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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听到爸爸浑厚迷人的嗓音在叫我。睁开眼，微弱的灯光下，有两个穿戴整齐的爸爸的影像在交错摇晃。爸爸轻柔却果断地又叫了我一遍，再不理就要被斥为不听话的小孩了。我头晕得差点站不起来，身体机械地动着，眯着眼睛忍受着胃的酸痛。老爸命令我把行李放在他那辆生锈的本田汽车里，还提醒我现在已经早晨四点半了，再拖拉的话我们就来不及了。
车厢里塞得满满的，后面的三个座位中有两个被一只红色的冷藏箱占住。爸爸先开车去了超市，买了绿葡萄、白奶酪、胡萝卜和冰块———正好装满冷藏箱，然后才上路了。窗外的树木、房子和杂草都鞭子般迎面抡来又往后飞去，发出飒飒的声响，我随着轮胎和马路间摩擦产生的嗡嗡声进入梦乡。完全醒来时周围的嗡嗡声依然萦满我的耳朵。车里没有空调，所以窗子都开着。窗外的丘陵如同剧院舞台上层层叠叠的背景图，最近的一层只能看见土地的黄和淡绿的草色。我眼睛惺忪、嗓音沙哑地问爸爸，“我们到了吗？”我好像不是在车里说话，而是在山上，面对那么多风，那么多杂音，说完了竟然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说了话。我看看阿米丽，她还在前座呼哧呼哧地睡着，靠着粉蓝色的坐椅。坐椅边有本地图，大概六十页那么厚的一本。地图前是仍在打颤的排挡，上面写着玛雅文字般神秘的符号。老爸仿佛不在开车，而在禅思，只有两大拇指在轻轻地触摸方向盘，过了好久才说，“没有呢，旅途十七个小时，我们还有十六个小时呢。”他接着说我们要去美国南部的奥克拉荷马州，去拜访那里的朋友，要呆两周。那个地方、那些人我都不认识，窗外的景致也越来越陌生。
见过圣路易市的标志圣路易弓之后，我们越发感觉酷热难耐，连风也使我们出好多汗。我爸把白衬衫挂在自己的左手臂上，说这样可以防晒。跟我换了位置的阿米丽在后面请求道，“赶快找个被子，我快冻死了！”我回头一看，她抖得很厉害。爸爸停了车，找出他上大学时用的很厚的羊毛毯给阿米丽盖好。爸爸告诉我，“她中暑了。”
过了两个小时她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开始玩车牌游戏：看到一个新的州的车牌就喊出来，看谁发现的多。我们还唱歌，冲着陌生汽车做鬼脸。阿米丽教我说，“我们可以玩得开心一点，司机们怎么看我们都没关系，他们这辈子也不会再见到我们啦。”我们还向货车司机们做“请按喇叭”的手势，他们有时也回应我们。晚上，食物都吃光了，温度降了许多。我们时不时地问老爸，“到了吗？”他翻翻白眼说，“没呢！”
午夜，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在黑暗的屋子里我们看到一个金发女人在喝减肥可乐，还有两个老年人。他们安排我们两个孩子上床。姐姐很快就入睡了，我半个钟头后还睁着眼睛，望着粗糙的拉毛粉天花板想，如果在梦里飞到那里，一定会很疼的。
第二天又起个大早，因为要去做礼拜。我想“做礼拜”应该是一个礼拜一次吧，但那里的人非常虔诚，所以要求我们每天去。狂热的基督教徒们开豪华车带我们游览他们的牧师欧洛·罗柏斯的城市———嗯，我没说错，欧洛·罗柏斯比比尔·盖茨还有钱，因为没有人能估计出他的个人财产究竟有多少，那才是真正的富裕呢。而且他不用交税，因为那是信徒的捐款，是上帝的钱。我们参观他投资建设的大学和高楼大厦。在一座很现代化的大厦脚下我看到了“生命之河”。我将手伸入水里，感觉它跟普通的水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沙漠里显得更有生命的力量。大家一起挤在观光电梯里上大厦的顶层，窗户是彩色玻璃的，使电梯外面的城市看起来别有意味———红色的城市显得严肃可畏，变成绿色时又像可以让我有归属感的家。
那样的游览没啥意思，除了罗柏斯的富有，我们没有留下别的印象。后来我跟阿米丽被送进一个大会堂，准备上一天的课，就是聆听牧师的演讲。牧师说话的时候，会顺便表演一些魔术，比如圣经有时会发出火焰来什么的。他说好的东西都属于上帝，坏的都属于撒旦，圣经里的话都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圣经才能做好孩子。我们有爸爸带来的圣经，但连阿米丽也看不懂，只能听牧师叫我们去看哪一段就看哪一段，然后断断续续地听牧师的翻译。听完课他们便颁发巧克力奖品给听话的孩子，我们俩什么也没吃到，晚上七点才无精打采地回家。爸爸让我们跟妈妈通电话，阿米丽在电话里告诉妈妈，说从昨天来奥州后直至现在，一口饭也没吃，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
一直到我十岁，爸爸带我们去过两次奥州，去过一次附近的城市肯特，有两个夏天带我们去了明尼苏达州。我现在知道了爸爸为什么带我们去那些地方，原来都跟他追求虔诚的女基督徒有关。去奥州可能是为了那个喝减肥可乐的女孩，去肯特也是为了见另一个金黄头发、信基督教的姑娘。我们去明州游泳时，爸爸把我们丢在浅水池里，自己跟一个金发女郎在落日的红霞里偷偷地亲嘴。我跟阿米丽反感男女亲吻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我妈接到我姐姐的电话以后置若罔闻。她决定完全不管我们孩子的信仰问题，以不吭声代替强制性管教。后来她让我们跟巴瑞的犹太家人过逾越节、光明节等犹太教节日，跟他们唱歌、侃大山，认为这样反而可以让我们消除对宗教的神秘感。
有一个春天的下午跟巴瑞去过逾越节。一个长络腮胡子、戴小眼镜的人为我们开了门，好奇地看着我妈问，“您应该是温迪吧？”我妈说，“嗯。小然，叫叔叔！”我说，“叔叔好！”我们都和他拥抱，亲他的脸颊，然后那个叔叔回头叫，“欧矣！巴瑞和温迪到啦，你快下楼吧！”我问叔叔，“欧矣是谁呀？”叔叔回答，“是你爷爷啊。”我又问，“您为什么叫他欧矣呢？”他笑着说，“因为他有点胖，他每次蹲下拣东西，一站起来就说，‘欧矣！’”我的犹太爷爷到了门前说了声“哈罗”，但他说话就像唱歌，一个很高很高音的“哈”，后来的“罗”一下子降了调。他笑着跟我们拥吻，说，“进来，进来！”
巴瑞爸爸的真名叫艾伦，是那种很吸引人的亲切老头，精神矍铄。每次拜访他，他都会用一种很明朗的语气说他多么想我们，问我们有什么消息要告诉他。在我父亲给我的宗教背景下，我的艾伦爷爷真是个悖论。他说话时从来不说什么是道德，从来不指手划脚地批评人。旧约规定男人必须留胡子，他却剃了。所以我好几年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犹太教神甫、犹太教理论学家，已经出版了厚厚的专著。
过逾越节要边上历史课边吃饭，还有一个人弹吉它作背景音乐。我叔叔丹尼很认真地教我几个希伯来文字和发音，还有一些游戏。小孩子先吃饱就给畅谈古今的大人按摩肩膀。我每次给结实的丹尼按摩，他边谈边享受地呻吟：“嗯———里根究竟是什么人———嗯！他以前只是个二流———噢，演员，现在他说啥都无法确认———嗯，他是否诚恳。”接受阿米丽按摩的巴瑞笑着回答：“嗯，可是他不管做什么总是二流的呀，噢，应该能看出吧。”
餐厅和客厅相连，吃完饭的、帮完忙的、懒惰的都喜欢在客厅坐坐。那里的家具、地板和木雕作品都是天然木头制成的，比如以色列产的橄榄木的咖啡桌，看上去像是一张经过万年风尘的老地图。客厅墙上挂着很多富有哲理的画，玻璃橱窗里面放着许多不同国家的工艺品，有的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董。
我看到我的叔叔们和他们的女朋友都拿出乐器来，一个开始弹一首歌，奔放地唱着，然后很快便有钢琴，两把吉他，一个长笛也加入进来，大家都在唱着。在一个暖暖的小屋子里跟朋友和亲戚一起唱歌很有一种共鸣。跟这个相比，音箱里播放的音乐，卡拉OK，MP3，都没有自然乐器、大自然给我们的嗓音那么能打动人心。每年这样参加巴瑞的家庭活动，我渐渐开始怀疑在中学遇到的那种文化，不仅仅是指那些乏味的教条，也包括同学们那一直挂在耳朵里的小耳机、他们的关于天气、昨晚电视节目等的谈话。我怀疑他们懂不懂真正地享受生活。
如果生活可以用地图来形容，爸爸递给我的是他那本厚厚的，上面的路线画得笔直。我更喜欢那张橄榄木桌子上的地图，上面的线条蜿蜒而行。也许是因为巴瑞父母给我的影响，我开始叛逆我爸爸的那种信仰。我十五岁时在我们高中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学校的青年宗教组织的文章，学校里的保守派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学校的七名老师（一共才二十多名）共同递交了一个请愿书，要求学校报社公布我的名字，让我对此“负责任”。还有个孩子夸张地说“谁写了这篇文章？我要去宰了他”。我这个叛逆者主要叛逆在思想方面。主宰这个世界的正是思想，穿奇装异服，说脏话之类的“叛逆”，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姐姐劝告我，说父母和社会都迷信学校的成绩，如果成绩不错，其他的事情便如同有了一张空白支票，我可以随便签，要多少就能拿到多少。我发现她说的很对：她的成绩是学校最好的，同学都叫她“Clarkulator”，即“脑子像计算器的克拉克”。她可以跟叛逆者做朋友，可以喝啤酒，想去哪儿父母都同意，在校园内还拥趸无数。可是我首先必须找到使成绩出色的秘诀。我可不要像那些失败者，盲目地被老师们的恩威并施和猫追老鼠的游戏所影响。寻找秘诀的第一站是我的化学班那个小考试，全班除了我和我朋友布拉德，成绩都低于四十分。我是第二名，六十分，而布拉德居然得了一百分，让大家都惊讶得倒吸一口气。我一定要他说出秘诀，而他说的话让我很奇怪，他说，“我根本不在乎成绩，我上课时只想学到知识，纯粹是为了自己。”之后我无论干什么都在咀嚼这句话，很快和他同步走上了叛逆音乐家的道路，一起讨论科学与其他问题，一起演奏吉他，地点是一个很舒适的小窝，一家叫阿拉比卡的咖啡馆。
我很严格地拒绝有宗教色彩的节日。二十四岁到中国以后，因为跟别人长得不同，大家都刻意地问我准备怎么过某个外国节日，就像陌生人看见我都说哈罗一样。每当有人问候我圣诞节快乐，我就感到郁闷。但每次过中国节日，找艺术家朋友、知识分子朋友，拿着乐器在某个人的住所唱歌聊天，我是很开心很满足的。大概没有比中国人更喜欢唱歌的人了，所以我简直是如鱼得水，又不用担心会不会有一个中国朋友带我到什么恐怖的宗教组织去节食。哎呀，那真是一万年也不会再遇到的事，让我好好松了一口气。
车厢里塞得满满的，后面的三个座位中有两个被一只红色的冷藏箱占住。爸爸先开车去了超市，买了绿葡萄、白奶酪、胡萝卜和冰块———正好装满冷藏箱，然后才上路了。窗外的树木、房子和杂草都鞭子般迎面抡来又往后飞去，发出飒飒的声响，我随着轮胎和马路间摩擦产生的嗡嗡声进入梦乡。完全醒来时周围的嗡嗡声依然萦满我的耳朵。车里没有空调，所以窗子都开着。窗外的丘陵如同剧院舞台上层层叠叠的背景图，最近的一层只能看见土地的黄和淡绿的草色。我眼睛惺忪、嗓音沙哑地问爸爸，“我们到了吗？”我好像不是在车里说话，而是在山上，面对那么多风，那么多杂音，说完了竟然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说了话。我看看阿米丽，她还在前座呼哧呼哧地睡着，靠着粉蓝色的坐椅。坐椅边有本地图，大概六十页那么厚的一本。地图前是仍在打颤的排挡，上面写着玛雅文字般神秘的符号。老爸仿佛不在开车，而在禅思，只有两大拇指在轻轻地触摸方向盘，过了好久才说，“没有呢，旅途十七个小时，我们还有十六个小时呢。”他接着说我们要去美国南部的奥克拉荷马州，去拜访那里的朋友，要呆两周。那个地方、那些人我都不认识，窗外的景致也越来越陌生。
见过圣路易市的标志圣路易弓之后，我们越发感觉酷热难耐，连风也使我们出好多汗。我爸把白衬衫挂在自己的左手臂上，说这样可以防晒。跟我换了位置的阿米丽在后面请求道，“赶快找个被子，我快冻死了！”我回头一看，她抖得很厉害。爸爸停了车，找出他上大学时用的很厚的羊毛毯给阿米丽盖好。爸爸告诉我，“她中暑了。”
过了两个小时她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开始玩车牌游戏：看到一个新的州的车牌就喊出来，看谁发现的多。我们还唱歌，冲着陌生汽车做鬼脸。阿米丽教我说，“我们可以玩得开心一点，司机们怎么看我们都没关系，他们这辈子也不会再见到我们啦。”我们还向货车司机们做“请按喇叭”的手势，他们有时也回应我们。晚上，食物都吃光了，温度降了许多。我们时不时地问老爸，“到了吗？”他翻翻白眼说，“没呢！”
午夜，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在黑暗的屋子里我们看到一个金发女人在喝减肥可乐，还有两个老年人。他们安排我们两个孩子上床。姐姐很快就入睡了，我半个钟头后还睁着眼睛，望着粗糙的拉毛粉天花板想，如果在梦里飞到那里，一定会很疼的。
第二天又起个大早，因为要去做礼拜。我想“做礼拜”应该是一个礼拜一次吧，但那里的人非常虔诚，所以要求我们每天去。狂热的基督教徒们开豪华车带我们游览他们的牧师欧洛·罗柏斯的城市———嗯，我没说错，欧洛·罗柏斯比比尔·盖茨还有钱，因为没有人能估计出他的个人财产究竟有多少，那才是真正的富裕呢。而且他不用交税，因为那是信徒的捐款，是上帝的钱。我们参观他投资建设的大学和高楼大厦。在一座很现代化的大厦脚下我看到了“生命之河”。我将手伸入水里，感觉它跟普通的水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沙漠里显得更有生命的力量。大家一起挤在观光电梯里上大厦的顶层，窗户是彩色玻璃的，使电梯外面的城市看起来别有意味———红色的城市显得严肃可畏，变成绿色时又像可以让我有归属感的家。
那样的游览没啥意思，除了罗柏斯的富有，我们没有留下别的印象。后来我跟阿米丽被送进一个大会堂，准备上一天的课，就是聆听牧师的演讲。牧师说话的时候，会顺便表演一些魔术，比如圣经有时会发出火焰来什么的。他说好的东西都属于上帝，坏的都属于撒旦，圣经里的话都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圣经才能做好孩子。我们有爸爸带来的圣经，但连阿米丽也看不懂，只能听牧师叫我们去看哪一段就看哪一段，然后断断续续地听牧师的翻译。听完课他们便颁发巧克力奖品给听话的孩子，我们俩什么也没吃到，晚上七点才无精打采地回家。爸爸让我们跟妈妈通电话，阿米丽在电话里告诉妈妈，说从昨天来奥州后直至现在，一口饭也没吃，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
一直到我十岁，爸爸带我们去过两次奥州，去过一次附近的城市肯特，有两个夏天带我们去了明尼苏达州。我现在知道了爸爸为什么带我们去那些地方，原来都跟他追求虔诚的女基督徒有关。去奥州可能是为了那个喝减肥可乐的女孩，去肯特也是为了见另一个金黄头发、信基督教的姑娘。我们去明州游泳时，爸爸把我们丢在浅水池里，自己跟一个金发女郎在落日的红霞里偷偷地亲嘴。我跟阿米丽反感男女亲吻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我妈接到我姐姐的电话以后置若罔闻。她决定完全不管我们孩子的信仰问题，以不吭声代替强制性管教。后来她让我们跟巴瑞的犹太家人过逾越节、光明节等犹太教节日，跟他们唱歌、侃大山，认为这样反而可以让我们消除对宗教的神秘感。
有一个春天的下午跟巴瑞去过逾越节。一个长络腮胡子、戴小眼镜的人为我们开了门，好奇地看着我妈问，“您应该是温迪吧？”我妈说，“嗯。小然，叫叔叔！”我说，“叔叔好！”我们都和他拥抱，亲他的脸颊，然后那个叔叔回头叫，“欧矣！巴瑞和温迪到啦，你快下楼吧！”我问叔叔，“欧矣是谁呀？”叔叔回答，“是你爷爷啊。”我又问，“您为什么叫他欧矣呢？”他笑着说，“因为他有点胖，他每次蹲下拣东西，一站起来就说，‘欧矣！’”我的犹太爷爷到了门前说了声“哈罗”，但他说话就像唱歌，一个很高很高音的“哈”，后来的“罗”一下子降了调。他笑着跟我们拥吻，说，“进来，进来！”
巴瑞爸爸的真名叫艾伦，是那种很吸引人的亲切老头，精神矍铄。每次拜访他，他都会用一种很明朗的语气说他多么想我们，问我们有什么消息要告诉他。在我父亲给我的宗教背景下，我的艾伦爷爷真是个悖论。他说话时从来不说什么是道德，从来不指手划脚地批评人。旧约规定男人必须留胡子，他却剃了。所以我好几年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犹太教神甫、犹太教理论学家，已经出版了厚厚的专著。
过逾越节要边上历史课边吃饭，还有一个人弹吉它作背景音乐。我叔叔丹尼很认真地教我几个希伯来文字和发音，还有一些游戏。小孩子先吃饱就给畅谈古今的大人按摩肩膀。我每次给结实的丹尼按摩，他边谈边享受地呻吟：“嗯———里根究竟是什么人———嗯！他以前只是个二流———噢，演员，现在他说啥都无法确认———嗯，他是否诚恳。”接受阿米丽按摩的巴瑞笑着回答：“嗯，可是他不管做什么总是二流的呀，噢，应该能看出吧。”
餐厅和客厅相连，吃完饭的、帮完忙的、懒惰的都喜欢在客厅坐坐。那里的家具、地板和木雕作品都是天然木头制成的，比如以色列产的橄榄木的咖啡桌，看上去像是一张经过万年风尘的老地图。客厅墙上挂着很多富有哲理的画，玻璃橱窗里面放着许多不同国家的工艺品，有的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董。
我看到我的叔叔们和他们的女朋友都拿出乐器来，一个开始弹一首歌，奔放地唱着，然后很快便有钢琴，两把吉他，一个长笛也加入进来，大家都在唱着。在一个暖暖的小屋子里跟朋友和亲戚一起唱歌很有一种共鸣。跟这个相比，音箱里播放的音乐，卡拉OK，MP3，都没有自然乐器、大自然给我们的嗓音那么能打动人心。每年这样参加巴瑞的家庭活动，我渐渐开始怀疑在中学遇到的那种文化，不仅仅是指那些乏味的教条，也包括同学们那一直挂在耳朵里的小耳机、他们的关于天气、昨晚电视节目等的谈话。我怀疑他们懂不懂真正地享受生活。
如果生活可以用地图来形容，爸爸递给我的是他那本厚厚的，上面的路线画得笔直。我更喜欢那张橄榄木桌子上的地图，上面的线条蜿蜒而行。也许是因为巴瑞父母给我的影响，我开始叛逆我爸爸的那种信仰。我十五岁时在我们高中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学校的青年宗教组织的文章，学校里的保守派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学校的七名老师（一共才二十多名）共同递交了一个请愿书，要求学校报社公布我的名字，让我对此“负责任”。还有个孩子夸张地说“谁写了这篇文章？我要去宰了他”。我这个叛逆者主要叛逆在思想方面。主宰这个世界的正是思想，穿奇装异服，说脏话之类的“叛逆”，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姐姐劝告我，说父母和社会都迷信学校的成绩，如果成绩不错，其他的事情便如同有了一张空白支票，我可以随便签，要多少就能拿到多少。我发现她说的很对：她的成绩是学校最好的，同学都叫她“Clarkulator”，即“脑子像计算器的克拉克”。她可以跟叛逆者做朋友，可以喝啤酒，想去哪儿父母都同意，在校园内还拥趸无数。可是我首先必须找到使成绩出色的秘诀。我可不要像那些失败者，盲目地被老师们的恩威并施和猫追老鼠的游戏所影响。寻找秘诀的第一站是我的化学班那个小考试，全班除了我和我朋友布拉德，成绩都低于四十分。我是第二名，六十分，而布拉德居然得了一百分，让大家都惊讶得倒吸一口气。我一定要他说出秘诀，而他说的话让我很奇怪，他说，“我根本不在乎成绩，我上课时只想学到知识，纯粹是为了自己。”之后我无论干什么都在咀嚼这句话，很快和他同步走上了叛逆音乐家的道路，一起讨论科学与其他问题，一起演奏吉他，地点是一个很舒适的小窝，一家叫阿拉比卡的咖啡馆。
我很严格地拒绝有宗教色彩的节日。二十四岁到中国以后，因为跟别人长得不同，大家都刻意地问我准备怎么过某个外国节日，就像陌生人看见我都说哈罗一样。每当有人问候我圣诞节快乐，我就感到郁闷。但每次过中国节日，找艺术家朋友、知识分子朋友，拿着乐器在某个人的住所唱歌聊天，我是很开心很满足的。大概没有比中国人更喜欢唱歌的人了，所以我简直是如鱼得水，又不用担心会不会有一个中国朋友带我到什么恐怖的宗教组织去节食。哎呀，那真是一万年也不会再遇到的事，让我好好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