户对于乡村旅游参与度的不同，其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是农户居住地区位条件的不同以及起始生计资本的差异。花桥村一共下辖8个生产社，而只有花桥社所在的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符合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条件，因此原本居住在花桥社范围内的居民便能够利用地理条件的天然优势，在游客最多的主景区内开展农家客栈、农家乐、旅游纪念品销售等生计活动，参与旅游业发展并从中直接受益。此外，在受到旅游扶贫影响之前，农户的起始生计资本并不相同。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户，有能力并且善于抓住乡村旅游发展的机遇，通过对自身生计资产的策略性组合以实现生计结果的最大化。例如，从事农家客栈经营的农户需要具有较好的房屋条件，同时对自身房屋加以装修改造以适应住宿业要求还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虽然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会给予一定数目的补助，但是原本自身条件较好的农户容易获得起始优势。此外，农家乐的经营需要有好的厨艺水平，并且要保证新鲜食材的供应。这使得厨艺水平本就较好的农户以及有良好食材供应来源的农户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社会网络较为强大的农户，容易获得经营旅游业的许可证，也容易获得更多的游客资源，这对于参与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同样从事住宿业或者餐饮业的农户来说，由于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差异，也会带来收益和发展的不同。
外部因素主要是政府政策倾斜以及旅游协会的管理，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要在于扩大了农户之间生计资本的差异。在旅游扶贫发展的早期，政府首先要对一部分适于发展旅游业的农户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贷款上的优惠，以最快的速度培育起当地的旅游业，使得一部分贫困户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率先完成脱贫。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协会通过对当地农户组织各类旅游技能的培训以及传达有用的信息，加强旅游户之间的协作，进一步保障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样，由于起始条件的不均衡和扶贫任务的迫切性，必然导致在旅游扶贫发展到中期时出现较大的贫富差距：参与了旅游业的农户在新兴的产业和谋生方式中使得自身的可持续生计得到提升，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分享了旅游扶贫带来的较多利益;而未参与旅游业的农户在退耕还林为乡村旅游开路的背景下，一部分选择外出务工，一部分丧失了原有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最终导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花桥村因地制宜开展旅游扶贫成效显著，旅游扶贫不仅有效提升了旅游户的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全体农户的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决定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可以概括为“政府引导，协会管理，企业运营，社区参与”的旅游扶贫模式。同时，花桥村旅游扶贫的瓶颈在于农户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已经完成脱贫的农户，政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在于“扶智”。
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定程度上与扶贫目标的背离，这种背离主要体现在旅游扶贫扩大了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旅游扶贫的目的是提高全体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这个过程中制约部分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并从中获益的因素主要有地理区位、起始生计资本条件、政府政策与协会管理。其中地理区位和起始生计资本条件是内部因素，决定了农户的原始条件是否适合于开展旅游业;而政府政策与协会管理是外部因素，在旅游扶贫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了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旅游扶贫发展初期，使得符合条件有能力的农户率先实现脱贫，符合扶贫绩效考察的要求，也有利于快速建立起花桥村的旅游产业。但在旅游扶贫发展的中后期，应该重点关注农户获益上的不均衡问题，争取照顾到每一位贫困户，实现全体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共同提升。
（二）对策和建议
1.优化社区参与机制。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成就说明了其旅游扶贫模式的有效性。而这种旅游扶贫模式的核心就在于社区参与——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表达贫困人口自身的诉求，保障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的权益。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坚持社区参与的路线，并在此基础上重视位于花桥村旅游主景区之外、目前尚未参与旅游业农户的呼声。通过让这些弱势群体参与旅游扶贫的决策过程，表达自身的意见，为他们提供从事乡村旅游发展的机会。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在旅游扶贫基层组织中增加非旅游贫困户的代表，让他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有关事项的决议;还应该将旅游协会的帮扶对象逐渐扩大到这些目前尚未参与旅游业的农户中，为他们组织技能培训，并且积极为他们提供一些潜在的工作机会。目前花桥村尚处于乡村旅游发展的中期，还有大批旅游工程仍处于承包在建的阶段，待这些项目建成后，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花橋村政府与旅游协会应该积极为非旅游户争取这些工作机会，提高他们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参与度。
2.扶贫更需“扶智”。花桥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已经非常显著，旅游户的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已经有了较大的积累和增长。然而，花桥村农户的精神文化尚处于较低的水平，较低的人力资本在未来会限制其全面可持续发展，阻碍其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是由于花桥村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所导致的。对于在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的农户而言，他们在物质上已经基本摆脱贫困，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升精神文化素养。对于成年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采取组织培训和文化活动的方式，提高他们从事旅游业的能力与技巧，提升他们对于乡村发展的认识。对于乡村的学龄儿童来说，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政府加大基础教育优秀教师的引进力度，以使得这些学龄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为乡村未来的发展储备新鲜的血液。
3.实现利益共享。旅游精准扶贫带来的居民受益不均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成为花桥村旅游发展到这一阶段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如果说早期乡村旅游扶贫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得不让一部分条件相对更加便捷的贫困户优先发展并摆脱贫困，那么在旅游扶贫发展后期，政府应该把握好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方向，不让任何一个贫困人口掉队，全面消除贫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根据贫困人口的特点实施不同的扶贫方式，真正体现精准扶贫的内涵。如何让全体村民分享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让旅游主景区的辐射效应惠及整个村庄，丰富乡村旅游的形式是一种可行的路径。例如，通过开展农业旅游，形成完整的农产品供给链，使那些由于地理区位条件限制无法直接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农户，通过为旅游景区提供农副产品而间接参与乡村旅游。这些农副产品可以为景区内的农家乐餐饮业提供原材料，也可以作为土特产被游客消费。这样，花桥村旅游主景区就起到了一个交易平台的作用，可以很好地使旅游主景区周边村民共享旅游发展的福利。对于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利用政府政策，给予低保和补贴来帮助他们维持生计，使得花桥村旅游发展的效益惠及到每一个农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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