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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传媒市场化趋势的加剧，媒介自身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不再是原有公共领域的代言，它的独立性和公信力正在成为权利、金钱的牺牲品。在获得巨额经济回报的同时，它的特殊形态发展带来了整个社会信息和媒介使用的极大不平衡，导致城市和农村之间信息沟差距进一步拉大。本文试图运用传播学中的“知识沟”理论，从传媒市场化的视角，探索由此带来的城乡居民在信息和媒介接触、话语言说空间上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关键词：传媒市场化；信息沟；广告；公信力
一、传媒市场化阐释：
“传媒市场化是指中国传媒在7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种种变革，本质是媒介个体日益作为一种特殊企业进入市场，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传媒市场化的定义揭示了传媒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必须转变经营方
式，减少或摆脱在经济上对政府或组织资助的依赖，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
二、传媒市场化拉大了城乡信息沟差距：
信息沟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容易获取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就会越拉越大。”
为了深入揭示城乡信息分化，笔者在这里引用一个“信息主体条件差异模型”，该模型的提出者认为信息的强弱分层主要取决于物质技术、个体资质以及信息环境三个因素。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乡村居民在信息环境的现状上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并以此来证明城乡信息沟差距的拉大是立体的、全方位的。
首先，传媒市场化导致媒体广告投放重心的偏移。
在传媒走向市场化的今天，我国传媒业采取的依然是“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机制。媒介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市场化的加剧，也由依靠国家的拨款和在国家赋予权力的基础上获取广告回报的二元结合，转为广告收入正日益成为媒体获取收入的唯一渠道，为此，媒体需要千方百计地寻求广告商的兴趣点和兴奋点，随着传媒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广大受众开始被愈来愈多的广告媒体所细分，受众的品位在日益广泛的媒介宣传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开始成为了媒介选择的主体。
这样一来，媒体要想在竞争中立足，就必须保证自己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在技术层面上增强信息的时效性，依靠信息的快速发布在市场立足。
在城市当中，由于居民消费水平比较高，广告可以获得较大回报，媒体就开始千方百计笼络这部分“衣食父母”，媒体也可以利用从它们身上获得的这部分资金实现技术升级，并总结其中的甜头，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而在农村，由于广告投资成本较高、农民的消费水平较弱等原因，广告的投入和产出往往不成比例，广告宣传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广告商和媒体在经历了初期的失败之后都会不自觉地远离这块贫瘠的商业土壤。
以上两表均来源于2002年对于湖南省城乡居民媒介接触的实证调查。
从以上两个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广告的主体媒介电视和新型媒介电脑的分布比例在城乡之间还有着很大的差距；表二中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主要是人际交往这一现象，则更能反映出大众传媒对于农村人群关注度低的现实。
其次，传媒追求猎奇和耸人听闻的信息，媚俗现象严重。
随着传媒市场化的加剧，受众中心地位的提升，媒介要想生存，就必须最大范围地覆盖受众，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选择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媚俗化信息作为传播内容，由于城乡居民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在对待和抵御媚俗信息的作法上产生了巨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大了城乡信息沟。
也许有人会说是现在的图书定价太高，农民无力支付。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那国家图书馆和各地市的农民工阅览室在开馆之后为什么会出现门可罗雀的情形呢？其实农民工这一群体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之中，对于媚俗化信息缺乏抵制能力，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盲信媒体和书籍中的不切实际的报道内容，不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案件不胜枚举。据统计，近些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所占的比例都在50℅以上。 媚俗性新闻是城市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放松的途径，但是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由于在受教育水平上的贫乏，对行为后果的辨别力不强，他们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在广大农村中，农民想要了解的就业信息、农业生产信息大规模地缺失，迫于经济利益地追逐，媚俗性信息完全填充了各种大众传播渠道。在广播电视栏目设置上，媒体纯粹按照收视率高低来评定节目生死，真正的农业节目《金土地》、《农业新闻》因为缺乏受众市场而遭受取缔，而真人秀、超级女生等大众狂欢式节目却反复热播，人们沉溺于“文化工业”的消费当中无法自拔。
所有这一切都是媒介市场化和信息媚俗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它们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民阶层在信息内容的接触方面越走越窄、越走越偏。
第三、媒介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大幅度下降。提起媒介受控，很多人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媒介寻租”。所谓“媒介寻租”是在“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中国媒式下出现的极不正常的现象，政府控制着媒介的所有权，随着市场化的加剧，他们把经营权逐步下放给企业或者个人，但是又要竭力维护自己作为所谓的国家舆论公器的“稳压器”的承诺。适度的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这种权利上的分化和功能上的整合使得政府难以兼顾，在市场化条件下，很容易导致媒体被人为控制。
这种寻租现象一经出现，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就会导致媒介资源的掌控和使用出现极大的不平衡。已经有学者从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的角度对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
强势阶层：拥有媒介控制权和主要话语权，引领媒介发展潮流，决定社会舆论导向，这一阶层包括国家权力的掌控者，精英知识分子和雄厚经济财富的拥有者。
中间阶层：拥有媒介的使用条件与使用能力，具有主动的媒介接近意识，善于利用媒介满足自己的需要，构成主体主要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弱势阶层：被动接近媒介，无条件接受媒介信息，缺乏使用媒介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基本被排除在媒介表现内容之外，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农民工和农民作为典型代表。
虽然我国的媒介强势阶层还没有出现直接控制媒介的情况，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知识、财力来干涉媒介的独立运营，导致“金钱和媒介”共生共荣局面的出现，媒介开始成为他们的话语言说工具，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公器的作用。
由此可见，原来为公众利益代言的“守门人”已经开始向市场口味的追随者改变，这种由于权力、金钱和知识所带来的传播上的偏向，完全剥夺了弱势阶层的话语言说权利。时至今日，传播媒体不但是一种情感与思想的传达工具，同时亦是一种自我存在的依据，特别在此信息泛滥的世代，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达的能力，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并且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而这样的权力关系，亦会落入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
总之，由于受市场条件下媒介的赢利性、媚俗性和可控性的影响，许多媒体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而对相对落后的农村极度排斥。这种媒介的偏向导致了城乡居民在媒介接触的频繁度、媒介接触内容的广泛度以及媒介作为话语言说工具的使用度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地被拉大。
关键词：传媒市场化；信息沟；广告；公信力
一、传媒市场化阐释：
“传媒市场化是指中国传媒在7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种种变革，本质是媒介个体日益作为一种特殊企业进入市场，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传媒市场化的定义揭示了传媒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必须转变经营方
式，减少或摆脱在经济上对政府或组织资助的依赖，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
二、传媒市场化拉大了城乡信息沟差距：
信息沟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容易获取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就会越拉越大。”
为了深入揭示城乡信息分化，笔者在这里引用一个“信息主体条件差异模型”，该模型的提出者认为信息的强弱分层主要取决于物质技术、个体资质以及信息环境三个因素。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乡村居民在信息环境的现状上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并以此来证明城乡信息沟差距的拉大是立体的、全方位的。
首先，传媒市场化导致媒体广告投放重心的偏移。
在传媒走向市场化的今天，我国传媒业采取的依然是“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机制。媒介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市场化的加剧，也由依靠国家的拨款和在国家赋予权力的基础上获取广告回报的二元结合，转为广告收入正日益成为媒体获取收入的唯一渠道，为此，媒体需要千方百计地寻求广告商的兴趣点和兴奋点，随着传媒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广大受众开始被愈来愈多的广告媒体所细分，受众的品位在日益广泛的媒介宣传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开始成为了媒介选择的主体。
这样一来，媒体要想在竞争中立足，就必须保证自己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在技术层面上增强信息的时效性，依靠信息的快速发布在市场立足。
在城市当中，由于居民消费水平比较高，广告可以获得较大回报，媒体就开始千方百计笼络这部分“衣食父母”，媒体也可以利用从它们身上获得的这部分资金实现技术升级，并总结其中的甜头，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而在农村，由于广告投资成本较高、农民的消费水平较弱等原因，广告的投入和产出往往不成比例，广告宣传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广告商和媒体在经历了初期的失败之后都会不自觉地远离这块贫瘠的商业土壤。
以上两表均来源于2002年对于湖南省城乡居民媒介接触的实证调查。
从以上两个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广告的主体媒介电视和新型媒介电脑的分布比例在城乡之间还有着很大的差距；表二中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主要是人际交往这一现象，则更能反映出大众传媒对于农村人群关注度低的现实。
其次，传媒追求猎奇和耸人听闻的信息，媚俗现象严重。
随着传媒市场化的加剧，受众中心地位的提升，媒介要想生存，就必须最大范围地覆盖受众，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选择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媚俗化信息作为传播内容，由于城乡居民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在对待和抵御媚俗信息的作法上产生了巨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大了城乡信息沟。
也许有人会说是现在的图书定价太高，农民无力支付。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那国家图书馆和各地市的农民工阅览室在开馆之后为什么会出现门可罗雀的情形呢？其实农民工这一群体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之中，对于媚俗化信息缺乏抵制能力，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盲信媒体和书籍中的不切实际的报道内容，不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案件不胜枚举。据统计，近些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所占的比例都在50℅以上。 媚俗性新闻是城市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放松的途径，但是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由于在受教育水平上的贫乏，对行为后果的辨别力不强，他们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在广大农村中，农民想要了解的就业信息、农业生产信息大规模地缺失，迫于经济利益地追逐，媚俗性信息完全填充了各种大众传播渠道。在广播电视栏目设置上，媒体纯粹按照收视率高低来评定节目生死，真正的农业节目《金土地》、《农业新闻》因为缺乏受众市场而遭受取缔，而真人秀、超级女生等大众狂欢式节目却反复热播，人们沉溺于“文化工业”的消费当中无法自拔。
所有这一切都是媒介市场化和信息媚俗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它们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民阶层在信息内容的接触方面越走越窄、越走越偏。
第三、媒介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大幅度下降。提起媒介受控，很多人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媒介寻租”。所谓“媒介寻租”是在“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中国媒式下出现的极不正常的现象，政府控制着媒介的所有权，随着市场化的加剧，他们把经营权逐步下放给企业或者个人，但是又要竭力维护自己作为所谓的国家舆论公器的“稳压器”的承诺。适度的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这种权利上的分化和功能上的整合使得政府难以兼顾，在市场化条件下，很容易导致媒体被人为控制。
这种寻租现象一经出现，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就会导致媒介资源的掌控和使用出现极大的不平衡。已经有学者从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的角度对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
强势阶层：拥有媒介控制权和主要话语权，引领媒介发展潮流，决定社会舆论导向，这一阶层包括国家权力的掌控者，精英知识分子和雄厚经济财富的拥有者。
中间阶层：拥有媒介的使用条件与使用能力，具有主动的媒介接近意识，善于利用媒介满足自己的需要，构成主体主要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弱势阶层：被动接近媒介，无条件接受媒介信息，缺乏使用媒介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基本被排除在媒介表现内容之外，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农民工和农民作为典型代表。
虽然我国的媒介强势阶层还没有出现直接控制媒介的情况，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知识、财力来干涉媒介的独立运营，导致“金钱和媒介”共生共荣局面的出现，媒介开始成为他们的话语言说工具，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公器的作用。
由此可见，原来为公众利益代言的“守门人”已经开始向市场口味的追随者改变，这种由于权力、金钱和知识所带来的传播上的偏向，完全剥夺了弱势阶层的话语言说权利。时至今日，传播媒体不但是一种情感与思想的传达工具，同时亦是一种自我存在的依据，特别在此信息泛滥的世代，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达的能力，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并且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而这样的权力关系，亦会落入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
总之，由于受市场条件下媒介的赢利性、媚俗性和可控性的影响，许多媒体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而对相对落后的农村极度排斥。这种媒介的偏向导致了城乡居民在媒介接触的频繁度、媒介接触内容的广泛度以及媒介作为话语言说工具的使用度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地被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