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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温州市“市民监督团”的产生，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结果，是信息社会政府信息公开的直接渠道，是人民大众实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有效平台。“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运用具有“双面性”：运用不力，犹如背石过河，反遭其累；运用得当，如虎添翼，捭阖自如。
【关键词】市民监督团 舆论监督 运用
所谓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它包含“新闻监督”和“公众舆论”两个方面。当“公众舆论”与“新闻监督”有效兼容后，才能形成一种视角完整、全面客观、公信力强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近在温州市新一轮转型发展中得到全面运用和升华，其介质就是“市民监督团”在新闻监督中的有效运用。
一、“市民监督团”产生的背景
2011年初，温州唱响“六城联创”主旋律，开展“破难攻坚七大行动”，实现城市转型升级。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还在多个场合要求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提出“笔头胜过榔头，摄像机胜过推土机”、“舆论监督不要隔靴搔痒，而是要真正抓出血来”。陈德荣的一番话奠定了“市民监督团”产生的基础。2011年5月26日，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创造性地成立“广电市民监督团”，到目前监督员人数发展到3000多人，囊括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老板、社区群众等各阶层人士。与此同时，温州日报报业集团也将之前成立的“绿化千人监督团”改名为“破难攻坚市民监督团”。温州各县（市、区）、高校、社会团体遥相呼应，相继成立了“市民监督团”分团。这样，整个温州地区市民监督员的人数超过6000人。他们活跃在温州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蔚然汇成公众舆论的汪洋大海。
市民监督团成立后，到目前已先后开展了380多次督查活动。通过监督部门工作绩效、抨击社会不良现象，促进机关作风转变，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助推城市转型发展。
二、“市民监督团”产生的意义
“市民监督团”的出现，使政府事务工作直接“曝光”在群众监督之下，让普通群众直接现身说话、参与过程。其意义在于：
1、可以凝聚民心助推发展
市民监督员来自社会各界，充分代表了群众的意识和人民的意志。通过对政务公开的监督，促进工作规范化和阳光化，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2、可以缓解压力缓和矛盾
“市民监督团”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政府改进工作，还可以缓解党委政府跟群众之间的压力和矛盾。因为“市民监督团”基本上代表了民意，她能够站在中间位置，上观政策，下察民情，与群众和政府都处在“最近距离”，所以双方都能接受。
3、可以拉近距离增强“公信力”
近几年，随着社会道德意识滑坡，新闻工作者整体责任意识也有所下降，故而出现政府层面所谓的“防盗防火防记者”；在群众层面，又指责媒体监督是“银样蜡头枪——摆设”。如今，有了“市民监督团”的全程参与，老百姓放心了，政府也接受了。
总之，“市民监督团”的产生，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结果，是信息社会政府信息公开的直接渠道，是人民大众实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有效平台。
三、“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运用
“市民监督团”从一产生，就作为舆论监督节目中的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甚至节目形态也为她量身打造。比如，温视新闻综合频道《有话直说》栏目，从头至尾都是围绕“市民监督团”的监督过程来设立各个板块的：主持人首先开宗明义，交待因何事由、监督团来到何处进行监督，接着完全把节目切入现场，由现场监督员出镜报道，介绍监督团将要监督的内容。在全景式展现监督团的监督过程之后，节目再回归演播室，由主持人和嘉宾就监督员监督情况进行探讨点评，以拓展空间、更换角度，对监督事项进行补充和评论。为了扩大信息和增加现场互动，节目还植入手机短信、微博等元素，就监督事件进行多维评论。节目因此风生水起、摇曳多姿，极具观赏性和传播性。《有话直说》栏目一直保持较高收视率，并且在2011年度荣获第七届浙江省“新闻名专栏”，2012年荣获全国“十好电视栏目”荣誉称号。
“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运用具有“双面性”：运用不力，犹如背石过河，反遭其累；运用得当，如虎添翼，捭阖自如。下面主要谈谈“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运用技巧。
1、“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形象定位”
首先，“市民监督团”是政府部门工作中的“监督员”。“市民监督团”首先要代表大多人最根本的利益，对政府部门行政、执法进行依法监督，推动政府部门借助舆论监督来发现问题、完善工作。比如，《有话直说》栏目播出的《罚款岂能替代执法？》这期节目，主要讲述瑞安市少数几个人不顾大多数村民的反对，在塘河之上搭建老人文化活动中心。瑞安市水利局在接到群众举报后，对该起违法案件仅以罚款处理、草草了事。“市民监督团”接到村民的投诉后，通过对现场的察看和对群众的访问，了解清楚事情真相后，直接来到瑞安市水利局，与相关责任人进行面对面对话，查台账、看制度、问落实……一项项监督举措展开后，让执法责任人汗颜湿背，无处推诿，最后不得不当场表态，立即执法，拆除违建。“市民监督团”真正履行了执法监督员的职能。
其次，“市民监督团”在争执事件中要充当“和事佬”。在城市拆违过程中，其实“暴力拆违”现象并不多见，大多数是被拆对象对拆违部门存在对立、抵触情绪，而拆违部门跟被拆对象存在沟通不足，或者无法沟通的情况。拆违，是依法而行，业主也知道拆违势在必行，只是心理上一下子难以接受。这时候，就需要一股“中间力量”出现，一群“和事佬”相劝。《温州都市报》报道这样一个监督现场：市区宏源路中间有座道观横亘中央，成为新修道路中的“拦路虎”。作为建设方的住建局和道观所在地的村民，就道观拆迁问题一直僵持不下，住建局甚至吁请“市民监督团”前来进行监督。“市民监督团”来到现场，仔细了解情况后，发现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虽然建设方拆迁有法规，但是村民们对异地安置要求也有道理。“市民监督团”充当了“和事佬”，一方面建议建设方要考虑村民实际困难进行合理安排，另一方面又劝阻村民不要见利起哄，提过分要求。最后在保持“道观面积不变、就近安置”的前提下，村民们同意如期拆迁。一起眼看就要动用强制手段的拆违，经“市民监督团”的耐心劝说，双方“握手言和”，拆违也化“干戈”为“玉帛”。 第三，“市民监督团”是党的政策“宣传员”。社会在转型发展，改革在不断向纵深发展，政策也会不断调整。每当“新旧之交”，往往是新的政策频频出台和遭遇抵触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群众由于认识有限，或者没有及时学习、了解政策，面对新政策往往会不知所措，横加曲解和抵制；而且，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宣传往往徒劳无功、适得其反。因为由“执政者”来解释政策，在群众看来无异于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可信度低。如果是群众里面有一批觉悟高、认识广、还能代表自己说话的人，站出来跟大家讲政策，这时他们就深信不疑了。《有话直说》播出这样一期节目：城区东屿村进行城中村改造，街道拆迁寸步难行，村民都不愿搬迁，原因是担心政府政策不延续，搬迁之后，新房子建不起来。“市民监督团”走村串巷，挨家挨户深入宣传政府的政策，细细讲述街道拆迁合同，描述城市发展具体规划……结果，村民们茅塞顿开，转愁为喜，不出几日，拆迁意向协议签订率几乎达到100%。“市民监督团”的宣传，形象、朴素、真实，往往会给群众带来很强的信任感。
2、“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语言表述”
“市民监督团”，是一个特殊的“舆论场”，它的语言表述是舆论监督效果的关键细节体现。如果语言表述不当或错位，将导致“舆论场”失控或失效。因此需要特别设定“市民监督团”的监督语言，作为节目编导，在带团监督的时候，需要专门就监督事件性质跟监督员商讨监督方式和言辞表达。
首先，对待行政执法监督或“曝光类”事件，市民监督团的语气要坚定、冷峻、绵密，体现“质询”的味道。之所以是“质询”，而不是“质问”，这是因为要与监督员的身份保持一致，显得更得体。比如，“市民监督团”在监督某部门行政不力的时候，我们忌用或慎用这类口气：“这是不是说你们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表现？”，而是慢慢质证询问，让当事人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总结自身存在“行政不作为”的问题。
其次，对政府部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困难的，“市民监督团”语气要委婉、关注、帮助，体现“协商”。政府部门工作中存在问题，无疑需要监督，但要区分对待。曾经有一个小区停水长达72小时，市民投诉到某媒体，这家媒体带“市民监督团”前往监督，不分青红皂白，将水务集团横批一通。批完之后才弄明白，原来水务集团是依法对电缆设备进行更换（30年一换）才导致停水的，这样的监督结果造成水务集团工作非常被动。更换电缆，本无可厚非，但是在更换过程中，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比如小面积停水，用运水车进入小区服务等等。如果“市民监督团”采取协商的办法督促水务集团更好地服务，岂不更人性化？
第三，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监督，因为牵涉到多半是弱势群体，市民监督团这时的语气是劝阻、教育、帮忙，体现“规劝”。《有话直说》曾经做过一个“不文明行为”的节目，面对乱穿马路、乱停车的市民，我们监督团没有过多的指责，当然对他们的不文明行为也不存在“协商”，而是规劝和教育。劝他们改正不文明行为，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负责。
此外，为了更好地发挥“市民监督团”在节目中的效果，在节目构架上也要统筹安排。“市民监督团”的出现，要做到自然、真实、流畅、好看。在监督过程中多用纪实表现手法，体现监督过程的“一波三折”；在监督对话中，运用长镜头，体现对话的言辞效果和当事人的状态。
总之，“市民监督团”是平民参政的舞台，是媒体联系受众的有效桥梁，是舆论监督节目的“锐利武器”。
（作者：温州广电集团新闻综合频道评论部记者）
责编：周蕾
【关键词】市民监督团 舆论监督 运用
所谓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它包含“新闻监督”和“公众舆论”两个方面。当“公众舆论”与“新闻监督”有效兼容后，才能形成一种视角完整、全面客观、公信力强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最近在温州市新一轮转型发展中得到全面运用和升华，其介质就是“市民监督团”在新闻监督中的有效运用。
一、“市民监督团”产生的背景
2011年初，温州唱响“六城联创”主旋律，开展“破难攻坚七大行动”，实现城市转型升级。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还在多个场合要求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提出“笔头胜过榔头，摄像机胜过推土机”、“舆论监督不要隔靴搔痒，而是要真正抓出血来”。陈德荣的一番话奠定了“市民监督团”产生的基础。2011年5月26日，温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创造性地成立“广电市民监督团”，到目前监督员人数发展到3000多人，囊括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老板、社区群众等各阶层人士。与此同时，温州日报报业集团也将之前成立的“绿化千人监督团”改名为“破难攻坚市民监督团”。温州各县（市、区）、高校、社会团体遥相呼应，相继成立了“市民监督团”分团。这样，整个温州地区市民监督员的人数超过6000人。他们活跃在温州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蔚然汇成公众舆论的汪洋大海。
市民监督团成立后，到目前已先后开展了380多次督查活动。通过监督部门工作绩效、抨击社会不良现象，促进机关作风转变，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助推城市转型发展。
二、“市民监督团”产生的意义
“市民监督团”的出现，使政府事务工作直接“曝光”在群众监督之下，让普通群众直接现身说话、参与过程。其意义在于：
1、可以凝聚民心助推发展
市民监督员来自社会各界，充分代表了群众的意识和人民的意志。通过对政务公开的监督，促进工作规范化和阳光化，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2、可以缓解压力缓和矛盾
“市民监督团”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政府改进工作，还可以缓解党委政府跟群众之间的压力和矛盾。因为“市民监督团”基本上代表了民意，她能够站在中间位置，上观政策，下察民情，与群众和政府都处在“最近距离”，所以双方都能接受。
3、可以拉近距离增强“公信力”
近几年，随着社会道德意识滑坡，新闻工作者整体责任意识也有所下降，故而出现政府层面所谓的“防盗防火防记者”；在群众层面，又指责媒体监督是“银样蜡头枪——摆设”。如今，有了“市民监督团”的全程参与，老百姓放心了，政府也接受了。
总之，“市民监督团”的产生，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结果，是信息社会政府信息公开的直接渠道，是人民大众实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有效平台。
三、“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运用
“市民监督团”从一产生，就作为舆论监督节目中的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甚至节目形态也为她量身打造。比如，温视新闻综合频道《有话直说》栏目，从头至尾都是围绕“市民监督团”的监督过程来设立各个板块的：主持人首先开宗明义，交待因何事由、监督团来到何处进行监督，接着完全把节目切入现场，由现场监督员出镜报道，介绍监督团将要监督的内容。在全景式展现监督团的监督过程之后，节目再回归演播室，由主持人和嘉宾就监督员监督情况进行探讨点评，以拓展空间、更换角度，对监督事项进行补充和评论。为了扩大信息和增加现场互动，节目还植入手机短信、微博等元素，就监督事件进行多维评论。节目因此风生水起、摇曳多姿，极具观赏性和传播性。《有话直说》栏目一直保持较高收视率，并且在2011年度荣获第七届浙江省“新闻名专栏”，2012年荣获全国“十好电视栏目”荣誉称号。
“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运用具有“双面性”：运用不力，犹如背石过河，反遭其累；运用得当，如虎添翼，捭阖自如。下面主要谈谈“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运用技巧。
1、“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形象定位”
首先，“市民监督团”是政府部门工作中的“监督员”。“市民监督团”首先要代表大多人最根本的利益，对政府部门行政、执法进行依法监督，推动政府部门借助舆论监督来发现问题、完善工作。比如，《有话直说》栏目播出的《罚款岂能替代执法？》这期节目，主要讲述瑞安市少数几个人不顾大多数村民的反对，在塘河之上搭建老人文化活动中心。瑞安市水利局在接到群众举报后，对该起违法案件仅以罚款处理、草草了事。“市民监督团”接到村民的投诉后，通过对现场的察看和对群众的访问，了解清楚事情真相后，直接来到瑞安市水利局，与相关责任人进行面对面对话，查台账、看制度、问落实……一项项监督举措展开后，让执法责任人汗颜湿背，无处推诿，最后不得不当场表态，立即执法，拆除违建。“市民监督团”真正履行了执法监督员的职能。
其次，“市民监督团”在争执事件中要充当“和事佬”。在城市拆违过程中，其实“暴力拆违”现象并不多见，大多数是被拆对象对拆违部门存在对立、抵触情绪，而拆违部门跟被拆对象存在沟通不足，或者无法沟通的情况。拆违，是依法而行，业主也知道拆违势在必行，只是心理上一下子难以接受。这时候，就需要一股“中间力量”出现，一群“和事佬”相劝。《温州都市报》报道这样一个监督现场：市区宏源路中间有座道观横亘中央，成为新修道路中的“拦路虎”。作为建设方的住建局和道观所在地的村民，就道观拆迁问题一直僵持不下，住建局甚至吁请“市民监督团”前来进行监督。“市民监督团”来到现场，仔细了解情况后，发现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虽然建设方拆迁有法规，但是村民们对异地安置要求也有道理。“市民监督团”充当了“和事佬”，一方面建议建设方要考虑村民实际困难进行合理安排，另一方面又劝阻村民不要见利起哄，提过分要求。最后在保持“道观面积不变、就近安置”的前提下，村民们同意如期拆迁。一起眼看就要动用强制手段的拆违，经“市民监督团”的耐心劝说，双方“握手言和”，拆违也化“干戈”为“玉帛”。 第三，“市民监督团”是党的政策“宣传员”。社会在转型发展，改革在不断向纵深发展，政策也会不断调整。每当“新旧之交”，往往是新的政策频频出台和遭遇抵触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群众由于认识有限，或者没有及时学习、了解政策，面对新政策往往会不知所措，横加曲解和抵制；而且，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宣传往往徒劳无功、适得其反。因为由“执政者”来解释政策，在群众看来无异于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可信度低。如果是群众里面有一批觉悟高、认识广、还能代表自己说话的人，站出来跟大家讲政策，这时他们就深信不疑了。《有话直说》播出这样一期节目：城区东屿村进行城中村改造，街道拆迁寸步难行，村民都不愿搬迁，原因是担心政府政策不延续，搬迁之后，新房子建不起来。“市民监督团”走村串巷，挨家挨户深入宣传政府的政策，细细讲述街道拆迁合同，描述城市发展具体规划……结果，村民们茅塞顿开，转愁为喜，不出几日，拆迁意向协议签订率几乎达到100%。“市民监督团”的宣传，形象、朴素、真实，往往会给群众带来很强的信任感。
2、“市民监督团”在舆论监督节目中的“语言表述”
“市民监督团”，是一个特殊的“舆论场”，它的语言表述是舆论监督效果的关键细节体现。如果语言表述不当或错位，将导致“舆论场”失控或失效。因此需要特别设定“市民监督团”的监督语言，作为节目编导，在带团监督的时候，需要专门就监督事件性质跟监督员商讨监督方式和言辞表达。
首先，对待行政执法监督或“曝光类”事件，市民监督团的语气要坚定、冷峻、绵密，体现“质询”的味道。之所以是“质询”，而不是“质问”，这是因为要与监督员的身份保持一致，显得更得体。比如，“市民监督团”在监督某部门行政不力的时候，我们忌用或慎用这类口气：“这是不是说你们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表现？”，而是慢慢质证询问，让当事人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总结自身存在“行政不作为”的问题。
其次，对政府部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困难的，“市民监督团”语气要委婉、关注、帮助，体现“协商”。政府部门工作中存在问题，无疑需要监督，但要区分对待。曾经有一个小区停水长达72小时，市民投诉到某媒体，这家媒体带“市民监督团”前往监督，不分青红皂白，将水务集团横批一通。批完之后才弄明白，原来水务集团是依法对电缆设备进行更换（30年一换）才导致停水的，这样的监督结果造成水务集团工作非常被动。更换电缆，本无可厚非，但是在更换过程中，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比如小面积停水，用运水车进入小区服务等等。如果“市民监督团”采取协商的办法督促水务集团更好地服务，岂不更人性化？
第三，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监督，因为牵涉到多半是弱势群体，市民监督团这时的语气是劝阻、教育、帮忙，体现“规劝”。《有话直说》曾经做过一个“不文明行为”的节目，面对乱穿马路、乱停车的市民，我们监督团没有过多的指责，当然对他们的不文明行为也不存在“协商”，而是规劝和教育。劝他们改正不文明行为，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负责。
此外，为了更好地发挥“市民监督团”在节目中的效果，在节目构架上也要统筹安排。“市民监督团”的出现，要做到自然、真实、流畅、好看。在监督过程中多用纪实表现手法，体现监督过程的“一波三折”；在监督对话中，运用长镜头，体现对话的言辞效果和当事人的状态。
总之，“市民监督团”是平民参政的舞台，是媒体联系受众的有效桥梁，是舆论监督节目的“锐利武器”。
（作者：温州广电集团新闻综合频道评论部记者）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