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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体育代表团几经周折总算参加了1952年的第15届奥运会，但赶赴赛场时已临近闭幕。此后的7届奥运会上没有了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直至20世纪80年代方回到奥运殿堂，名副其实久别重返，个中形势之复杂变幻，斗争之艰巨激烈，路途之坷坎曲折，真是一言难尽。
紧急组团出征，首次亮相在赫尔辛基
新中国的奥运路，一开始就充满了艰难险阻。
按照《奥林匹克宪章》，一个国家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在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为该国的国家奥委会后，始有资格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于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6月，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简称“体总”，宣告已取代旧中国的“体协”，行使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职权。
在“体总”组建阶段，就已酝酿筹划参加当年7月19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指派董守义出面通知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派运动员参赛。董守义在1947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弃暗投明留在大陆。
6月16日，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转发来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德斯特隆的电报：任何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奥运会，已同时通知台湾与北京。
不日，艾德斯特隆发来国际奥委会的一个公函，大意谓：北京的新的体育组织似乎正要代替原来的中国奥委会，但台湾的“体协”也要求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希望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然而，奥林匹克章程妨碍了这一次的参加，所以希望此问题能在来年解决。现在中国的两个组织，即台湾的“体协”和北京的“体总”，都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
事实是，在孤岛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仍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其“体协”仍自称是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宣布将参加第15届奥运会。针对新中国“体总”与台湾“体协”均要求参赛的呈请，国际奥委会作出了海峡两岸均不许参加比赛的决定。
就在当天，艾德斯特隆又发来电报，且是更不友好：你们的奥委会尚未被承认，去赫尔辛基是徒劳的。
艾德斯特隆的态度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进入冷战时期，其时中国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敌视新中国，支持台湾。国际奥委会中的多个委员，包括主席艾德斯特隆、副主席布伦代奇在内，属亲台反华人物，极力阻止新中国参加奥运会。
对此，我“体总”于7月5日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
艾德斯特隆回电拒绝了我“体总”的抗议，坚持新中国运动员不得参赛，又通知董守义，参加7月17日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讨论中国奥委会席位问题。
董守义的代表盛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台湾“体协”的代表郝更生也出现在会上。国际奥委会不顾盛之白的反对，讨论所谓“中国奥委会问题”，提出两个方案，即国际奥委会同时承认两个中国的奥委会；二是继续承认台湾的“体协”为中国奥委会。
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委员们的努力，上述两个方案被否决，通过了一个折衷方案，就是将“中国奥委会问题”暂作保留，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运动员参赛。
台湾当局得悉奥运会组委会邀请新中国运动员后，声称“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拒绝参加15届奥运会。
我“体总”接到邀请电时，第15届奥运会已经开幕，估计赶到赫尔辛基时，赛程已至尾声，不少人怀疑出征赫尔辛基的意义。
周恩来总理远见卓识，力主参赛，下达批示：一定要去，把五星红旗升起在奥运赛场就是胜利。
紧急组建的中国奥运代表团共40人，一支篮球队和一支足球队，外加游泳选手吴传玉，由荣高棠任团长，黄中、吴学谦任副团长，董守义为总指导。
7月29日11时，新中国奥运代表团辗转到达赫尔辛基，马上入住奥运村，12时半举行了升旗仪式。伴随着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奥运会上空。
来得实在太晚了，只有吴传玉赶上了次日的男子100米仰泳预赛。因旅途劳顿和时差影响不及调整，只名列小组第5位，失去了决赛资格。
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没能出现在更多的比赛项目中，也未夺牌，却受到了芬兰人民和各国运动员的热诚欢迎，其间参加了“和平营”等多个社交活动，足球队和篮球队还与芬兰队进行多场比赛，增进了与各国运动员的友谊，展示了新中国运动员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抵制“两个中国”，拒绝参赛又与之断绝关系
1954年的国际奥委会第49次会议上，以23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总”为国家奥委会。
然而为时不久，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代奇，出于对新中国的仇视，操纵奥委会将台湾的“体协”，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作了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
1955年6月，国际奥委会召开第50次会议，我“体总”秘书长荣高棠签到时，发现前面已有台湾“体协”代表的签名，于是一笔划去。他在会上发言时义正词严地说：“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承认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为该国的国家奥委会，上次会议上既然承认‘体总’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就没有任何根据再把台湾的‘体协’列作中国奥委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拥有合法地位是在搞‘两个中国’，这是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
布伦代奇竟说这是政治问题，在国际奥委会里不谈政治。
荣高棠紧追不舍，严词批驳：“是你们在国际奥委会里搞政治，制造‘两个中国’，我要求将台湾的‘体协’清除出国际奥委会。”
布伦代奇装聋作哑，把话题转向别的事项。
当时，苏联正在争取国际奥委会承认其盟友东德国家奥委会，为赢得布伦代奇的好感，对中国代表尽力压制，一连三次不让董守义发言阐述立场。在当时，习惯上对于苏联老大哥是言听计从的，因而使台湾的“体协”继续赖在了国际奥委会里。
新中国开始备战1956年墨尔本16届奥运会。“体总”招集了全国1400多名运动员到广州接受选拔，并通知台湾运动员参加选拔赛，然横遭拒绝。
布伦代奇坚持“两个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邀请台湾单独派运动员参赛，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之为“北京中国”，称台湾为“福摩萨中国”。
荣高棠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抗议布伦代奇之流追随美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制造“两个中国”。
愿望如上一届奥运会那样，台湾“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而放弃参赛16届奥运会，我“体总”先入为主，早在11月4日，奥运代表团副团长董守义和秘书长黄中，就已作为先遣人员到达了墨尔本。不料已是鹊巢鸠占，台湾方面利用与澳大利亚的友好关系捷足先登，于10月29日在奥林匹克村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在奥运会组委会注册登记。
董守义与黄中向奥运会组委会严正表示，如果不把奥运村里台湾的旗帜降下来，中国运动员将不参加这届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我行我素。“体总”遂于6日发表声明：抗议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坚持邀请台湾运动员参加第16届奥运会。宣布在取消台湾单独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之前，我国将不参加本届奥运会。
在广州封闭式训练的92名运动员，本都已整装待发，而今只得解散各回本部。
布伦代奇把持的国际奥委会，顽固地推行“两个中国”。在给中国委员董守义的《奥林匹克公报》中，不断出现“北京中国”字样。“体总”与董守义虽然屡屡抗议，布伦代奇却置若罔闻，甚至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董守义遂于1958年8月19日给了布伦代奇绝交书后，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
为了反对“两个中国”，维护祖国的统一与尊严，中国国家奥委会即“体总”于次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的声明，郑重昭告世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了抗议国际奥委会非法承认台湾蒋帮体育组织，正式宣布不承认国际奥委会，断绝同它及由它操纵的8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
渐次打破坚冰，终于重返奥运大家庭
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后，不但告别了奥运会，一段时间里也没能参加许多国际体育赛事，但体育运动与时俱进，发展飞跃，成绩惊人，还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昂首阔步向着体育大国、体育强国的目标迈进。
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们，对中国被隔离在奥运大家庭之外惋惜且不平。在他们支持下，中国逐渐重新出现在了国际赛事中，如第4届亚运会、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首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
小球推动大球，1971年4月，毛泽东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解冻中美关系拉开了序幕。同年的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华势力孤立新中国的政策日渐破产，趁此大好形势，中国积极开展体育外交，团结老朋友，争取新朋友，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最终打破坚冰、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夯实基础。
1972年，在中国、日本和朝鲜乒乓球协会推动下，“亚洲乒乓球联盟”成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该联盟中拥有合法的席位；同年，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通过了支持中国重返世界体育组织，开除蒋介石集团的决议；亚运会联合会理事会决议，承认中国的真正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总”，取消台湾“体协”的会籍，邀请中国参加了1974年的第7届亚运会。
国际奥委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顽固反华的布伦代奇已在1972年离任，由爱尔兰人基拉宁接任主席。他与副主席萨马兰奇及多个委员意识到，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拒之奥运大家庭外，有失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运动的广泛性、普遍性也因此名不副实。又有伊朗、日本、西德、意大利、突尼斯、罗马尼亚等国的委员们，在多种场合为中国被排除出国际奥委会鸣不平表同情，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奔走呼号。
在当时，恢复新中国的“体总”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并不太难，焦点是对台湾的处置。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等可谓用心良苦。
1977年9月间，基拉宁来华访问，表示欢迎中国回到奥运大家庭，言出由衷：“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不能参加奥运会，是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对于十分敏感的台湾问题，他提议，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的那一席保留，但不称“中华民国奥委会”，改称为“台湾奥委会”。
这一建议有“一中一台”之嫌，中国方面拒绝了。
国际奥委会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受主席基拉宁之托来北京再作建议：中国在奥运会上使用国际奥委会的会旗与会歌，以使中国早日回到奥运大家庭。
“体总”负责人何振梁委婉辞谢说：“和您一样，我们只会在自己国家的旗帜引导下入场，也只会为自己国家的国歌起立。”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也来过中国，直言表述了处理台湾问题的棘手：国际奥委会中不少委员认为，若将台湾开除出奥委会，台湾的运动员将失去奥运会及许多国际大赛的资格，很有点于心不忍，所以恐怕难以通过投票方式把台湾赶出奥委会。他希望中国能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妥善解决台湾问题。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内有语云：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体总”与国家体委根据这一精神，构想在“一个中国”前堤下，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留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但必须在改变原来使用的名、歌、旗之后。
1979年3月，中国“体总”代表何振梁，应邀出席了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表述了上述这一两全其美的构想，得到大多数委员的赞赏。
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如下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在北京，它的旗和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不能使用目前使用的歌和旗，只能使用另外的歌和旗，并且必须得到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宋中，当日在名古屋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支持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关于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的决议，承认中国奥委会为全中国的代表，承认中国台北奥委会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这既反映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事实，又照顾到了台湾的现实情况，有助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全体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采用通讯投票的方式，以62票对17票批准了名古屋决议。
基拉宁主席后来回忆此事时，仍掩饰不住兴奋的神情说：“我担任主席期间，最重要也最称心如意的是，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奥林匹克运动。”
被迫离开、阔别了20多年的中国，经几多艰难曲折，终于重返奥运殿堂。重返奥运大家庭的中国人，在1980年的13届冬奥会上亮相后，磨砺以待参加了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23届奥运盛会，不仅团队强大有225名运动员参加16个项目的争夺，更把15金8银9铜揽进怀里，高居奥运会金牌榜上第4位，让世人刮目相看。以后的几届奥运会上为蝉联金牌大户，2004年的第28届更上一层楼，跃居金牌数第2名；2001年7月13日再创辉煌，北京申办第29届奥运会成功！这些都是后话了。
（题头照说明：1952年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赫尔辛基奥运村上空升起）
紧急组团出征，首次亮相在赫尔辛基
新中国的奥运路，一开始就充满了艰难险阻。
按照《奥林匹克宪章》，一个国家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在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为该国的国家奥委会后，始有资格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于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6月，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简称“体总”，宣告已取代旧中国的“体协”，行使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职权。
在“体总”组建阶段，就已酝酿筹划参加当年7月19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指派董守义出面通知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派运动员参赛。董守义在1947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弃暗投明留在大陆。
6月16日，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转发来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德斯特隆的电报：任何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奥运会，已同时通知台湾与北京。
不日，艾德斯特隆发来国际奥委会的一个公函，大意谓：北京的新的体育组织似乎正要代替原来的中国奥委会，但台湾的“体协”也要求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希望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然而，奥林匹克章程妨碍了这一次的参加，所以希望此问题能在来年解决。现在中国的两个组织，即台湾的“体协”和北京的“体总”，都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
事实是，在孤岛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仍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其“体协”仍自称是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宣布将参加第15届奥运会。针对新中国“体总”与台湾“体协”均要求参赛的呈请，国际奥委会作出了海峡两岸均不许参加比赛的决定。
就在当天，艾德斯特隆又发来电报，且是更不友好：你们的奥委会尚未被承认，去赫尔辛基是徒劳的。
艾德斯特隆的态度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进入冷战时期，其时中国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敌视新中国，支持台湾。国际奥委会中的多个委员，包括主席艾德斯特隆、副主席布伦代奇在内，属亲台反华人物，极力阻止新中国参加奥运会。
对此，我“体总”于7月5日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
艾德斯特隆回电拒绝了我“体总”的抗议，坚持新中国运动员不得参赛，又通知董守义，参加7月17日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讨论中国奥委会席位问题。
董守义的代表盛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台湾“体协”的代表郝更生也出现在会上。国际奥委会不顾盛之白的反对，讨论所谓“中国奥委会问题”，提出两个方案，即国际奥委会同时承认两个中国的奥委会；二是继续承认台湾的“体协”为中国奥委会。
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委员们的努力，上述两个方案被否决，通过了一个折衷方案，就是将“中国奥委会问题”暂作保留，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运动员参赛。
台湾当局得悉奥运会组委会邀请新中国运动员后，声称“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拒绝参加15届奥运会。
我“体总”接到邀请电时，第15届奥运会已经开幕，估计赶到赫尔辛基时，赛程已至尾声，不少人怀疑出征赫尔辛基的意义。
周恩来总理远见卓识，力主参赛，下达批示：一定要去，把五星红旗升起在奥运赛场就是胜利。
紧急组建的中国奥运代表团共40人，一支篮球队和一支足球队，外加游泳选手吴传玉，由荣高棠任团长，黄中、吴学谦任副团长，董守义为总指导。
7月29日11时，新中国奥运代表团辗转到达赫尔辛基，马上入住奥运村，12时半举行了升旗仪式。伴随着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奥运会上空。
来得实在太晚了，只有吴传玉赶上了次日的男子100米仰泳预赛。因旅途劳顿和时差影响不及调整，只名列小组第5位，失去了决赛资格。
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没能出现在更多的比赛项目中，也未夺牌，却受到了芬兰人民和各国运动员的热诚欢迎，其间参加了“和平营”等多个社交活动，足球队和篮球队还与芬兰队进行多场比赛，增进了与各国运动员的友谊，展示了新中国运动员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抵制“两个中国”，拒绝参赛又与之断绝关系
1954年的国际奥委会第49次会议上，以23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总”为国家奥委会。
然而为时不久，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代奇，出于对新中国的仇视，操纵奥委会将台湾的“体协”，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作了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
1955年6月，国际奥委会召开第50次会议，我“体总”秘书长荣高棠签到时，发现前面已有台湾“体协”代表的签名，于是一笔划去。他在会上发言时义正词严地说：“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承认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为该国的国家奥委会，上次会议上既然承认‘体总’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就没有任何根据再把台湾的‘体协’列作中国奥委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拥有合法地位是在搞‘两个中国’，这是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
布伦代奇竟说这是政治问题，在国际奥委会里不谈政治。
荣高棠紧追不舍，严词批驳：“是你们在国际奥委会里搞政治，制造‘两个中国’，我要求将台湾的‘体协’清除出国际奥委会。”
布伦代奇装聋作哑，把话题转向别的事项。
当时，苏联正在争取国际奥委会承认其盟友东德国家奥委会，为赢得布伦代奇的好感，对中国代表尽力压制，一连三次不让董守义发言阐述立场。在当时，习惯上对于苏联老大哥是言听计从的，因而使台湾的“体协”继续赖在了国际奥委会里。
新中国开始备战1956年墨尔本16届奥运会。“体总”招集了全国1400多名运动员到广州接受选拔，并通知台湾运动员参加选拔赛，然横遭拒绝。
布伦代奇坚持“两个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邀请台湾单独派运动员参赛，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之为“北京中国”，称台湾为“福摩萨中国”。
荣高棠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抗议布伦代奇之流追随美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制造“两个中国”。
愿望如上一届奥运会那样，台湾“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而放弃参赛16届奥运会，我“体总”先入为主，早在11月4日，奥运代表团副团长董守义和秘书长黄中，就已作为先遣人员到达了墨尔本。不料已是鹊巢鸠占，台湾方面利用与澳大利亚的友好关系捷足先登，于10月29日在奥林匹克村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在奥运会组委会注册登记。
董守义与黄中向奥运会组委会严正表示，如果不把奥运村里台湾的旗帜降下来，中国运动员将不参加这届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我行我素。“体总”遂于6日发表声明：抗议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坚持邀请台湾运动员参加第16届奥运会。宣布在取消台湾单独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之前，我国将不参加本届奥运会。
在广州封闭式训练的92名运动员，本都已整装待发，而今只得解散各回本部。
布伦代奇把持的国际奥委会，顽固地推行“两个中国”。在给中国委员董守义的《奥林匹克公报》中，不断出现“北京中国”字样。“体总”与董守义虽然屡屡抗议，布伦代奇却置若罔闻，甚至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董守义遂于1958年8月19日给了布伦代奇绝交书后，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
为了反对“两个中国”，维护祖国的统一与尊严，中国国家奥委会即“体总”于次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的声明，郑重昭告世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了抗议国际奥委会非法承认台湾蒋帮体育组织，正式宣布不承认国际奥委会，断绝同它及由它操纵的8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
渐次打破坚冰，终于重返奥运大家庭
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后，不但告别了奥运会，一段时间里也没能参加许多国际体育赛事，但体育运动与时俱进，发展飞跃，成绩惊人，还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昂首阔步向着体育大国、体育强国的目标迈进。
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们，对中国被隔离在奥运大家庭之外惋惜且不平。在他们支持下，中国逐渐重新出现在了国际赛事中，如第4届亚运会、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首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
小球推动大球，1971年4月，毛泽东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解冻中美关系拉开了序幕。同年的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华势力孤立新中国的政策日渐破产，趁此大好形势，中国积极开展体育外交，团结老朋友，争取新朋友，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最终打破坚冰、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夯实基础。
1972年，在中国、日本和朝鲜乒乓球协会推动下，“亚洲乒乓球联盟”成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该联盟中拥有合法的席位；同年，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通过了支持中国重返世界体育组织，开除蒋介石集团的决议；亚运会联合会理事会决议，承认中国的真正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总”，取消台湾“体协”的会籍，邀请中国参加了1974年的第7届亚运会。
国际奥委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顽固反华的布伦代奇已在1972年离任，由爱尔兰人基拉宁接任主席。他与副主席萨马兰奇及多个委员意识到，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拒之奥运大家庭外，有失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运动的广泛性、普遍性也因此名不副实。又有伊朗、日本、西德、意大利、突尼斯、罗马尼亚等国的委员们，在多种场合为中国被排除出国际奥委会鸣不平表同情，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奔走呼号。
在当时，恢复新中国的“体总”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并不太难，焦点是对台湾的处置。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等可谓用心良苦。
1977年9月间，基拉宁来华访问，表示欢迎中国回到奥运大家庭，言出由衷：“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不能参加奥运会，是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对于十分敏感的台湾问题，他提议，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的那一席保留，但不称“中华民国奥委会”，改称为“台湾奥委会”。
这一建议有“一中一台”之嫌，中国方面拒绝了。
国际奥委会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受主席基拉宁之托来北京再作建议：中国在奥运会上使用国际奥委会的会旗与会歌，以使中国早日回到奥运大家庭。
“体总”负责人何振梁委婉辞谢说：“和您一样，我们只会在自己国家的旗帜引导下入场，也只会为自己国家的国歌起立。”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也来过中国，直言表述了处理台湾问题的棘手：国际奥委会中不少委员认为，若将台湾开除出奥委会，台湾的运动员将失去奥运会及许多国际大赛的资格，很有点于心不忍，所以恐怕难以通过投票方式把台湾赶出奥委会。他希望中国能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妥善解决台湾问题。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内有语云：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体总”与国家体委根据这一精神，构想在“一个中国”前堤下，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留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但必须在改变原来使用的名、歌、旗之后。
1979年3月，中国“体总”代表何振梁，应邀出席了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表述了上述这一两全其美的构想，得到大多数委员的赞赏。
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如下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在北京，它的旗和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不能使用目前使用的歌和旗，只能使用另外的歌和旗，并且必须得到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宋中，当日在名古屋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支持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关于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的决议，承认中国奥委会为全中国的代表，承认中国台北奥委会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这既反映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事实，又照顾到了台湾的现实情况，有助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全体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采用通讯投票的方式，以62票对17票批准了名古屋决议。
基拉宁主席后来回忆此事时，仍掩饰不住兴奋的神情说：“我担任主席期间，最重要也最称心如意的是，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奥林匹克运动。”
被迫离开、阔别了20多年的中国，经几多艰难曲折，终于重返奥运殿堂。重返奥运大家庭的中国人，在1980年的13届冬奥会上亮相后，磨砺以待参加了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23届奥运盛会，不仅团队强大有225名运动员参加16个项目的争夺，更把15金8银9铜揽进怀里，高居奥运会金牌榜上第4位，让世人刮目相看。以后的几届奥运会上为蝉联金牌大户，2004年的第28届更上一层楼，跃居金牌数第2名；2001年7月13日再创辉煌，北京申办第29届奥运会成功！这些都是后话了。
（题头照说明：1952年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赫尔辛基奥运村上空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