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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识馆长
《文化馆，就是公园》编导 林天趣
在高楼林立的北京国贸地区，有一个不起眼的灰色小楼，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在这里工作了40年，在他的带领下，朝阳区文化馆顶住了全国文化馆走向衰落的浪潮，反而成为了北京东部的一个重要文化地标。究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执念——让文化馆，变成百姓的公园。
“徐伟是谁？”同事告诉我一个标签，蔡奇书记点过赞的人。
第二天，我到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因为我在朝阳区长大，工作地点又在国贸地区，对于这附近的状况还算了解，朝阳区文化馆这座小楼，我的确见过。但是说来惭愧，我从未走进去过，更别提对它的了解。
我循着香味儿找到了徐伟馆长的办公室。馆长说他刚喷完香水，每天要喷几回，为了让工作的氛围更好。没想到这个披头散发的男人，还挺讲究。也可以这么认为，搞文化的人，都很文艺。
他跟我说，今天不跟我聊故事，因为“脑子不在这儿”。我问他脑子在何处，他说一大堆的事儿要他来张罗，脑子特别乱。可以跟他聊聊这片子怎么拍摄？拍什么？采访内容是什么……但是让他拿出1个小时的时间，跟我谈心讲故事，他做不到，心里边会特别着急。
我难掩我的焦虑：“其实我一般第一次和嘉宾见面，都会和他聊聊他的故事，这样也好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故事和经历，网上有的我都看过了。给您定义为一个对百姓文化事业有想法有追求有执念的人，怎么样？”
“哎哟，可别这样。”他摆手否定的频率和幅度非常大。“心流，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干活儿的时候特别专注，那是一种心理状态。我就是干啥都特别有热情，不让我干馆长了，让我捡垃圾，我都能捡得倍儿棒！”说完，他就起身给我展示今天捡垃圾的结果——一块黑色海绵，应该是某个礼品盒中的填充物。“一整块儿海绵，多棒啊！干啥不行！你再看那个大玻璃瓶，我捡回来当花瓶用。这屋子里好多东西都这么来的……”
我们拍摄的这几天，馆长给我们安排了很多能够拍摄的活动：座谈会、出席电影节颁奖典礼、布置新场馆、举办“一米美术馆”。没意见。确实可以判定徐伟馆长对于一切事物都特别有热情，他在每个场景下的状态，都是自然而然的那种投入，总会有口头禅“多棒啊？”以及反问我们“棒不棒？”。
他的一切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朝阳区文化馆。办公室的角落，有一个电子钟，上面贴着两行字。第一行，“所有你乐于挥霍的时间，都不能算作浪费。”这应该就是他的心流。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乐意的，不论是为文化馆操劳还是个人活动（比如捡破烂）。
第二行，“距离爬出战壕还剩X天”。我们拍摄的那天，X=6。我问他退休了以后怎么办？“怎么办？完蛋！我除了文化馆的事儿，别的事儿都没怎么管过。只要在家待着，心里就发慌。”
片子播出的时候，这位当了40年馆长的人，退休了。但我相信，他依然快乐着。
为肿瘤病人延续有质量的生命
《你好肿瘤君》编导 聂大满
一位年轻的中医医生，通过自己对中西医的理解，将中西医的长处相结合，得到1+1大于2的效果，成功为很多肿瘤病人延续了有质量的生命。
记得那天下了高铁直接来到王大夫的医院，王大夫正在接诊病人。来王大夫这里看病的全部都是肿瘤病人，也就是我们最通俗理解的癌症病人。
这是一个距离死亡最近的医学诊断，许多被确诊癌症的病人不仅身体上受到病痛的损害，在精神上更是陷入绝望。但是我在王大夫的门诊里，似乎感觉不到这样的气息。
每一个病人脸上都充满着希望，精神状态好像比其他普通科室的病人还要好，病人的病情在王大夫这里都能化为轻描淡写。
很多病人看见我的镜头，主动前来和我打招呼，讲述自己在王大夫这里的收获，这种收获可不普通，他们收获的是高质量的生命。
王大夫是中医出身，但是在他的眼里，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医是比中医要进步的。他一边学习着西医的长处，同时也推崇着中医中干百年来积累的精髓——不放弃任何医学知识的学习，才是王大夫行医之本。
王大夫现在大力主张的就是让中西医结合来为病人更好地分忧。他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馈效果。很多病人在王大夫这里先用中医的方法将身体状态调整好，然后再接受西医的治疗，以此更有质量地将生命延续了很多年。
在王大夫这里，我能感受到肿瘤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甚至很多病人面对自己的肿瘤，可以很从容地对它说一声，你好。
改造一个人幸福一个家
《心灵捕手》编导 康健
李巍，北京市新安教育矫治所六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为了从小就有的警察梦，李巍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优异的工作机会，选择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改造一个人，幸福一个家”，从警十五年来，他始终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记在心里、付之行动，用默默无闻的工作帮助五千余名所管人员重获新生，为维护首都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改造一个人，幸福一个家。”这是我采访李巍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刚接到可以采访李巍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有些不敢相信，因为对高墙里面的世界我一无所知。
当我和摄像老师正式到达新安矫治所大门口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激动和不安的。经历了一层层严格检查之后，我们顺利地进入了李巍工作的地方。除了它本身的严肃和安静之外，还多了几分说不上来的踏实。
初见李巍，他没有我想象中警察的威严，更多的是谦和和安静。在和他的交流中我了解到，这份工作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危险和可怕，他所面对的人群是在社会中犯了错误，但是现在想通过自己积极的改造来弥补过错。所以在李巍的眼中，他们不是坏人，而是迷失方向的人，需要民警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
李巍每天都很忙碌，不是去所管里面检查、巡逻，就是和同事一起训练所管人员。在我和他谈话的短短几分钟里，他手中的对讲机就响了四五次，我和他的这唯一一次的拍摄显得弥足珍贵。
2014年初，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新安教育矫治所开始承担轻刑犯的教育矫治工作。面对所管人员的增多，人员、罪错构成日趋复杂，所管安全稳定面临着严峻形势。对此，李巍积极创新工作思路，打造出以“善”文化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全方位帮助所管人员实现积极转变。
遇到所管人员不配合的时候，他会主动担当矫治员，充分利用个别谈话等措施，拉近距离，发现问题，开展认罪服法教育。他说这不是给所管人员压力，而是通过心与心的交流.让他们通过他的引导真正地发现自己内心的问题，“与其教给他们怎么做，不如让他们自己去体会怎么做”，这是李巍一直秉持着的管理信念。
李巍介绍说他们队里青年民警多，都具有理论基础好、接受能力快、创新意识强、工作积极性高等优势，但也有实践经验缺乏、考虑工作不全面等劣势，在面对难管理人员时常有畏难情绪，缺乏有效的办法和手段。对此，他在大队率先开展“新安好师徒”活动，实施“从警导师制度”，骨干民警由“一个强”变为了“一对强”，逐步演变成“全队强”。
每天从工作开始到结束，他们一整天都与外界没有联系，在我看来很是无聊，但是李巍总能在工作中发现不同的关系点。他说，每天面对这些所管人员，更多地是在思考怎么帮助他们更好地改造，尽早地回歸社会、回到家庭，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这个大队，就是一趟列车，负责把所管人员从黑暗拉向光明，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顺利地下车，开始新的生活。”李巍说这就是他的愿望。
《文化馆，就是公园》编导 林天趣
在高楼林立的北京国贸地区，有一个不起眼的灰色小楼，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在这里工作了40年，在他的带领下，朝阳区文化馆顶住了全国文化馆走向衰落的浪潮，反而成为了北京东部的一个重要文化地标。究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执念——让文化馆，变成百姓的公园。
“徐伟是谁？”同事告诉我一个标签，蔡奇书记点过赞的人。
第二天，我到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因为我在朝阳区长大，工作地点又在国贸地区，对于这附近的状况还算了解，朝阳区文化馆这座小楼，我的确见过。但是说来惭愧，我从未走进去过，更别提对它的了解。
我循着香味儿找到了徐伟馆长的办公室。馆长说他刚喷完香水，每天要喷几回，为了让工作的氛围更好。没想到这个披头散发的男人，还挺讲究。也可以这么认为，搞文化的人，都很文艺。
他跟我说，今天不跟我聊故事，因为“脑子不在这儿”。我问他脑子在何处，他说一大堆的事儿要他来张罗，脑子特别乱。可以跟他聊聊这片子怎么拍摄？拍什么？采访内容是什么……但是让他拿出1个小时的时间，跟我谈心讲故事，他做不到，心里边会特别着急。
我难掩我的焦虑：“其实我一般第一次和嘉宾见面，都会和他聊聊他的故事，这样也好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故事和经历，网上有的我都看过了。给您定义为一个对百姓文化事业有想法有追求有执念的人，怎么样？”
“哎哟，可别这样。”他摆手否定的频率和幅度非常大。“心流，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干活儿的时候特别专注，那是一种心理状态。我就是干啥都特别有热情，不让我干馆长了，让我捡垃圾，我都能捡得倍儿棒！”说完，他就起身给我展示今天捡垃圾的结果——一块黑色海绵，应该是某个礼品盒中的填充物。“一整块儿海绵，多棒啊！干啥不行！你再看那个大玻璃瓶，我捡回来当花瓶用。这屋子里好多东西都这么来的……”
我们拍摄的这几天，馆长给我们安排了很多能够拍摄的活动：座谈会、出席电影节颁奖典礼、布置新场馆、举办“一米美术馆”。没意见。确实可以判定徐伟馆长对于一切事物都特别有热情，他在每个场景下的状态，都是自然而然的那种投入，总会有口头禅“多棒啊？”以及反问我们“棒不棒？”。
他的一切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朝阳区文化馆。办公室的角落，有一个电子钟，上面贴着两行字。第一行，“所有你乐于挥霍的时间，都不能算作浪费。”这应该就是他的心流。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乐意的，不论是为文化馆操劳还是个人活动（比如捡破烂）。
第二行，“距离爬出战壕还剩X天”。我们拍摄的那天，X=6。我问他退休了以后怎么办？“怎么办？完蛋！我除了文化馆的事儿，别的事儿都没怎么管过。只要在家待着，心里就发慌。”
片子播出的时候，这位当了40年馆长的人，退休了。但我相信，他依然快乐着。
为肿瘤病人延续有质量的生命
《你好肿瘤君》编导 聂大满
一位年轻的中医医生，通过自己对中西医的理解，将中西医的长处相结合，得到1+1大于2的效果，成功为很多肿瘤病人延续了有质量的生命。
记得那天下了高铁直接来到王大夫的医院，王大夫正在接诊病人。来王大夫这里看病的全部都是肿瘤病人，也就是我们最通俗理解的癌症病人。
这是一个距离死亡最近的医学诊断，许多被确诊癌症的病人不仅身体上受到病痛的损害，在精神上更是陷入绝望。但是我在王大夫的门诊里，似乎感觉不到这样的气息。
每一个病人脸上都充满着希望，精神状态好像比其他普通科室的病人还要好，病人的病情在王大夫这里都能化为轻描淡写。
很多病人看见我的镜头，主动前来和我打招呼，讲述自己在王大夫这里的收获，这种收获可不普通，他们收获的是高质量的生命。
王大夫是中医出身，但是在他的眼里，现代医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医是比中医要进步的。他一边学习着西医的长处，同时也推崇着中医中干百年来积累的精髓——不放弃任何医学知识的学习，才是王大夫行医之本。
王大夫现在大力主张的就是让中西医结合来为病人更好地分忧。他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馈效果。很多病人在王大夫这里先用中医的方法将身体状态调整好，然后再接受西医的治疗，以此更有质量地将生命延续了很多年。
在王大夫这里，我能感受到肿瘤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甚至很多病人面对自己的肿瘤，可以很从容地对它说一声，你好。
改造一个人幸福一个家
《心灵捕手》编导 康健
李巍，北京市新安教育矫治所六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为了从小就有的警察梦，李巍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优异的工作机会，选择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改造一个人，幸福一个家”，从警十五年来，他始终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记在心里、付之行动，用默默无闻的工作帮助五千余名所管人员重获新生，为维护首都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改造一个人，幸福一个家。”这是我采访李巍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刚接到可以采访李巍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有些不敢相信，因为对高墙里面的世界我一无所知。
当我和摄像老师正式到达新安矫治所大门口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激动和不安的。经历了一层层严格检查之后，我们顺利地进入了李巍工作的地方。除了它本身的严肃和安静之外，还多了几分说不上来的踏实。
初见李巍，他没有我想象中警察的威严，更多的是谦和和安静。在和他的交流中我了解到，这份工作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危险和可怕，他所面对的人群是在社会中犯了错误，但是现在想通过自己积极的改造来弥补过错。所以在李巍的眼中，他们不是坏人，而是迷失方向的人，需要民警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
李巍每天都很忙碌，不是去所管里面检查、巡逻，就是和同事一起训练所管人员。在我和他谈话的短短几分钟里，他手中的对讲机就响了四五次，我和他的这唯一一次的拍摄显得弥足珍贵。
2014年初，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新安教育矫治所开始承担轻刑犯的教育矫治工作。面对所管人员的增多，人员、罪错构成日趋复杂，所管安全稳定面临着严峻形势。对此，李巍积极创新工作思路，打造出以“善”文化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全方位帮助所管人员实现积极转变。
遇到所管人员不配合的时候，他会主动担当矫治员，充分利用个别谈话等措施，拉近距离，发现问题，开展认罪服法教育。他说这不是给所管人员压力，而是通过心与心的交流.让他们通过他的引导真正地发现自己内心的问题，“与其教给他们怎么做，不如让他们自己去体会怎么做”，这是李巍一直秉持着的管理信念。
李巍介绍说他们队里青年民警多，都具有理论基础好、接受能力快、创新意识强、工作积极性高等优势，但也有实践经验缺乏、考虑工作不全面等劣势，在面对难管理人员时常有畏难情绪，缺乏有效的办法和手段。对此，他在大队率先开展“新安好师徒”活动，实施“从警导师制度”，骨干民警由“一个强”变为了“一对强”，逐步演变成“全队强”。
每天从工作开始到结束，他们一整天都与外界没有联系，在我看来很是无聊，但是李巍总能在工作中发现不同的关系点。他说，每天面对这些所管人员，更多地是在思考怎么帮助他们更好地改造，尽早地回歸社会、回到家庭，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这个大队，就是一趟列车，负责把所管人员从黑暗拉向光明，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顺利地下车，开始新的生活。”李巍说这就是他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