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全面的改革规划，一番雄心勃勃的政治议程，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世界奉上了足够丰富精彩的一道大餐，供那些包括“最挑剔的食客”在内的各国政治家、学者、媒体舆论等详细回味品评。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下了这样的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不夸张地说，也许这就是西方评论家眼中当下中国的一种写照。在一些乐观的人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正在通过循序渐进的全面改革稳步实现着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另一些悲观的人却认定，将21世纪冠以“中国世纪”的论调站不住脚，中国社会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不仅将使其自我断送前程，更将最终证明中国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存在根本缺陷，换言之，“中国模式”行不通。
　　这些截然相反的判断体现出在中国发展成就无法否定的情况下，中国发展的路径因为观察者所持的观念与视角差异，有着迥异的前景。究竟中国所处的是前景光明的“黄金时代”，还是马克·吐温笔下的那种光鲜掩映背后的“镀金时代”？西方观察家们在看待中国改革时究竟有哪些疑虑，追踪哪些热点性的话题，存在哪些根本性的困惑？理清西方视角下的这些困惑，或许可以对中国所处哪种时代有更好也更为客观的认知。
　　宏篇改革的三大疑虑
　　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新当选的中共领导层随即着手规划新的改革议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者和媒体都极为关注中国领导人履新一年来的中国政治演进。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为影响未来中国十年进程的标志性事件，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西方的学者认为，这次全会上，中国领导人面临三个关键问题的考验：对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是否有清晰的认识；是否已经拟定了完备而合理的方案来应对眼前及未来的重重挑战；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与动力克服各种利益集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的巨大阻力。
　　应该说，这三个问题是切中要害的，尤其是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中国新领导层能否真正有所作为，特别是在2020年日益迫近的情况下，能否引领中国完成历史性的改革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而言，海内外学者对此次三中全会如何应对上述三个问题有一些较为悲观的预期，可以归为三点：
　　首先，尽管中共中央高层意图大力推动改革，但是当下中国已然形成的各种阻挠改革的力量也颇为强大，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权利甚至大到难以控制。有学者提出，相比15年前朱镕基总理推行国务院机构重组和国企改革时期，此番改革的阻力更是空前。已然见惯西方政体充斥各种利益集团政治游说阻碍重要政治进程的观察家们对这一点的担忧再正常不过。以美国为例，眼下的美国饱受非法移民和枪支泛滥之苦，纵使有极高的民调支持改革，强大的利益集团仍然可以左右美国国会的立法进程，使得美国一再错失在这些关键议题上亡羊补牢的时机，只能听任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继续恶化。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困局更是令西方学者们感叹：在推动政治议程方面，利益集团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其次，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缺乏全面深入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改革缺少强有力的支撑，将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对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协调配合问题，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存在着争论，中国领导人也一直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政治改革，但是必须以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前提。中国的历史经验无数次证明，没有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做保证，中国的发展就无法继续，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也会付之东流。然而，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的学者以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系为参考蓝本，坚持认为市场经济没有西方的政治和司法制度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在中国经济改革面临越来越多新的挑战，改革进入深水区之际，西方学者更认定如果中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没有显著的改变，向西方靠拢，不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美国政治实践“西学东渐”，则中国的改革前景会十分黯淡。
　　最后，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层进行了广泛的人事变动与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就全面改革达成高度共识，在艰巨的改革任务面前维持足够的团结一致，还有待于观察。目前许多西方国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议程达成一致方面存在严重的困难，例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即使都意识到必须改革目前的财税体系，以达成平衡的预算并削减债务规模，但在应该增加税收的“开源”还是削减开支的“节流”方面始终难以达成共识，连续多年无法通过完整的预算案。这一问题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却也不能回避其存在。在某些情况下，一些部门以更加重视部门利益，一些地方政府从其自身所处情况出发采取了与中央不一致的政策，使得中国改革的路径手段、范畴节奏都不一致、不协调。许多中央的改革举措面临着政令不通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过度灵活解读甚至曲解政策的现象。改革大乐章中的这些不和谐的音符，这些变奏的曲调，是对改革共识的巨大考验，更是对改革团结一致性的严重削弱，造成了对改革全局的破坏。
　　全会解读的四大热点
　　中国领导层历来都强调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国究竟能否在诸多改革难题上取得突破，此次三中全会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为期四天的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发表了全会公报和包含详尽改革措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美国的媒体和学者们基于其价值观视角、利益关联以及对全会新生事物的兴趣点，对这次全会的解读和分析着重于四个热点问题：
　　第一，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和政府关系是最大看点。此次全会阐明，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在于经济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方观察家们对中国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新表述表示赞赏，对公报措辞和决定中的改革具体举措都视其为亮点，总体上对全会在经济改革的部署较为满意。但是，全会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和采取的举措却受到西方学者和媒体的诟病。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在资源配置中适度撤出，主要集中精力负责起宏观经济管理、市场调节、社会监督、公共产品提供和环境保护的职能值得肯定，但是并没有有效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其在市场竞争中存在各种隐性的优势条件没有改变。尽管中央鼓励各种私营企业进入到一些垄断性领域，但是国有企业仍然将在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这显然对旨在进入中国最新开放领域投资的外资公司并不有利。许多学者批评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为浪费大量优质生产要素却只得到低效的产出以及银行债务规模的膨胀负责，国外的企业坚持要求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这对他们而言会相对有利。 　　这种出发点并不难理解，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已经触及了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引入适当的竞争，强化国有企业的效率意识，提升国有企业利用生产资源和要素的效能，提高生产率是改革的题中之意，但是市场竞争不能以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西方喜好的所谓“公平竞争”规则来设定中国市场的运行规则和环境，这是不现实也不合逻辑的。在美国的市场中，中国企业投资所遭遇的种种严苛的审查和限制，足以说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理想的公平竞争环境。当然，中国的国有企业自身必须要有危机感，低效的投资性拉动增长格局必须有所转变，倒逼式的改革终将淘汰那些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从而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和资本利用效率。
　　第二，人口政策的调整标志着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全会公布的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举措中，最受西方瞩目的无疑是计划生育政策适度宽松的调整。由于政治价值理念的差异，西方坚持认为生育权是人权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批评中国采取国家性的统一政策来管理和控制人口规模。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已经与美国争论了几十年，中国从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国情。如果按照人均占有资源和要素禀赋，美国可以达到中国的数十倍。中国经历过人口急速膨胀给大到中国整体经济小到每个家庭带来过沉重压力和负担。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的社会治理难题可以归咎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太大，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等社会资源和服务都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说是一项被迫采取的措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政策。
　　当然，在实施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中国的人口管理也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失衡和性别比例的失调。在建国之初，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5岁，而如今却达到了75岁。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保持正常人口更替的水平，正在加速老龄化。此外，受到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中国新生男婴的比例大大高于女婴，未来男性人口将比女性人口多出几千万。人口结构的失衡也加剧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同时使得中国具有技能的年轻劳动力锐减。不难想见，一个青壮年比例快速下滑，老年人成为主体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失去活力，而中国努力构建的“和谐社会”恐怕将成为一个“和谐老龄社会”。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在整体规模可控的情况下，针对年龄结构和男女比例做出适当的调整。在这方面，尽管中国政府的政策出发点与西方的理念不同，但也一定程度殊途同归。
　　第三，取消劳教制度与完善独立审判体系引领司法改革进程。西方舆论普遍对中国取消劳教制度表示赞赏，对于中国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的种类，收紧死刑的判决也很支持。在审判体制方面，尽管中国还不会像西方一样坚持完全独立的司法审判体系，但是减少地方党委和政府机关对地方法院判决的干预，也被视为中国司法的一大进步。与此同时，强调尊重宪法的尊严和强化纪委的监督职能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四，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成为机制创设的关注热点。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全面社会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预期均由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这两个机构尤其是后者被西方媒体分析解读非常多。在他们看来，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标志着中共中央有着极为坚定的改革信念和强烈的改革紧迫感，为了全面统筹和把握改革进程，克服改革中的种种严峻挑战，协调平衡各方面的立场，需要这样一个重在顶层设计的机构强化中央的领导权威，保障改革顺利稳步向前推进。
　　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西方的很多学者将其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类比，甚至有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中的军机处，可以说各种猜测五花八门，众说纷纭。西方如此重视起步阶段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当前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国目前与周边部分国家进入安全矛盾多发期有关。目前，中国的国防开支占整个亚洲军费的三分之一，是日本军费开支的两倍左右，因此全世界都极为关注中国的国防安全政策是由谁，基于怎样的考虑，如何做出的决策。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恐怖主义、分裂势力和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威胁，如何平衡对内对外的安全考虑，如何设定该机构目标，确定其组成，限定其权限都受到外界的格外关注。所有这些问题，将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和开始运作，逐步得到解答。
　　从整体上看，西方学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解读，其实反映出了一个最为核心的困惑，即中国不重复西方的发展之路，不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究竟能否完成中国的改革目标，或者说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究竟能否走得通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和舆论界长期由于其立场和视角的差异，对中国存有怀疑。中国领导人的俗语“摸着石头过河”，也被西方不断演绎，在改革时机、范畴、节奏、侧重点方面品头论足，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做出种种悲观性为主的预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政治家对此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尤其是美国的政界，在三中全会结束伊始，就纷纷访问中国，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试图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改革和议程推动结合在一起，分享彼此发展的机遇。中美建交30余年来，美国政治界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在于，中国的繁荣发展有利于美国，而中国的混乱不稳定，对美国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做出的判断，更有其参考价值。
　　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美两个大国，做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中国自身在努力推进改革，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应该始终抱定保守的视角猜测和怀疑，而应该看到中国发展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的机遇，参与到中国的改革中来，才能更好地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也只有如此，中国的发展改革浪潮才能激起大洋彼岸积极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