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21世纪;《乐记》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及风格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11-0181-03
《乐记》是中国最早具有较完整系统的音乐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以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为主要论述对象。它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同时对世界音乐思想史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江汉大学龙珲在2006年第2期《黄钟》发表文章《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他梳理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中诸多学者对《乐记》所做的相关研究，并将得到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整理与多方位对比。文章的内容主要在这几个方面有所体现，即《乐记》的作者和作者完成此书的年代;《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与其涵盖的音乐美学思想。[1]
该文章还提到，关于《乐记》的作者向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说法是此书的作者是孔夫子的弟子公孙尼子，第二种说法是汉代刘德和他的一些儒学子弟所作。对此，后来学术界有杨荫浏、蔡仲德、修海林等人先后为《乐记》的作者发表过不同的研究成果。
在对文章《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阅读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2008—2018年为时间节点，整理了中国知网中核心期刊文献。将研究《乐记》的文献进行阅读与整理，经过归类后分为三种类别：1关于《乐记》的作者与源流问题;2《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与风格形成;3《乐记》的其他类别研究。
20世纪围绕《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研究从未间断，尽管对于作者究竟是公孙尼子还是刘德及其儒生尚未定论。但目前可以肯定，《乐记》一书在先秦儒学音乐美学思想方面有独到的体现。进入21世纪，李广赞、闫冲在2009年第3期的《乐府新声》中发表了关于《乐记》成书的研究成果，从《乐记》的思想内容、一些历史人物生活的年代进行比较后，推导出了两个假设。假设一，认为《乐记》是在荀子、孟子后的年代所作。因为如果《乐记》产生在孟子、荀子之前，两位继承者为了提高自己学派地位会对《乐记》进行高度赞扬才合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假设二，认为《乐记》的最初作者是汉代刘德与他门下的儒学子弟。刘德从小便十分热爱读古代书籍，头脑聪明，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哥哥。他受封河间王二十余年，远离政治，潜心研究中国古籍。根据班固《汉书·礼乐志》记载，刘德去长安朝拜汉武帝时，曾与董仲舒对音乐有过一番讨论。而这个时期，董仲舒极力推崇儒学并使其正式成为官学。受当时环境影响，刘德很有可能接触并接受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因此，《乐记》的思想体系中隐含着天人感应言论的原因是有因可循的。反过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言论涵括音乐的内容也得益于与刘德的交往结果。综上，通过《乐记》中包含天人感应学说而且时间上联系得非常紧密，可以推论《乐记》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刘德及其手下儒生。[2]
同一年，田君在《公孙尼子与〈乐记〉新考》[3]一文中，从史料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公孙尼子的相关历史文献。文章通过多部古代文献来验证公孙尼子是谁;阐释公孙尼子与公孙龙是否是同一个人;公孙尼子研乐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以及其与《乐记》的关系。文章虽脉络清晰具有说服力，但内容涉及古文较其他文章更显晦涩难懂。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结语部分得出结论：公孙尼子就是公孙龙。他是孔夫子晚年的弟子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支持并信奉儒家学派，传闻其跟随孔子学习了六七年。孔子将自己所作的古乐实践与得出的乐学理论进行言传身教，在传授给众多门徒之后，孔门乐教便形成了。这样充足的条件，为公孙尼子潜心研习音乐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指导。后来公孙尼子以孔门乐教为基础，长期进行阐释与发扬音乐要义的工作，其相关言论被收入《公孙尼子》。需要知晓的是在公孙尼子著作丢失的情况下，虽然不可以直接判定公孙尼子写下了《乐记》，但其与古本《乐记》的完成定是有着某种较大的关联，为后人研究《乐记》的作者以及古本《乐记》的完成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公孙尼子在先秦儒家学术中的思想观点倾向于孔子的嫡孙孔伋，但又以研习音乐为特色，他发扬了儒家乐学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對此，应该对公孙尼子的贡献给予充分的重视态度。
高新华2011年曾在其论文中对《乐记》的篇次、流传两个方面进行了考证。《乐记》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篇目有所缺失。现在我们能研究到的所有有关内容大致都被整合到《礼记》中，成为一本书。同时，在《史记·乐书》也有大篇幅相一致的文字被保存下来。但这两者的篇次是不一样的，同时根据史料所记载的郑玄的《三礼目录》、刘向的《别录》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区别。带着“《乐记》11篇次序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作者在研读、排比相关史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从古书通例来看，对于《乐记》的流传与编纂这两个问题。他通过比较目前市面上流传的《礼记·乐记》《史记·乐书》两种传本篇次，认为这两本书在精神以及内容层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主要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由于《乐记》的错简而形成的。而刘向根据不同版本最终撰写出的《乐记》与《王禹记》是差异不小的两种传记版本，所以《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更大可能性应属于《王禹记》系统。那么，《乐记》一直流传的三种篇次，实际上是两个版本。而《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所产生的不同就是因为错简所致。[4]
发生学是生物学范畴的基础学科，宋克宾将发生学运用到音乐中。在他的文章中“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观念的产生，而不是某种特定事件的发生。比较对象是《乐记》和《吕氏春秋·大乐》，在比较中分析儒家与道家对音乐发生的逻辑认识及其理论价值。[5]《乐本》的发生是以“人内心最深层次的表达”为起点，情感态度是从“音乐的本体”开始，最终在德音、礼乐上完成。《大乐》的音乐主要以地球自然界的声音为发生起点，在大乐、适音上结束。最终通过多层面的比较与研究，作者发现儒家与道家的乐论从不同层面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影响。“體”字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重要范畴之一[6]，主要运用到文学体裁中，例如诗歌、散文、小说。潘链钰《因體制乐：〈乐记〉音乐审美风格论考》[7]在文学概念中运用了音乐理论。他认为文学和音乐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这并不妨碍概念的通用，并且文学与音乐本来同属艺术范围，是具有一定的审美共通性的。《乐记》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围绕“文”“礼”与“德”范畴展开讨论。尽管《乐记》没有直接了当说明自身的审美风格分类理论，但在“礼”与“德”之外的范畴可以看见其身影。因此，《乐记》的审美风格分类应体现在四个不同的层面，“物感、礼仪、政治、气象”。“和节有序”“遗音遗味”两个基本点是为《乐记》音乐审美风格的划分标准，它们都蕴含着深厚的儒学思想。其中放在主要位置的是“遗音遗味”。这个时期的“乐”在《乐记》中被直接认为是符合两种标准的模板。 《乐记》在音乐评价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在文章《〈礼记·乐记〉音乐批评思想初探》[8]中，李波将《乐记》中含音乐批评的部分概括为六个类别，即“先王作乐”“诗经作品”“雅郑、古今之音”“乐器特点”“音乐风格”“音乐舞蹈表演活动”。作者还指出了《乐记》中关于批评的重要内容，肯定了《乐记》在这方面的影响，总结了《乐记》在音乐批评方面的历史贡献。文章提到《乐记》基于对音乐事项是持有肯定还是否定态度，就是其对以上六个类别进行音乐批评的原则和标准。对标准内容进行仔细剖析后可分为社会政治道德标准;简易和有序的标准;对“和”的追求。其内容的研究进一步确认音乐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其内容还在某些程度上强调音乐要平易近人，让大众可以进行欣赏与品味。“和”指音乐在节奏、乐感方面要有秩序并保持和谐，在社会政治上音乐也要反映有序性与和谐性。《乐记》的指教方式主要是在音乐理论阐述下进行批评，音乐批评与音乐理论密不可分具有说服性。复合型批评，在音乐批评中还会对其他问题进行批评。对比性批评，例如“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如此可以进行比较的范畴。音乐实践与体验中的批评，不是空泛之谈，是在进行音乐的欣赏实践之后产生自身体会再进行批评。因此，《乐记》除了对前人著作的音乐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还是先秦音乐批评的集大成作品。
《乐记》在21世纪初的其他类别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乐记》的校注;“乐之情”的内涵研究;“德”的比较等方面。杨赛在文章《郑玄与汉代〈乐记〉校注》[9]中肯定了郑玄所做的贡献，他認为郑玄的校注是让后人理解《乐记》的基础。在郑玄之前也有不同的校注版本，以许慎、马融和卢植的校注版本较为突出。从校勘与注释分别来看，郑玄校勘以刘向的编次为基本依据，并且不轻易改字。注释则从字的读音与意思、字词含义、重难语句、宗旨含义、重要乐事五个方面入手。除此之外，郑玄还引用五经来注释《乐记》，比如，《诗经》《周礼》。后世对于郑玄的校注存有疑虑，以熊十力的质疑为主。但不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郑玄对《乐记》校注所做的突出贡献。
以《乐记·乐本篇》为例来谈先秦唱奏声响表现，是吕钰秀2012年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教研室相关活动所作的汇报。在报告中，以表格的形式刻画了情感——声响对应的关系，虽然《乐记》中的文字表述并无法编织出一首歌谣旋律，或是演奏出一首乐曲曲调，但利用这些文字描述，仍然可以建构出一个想象的古代音乐声响空间，一个充满想象的音乐声响空间虽然没有固定的旋律和节奏，但却充盈多样音响色彩的音乐世界。[10]
将《乐记》中的“德”，儒家学派文学作品中的“德”，两者内涵进行比较是徐海东所关注的问题。[11]他从多个角度出发分别考察了它们关于“德”的内涵。《乐记》中的“德”内涵认识是相同的，体现在“乐者，德之华也”“德者，德也”这两个命题之中。“德”是人的本性，音乐的作用就是让人恢复这种原本的本性。只有具备这种功能的音乐才能叫做“乐”或“和乐”。《庄子》中关乎“德”的命题有很多，这里的“德”呈现出对“道”的认识，它是人内心认识世界的活动，是一种参透万物本质后才能达到的境界。《庄子》借用音乐这个载体解释了“德”与“道”，《乐记》是音乐美学的著作因此写作得十分详细。不难看出，《乐记》的“德”是先天性的，需要人主动去恢复，《庄子》中的“德”指德是人内心的精神境界，是后天产生的。前者的音乐要符合“德”的标准，而后者的音乐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有一定程度上默不作声的音乐才是庄子心中的“乐”。
“乐之情”是《礼记·乐记》中所提出的类比人情的表述方法。邵晓林通过对“乐之情”内涵研究确定其就是乐的本质，这是对先秦时期哲学中的人性、情、心等关系的分析中得到的结论。[12]“乐之情”在《乐记》中有两处原文说明，它的内涵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论伦无患”与“穷本知变”。这两个方面是“乐”有别于“礼”的地方。在论述中，“乐之情”涉及到了乐观念之天地生成;乐教之人情生成;人之情的交汇。有关“乐之情”的音乐观影响长远，到了汉朝也仍然被积极地推崇。不过，直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问世这一对音乐观念的批判才得到全部实现。
总体来说，目前学者们对《乐记》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本文整理的文献普遍具有很强的导入性并且有不同的观点与视角。可以看出，现阶段的研究依旧在保留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如，对《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议题。同时，研究者们也察觉到了《乐记》还未得到充分关注的方面。如，对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及风格或其他类别研究中用到了比较观、声学等领域的知识，它们体现了丰富多维的研究角度，给其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注释：
[1]龙 珲.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02）：61—69.
[2]李广赞，闫 冲.《乐记》成书题外辨[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9（03）：97—98.
[3]田 君.公孙尼子与《乐记》新考[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03）：12—17.
[4]高新华.《乐记》篇次、流传考[J].中国音乐学，2011（03）：81—86.
[5]宋克宾.《乐记·乐本》与《吕氏春秋·大乐》音乐发生观的比较——儒家与道家对音乐发生的逻辑认识及其理论价值[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04）：21—27.
[6][7]潘链钰.因體制乐：《乐记》音乐审美风格论考[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04）：143—147.
[8]李 波.《礼记·乐记》音乐批评思想初探[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7（02）：23—32.
[9]杨 赛.郑玄与汉代《乐记》校注[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04）：66—73.
[10]吕钰秀.重建先秦音乐史中的声响可能性——以《乐记·乐本篇》为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04）：25—28.
[11]徐海东.《乐记》与《庄子》中“德”之内涵比较[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7（04）：136—141.
[12]邵晓林.《乐记》“乐之情”内涵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7（04）：88—94.
（责任编辑：张洪全）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1）11-0181-03
《乐记》是中国最早具有较完整系统的音乐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以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为主要论述对象。它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同时对世界音乐思想史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江汉大学龙珲在2006年第2期《黄钟》发表文章《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他梳理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中诸多学者对《乐记》所做的相关研究，并将得到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整理与多方位对比。文章的内容主要在这几个方面有所体现，即《乐记》的作者和作者完成此书的年代;《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与其涵盖的音乐美学思想。[1]
该文章还提到，关于《乐记》的作者向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说法是此书的作者是孔夫子的弟子公孙尼子，第二种说法是汉代刘德和他的一些儒学子弟所作。对此，后来学术界有杨荫浏、蔡仲德、修海林等人先后为《乐记》的作者发表过不同的研究成果。
在对文章《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阅读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2008—2018年为时间节点，整理了中国知网中核心期刊文献。将研究《乐记》的文献进行阅读与整理，经过归类后分为三种类别：1关于《乐记》的作者与源流问题;2《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与风格形成;3《乐记》的其他类别研究。
一、关于《乐记》的作者与源流问题
20世纪围绕《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研究从未间断，尽管对于作者究竟是公孙尼子还是刘德及其儒生尚未定论。但目前可以肯定，《乐记》一书在先秦儒学音乐美学思想方面有独到的体现。进入21世纪，李广赞、闫冲在2009年第3期的《乐府新声》中发表了关于《乐记》成书的研究成果，从《乐记》的思想内容、一些历史人物生活的年代进行比较后，推导出了两个假设。假设一，认为《乐记》是在荀子、孟子后的年代所作。因为如果《乐记》产生在孟子、荀子之前，两位继承者为了提高自己学派地位会对《乐记》进行高度赞扬才合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假设二，认为《乐记》的最初作者是汉代刘德与他门下的儒学子弟。刘德从小便十分热爱读古代书籍，头脑聪明，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哥哥。他受封河间王二十余年，远离政治，潜心研究中国古籍。根据班固《汉书·礼乐志》记载，刘德去长安朝拜汉武帝时，曾与董仲舒对音乐有过一番讨论。而这个时期，董仲舒极力推崇儒学并使其正式成为官学。受当时环境影响，刘德很有可能接触并接受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因此，《乐记》的思想体系中隐含着天人感应言论的原因是有因可循的。反过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言论涵括音乐的内容也得益于与刘德的交往结果。综上，通过《乐记》中包含天人感应学说而且时间上联系得非常紧密，可以推论《乐记》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刘德及其手下儒生。[2]
同一年，田君在《公孙尼子与〈乐记〉新考》[3]一文中，从史料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公孙尼子的相关历史文献。文章通过多部古代文献来验证公孙尼子是谁;阐释公孙尼子与公孙龙是否是同一个人;公孙尼子研乐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以及其与《乐记》的关系。文章虽脉络清晰具有说服力，但内容涉及古文较其他文章更显晦涩难懂。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结语部分得出结论：公孙尼子就是公孙龙。他是孔夫子晚年的弟子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支持并信奉儒家学派，传闻其跟随孔子学习了六七年。孔子将自己所作的古乐实践与得出的乐学理论进行言传身教，在传授给众多门徒之后，孔门乐教便形成了。这样充足的条件，为公孙尼子潜心研习音乐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指导。后来公孙尼子以孔门乐教为基础，长期进行阐释与发扬音乐要义的工作，其相关言论被收入《公孙尼子》。需要知晓的是在公孙尼子著作丢失的情况下，虽然不可以直接判定公孙尼子写下了《乐记》，但其与古本《乐记》的完成定是有着某种较大的关联，为后人研究《乐记》的作者以及古本《乐记》的完成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公孙尼子在先秦儒家学术中的思想观点倾向于孔子的嫡孙孔伋，但又以研习音乐为特色，他发扬了儒家乐学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對此，应该对公孙尼子的贡献给予充分的重视态度。
高新华2011年曾在其论文中对《乐记》的篇次、流传两个方面进行了考证。《乐记》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篇目有所缺失。现在我们能研究到的所有有关内容大致都被整合到《礼记》中，成为一本书。同时，在《史记·乐书》也有大篇幅相一致的文字被保存下来。但这两者的篇次是不一样的，同时根据史料所记载的郑玄的《三礼目录》、刘向的《别录》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区别。带着“《乐记》11篇次序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作者在研读、排比相关史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从古书通例来看，对于《乐记》的流传与编纂这两个问题。他通过比较目前市面上流传的《礼记·乐记》《史记·乐书》两种传本篇次，认为这两本书在精神以及内容层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主要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由于《乐记》的错简而形成的。而刘向根据不同版本最终撰写出的《乐记》与《王禹记》是差异不小的两种传记版本，所以《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更大可能性应属于《王禹记》系统。那么，《乐记》一直流传的三种篇次，实际上是两个版本。而《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所产生的不同就是因为错简所致。[4]
二、《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与风格形成
发生学是生物学范畴的基础学科，宋克宾将发生学运用到音乐中。在他的文章中“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观念的产生，而不是某种特定事件的发生。比较对象是《乐记》和《吕氏春秋·大乐》，在比较中分析儒家与道家对音乐发生的逻辑认识及其理论价值。[5]《乐本》的发生是以“人内心最深层次的表达”为起点，情感态度是从“音乐的本体”开始，最终在德音、礼乐上完成。《大乐》的音乐主要以地球自然界的声音为发生起点，在大乐、适音上结束。最终通过多层面的比较与研究，作者发现儒家与道家的乐论从不同层面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影响。“體”字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重要范畴之一[6]，主要运用到文学体裁中，例如诗歌、散文、小说。潘链钰《因體制乐：〈乐记〉音乐审美风格论考》[7]在文学概念中运用了音乐理论。他认为文学和音乐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这并不妨碍概念的通用，并且文学与音乐本来同属艺术范围，是具有一定的审美共通性的。《乐记》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围绕“文”“礼”与“德”范畴展开讨论。尽管《乐记》没有直接了当说明自身的审美风格分类理论，但在“礼”与“德”之外的范畴可以看见其身影。因此，《乐记》的审美风格分类应体现在四个不同的层面，“物感、礼仪、政治、气象”。“和节有序”“遗音遗味”两个基本点是为《乐记》音乐审美风格的划分标准，它们都蕴含着深厚的儒学思想。其中放在主要位置的是“遗音遗味”。这个时期的“乐”在《乐记》中被直接认为是符合两种标准的模板。 《乐记》在音乐评价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在文章《〈礼记·乐记〉音乐批评思想初探》[8]中，李波将《乐记》中含音乐批评的部分概括为六个类别，即“先王作乐”“诗经作品”“雅郑、古今之音”“乐器特点”“音乐风格”“音乐舞蹈表演活动”。作者还指出了《乐记》中关于批评的重要内容，肯定了《乐记》在这方面的影响，总结了《乐记》在音乐批评方面的历史贡献。文章提到《乐记》基于对音乐事项是持有肯定还是否定态度，就是其对以上六个类别进行音乐批评的原则和标准。对标准内容进行仔细剖析后可分为社会政治道德标准;简易和有序的标准;对“和”的追求。其内容的研究进一步确认音乐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其内容还在某些程度上强调音乐要平易近人，让大众可以进行欣赏与品味。“和”指音乐在节奏、乐感方面要有秩序并保持和谐，在社会政治上音乐也要反映有序性与和谐性。《乐记》的指教方式主要是在音乐理论阐述下进行批评，音乐批评与音乐理论密不可分具有说服性。复合型批评，在音乐批评中还会对其他问题进行批评。对比性批评，例如“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如此可以进行比较的范畴。音乐实践与体验中的批评，不是空泛之谈，是在进行音乐的欣赏实践之后产生自身体会再进行批评。因此，《乐记》除了对前人著作的音乐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还是先秦音乐批评的集大成作品。
三、《乐记》的其他类别研究
《乐记》在21世纪初的其他类别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乐记》的校注;“乐之情”的内涵研究;“德”的比较等方面。杨赛在文章《郑玄与汉代〈乐记〉校注》[9]中肯定了郑玄所做的贡献，他認为郑玄的校注是让后人理解《乐记》的基础。在郑玄之前也有不同的校注版本，以许慎、马融和卢植的校注版本较为突出。从校勘与注释分别来看，郑玄校勘以刘向的编次为基本依据，并且不轻易改字。注释则从字的读音与意思、字词含义、重难语句、宗旨含义、重要乐事五个方面入手。除此之外，郑玄还引用五经来注释《乐记》，比如，《诗经》《周礼》。后世对于郑玄的校注存有疑虑，以熊十力的质疑为主。但不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视郑玄对《乐记》校注所做的突出贡献。
以《乐记·乐本篇》为例来谈先秦唱奏声响表现，是吕钰秀2012年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教研室相关活动所作的汇报。在报告中，以表格的形式刻画了情感——声响对应的关系，虽然《乐记》中的文字表述并无法编织出一首歌谣旋律，或是演奏出一首乐曲曲调，但利用这些文字描述，仍然可以建构出一个想象的古代音乐声响空间，一个充满想象的音乐声响空间虽然没有固定的旋律和节奏，但却充盈多样音响色彩的音乐世界。[10]
将《乐记》中的“德”，儒家学派文学作品中的“德”，两者内涵进行比较是徐海东所关注的问题。[11]他从多个角度出发分别考察了它们关于“德”的内涵。《乐记》中的“德”内涵认识是相同的，体现在“乐者，德之华也”“德者，德也”这两个命题之中。“德”是人的本性，音乐的作用就是让人恢复这种原本的本性。只有具备这种功能的音乐才能叫做“乐”或“和乐”。《庄子》中关乎“德”的命题有很多，这里的“德”呈现出对“道”的认识，它是人内心认识世界的活动，是一种参透万物本质后才能达到的境界。《庄子》借用音乐这个载体解释了“德”与“道”，《乐记》是音乐美学的著作因此写作得十分详细。不难看出，《乐记》的“德”是先天性的，需要人主动去恢复，《庄子》中的“德”指德是人内心的精神境界，是后天产生的。前者的音乐要符合“德”的标准，而后者的音乐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有一定程度上默不作声的音乐才是庄子心中的“乐”。
“乐之情”是《礼记·乐记》中所提出的类比人情的表述方法。邵晓林通过对“乐之情”内涵研究确定其就是乐的本质，这是对先秦时期哲学中的人性、情、心等关系的分析中得到的结论。[12]“乐之情”在《乐记》中有两处原文说明，它的内涵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论伦无患”与“穷本知变”。这两个方面是“乐”有别于“礼”的地方。在论述中，“乐之情”涉及到了乐观念之天地生成;乐教之人情生成;人之情的交汇。有关“乐之情”的音乐观影响长远，到了汉朝也仍然被积极地推崇。不过，直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问世这一对音乐观念的批判才得到全部实现。
总体来说，目前学者们对《乐记》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本文整理的文献普遍具有很强的导入性并且有不同的观点与视角。可以看出，现阶段的研究依旧在保留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如，对《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议题。同时，研究者们也察觉到了《乐记》还未得到充分关注的方面。如，对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及风格或其他类别研究中用到了比较观、声学等领域的知识，它们体现了丰富多维的研究角度，给其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注释：
[1]龙 珲.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02）：61—69.
[2]李广赞，闫 冲.《乐记》成书题外辨[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9（03）：97—98.
[3]田 君.公孙尼子与《乐记》新考[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03）：12—17.
[4]高新华.《乐记》篇次、流传考[J].中国音乐学，2011（03）：81—86.
[5]宋克宾.《乐记·乐本》与《吕氏春秋·大乐》音乐发生观的比较——儒家与道家对音乐发生的逻辑认识及其理论价值[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04）：21—27.
[6][7]潘链钰.因體制乐：《乐记》音乐审美风格论考[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04）：143—147.
[8]李 波.《礼记·乐记》音乐批评思想初探[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7（02）：23—32.
[9]杨 赛.郑玄与汉代《乐记》校注[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04）：66—73.
[10]吕钰秀.重建先秦音乐史中的声响可能性——以《乐记·乐本篇》为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04）：25—28.
[11]徐海东.《乐记》与《庄子》中“德”之内涵比较[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7（04）：136—141.
[12]邵晓林.《乐记》“乐之情”内涵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7（04）：88—94.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