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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大文化观来回望2000年中国文化，20世纪不仅是2000年王朝政统的历史周期循环与儒术独尊为道一统天下以及旧学统的历史终结点，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确立和发展的时代，更是中国文化变迁史上终旧开新、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时代。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已经是进入世界文化发展坐标、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一种新型文化。其内容、结构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表现出显明的差异性的阶段性形态结构特征，而与时俱进与创新则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品格。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不断创新的精神必将成为本世纪及其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基石。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转型；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4-0102-04
观察研究中国文化，应放宽历史的视野，在从远古到现在这一长时间、远距离的时空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中国文化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过去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从具体内容来看，即把具体时段，一个朝代或几个朝代，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单元，放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文化范围内予以具体研究，从而获得更具历史逻辑性的合理结论。对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也应是这样。
从大文化观来看，20世纪是中国先进文化的转型期。学界无论是近代学人钱穆的“二统说”(即政统、道统)，还是牟宗三的“三统说”(即政统、道统、学统)，以及现代学人王鸿生的“四统说”(即政统、道统、学统、法统)，甚或海外学人唐德刚的“转型说”，都一致认为中国社会政治形态、中国文化的转型从19世纪鸦片战争就已开始，对此笔者也深表赞同。但这与20世纪是中国先进文化的转型并非一个概念。20世纪先进文化的显著标志是以由弱到强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深刻整合并广泛吸收中外优秀文化，从而逐步形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根本要求的文化。不言而喻，这种先进的中国文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开始，中经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建设到新中国成立正式定型之前100余年不过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转型的热身。其转型之因，与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动，先进的文化传播手段和方式，西方文化强烈冲击和推动，以及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解构和近代先进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等诸多因素有关，本文仅从转型、核心、创新三个方面，来探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一、20世纪是数千年中国文化终旧开新的转型时代
杜维明认为，《论语》中有三个互相关联的核心概念，这就是道、学、政。牟宗三认为“统者贯穿承续义。故日垂统，亦曰统绪”。他从“统”的角度认识儒家的道、政、学，且对道统、政统及学统作了深刻的论述。他们的道、学、政及“三统”说自然有其特定的含义，但一旦纳入本文所构建的特殊语境，就有必要援引现代学人王鸿生先生的有关论述，在新的文化层面上对“三统”作更广的定义和必要的说明。
王鸿生认为，道统可以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中国文化中道统的概念，是儒家据《论语·尧日》中尧舜传授之言提出的儒家传道系统。儒家把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称为“道”，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比“道”更高的东西了。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中，儒学虽先称“道”，但到汉武帝时期才取得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随之子学逐渐成为经学。其学术色彩弱化，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伦理规范、道德准则、价值理念被政治文化塑造成“纲常名教”，此统一垂而近两千年。
政统可以理解为政治系统。它包括政治统治、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规范、政治文化，是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一个体系。其核心要素也就是权力，即关于如何取得、运用和让渡权力的思想和理论。
学统就是学术文化系统，包含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也可以说是学术型文化系统。广义的学术包括“学”和“术”两部分，“学”主要是“科学”，“术”主要是“技术”、“艺术”等。在大多数古代文明中，学术文化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其形态是知识文化，没有形成学统。真正的学术传统是近500年才形成的。现代学统内核其实就是以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现代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文化。就科学系统而言，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广义上可以说，学统也就是科学技术文化系统。
在某种意义上，以上三统，可以用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一种概括。“三统”之中，政统为主导，不仅择“道”而且统“学”，决定中国文化的形态和走向。所谓择“道”，即由政统选择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秦始皇取法家学说而弃百家之学，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表现了政统对道统的选择权力和功能。所谓统“学”，是指政统统驭学术文化。这种统驭，一是指政统对学统的规范和裁判，二是指学统当以政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为衡定并自觉予以自我限定。道统附着政统并作为政统的支撑。儒学虽先称“道”，但也只是到了汉武帝时才被择而尊为“道”，并明确表示以“术”(即思想工具)而视之。充其量表现了政统为其追寻皇权正当性依据和合理的文化阐释，以有利于维护君权和由君权确定的社会等级制度与生活秩序。而汉儒恰恰在这些方面对儒学原典进行了改造，挤压了孔子、孟子、荀子的学术生命空间，使之脱离学术本位，为政统及其演变提供了正当、体面的理由而被政统择尊为“道”，并为政统的支撑。此外，学统的显明特点是依政(统)附道(统)。
从上述的“三统”观点回望几千年中国文化，20世纪恰恰是旧文化“三统”终结、先进文化开始，即二者相互交替转型的时代。
首先我们看旧文化“三统”的终结。从大文化观及中华政统演变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是惊天动地的巨大事变。它结束了由秦始皇开创且延续了2132年的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制度，废止了由议武帝择定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且延续近两千年的旧道统。辛亥革命前5年即1905年科举被废除，但读经尊圣仍在继续，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废除了读经尊圣。辛亥革命之后，虽然有很多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但始终也未能恢复旧“三统”。历史也已经证明，辛亥革命成为几千年王朝政统的历史及旧学统的历史终结点，是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重大历史拐点。
其次，我们再来探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起始问题。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文化的出现，成为现代政统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出现，通过激烈而曲折的革命斗争试图决定20世纪中国政统发展的大局。历史证明，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成为近60年的新中国且必将还是今后中国政统中具核心领导地位的主导力量。历史也证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不仅确立了新政统，而且也选择了新道统，即所谓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 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比较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新社会的理想。在新政统的领导下、新道统的指引下，不断推进一系列战略性的学术文化创新。综上所述，20世纪也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确立和发展的时代，整个20世纪，是中国文化变迁史上终旧开新、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时代。
二、转型后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结构形态
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已经是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一种新型文化。它已经进入世界文化发展坐标。不但其内容，而且其结构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来，前赴后继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经历了寻求一失败一再寻求一再失败的艰苦卓绝的过程后，终于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共产党，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和内在核心，深层整合并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形成20世纪核心突出的多元一体的中国先进文化，由此揭开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崭新篇章。这种文化，从总的结构形态来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整合古今中外先进文化融会创新的一种文化。经过“五四”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后十七年、新时期及20世纪90年代近百年的历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是，很明显，20世纪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其差异性的阶段性形态结构特征。“五四”时期的先进文化是由具有早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翻译介绍的国外近代优秀文化三种文化要素整合创新而成，共同探索如何适应和满足那个时代的人民物质或精神生活的需要。那时，马克思主义虽然刚刚传入中国，但作为新质文化，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其核心价值和方向性意义。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标志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核心的正式形成。先前被择为“道”的“儒术”显学，一降而与一向受排斥压抑的道、法、墨、佛、兵学以及近代文化等一样，平等地成为20世纪先进文化发展的文化资源。
国外优秀文化也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融会创新的文化资源，建国前虽然比较全面介绍和引进了西方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但由于受当时中国历史现状和发展需求的制约，真正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整合要素的或确切说影响作用最大的只有西方近代文化。
正如学者邹平所述，西方现代文化即20世纪文化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当时的中国正饱受着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因而近代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这就使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很难在历史的进程中接受西方现代文化。于是，20世纪的中国在全力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中也包括文化侵略的时候，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排斥也就在所难免。但是，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其矛头对准封建主义的时候。西方近代文化恰恰为其提供了_一整套有力的思想武器。天赋人权、共和政体、平等自由、人道博爱，这些文化思想几乎全被接受了过来。表现在文学上，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的几乎都是西方近代文学大师：莎士比亚、易卜生、塞万提斯、歌德、席勒、拜伦、雪莱、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甚至有些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名篇，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就是直接受西方近代文学中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惠特曼的《草叶集》和左拉的《金钱》等作品影响而创作的。相反，那些也曾翻译介绍过来的西方古代传统文学，就没有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究其原因，恐怕是其未能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提供直接的反封建思想有关。而某些西方现代文学虽然也已翻译介绍，并且影响和产生了一些中国作家和流派，例如法国象征派诗歌对李金发的影响+意识流文学对施蛰存、穆木天等人的影响以及新感觉派的诞生等等，但纵观新文学史，这些作家、流派均未能贯穿下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构成要素。其原因仍在于偏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主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西方近代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融会创新的资源。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由此，无论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都必然地要接触和了解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费尔巴哈、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学说和理论。而要了解这些人的理论和学说价值，又必然地要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这就使西方近代文化得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不间断地介绍、翻译出版以及全面研究，致使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即使是在“文革”中也不能被完全排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著名论断，又使我们对西方现代文化采取了长期的关闭政策，因而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本体构成中几乎完全不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除了自然科学)。当然，促使我们对西方现代文化采取批判、封闭和排斥态度的原因是复杂的，例如建国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我国的封锁政策，20世纪60年代对前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等等。
从文学上看，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高度评价和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再三推崇，特别是由他们奠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都使西方近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中首先被接纳和吸收。而我们的文学界历来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三位文学大师的推崇和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此出发，使我们对古希腊文学、文艺复兴和批判现实主义都给以高度的评价，形成“文革”前著名的“三个高峰”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又促使我们进一步去研究普列汉诺夫、丹纳、歌德、席勒等人的文学理论。这就使西力近代文学理论也得到了长足的传播和吸收。马、恩、列直接赞同过的作家以及由此而扩展开去的整个现实主义文学的结合，便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中相当稳固的现实主义文化体系的确立。当然，这里还有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我们却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守“两结合”的文学理论。可见，促使我们接纳和吸收西方近代文学的首先是马、恩、列革命导师的直接论述。以此为核心，西方近代文学才可能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中被吸收和融合，并且进一步包括了对西方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介绍。
以新中国建立为重要历史标志，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先进政治文化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外国 近代优秀文化构成新时代的先进文化。
新时期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先进文化，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中国古代和“五四”以来的现代优秀民族文化、外国优秀文化构成，其中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核心。20世纪不同发展时期，先进文化形态结构特点明显不同。
三、创新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灵魂
创新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灵魂，与时俱进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典型地表现为其核心思想的与时俱进与创新。它积极立足实践、面向未来，敢于突破陈规陋习，敢于用创造性行为来为社会营造解放思想的氛围，敢于用新的观念来取代旧的观念。这种创新，集中表现为“五四”时期、延安时期以及新时期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创新运动。
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民国，属刚刚出生的新政统，发育不良，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能有效地主导社会发展。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旧道统已根基不在，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虽为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不与主导性的北京政体接轨，处于“非主流状态”。而北京政体也始终没有与之相应的道统支撑，因而也就不能阻止各种新的“主义”竞相涌现。
正当辛亥革命后中国文化主体出现政道分离，随之陷入乱政、多道的困境时，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也即思想创新运动，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上，以文化的形式开始了。一批新学人在此刊物上讨论“科学”、“民主”，倡言革新文化和改良文学，评估传统价值，比较中西文化。这实际上是一场既牵涉到“道统”又牵涉到“学统”、“政统”的文化革命。它历史性地表达了先进文化创新的意愿，并成为“五四”时期先进文化思想创新的重要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少数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共产党随之建立。这是“五四”时代先进文化创新的最典型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很快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造成一种声势，使工人和农民中的群众性运动获得了广泛发展，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但是在1927年的大好形势下，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采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30年代头几年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党的某些领导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脱离的道路。使革命遭到了失败。这些失败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个幼稚的党，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需要开展一次比“五四”时期更为深刻的思想创新运动。这个又一次的思想创新运动，就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于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后的3z--次思想解放、思想创新的历史重任。正是这次创新，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并在党内外得到空前的传播，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创新的伟大产物。这次创新，为延安整风运动后短短几年内接连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新中国新政统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那样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和创新，也就没有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迅速胜利，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新政统赖以支撑的思想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行的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与创新运动。这次思想创新，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摆脱了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次思想创新的成果。实践表明，这种全新的思想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理念，成为执政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标志着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重大突破性发展。
这三次思想创新，每一次创新，都不只是为先进文化自身找到了新的出路，同时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开启了人们的视野。每一次创新，都是以遵循文化规律、社会需求为前提，又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旨归，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每一次创新，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都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
通过上述对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转型、核心、创新等一系列研究，表明20世纪不仅是2000年中国文化终旧开新的转型时代，而且20世纪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开端，必被历史以界碑式的特殊意义载入史册。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必将成为本世纪及未来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基石。
责任编辑 王艳芳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转型；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4-0102-04
观察研究中国文化，应放宽历史的视野，在从远古到现在这一长时间、远距离的时空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中国文化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过去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从具体内容来看，即把具体时段，一个朝代或几个朝代，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单元，放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文化范围内予以具体研究，从而获得更具历史逻辑性的合理结论。对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也应是这样。
从大文化观来看，20世纪是中国先进文化的转型期。学界无论是近代学人钱穆的“二统说”(即政统、道统)，还是牟宗三的“三统说”(即政统、道统、学统)，以及现代学人王鸿生的“四统说”(即政统、道统、学统、法统)，甚或海外学人唐德刚的“转型说”，都一致认为中国社会政治形态、中国文化的转型从19世纪鸦片战争就已开始，对此笔者也深表赞同。但这与20世纪是中国先进文化的转型并非一个概念。20世纪先进文化的显著标志是以由弱到强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深刻整合并广泛吸收中外优秀文化，从而逐步形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根本要求的文化。不言而喻，这种先进的中国文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开始，中经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建设到新中国成立正式定型之前100余年不过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转型的热身。其转型之因，与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动，先进的文化传播手段和方式，西方文化强烈冲击和推动，以及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解构和近代先进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等诸多因素有关，本文仅从转型、核心、创新三个方面，来探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一、20世纪是数千年中国文化终旧开新的转型时代
杜维明认为，《论语》中有三个互相关联的核心概念，这就是道、学、政。牟宗三认为“统者贯穿承续义。故日垂统，亦曰统绪”。他从“统”的角度认识儒家的道、政、学，且对道统、政统及学统作了深刻的论述。他们的道、学、政及“三统”说自然有其特定的含义，但一旦纳入本文所构建的特殊语境，就有必要援引现代学人王鸿生先生的有关论述，在新的文化层面上对“三统”作更广的定义和必要的说明。
王鸿生认为，道统可以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中国文化中道统的概念，是儒家据《论语·尧日》中尧舜传授之言提出的儒家传道系统。儒家把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称为“道”，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比“道”更高的东西了。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中，儒学虽先称“道”，但到汉武帝时期才取得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随之子学逐渐成为经学。其学术色彩弱化，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伦理规范、道德准则、价值理念被政治文化塑造成“纲常名教”，此统一垂而近两千年。
政统可以理解为政治系统。它包括政治统治、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规范、政治文化，是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一个体系。其核心要素也就是权力，即关于如何取得、运用和让渡权力的思想和理论。
学统就是学术文化系统，包含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也可以说是学术型文化系统。广义的学术包括“学”和“术”两部分，“学”主要是“科学”，“术”主要是“技术”、“艺术”等。在大多数古代文明中，学术文化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其形态是知识文化，没有形成学统。真正的学术传统是近500年才形成的。现代学统内核其实就是以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现代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文化。就科学系统而言，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广义上可以说，学统也就是科学技术文化系统。
在某种意义上，以上三统，可以用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一种概括。“三统”之中，政统为主导，不仅择“道”而且统“学”，决定中国文化的形态和走向。所谓择“道”，即由政统选择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秦始皇取法家学说而弃百家之学，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表现了政统对道统的选择权力和功能。所谓统“学”，是指政统统驭学术文化。这种统驭，一是指政统对学统的规范和裁判，二是指学统当以政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为衡定并自觉予以自我限定。道统附着政统并作为政统的支撑。儒学虽先称“道”，但也只是到了汉武帝时才被择而尊为“道”，并明确表示以“术”(即思想工具)而视之。充其量表现了政统为其追寻皇权正当性依据和合理的文化阐释，以有利于维护君权和由君权确定的社会等级制度与生活秩序。而汉儒恰恰在这些方面对儒学原典进行了改造，挤压了孔子、孟子、荀子的学术生命空间，使之脱离学术本位，为政统及其演变提供了正当、体面的理由而被政统择尊为“道”，并为政统的支撑。此外，学统的显明特点是依政(统)附道(统)。
从上述的“三统”观点回望几千年中国文化，20世纪恰恰是旧文化“三统”终结、先进文化开始，即二者相互交替转型的时代。
首先我们看旧文化“三统”的终结。从大文化观及中华政统演变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是惊天动地的巨大事变。它结束了由秦始皇开创且延续了2132年的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制度，废止了由议武帝择定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且延续近两千年的旧道统。辛亥革命前5年即1905年科举被废除，但读经尊圣仍在继续，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废除了读经尊圣。辛亥革命之后，虽然有很多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但始终也未能恢复旧“三统”。历史也已经证明，辛亥革命成为几千年王朝政统的历史及旧学统的历史终结点，是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重大历史拐点。
其次，我们再来探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起始问题。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文化的出现，成为现代政统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出现，通过激烈而曲折的革命斗争试图决定20世纪中国政统发展的大局。历史证明，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成为近60年的新中国且必将还是今后中国政统中具核心领导地位的主导力量。历史也证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不仅确立了新政统，而且也选择了新道统，即所谓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 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比较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新社会的理想。在新政统的领导下、新道统的指引下，不断推进一系列战略性的学术文化创新。综上所述，20世纪也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确立和发展的时代，整个20世纪，是中国文化变迁史上终旧开新、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时代。
二、转型后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结构形态
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已经是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一种新型文化。它已经进入世界文化发展坐标。不但其内容，而且其结构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来，前赴后继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经历了寻求一失败一再寻求一再失败的艰苦卓绝的过程后，终于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共产党，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和内在核心，深层整合并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形成20世纪核心突出的多元一体的中国先进文化，由此揭开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崭新篇章。这种文化，从总的结构形态来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整合古今中外先进文化融会创新的一种文化。经过“五四”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后十七年、新时期及20世纪90年代近百年的历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是，很明显，20世纪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其差异性的阶段性形态结构特征。“五四”时期的先进文化是由具有早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翻译介绍的国外近代优秀文化三种文化要素整合创新而成，共同探索如何适应和满足那个时代的人民物质或精神生活的需要。那时，马克思主义虽然刚刚传入中国，但作为新质文化，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其核心价值和方向性意义。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标志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核心的正式形成。先前被择为“道”的“儒术”显学，一降而与一向受排斥压抑的道、法、墨、佛、兵学以及近代文化等一样，平等地成为20世纪先进文化发展的文化资源。
国外优秀文化也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融会创新的文化资源，建国前虽然比较全面介绍和引进了西方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但由于受当时中国历史现状和发展需求的制约，真正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整合要素的或确切说影响作用最大的只有西方近代文化。
正如学者邹平所述，西方现代文化即20世纪文化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当时的中国正饱受着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因而近代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这就使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很难在历史的进程中接受西方现代文化。于是，20世纪的中国在全力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中也包括文化侵略的时候，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排斥也就在所难免。但是，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其矛头对准封建主义的时候。西方近代文化恰恰为其提供了_一整套有力的思想武器。天赋人权、共和政体、平等自由、人道博爱，这些文化思想几乎全被接受了过来。表现在文学上，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的几乎都是西方近代文学大师：莎士比亚、易卜生、塞万提斯、歌德、席勒、拜伦、雪莱、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甚至有些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名篇，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就是直接受西方近代文学中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惠特曼的《草叶集》和左拉的《金钱》等作品影响而创作的。相反，那些也曾翻译介绍过来的西方古代传统文学，就没有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究其原因，恐怕是其未能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提供直接的反封建思想有关。而某些西方现代文学虽然也已翻译介绍，并且影响和产生了一些中国作家和流派，例如法国象征派诗歌对李金发的影响+意识流文学对施蛰存、穆木天等人的影响以及新感觉派的诞生等等，但纵观新文学史，这些作家、流派均未能贯穿下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构成要素。其原因仍在于偏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主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西方近代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融会创新的资源。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由此，无论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都必然地要接触和了解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费尔巴哈、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学说和理论。而要了解这些人的理论和学说价值，又必然地要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这就使西方近代文化得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不间断地介绍、翻译出版以及全面研究，致使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即使是在“文革”中也不能被完全排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著名论断，又使我们对西方现代文化采取了长期的关闭政策，因而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本体构成中几乎完全不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除了自然科学)。当然，促使我们对西方现代文化采取批判、封闭和排斥态度的原因是复杂的，例如建国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我国的封锁政策，20世纪60年代对前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等等。
从文学上看，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高度评价和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再三推崇，特别是由他们奠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都使西方近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中首先被接纳和吸收。而我们的文学界历来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三位文学大师的推崇和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此出发，使我们对古希腊文学、文艺复兴和批判现实主义都给以高度的评价，形成“文革”前著名的“三个高峰”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又促使我们进一步去研究普列汉诺夫、丹纳、歌德、席勒等人的文学理论。这就使西力近代文学理论也得到了长足的传播和吸收。马、恩、列直接赞同过的作家以及由此而扩展开去的整个现实主义文学的结合，便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中相当稳固的现实主义文化体系的确立。当然，这里还有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我们却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守“两结合”的文学理论。可见，促使我们接纳和吸收西方近代文学的首先是马、恩、列革命导师的直接论述。以此为核心，西方近代文学才可能在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中被吸收和融合，并且进一步包括了对西方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介绍。
以新中国建立为重要历史标志，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先进政治文化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外国 近代优秀文化构成新时代的先进文化。
新时期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先进文化，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中国古代和“五四”以来的现代优秀民族文化、外国优秀文化构成，其中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核心。20世纪不同发展时期，先进文化形态结构特点明显不同。
三、创新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灵魂
创新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灵魂，与时俱进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典型地表现为其核心思想的与时俱进与创新。它积极立足实践、面向未来，敢于突破陈规陋习，敢于用创造性行为来为社会营造解放思想的氛围，敢于用新的观念来取代旧的观念。这种创新，集中表现为“五四”时期、延安时期以及新时期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创新运动。
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民国，属刚刚出生的新政统，发育不良，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能有效地主导社会发展。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旧道统已根基不在，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虽为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不与主导性的北京政体接轨，处于“非主流状态”。而北京政体也始终没有与之相应的道统支撑，因而也就不能阻止各种新的“主义”竞相涌现。
正当辛亥革命后中国文化主体出现政道分离，随之陷入乱政、多道的困境时，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也即思想创新运动，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上，以文化的形式开始了。一批新学人在此刊物上讨论“科学”、“民主”，倡言革新文化和改良文学，评估传统价值，比较中西文化。这实际上是一场既牵涉到“道统”又牵涉到“学统”、“政统”的文化革命。它历史性地表达了先进文化创新的意愿，并成为“五四”时期先进文化思想创新的重要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少数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共产党随之建立。这是“五四”时代先进文化创新的最典型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很快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造成一种声势，使工人和农民中的群众性运动获得了广泛发展，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但是在1927年的大好形势下，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采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30年代头几年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党的某些领导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脱离的道路。使革命遭到了失败。这些失败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个幼稚的党，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需要开展一次比“五四”时期更为深刻的思想创新运动。这个又一次的思想创新运动，就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于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后的3z--次思想解放、思想创新的历史重任。正是这次创新，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并在党内外得到空前的传播，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创新的伟大产物。这次创新，为延安整风运动后短短几年内接连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新中国新政统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那样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和创新，也就没有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迅速胜利，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新政统赖以支撑的思想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行的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与创新运动。这次思想创新，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摆脱了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次思想创新的成果。实践表明，这种全新的思想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理念，成为执政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标志着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重大突破性发展。
这三次思想创新，每一次创新，都不只是为先进文化自身找到了新的出路，同时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开启了人们的视野。每一次创新，都是以遵循文化规律、社会需求为前提，又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旨归，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每一次创新，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都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
通过上述对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转型、核心、创新等一系列研究，表明20世纪不仅是2000年中国文化终旧开新的转型时代，而且20世纪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开端，必被历史以界碑式的特殊意义载入史册。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不断创新的精神也必将成为本世纪及未来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基石。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