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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选择在一个雾霾天，逃离北京的。
很多时候，北京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是冬天一来，这种优越感就会消失，北京人民就会觉得云南真好啊，西藏真好啊。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没有雾霾呗。
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远离雾霾，云南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在一个重度污染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霾天，直接从北京飞到了丽江。
到丽江后，我迫不及待地要往玉龙雪山去，因为只有玉龙雪山上的空气才能洗涤我身体里的污浊之气。其实，在从机场往丽江市里走的路上，就已经远远地看见玉龙雪山了，那股清凉的气息，从什么时候开始往我的肺腑里奔跑，我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沁人心脾”这个词，居然是个实词，居然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想想古人造句，不曾马虎过，或者那时造句，随手拈来皆为实词，因为那时，没有造假一说。
小和是我的司机兼向导。在丽江，姓“和”的人，基本上都是纳西族，小和也不例外。还有姓“木”的，也是纳西族，但这个姓氏只有贵族才拥有，姓“木”的一般都是头人和土司，“木府”就是以前管理丽江的头人办公以及居住的地方。我们出了丽江城，往北十三公里左右，是一片开阔地，大概有一万亩吧。因为是冬天，地上显得萧瑟而冷清。小和说，这里以前是飞机场，抗战时期，这里是飞虎队的中转站，是“驼峰航线”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再往前，是一个岔路口，小和问，怎么走？我说随便，哪条路能到雪山脚下，就走哪条。小和说两条都行，找一条好玩的走吧。于是便往右，走不多远，就看见一个村子，村口立着一块水泥的标志牌，两行大字：“沿着洛克的足迹，走进香格里拉。”
我知道洛克这个人。其实，洛克这个人我并不讨厌，相反还有点喜欢。我讨厌的是那些与我的内心极不相宜的口号。动不动就沿着某人的足迹，搞得像考古似的。让一拨游客去考古，还不如给他们沿途建几个旅馆，多搞几张结实的大床，来点露天烧烤，表演表演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歌舞，以遂了这些内心里充满一夜情、婚外恋、露水夫妻、苟合的男女们的心愿，这比什么都好。真有几个背包客能沿着洛克的足迹走上十天半个月的，采集植物标本，写探险游记，考察沿途风物，收集前人随地丢弃的塑料袋、矿泉水瓶、卫生纸、避孕套、泡沫盒吗？想想，都是扯蛋。既然是扯蛋，为什么还要把这些废话弄到坚硬的水泥上，抹都抹不掉呢？为什么满世界这么多口号呢？
小和不知道我内心的感受，见我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忙解释说，他的爷爷以前是洛克的保镖，他的叔叔还在这个村子里住，所以，他习惯了走这条路。听得我一愣，忙问，这个村子叫什么？小和说，你们汉族把她叫作玉湖村，我们叫她欧鲁肯。
欧鲁肯。我知道这个地名，洛克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欧鲁肯，这个村子还有一个诗意的名字——雪山第一村。意思是再往上，就没有人居住了，就是玉龙雪山了。
从欧鲁肯出发，不管往东南西北哪个方向走，不管我愿不愿意，刚开始的这几步，我还真都得沿着洛克的足迹走，因为不管我怎么走，脚下的这几步路，洛克都走过。
我的内心有了点兴奋，我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欧鲁肯，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欧鲁肯的房子外观很有特色，全是用大小不一的石头垒起来的，这些石头都是历经玉龙冰川几千万年的磨砺打造出来的砂砾石，整个村子的墙体和路面显得非常的干净，有几个妇女迎面走来，对我们羞涩地一笑，衣服上，是纳西人的披星戴月装饰，小和跟她们打招呼，用的是方言，我听不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涌进了不少老外，他们中有传教士、官员、猎奇者、冒险家，其中有两个老外在云南旅居并生活过，至今仍然深受云南人民欢迎的，他们是方舒雅和洛克。方舒雅是晚清时法国驻云南的外交官，他当年拍的一些照片，是云南，尤其是昆明人在晚清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些照片独一无二，因此显得非常的珍贵。而洛克，这个美籍人在云南的经历则更为传奇和丰富，他在中国的足迹虽然遍及了云南、西藏、甘肃、内蒙古、青海、四川等省份，但他更多的时候，把丽江作为自己在中国的大本营，他在丽江住了二十七年。其实，洛克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在丽江的二十七年，并没有太多的事迹值得书写的，丽江成就了洛克，而丽江的本土民族纳西族，尤其是纳西文字和纳西文化，也因为洛克的宣扬和研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发扬光大。
一个人和他原本不相关的国家和民族发生关联，总得有个起因。洛克1884年生于维也纳，父亲是个仆人，古板而谨小慎微，他希望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牧师。洛克六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洛克从小不爱读书，经常幻想着远走他乡，甚至梦想过到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探险。因此在终于把大学预科熬完后，再也不愿意在学校里待着了，他果断地逃离了父亲的视线，在欧洲四处流浪，并干一些杂活以维持生计。1905年，他找到了一份在一艘开往纽约的客轮上当仓管员的活计，并和船长签了合同。船到纽约后，他在制服外面套了一件便衣，下船后再也没有回到船上。他找到了一个当铺，把那件船上穿的制服当了几个小钱后，便在纽约落了脚。他才不管什么职业道德，当一个人终于有机会离开讨厌的生养之地，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庆祝，而不是内疚和依依不舍。
洛克在纽约过得并不舒心，他只能干一些诸如洗碗这样的脏活累活，不久就染上了肺结核。1907年，他来到了夏威夷，只身一人，身无分文。可他不久居然在檀香山中学找到了一份教拉丁语和自然发展史的工作。洛克极富语言天赋，他这一生掌握了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十来门外语。教拉丁语对他并无困难，可要教自然发展史，则很痛苦。他必须让自己走出教室，去土地上研究动植物的生长状况。洛克是个好动的人，他觉得户外生活更适合自己，于是有一天，他突发异想，径直走进了美国农业部林业厅的办公室，说自己是一个植物学家，可以帮助他们搞到需要的一些植物标本。我靠，这样的自信只有思想没受过束缚的人才能拥有，在教室外面观察了几天植物的生长，就号称自己是个植物学家，不知那些农大的、农科院的植物学家们有何想法？林业厅的官员们居然就信了，此后，洛克除了采集更多的标本外，还花大量的心血投入到植物学的研究之中，植物学家总得有点行动才对。通过几年的努力，洛克一不小心就成了夏威夷群岛土生植物研究方面无人能及的专家和权威。看来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并不是太难，花个几年时间，认真研究专业就行。现在某些号称自己是某个行业的专家的，我们天天看见他在夜总会泡妞、找小姐，要不就是找领导，跑经费，要项目，为点小事和私利，和同事打得头破血流的，并没有看见他们花力气搞专业研究。1911年洛克被夏威夷大学聘请担任植物学教学工作，直至1920年，期间他完成了五部著作和大量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两部著作至今仍可称得上植物学方面的经典之作。1920年，他对学校的一些决议不满，便像当年他从船上下来、再也不回去一样，走人，甩手不干了。他又一次找到农业部，这一次美国的农业部不仅没有让他失望，还给了他惊喜，他们以农学探险家之名雇佣了他并派遣他到远东工作，目的是到泰国、缅甸等国家寻找抗病毒的栗子树种。1922年洛克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并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美国农林部专员”头衔的通行证。5月11日，洛克到了丽江，为方便采集植物标本，他在玉龙雪山脚下，离市区十三公里的欧鲁肯村，安营扎寨，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七年的丽江之旅。 洛克在丽江的日子可谓风光无限。洋人在中国，总会有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样的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唐宋时期是不可能的，那时老外还以到中国留学为荣呢。元朝更不可能，如果有洋人对马背上的国家稍有不敬，成吉思汗的弯刀马上就会砍下他们的脑袋。明朝呢，似乎和洋人相处得也挺和谐的。坏就坏在清朝，晚清以后，中国人的脑袋在洋人面前，忽然就抬不起来了，给人做孙子，人家都不要，不是割地，就是赔款，弄得好好的一个国家，支离破碎，人民毫无尊严可讲。洛克也是老外，洛克也有排场，虽然在美国，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到了中国，牛逼可大了。时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的迈克·爱德华兹在一篇名为《洛克在中国》的文章中，对洛克在中国的行为，做了详细的描述：“……由17名男子、26匹骡马组成的队伍，外加190名持枪士兵护卫，其领头的举止傲慢、穿着讲究，头盔加马裤配长靴，与那些衣冠不整的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他还是个白人。这不是什么兵马进犯，而是洛克的一次马拉松式的探险，洛克涉足了近代中国尚无地图可考的山地王国。”再看看洛克在旅途中都带了些什么：“洛克的旅行有如贵族出行，他的行李包括帐篷、折叠行军床、椅子和桌子，自然，还有亚麻台布及一些瓷器，甚至还带上一台用电池的留声机。有时，他在一座佛教寺庙里放些歌剧给那些僧侣和游牧民听，他们会听得惊讶不已。对了，洛克还带去一只便携式橡皮浴缸，购于纽约著名的艾伯克拉比菲骑野营用品商店。”
关于洛克在云南的一些举止，曾经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采访过中国共产党崛起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文章里也有记载，1930年斯诺曾和洛克一起从昆明走到了大理，最终因为脾气各异，闹得不愉快，而分道扬镳。斯诺认为洛克呆板和待人苛刻，而洛克却认为斯诺很幼稚，并对中国人“滥用感情和甜言蜜语”。斯诺在文章里说，那次旅行，洛克把他的侍从人员分成先遣队和后随队：“在先遣队中做领导的有厨师、厨师助理和男管家各一位，他们能够慧眼独具地选择一个遮风避雨的驻扎地点，而且能够娴熟地在豹皮地毯上准备桌子、椅子、桌布，摆放银制餐具和餐巾等，当我们到达之时，晚餐已差不多准备好。用餐时，他们还有茶叶和酒。洛克还教他们的厨师准备正宗的澳大利亚菜式，因为在省级政府官员和各地头目的款待中，他已品尝过很多中国菜肴。当他吩咐他的侍从用轿子抬着他进城参观的时候，给当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农民以为他是一个外国王子。”
中国的农民就是太好蒙骗了，我身上至今未改农民印记，所以，直到今天也还在上当受骗，一条短信就能把我给骗了。想来，这事儿并不能完全怪我，这是祖上落下的毛病，是直系遗传。我很庆幸，我的祖上并没有串种，我是个纯种的中国农民的后代。我们的农民，有的受几回骗上几回当，便学乖了，甚至如法炮制，琢磨着如何去骗自己的同胞了；另一些，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在上当受骗，或许，这些貌似弱智的农民，他们的一生，还是幸福的呢。他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起来的花环里，他们的生命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他们乐在其中，看见太阳升起来，就高兴得活蹦乱跳，手舞足蹈；看见太阳落下去，就感慨时光的短暂，晚饭后早早地熄灯上床，生儿育女。他们很少上错床，从来没听说过亲子鉴定什么的，他们把自己朴素和平庸的品质，一代代传下去。反正这样的品质我是不想再传下去了，我生了一个闺女，我要把她嫁到城里，嫁给皇帝，我要做皇帝的老丈人。
小和的爷爷，就是洛克当年的护卫之一。因为洛克觉得他诚实可靠，所以只要他在丽江，都会雇佣小和的爷爷。洛克的每次出行为什么要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呢？小和听他爷爷说过，洛克有一句生存的名言：“如果你要想在那些深山野地里生存，就必须让人们相信你是某个重要人物。”洛克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中国，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重要人物；如果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尊重和礼遇，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有个商人去他的住所找他，进了门不等主人招呼，自己先坐了下来，刚想开口说话，就被洛克扭着衣领子推了出去。“我无法容忍一个鲁莽的中国人。”洛克说。当中国式的串门遇上了所谓西方的礼貌，老外占了上风；而如果梦回唐朝，去串门的应该是洛克，他会得到主人热情无比的款待。
洛克在中国的经历引起了格拉斯瓦纳的注意。格拉斯瓦纳当时正在美国为《国家地理》杂志寻求一些勇于在世界各地生存、并能亲临第一线的探索者。洛克成了他们在远东最合适的派驻人选。1923年开始，洛克被《国家地理》杂志社派驻中国，并给了他一个能满足他虚荣心的头衔：“美国地理学会赴中国云南探险队队长”，这让洛克很是受用，他经常使用这个头衔，并为之骄傲。
洛克在云南的探险工作从此开始，这比寻找树种、做几个标本刺激多了，这个活儿是既跟大自然打交道，又和人打交道，既要适应恶劣的天气和环境，又要与当地的土匪、官员斗智斗勇。当他终于有一天走到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入海口时，面对奔腾的河水，他自豪地说：“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白人曾在这里驻足。”这句话他曾多次在多个地方说过，他当然是第一个到达的白人。
现在中国也有不少的地理类杂志，可我们的许多编辑和记者，只会从网上下载文章和图片，抄袭、剪贴、杜撰构成了这些杂志的全部，他们真应该学学美国人，美国人一百年前，就知道要得到某条新闻，必须深入到那里。对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有些主编和编辑居然视若无睹、装聋作哑。是美国人的聪明才智比我们领先一百年吗？我看未必，他们重行动，我们重臆想，他们看似笨拙，我们貌似聪明取巧，但要是把中国人和美国人做的两本地理杂志放在一起，即使再过分的黑哨，也能立马判出输赢来。
洛克是个工作狂，是个天生的冒险家，或者说亡命徒。来云南他算是来对了，别说是外国人，就是中国内地的人，或者昆明人，都很少甚至没有深入过丽江与四川、西藏、青海交界的那一大片神秘的土地。1930年10月，洛克在《荣耀归于明雅贡嘎》的文章中记录了他在暴风雪中的高山生活：“我们在帐篷中挤作一团，捂着冻麻的双手入睡……离开宿营地时风雪更疯狂地肆虐起来。”洛克经常在海拔超过3000多米的地带活动宿营，有时不得不把那些精疲力竭的骡子换成更为适应高海拔的牦牛。而有些牦牛就像它们生活于其中的土著民族一样，自由放荡惯了，不像汉族那么听话，因为这些牦牛的心灵，是自由的。有一次，有一头野性十足的牦牛，走着走着，毫无缘由地，就把一头骡子顶到山沟里去了。它可能看不起骡子，跟骡子比起来，牦牛的骨子里也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像洛克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样。人分三六九等，在动物的世界里，可能也是一样的，互相间打架斗殴，甚至发动战争，无非是为了争夺交配权，多睡几头母牦牛而已，或者，睡睡牦牛之外的其他种类的异性，这相当于跨种族跨种类性交，想想就让牦牛们兴奋。牦牛想睡一头母骡子，就把那一头假想敌公骡子顶到山沟里，想把它干掉。它当然不知道骡子不分公母，这么糊涂的牦牛，简直可以转世到人间，当一名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了。洛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头骡子从山沟里给救了上来，并给它消毒、缝合、包扎，让它艰难地活了下来。洛克也是有闲情的，不管他平时对人多么古板，可对一头受伤的骡子，足以看出他是一个并不缺乏情趣之人，只是他的情趣，并不经常施展而已。 洛克的探险之途每一刻都充满着意外和险情。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很少有人涉足，这里有着连绵的冰川和最强悍的土匪。有一晚，他和雇佣的队伍住进一所寺庙，半夜时分有卫兵来报告说，附近有一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卫兵们都有点害怕，洛克尽快把枪弹装好，准备逃走或拼命抵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把箱子打开，把银币统统分给手下人，裹上一些保暖的内衣，随手拣起条毛巾、几瓶炼乳和一些巧克力……我想着随时可能交火。”然而那一晚土匪并没有进攻。可在接下来的另一次探险中，他的好运并没有延续：“冒着枪弹我们尽可能迅速前行，卫兵也进行了还击，好在那些土匪枪法差，我们只有一个卫兵被打死。”其实在洛克的探险中，他应该感谢他的纳西族的卫兵们，这其中之一就有小和的爷爷。他在一篇《贡嘎，里松贡巴》的文章中，发自内心地称赞了他的纳西卫兵，并称自己在中国探险的成功，都应该归功于这个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山地民族：“就在我们被600多名穷凶极恶的汉族匪徒包围的那种极为危急的关头，他们却没有丝毫的胆怯。回头想想，他们的勇气和胆略在其他几次历险中已得到充分的考验：在甘肃的塔布地界，我们遭到了一群肆无忌惮的暴徒的袭击；还有一回是在松藩北部的无人区，他们协助我解除了那一帮18个藏族恶棍的武装，要是我们动手稍晚点，我们或许已被他们解决掉。”洛克在安全地返回欧鲁肯村时，颇有感慨地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要付出代价才能得到。”
在他著名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里，有一段文字吸引了我，读来真有身临其境之感：“……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庙里，一条小径蜿蜒而上，通向一座长满橡树、华山松、云南松、杜鹃、月季的红色山峦，在更高处有一石灰岩构成的山峰，穿过一片橡树林，就可到达一个仅两三栋房屋的驿关，称作‘臭水井’，这里经常发生拦路抢劫和凶杀事件，那是张结巴为首的匪帮干的，他把落入其魔掌的遭难者的拇指用绳索绑住，吊在树上并在他们的脚上绑上石头，再在下方烧一把火，是死是活就看他们的运气了。对于马帮，这儿始终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关口，在山的顶端有大片的松树林簇拥着……”
洛克把脑袋拎在手上去冒险，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吗？此时的洛克，已经是《国家地理》杂志社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身兼撰稿人和摄影师双重身份的佼佼者，同时还得到了美国农业部和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资助，因而具有其他西方探险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作为一位眼光敏锐的摄影家，他能用玻璃片和胶片进行创作，短短的几年间，洛克就已在云南一带收集到了几千份植物标本，七百多种鸟类标本，拍摄了243幅当时在世界上算是第一代的彩色照片以及503张黑白照片，他这一生一共为我们留下了两万多张关于中国西南的照片。洛克将自己探险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经历的一切，写成了长篇纪实散文发给《国家地理》杂志。杂志社再配以洛克同时发回来的照片，几年间连续发表了九篇洛克的文章。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以丽江为中心的云南西北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状况和风俗民情，把那些鲜为人知的雪山冰川和世外桃源般的仙境介绍给了西方的读者。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发表了蜚声全球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1937年，电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把小说搬上了荧幕，以至全世界人都为之倾倒。《消失的地平线》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当年洛克在《国家地理》上发表的文章，文中“香格里拉”一词，源自丽江迪庆一带的方言“香巴拉”。据英国《不列颠文学家词典》特别指出，希尔顿创作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的功绩之一，就是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即“香格里拉”）这一新词。
至此，洛克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已经成为了集植物学家、作家、摄影家、记者、探险家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在那个年月，没有哪个西方人在中国比他做得更好。他手中珍藏着一张特别的名片，那是他在木里王国探险时，木里国王雀德强巴送给他的。名片上国王的全称是：“西番族的陈查瑟，指定活佛，民池，呼图克图或活佛，花斑老虎传令的首席所有人；在高级官员中他是前任活佛的领导，对相关野蛮部落事务的实际调查者，军队名誉总指挥，木里的世袭长官。”这让我想起我也曾经收到过一些名片，写满了各种头衔，以至于一张小小的卡片，无法容得下那么多头衔，只好用小得看不清的六号字来排版。罗列出这么多头衔，也是想当一方诸侯，要不，就是自认为是某个行业或者行当的掌门人，总不至于是心虚，印出来唬人的吧。
如果仅仅是完成任务，洛克已经是做得够好够出色的了。拿钱就得干活，吃空饷的怪事只有在某些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才能出现。完不成，或者任务完成得不够好，才是要批评的，要追究的。洛克是一个好员工，一个在工作上勤勉、踏实的好榜样，年终时单位评“先进工作者”非他莫属，年终奖也应该多给他点，还有，不管是举手表决还是无记名投票，洛克都应该得到相当于团中央级别的表彰，并在全美国，掀起向洛克同志学习的高潮，组织洛克同志事迹报告团，进行全国巡回演讲，也不知道他们美国搞不搞这一套；如果他们想搞，又没有经验的话，完全可以来中国学习借鉴。
有个电影叫《好奇害死猫》，有时候，好奇也能让一只公猫遇上它心仪的母猫。好奇之心，猫皆有之，况人乎？1923年的一天，洛克正在他的住处捣鼓他的那些标本，邻居家的一些动静慢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他循着声响走了过去，眼前的一幕让他十分震惊：“在院子里，三个穿着宗教服饰的男巫，建起了所谓的花园，用冷杉和栎树的细枝插在地面，周围围上深绿或黄色的松树枝，这些松树枝紧挨着里面的冷杉枝。在这个四方形的花园后面，有一张铺满麦粒的桌子，上面摆放着鸡蛋、干豆和各种形状的干面团，其周围还插着黄色、白色和紫色的旗子，上面写着祈祷者的名字。巫师们还用生面团捏造了一个兽栏，里面有蛇、山羊、绵羊等。然后他们围着这个兽栏跳舞，其中一个打着铜铙钹，第二个用长剑敲击铜锣，另一个则打着铜鼓，旁边站着一个被病魔缠身的妇女，眼睁睁看着这一神秘的场面。”显然，洛克被这样的场面给迷住了，后来他得知，这些男巫叫“东巴”，他们通晓一些奇特的象形文字。“东巴”使用的经书，都是他们的祖先一代代传下来的，外人看不懂。洛克异常兴奋，他觉得自己好像触到了某些不为人知的东西，他自己花钱，雇了几位“东巴”给他表演，并请他们详细解释书中的各种符号和相关的道场仪式。就这样，洛克开始了他关于纳西文化的研究，他利用探险的间隙，深入地探究和考察纳西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他在后来花了毕生心血完成的《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的前言里，对这段时间给予他帮助的人，作了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真正要感激的是那些纳西祭师，正是他们慢慢地打破了其隐匿的古传统，耐心地开始教授我，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让我进入他们神圣的祭仪，进而揭开了存储在经书中、宗教内涵中的珍贵价值。用这种文字，纳西人勾画出了他们的内部生活：自然的力量激发着他们的情感，生与死的永恒主题，浪漫的爱情故事，他们对自然界的态度。他们与神灵息息相通，并与激发出他们想象力的大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当时全方位地研究纳西文化的唯一的西方学者，洛克预感到了他研究的纳西文化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明，洛克这一生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此时的洛克，已从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慢慢地转变成了人类学家，他后来被西方学术界誉为“纳西学之父”。 洛克第一部研究纳西文化的著作是《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这是一部自然地理和民族历史的实录，有着重大的学术科研价值。这部著作应该是从1922年洛克进入丽江开始，就着手准备资料了。他准备了十二年，于1934年开始写作，写作的过程也花了十二年，1947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二部著作《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的出版则更为曲折，花费的精力也更多，差不多要了他的命。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要稍早于《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是在1932年6月30日开始动笔的。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直到1963年才得以出版，收词3414条，照片28张；而第二卷则到了1972年出版，收词4600多条，照片29张。词典里的每个字形除了表意表形的意义外，如果用作表音，则还会有多达十种甚至更多的意思。这是一部涉及纳西族宗教及濒于灭绝的纳西语言文化的不朽巨著，这部书本来可以提前几年出版的，但随着1940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洛克也被牵了进去。当时，日本为了全面控制中国战场和整个东南亚局势，对空中航线和海上航线进行了铁壁封锁，妄图割断盟军对中国战场的后方补给。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需要避开日本人的锋芒，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横断山脉上空，重新开辟一条航线，这条新航线的起点是从印度的阿桑出发，途径高黎贡山、碧落雪山和玉龙雪山，跨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深邃的大峡谷，飞跃无数像驼峰般起伏的山脉，最后到达昆明、成都和重庆。要在如此复杂的地形中开辟新航线，必须找一个熟悉地形的人绘制地图。美国人想到了洛克，这一片神秘的山脉，正是洛克的探险之地。经过十多年的游历，洛克对喜马拉雅山脉及滇川地貌了如指掌，而且，在1936年2月3日，洛克曾从昆明租了一架飞机，降落在离丽江十三公里处的一片牧场上，也就是欧鲁肯村附近的那片草甸。这是丽江人第一次看见飞机，当时欧鲁肯村的村民全都跑到牧场看飞机，有一位老奶奶的家里还煮着一大块肥肉，因为看飞机，回去后肥肉被狗叼走了，她懊悔不已，因为这块肉，老头还和她闹了半年多别扭。美国人把洛克接回华盛顿的美军军事地图供给部，洛克凭着他非凡的记忆，参与设计了这条后来被称为“驼峰航线”的生命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驼峰航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千名盟军飞行员不畏牺牲，飞越高山深谷，将战略物资送到中国，有几百名飞行员最后牺牲在驼峰航线上。现在如果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上空，向下俯瞰的话，有些闪闪发光的碎片，就是当年盟军飞机的残骸。美国人用飞机将洛克接走，而洛克的行李和他在丽江积攒的各种学术资料，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美军承诺用船将他的所有东西运回美国，而这艘船却在太平洋被日本人的鱼雷击沉；船上装有洛克的所有家当，最重要的是还有他呕心沥血几十年搜寻收购的大量东巴经书和翻译的手稿，还有那部《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的原始手稿等重要资料。洛克得到如此糟糕的消息时，几乎崩溃了，因为他不可能仅凭记忆，就能重写失去的著作，他曾经想到了自杀，他觉得活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1944年，当他在哈佛大学把他的悲惨遭遇告诉朋友艾力瑟夫时，他的朋友马上答应为他筹集款项，让他重返丽江。终于，在植物学家迈尔等人的帮助和资助下，洛克于1946年重返丽江，这一次他直接住在了丽江城里。他除了继续四处收购东巴经以外，还请了当地的东巴族人为他夜以继日地翻译、抄写，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头开始了《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的研究和撰写。经过三年艰难万分的努力，他终于重新完成了因战争动乱而历经坎坷的这部皇皇巨著。
这两部书的出版，代表着纳西文化研究的顶峰，从此也奠定了洛克在纳西文化研究方面不容置辩的权威。我问小和，你看过洛克的书吗？小和说没有。我逗他，你们纳西语的“电脑”怎么说？小和说，就是“电脑”啊，和你们汉族一样的发音。我又问，“手机”怎么说？小和说，只要是1949年后出现的新事物，都和你们汉族一个发音。我当然知道，洛克的词条里，不可能收这些年新出现的名词和新事物。后来小和把我带到他的叔叔家，让我看他叔叔家珍藏着的洛克送给他爷爷的一把钳子。这把美国产的钳子，用了八十年了，现在还能照常使用。小和的叔叔说，洛克是在1949年8月离开丽江的，1962年在夏威夷去世，享年78岁。在欧鲁肯村不知不觉就待到了晚上，抬头看看天，瓦蓝瓦蓝的，即使下午六点多了，还是那么的蓝。虽说在丽江才待了一天，但给人的感觉，仿佛过了好多年。离开欧鲁肯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没有“北京”这个概念了，对于历史来说，雾霾只是一个阶段的产物，而具体到某个事件，则是会影响这个世界前进的步伐。
（责任编辑：李璐）
很多时候，北京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是冬天一来，这种优越感就会消失，北京人民就会觉得云南真好啊，西藏真好啊。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没有雾霾呗。
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远离雾霾，云南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在一个重度污染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霾天，直接从北京飞到了丽江。
到丽江后，我迫不及待地要往玉龙雪山去，因为只有玉龙雪山上的空气才能洗涤我身体里的污浊之气。其实，在从机场往丽江市里走的路上，就已经远远地看见玉龙雪山了，那股清凉的气息，从什么时候开始往我的肺腑里奔跑，我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沁人心脾”这个词，居然是个实词，居然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想想古人造句，不曾马虎过，或者那时造句，随手拈来皆为实词，因为那时，没有造假一说。
小和是我的司机兼向导。在丽江，姓“和”的人，基本上都是纳西族，小和也不例外。还有姓“木”的，也是纳西族，但这个姓氏只有贵族才拥有，姓“木”的一般都是头人和土司，“木府”就是以前管理丽江的头人办公以及居住的地方。我们出了丽江城，往北十三公里左右，是一片开阔地，大概有一万亩吧。因为是冬天，地上显得萧瑟而冷清。小和说，这里以前是飞机场，抗战时期，这里是飞虎队的中转站，是“驼峰航线”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再往前，是一个岔路口，小和问，怎么走？我说随便，哪条路能到雪山脚下，就走哪条。小和说两条都行，找一条好玩的走吧。于是便往右，走不多远，就看见一个村子，村口立着一块水泥的标志牌，两行大字：“沿着洛克的足迹，走进香格里拉。”
我知道洛克这个人。其实，洛克这个人我并不讨厌，相反还有点喜欢。我讨厌的是那些与我的内心极不相宜的口号。动不动就沿着某人的足迹，搞得像考古似的。让一拨游客去考古，还不如给他们沿途建几个旅馆，多搞几张结实的大床，来点露天烧烤，表演表演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歌舞，以遂了这些内心里充满一夜情、婚外恋、露水夫妻、苟合的男女们的心愿，这比什么都好。真有几个背包客能沿着洛克的足迹走上十天半个月的，采集植物标本，写探险游记，考察沿途风物，收集前人随地丢弃的塑料袋、矿泉水瓶、卫生纸、避孕套、泡沫盒吗？想想，都是扯蛋。既然是扯蛋，为什么还要把这些废话弄到坚硬的水泥上，抹都抹不掉呢？为什么满世界这么多口号呢？
小和不知道我内心的感受，见我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忙解释说，他的爷爷以前是洛克的保镖，他的叔叔还在这个村子里住，所以，他习惯了走这条路。听得我一愣，忙问，这个村子叫什么？小和说，你们汉族把她叫作玉湖村，我们叫她欧鲁肯。
欧鲁肯。我知道这个地名，洛克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欧鲁肯，这个村子还有一个诗意的名字——雪山第一村。意思是再往上，就没有人居住了，就是玉龙雪山了。
从欧鲁肯出发，不管往东南西北哪个方向走，不管我愿不愿意，刚开始的这几步，我还真都得沿着洛克的足迹走，因为不管我怎么走，脚下的这几步路，洛克都走过。
我的内心有了点兴奋，我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欧鲁肯，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欧鲁肯的房子外观很有特色，全是用大小不一的石头垒起来的，这些石头都是历经玉龙冰川几千万年的磨砺打造出来的砂砾石，整个村子的墙体和路面显得非常的干净，有几个妇女迎面走来，对我们羞涩地一笑，衣服上，是纳西人的披星戴月装饰，小和跟她们打招呼，用的是方言，我听不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涌进了不少老外，他们中有传教士、官员、猎奇者、冒险家，其中有两个老外在云南旅居并生活过，至今仍然深受云南人民欢迎的，他们是方舒雅和洛克。方舒雅是晚清时法国驻云南的外交官，他当年拍的一些照片，是云南，尤其是昆明人在晚清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些照片独一无二，因此显得非常的珍贵。而洛克，这个美籍人在云南的经历则更为传奇和丰富，他在中国的足迹虽然遍及了云南、西藏、甘肃、内蒙古、青海、四川等省份，但他更多的时候，把丽江作为自己在中国的大本营，他在丽江住了二十七年。其实，洛克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在丽江的二十七年，并没有太多的事迹值得书写的，丽江成就了洛克，而丽江的本土民族纳西族，尤其是纳西文字和纳西文化，也因为洛克的宣扬和研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发扬光大。
一个人和他原本不相关的国家和民族发生关联，总得有个起因。洛克1884年生于维也纳，父亲是个仆人，古板而谨小慎微，他希望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牧师。洛克六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洛克从小不爱读书，经常幻想着远走他乡，甚至梦想过到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探险。因此在终于把大学预科熬完后，再也不愿意在学校里待着了，他果断地逃离了父亲的视线，在欧洲四处流浪，并干一些杂活以维持生计。1905年，他找到了一份在一艘开往纽约的客轮上当仓管员的活计，并和船长签了合同。船到纽约后，他在制服外面套了一件便衣，下船后再也没有回到船上。他找到了一个当铺，把那件船上穿的制服当了几个小钱后，便在纽约落了脚。他才不管什么职业道德，当一个人终于有机会离开讨厌的生养之地，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庆祝，而不是内疚和依依不舍。
洛克在纽约过得并不舒心，他只能干一些诸如洗碗这样的脏活累活，不久就染上了肺结核。1907年，他来到了夏威夷，只身一人，身无分文。可他不久居然在檀香山中学找到了一份教拉丁语和自然发展史的工作。洛克极富语言天赋，他这一生掌握了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十来门外语。教拉丁语对他并无困难，可要教自然发展史，则很痛苦。他必须让自己走出教室，去土地上研究动植物的生长状况。洛克是个好动的人，他觉得户外生活更适合自己，于是有一天，他突发异想，径直走进了美国农业部林业厅的办公室，说自己是一个植物学家，可以帮助他们搞到需要的一些植物标本。我靠，这样的自信只有思想没受过束缚的人才能拥有，在教室外面观察了几天植物的生长，就号称自己是个植物学家，不知那些农大的、农科院的植物学家们有何想法？林业厅的官员们居然就信了，此后，洛克除了采集更多的标本外，还花大量的心血投入到植物学的研究之中，植物学家总得有点行动才对。通过几年的努力，洛克一不小心就成了夏威夷群岛土生植物研究方面无人能及的专家和权威。看来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并不是太难，花个几年时间，认真研究专业就行。现在某些号称自己是某个行业的专家的，我们天天看见他在夜总会泡妞、找小姐，要不就是找领导，跑经费，要项目，为点小事和私利，和同事打得头破血流的，并没有看见他们花力气搞专业研究。1911年洛克被夏威夷大学聘请担任植物学教学工作，直至1920年，期间他完成了五部著作和大量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两部著作至今仍可称得上植物学方面的经典之作。1920年，他对学校的一些决议不满，便像当年他从船上下来、再也不回去一样，走人，甩手不干了。他又一次找到农业部，这一次美国的农业部不仅没有让他失望，还给了他惊喜，他们以农学探险家之名雇佣了他并派遣他到远东工作，目的是到泰国、缅甸等国家寻找抗病毒的栗子树种。1922年洛克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并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美国农林部专员”头衔的通行证。5月11日，洛克到了丽江，为方便采集植物标本，他在玉龙雪山脚下，离市区十三公里的欧鲁肯村，安营扎寨，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七年的丽江之旅。 洛克在丽江的日子可谓风光无限。洋人在中国，总会有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样的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唐宋时期是不可能的，那时老外还以到中国留学为荣呢。元朝更不可能，如果有洋人对马背上的国家稍有不敬，成吉思汗的弯刀马上就会砍下他们的脑袋。明朝呢，似乎和洋人相处得也挺和谐的。坏就坏在清朝，晚清以后，中国人的脑袋在洋人面前，忽然就抬不起来了，给人做孙子，人家都不要，不是割地，就是赔款，弄得好好的一个国家，支离破碎，人民毫无尊严可讲。洛克也是老外，洛克也有排场，虽然在美国，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到了中国，牛逼可大了。时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的迈克·爱德华兹在一篇名为《洛克在中国》的文章中，对洛克在中国的行为，做了详细的描述：“……由17名男子、26匹骡马组成的队伍，外加190名持枪士兵护卫，其领头的举止傲慢、穿着讲究，头盔加马裤配长靴，与那些衣冠不整的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他还是个白人。这不是什么兵马进犯，而是洛克的一次马拉松式的探险，洛克涉足了近代中国尚无地图可考的山地王国。”再看看洛克在旅途中都带了些什么：“洛克的旅行有如贵族出行，他的行李包括帐篷、折叠行军床、椅子和桌子，自然，还有亚麻台布及一些瓷器，甚至还带上一台用电池的留声机。有时，他在一座佛教寺庙里放些歌剧给那些僧侣和游牧民听，他们会听得惊讶不已。对了，洛克还带去一只便携式橡皮浴缸，购于纽约著名的艾伯克拉比菲骑野营用品商店。”
关于洛克在云南的一些举止，曾经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采访过中国共产党崛起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文章里也有记载，1930年斯诺曾和洛克一起从昆明走到了大理，最终因为脾气各异，闹得不愉快，而分道扬镳。斯诺认为洛克呆板和待人苛刻，而洛克却认为斯诺很幼稚，并对中国人“滥用感情和甜言蜜语”。斯诺在文章里说，那次旅行，洛克把他的侍从人员分成先遣队和后随队：“在先遣队中做领导的有厨师、厨师助理和男管家各一位，他们能够慧眼独具地选择一个遮风避雨的驻扎地点，而且能够娴熟地在豹皮地毯上准备桌子、椅子、桌布，摆放银制餐具和餐巾等，当我们到达之时，晚餐已差不多准备好。用餐时，他们还有茶叶和酒。洛克还教他们的厨师准备正宗的澳大利亚菜式，因为在省级政府官员和各地头目的款待中，他已品尝过很多中国菜肴。当他吩咐他的侍从用轿子抬着他进城参观的时候，给当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农民以为他是一个外国王子。”
中国的农民就是太好蒙骗了，我身上至今未改农民印记，所以，直到今天也还在上当受骗，一条短信就能把我给骗了。想来，这事儿并不能完全怪我，这是祖上落下的毛病，是直系遗传。我很庆幸，我的祖上并没有串种，我是个纯种的中国农民的后代。我们的农民，有的受几回骗上几回当，便学乖了，甚至如法炮制，琢磨着如何去骗自己的同胞了；另一些，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在上当受骗，或许，这些貌似弱智的农民，他们的一生，还是幸福的呢。他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起来的花环里，他们的生命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他们乐在其中，看见太阳升起来，就高兴得活蹦乱跳，手舞足蹈；看见太阳落下去，就感慨时光的短暂，晚饭后早早地熄灯上床，生儿育女。他们很少上错床，从来没听说过亲子鉴定什么的，他们把自己朴素和平庸的品质，一代代传下去。反正这样的品质我是不想再传下去了，我生了一个闺女，我要把她嫁到城里，嫁给皇帝，我要做皇帝的老丈人。
小和的爷爷，就是洛克当年的护卫之一。因为洛克觉得他诚实可靠，所以只要他在丽江，都会雇佣小和的爷爷。洛克的每次出行为什么要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呢？小和听他爷爷说过，洛克有一句生存的名言：“如果你要想在那些深山野地里生存，就必须让人们相信你是某个重要人物。”洛克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中国，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重要人物；如果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尊重和礼遇，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有个商人去他的住所找他，进了门不等主人招呼，自己先坐了下来，刚想开口说话，就被洛克扭着衣领子推了出去。“我无法容忍一个鲁莽的中国人。”洛克说。当中国式的串门遇上了所谓西方的礼貌，老外占了上风；而如果梦回唐朝，去串门的应该是洛克，他会得到主人热情无比的款待。
洛克在中国的经历引起了格拉斯瓦纳的注意。格拉斯瓦纳当时正在美国为《国家地理》杂志寻求一些勇于在世界各地生存、并能亲临第一线的探索者。洛克成了他们在远东最合适的派驻人选。1923年开始，洛克被《国家地理》杂志社派驻中国，并给了他一个能满足他虚荣心的头衔：“美国地理学会赴中国云南探险队队长”，这让洛克很是受用，他经常使用这个头衔，并为之骄傲。
洛克在云南的探险工作从此开始，这比寻找树种、做几个标本刺激多了，这个活儿是既跟大自然打交道，又和人打交道，既要适应恶劣的天气和环境，又要与当地的土匪、官员斗智斗勇。当他终于有一天走到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入海口时，面对奔腾的河水，他自豪地说：“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白人曾在这里驻足。”这句话他曾多次在多个地方说过，他当然是第一个到达的白人。
现在中国也有不少的地理类杂志，可我们的许多编辑和记者，只会从网上下载文章和图片，抄袭、剪贴、杜撰构成了这些杂志的全部，他们真应该学学美国人，美国人一百年前，就知道要得到某条新闻，必须深入到那里。对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有些主编和编辑居然视若无睹、装聋作哑。是美国人的聪明才智比我们领先一百年吗？我看未必，他们重行动，我们重臆想，他们看似笨拙，我们貌似聪明取巧，但要是把中国人和美国人做的两本地理杂志放在一起，即使再过分的黑哨，也能立马判出输赢来。
洛克是个工作狂，是个天生的冒险家，或者说亡命徒。来云南他算是来对了，别说是外国人，就是中国内地的人，或者昆明人，都很少甚至没有深入过丽江与四川、西藏、青海交界的那一大片神秘的土地。1930年10月，洛克在《荣耀归于明雅贡嘎》的文章中记录了他在暴风雪中的高山生活：“我们在帐篷中挤作一团，捂着冻麻的双手入睡……离开宿营地时风雪更疯狂地肆虐起来。”洛克经常在海拔超过3000多米的地带活动宿营，有时不得不把那些精疲力竭的骡子换成更为适应高海拔的牦牛。而有些牦牛就像它们生活于其中的土著民族一样，自由放荡惯了，不像汉族那么听话，因为这些牦牛的心灵，是自由的。有一次，有一头野性十足的牦牛，走着走着，毫无缘由地，就把一头骡子顶到山沟里去了。它可能看不起骡子，跟骡子比起来，牦牛的骨子里也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像洛克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样。人分三六九等，在动物的世界里，可能也是一样的，互相间打架斗殴，甚至发动战争，无非是为了争夺交配权，多睡几头母牦牛而已，或者，睡睡牦牛之外的其他种类的异性，这相当于跨种族跨种类性交，想想就让牦牛们兴奋。牦牛想睡一头母骡子，就把那一头假想敌公骡子顶到山沟里，想把它干掉。它当然不知道骡子不分公母，这么糊涂的牦牛，简直可以转世到人间，当一名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了。洛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头骡子从山沟里给救了上来，并给它消毒、缝合、包扎，让它艰难地活了下来。洛克也是有闲情的，不管他平时对人多么古板，可对一头受伤的骡子，足以看出他是一个并不缺乏情趣之人，只是他的情趣，并不经常施展而已。 洛克的探险之途每一刻都充满着意外和险情。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很少有人涉足，这里有着连绵的冰川和最强悍的土匪。有一晚，他和雇佣的队伍住进一所寺庙，半夜时分有卫兵来报告说，附近有一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卫兵们都有点害怕，洛克尽快把枪弹装好，准备逃走或拼命抵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把箱子打开，把银币统统分给手下人，裹上一些保暖的内衣，随手拣起条毛巾、几瓶炼乳和一些巧克力……我想着随时可能交火。”然而那一晚土匪并没有进攻。可在接下来的另一次探险中，他的好运并没有延续：“冒着枪弹我们尽可能迅速前行，卫兵也进行了还击，好在那些土匪枪法差，我们只有一个卫兵被打死。”其实在洛克的探险中，他应该感谢他的纳西族的卫兵们，这其中之一就有小和的爷爷。他在一篇《贡嘎，里松贡巴》的文章中，发自内心地称赞了他的纳西卫兵，并称自己在中国探险的成功，都应该归功于这个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山地民族：“就在我们被600多名穷凶极恶的汉族匪徒包围的那种极为危急的关头，他们却没有丝毫的胆怯。回头想想，他们的勇气和胆略在其他几次历险中已得到充分的考验：在甘肃的塔布地界，我们遭到了一群肆无忌惮的暴徒的袭击；还有一回是在松藩北部的无人区，他们协助我解除了那一帮18个藏族恶棍的武装，要是我们动手稍晚点，我们或许已被他们解决掉。”洛克在安全地返回欧鲁肯村时，颇有感慨地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要付出代价才能得到。”
在他著名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里，有一段文字吸引了我，读来真有身临其境之感：“……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庙里，一条小径蜿蜒而上，通向一座长满橡树、华山松、云南松、杜鹃、月季的红色山峦，在更高处有一石灰岩构成的山峰，穿过一片橡树林，就可到达一个仅两三栋房屋的驿关，称作‘臭水井’，这里经常发生拦路抢劫和凶杀事件，那是张结巴为首的匪帮干的，他把落入其魔掌的遭难者的拇指用绳索绑住，吊在树上并在他们的脚上绑上石头，再在下方烧一把火，是死是活就看他们的运气了。对于马帮，这儿始终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关口，在山的顶端有大片的松树林簇拥着……”
洛克把脑袋拎在手上去冒险，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吗？此时的洛克，已经是《国家地理》杂志社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身兼撰稿人和摄影师双重身份的佼佼者，同时还得到了美国农业部和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资助，因而具有其他西方探险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作为一位眼光敏锐的摄影家，他能用玻璃片和胶片进行创作，短短的几年间，洛克就已在云南一带收集到了几千份植物标本，七百多种鸟类标本，拍摄了243幅当时在世界上算是第一代的彩色照片以及503张黑白照片，他这一生一共为我们留下了两万多张关于中国西南的照片。洛克将自己探险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经历的一切，写成了长篇纪实散文发给《国家地理》杂志。杂志社再配以洛克同时发回来的照片，几年间连续发表了九篇洛克的文章。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以丽江为中心的云南西北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状况和风俗民情，把那些鲜为人知的雪山冰川和世外桃源般的仙境介绍给了西方的读者。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发表了蜚声全球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1937年，电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把小说搬上了荧幕，以至全世界人都为之倾倒。《消失的地平线》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当年洛克在《国家地理》上发表的文章，文中“香格里拉”一词，源自丽江迪庆一带的方言“香巴拉”。据英国《不列颠文学家词典》特别指出，希尔顿创作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的功绩之一，就是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即“香格里拉”）这一新词。
至此，洛克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已经成为了集植物学家、作家、摄影家、记者、探险家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在那个年月，没有哪个西方人在中国比他做得更好。他手中珍藏着一张特别的名片，那是他在木里王国探险时，木里国王雀德强巴送给他的。名片上国王的全称是：“西番族的陈查瑟，指定活佛，民池，呼图克图或活佛，花斑老虎传令的首席所有人；在高级官员中他是前任活佛的领导，对相关野蛮部落事务的实际调查者，军队名誉总指挥，木里的世袭长官。”这让我想起我也曾经收到过一些名片，写满了各种头衔，以至于一张小小的卡片，无法容得下那么多头衔，只好用小得看不清的六号字来排版。罗列出这么多头衔，也是想当一方诸侯，要不，就是自认为是某个行业或者行当的掌门人，总不至于是心虚，印出来唬人的吧。
如果仅仅是完成任务，洛克已经是做得够好够出色的了。拿钱就得干活，吃空饷的怪事只有在某些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才能出现。完不成，或者任务完成得不够好，才是要批评的，要追究的。洛克是一个好员工，一个在工作上勤勉、踏实的好榜样，年终时单位评“先进工作者”非他莫属，年终奖也应该多给他点，还有，不管是举手表决还是无记名投票，洛克都应该得到相当于团中央级别的表彰，并在全美国，掀起向洛克同志学习的高潮，组织洛克同志事迹报告团，进行全国巡回演讲，也不知道他们美国搞不搞这一套；如果他们想搞，又没有经验的话，完全可以来中国学习借鉴。
有个电影叫《好奇害死猫》，有时候，好奇也能让一只公猫遇上它心仪的母猫。好奇之心，猫皆有之，况人乎？1923年的一天，洛克正在他的住处捣鼓他的那些标本，邻居家的一些动静慢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他循着声响走了过去，眼前的一幕让他十分震惊：“在院子里，三个穿着宗教服饰的男巫，建起了所谓的花园，用冷杉和栎树的细枝插在地面，周围围上深绿或黄色的松树枝，这些松树枝紧挨着里面的冷杉枝。在这个四方形的花园后面，有一张铺满麦粒的桌子，上面摆放着鸡蛋、干豆和各种形状的干面团，其周围还插着黄色、白色和紫色的旗子，上面写着祈祷者的名字。巫师们还用生面团捏造了一个兽栏，里面有蛇、山羊、绵羊等。然后他们围着这个兽栏跳舞，其中一个打着铜铙钹，第二个用长剑敲击铜锣，另一个则打着铜鼓，旁边站着一个被病魔缠身的妇女，眼睁睁看着这一神秘的场面。”显然，洛克被这样的场面给迷住了，后来他得知，这些男巫叫“东巴”，他们通晓一些奇特的象形文字。“东巴”使用的经书，都是他们的祖先一代代传下来的，外人看不懂。洛克异常兴奋，他觉得自己好像触到了某些不为人知的东西，他自己花钱，雇了几位“东巴”给他表演，并请他们详细解释书中的各种符号和相关的道场仪式。就这样，洛克开始了他关于纳西文化的研究，他利用探险的间隙，深入地探究和考察纳西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他在后来花了毕生心血完成的《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的前言里，对这段时间给予他帮助的人，作了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真正要感激的是那些纳西祭师，正是他们慢慢地打破了其隐匿的古传统，耐心地开始教授我，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让我进入他们神圣的祭仪，进而揭开了存储在经书中、宗教内涵中的珍贵价值。用这种文字，纳西人勾画出了他们的内部生活：自然的力量激发着他们的情感，生与死的永恒主题，浪漫的爱情故事，他们对自然界的态度。他们与神灵息息相通，并与激发出他们想象力的大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当时全方位地研究纳西文化的唯一的西方学者，洛克预感到了他研究的纳西文化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明，洛克这一生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此时的洛克，已从植物学家和探险家，慢慢地转变成了人类学家，他后来被西方学术界誉为“纳西学之父”。 洛克第一部研究纳西文化的著作是《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这是一部自然地理和民族历史的实录，有着重大的学术科研价值。这部著作应该是从1922年洛克进入丽江开始，就着手准备资料了。他准备了十二年，于1934年开始写作，写作的过程也花了十二年，1947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二部著作《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的出版则更为曲折，花费的精力也更多，差不多要了他的命。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要稍早于《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是在1932年6月30日开始动笔的。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直到1963年才得以出版，收词3414条，照片28张；而第二卷则到了1972年出版，收词4600多条，照片29张。词典里的每个字形除了表意表形的意义外，如果用作表音，则还会有多达十种甚至更多的意思。这是一部涉及纳西族宗教及濒于灭绝的纳西语言文化的不朽巨著，这部书本来可以提前几年出版的，但随着1940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洛克也被牵了进去。当时，日本为了全面控制中国战场和整个东南亚局势，对空中航线和海上航线进行了铁壁封锁，妄图割断盟军对中国战场的后方补给。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需要避开日本人的锋芒，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横断山脉上空，重新开辟一条航线，这条新航线的起点是从印度的阿桑出发，途径高黎贡山、碧落雪山和玉龙雪山，跨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深邃的大峡谷，飞跃无数像驼峰般起伏的山脉，最后到达昆明、成都和重庆。要在如此复杂的地形中开辟新航线，必须找一个熟悉地形的人绘制地图。美国人想到了洛克，这一片神秘的山脉，正是洛克的探险之地。经过十多年的游历，洛克对喜马拉雅山脉及滇川地貌了如指掌，而且，在1936年2月3日，洛克曾从昆明租了一架飞机，降落在离丽江十三公里处的一片牧场上，也就是欧鲁肯村附近的那片草甸。这是丽江人第一次看见飞机，当时欧鲁肯村的村民全都跑到牧场看飞机，有一位老奶奶的家里还煮着一大块肥肉，因为看飞机，回去后肥肉被狗叼走了，她懊悔不已，因为这块肉，老头还和她闹了半年多别扭。美国人把洛克接回华盛顿的美军军事地图供给部，洛克凭着他非凡的记忆，参与设计了这条后来被称为“驼峰航线”的生命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驼峰航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千名盟军飞行员不畏牺牲，飞越高山深谷，将战略物资送到中国，有几百名飞行员最后牺牲在驼峰航线上。现在如果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上空，向下俯瞰的话，有些闪闪发光的碎片，就是当年盟军飞机的残骸。美国人用飞机将洛克接走，而洛克的行李和他在丽江积攒的各种学术资料，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美军承诺用船将他的所有东西运回美国，而这艘船却在太平洋被日本人的鱼雷击沉；船上装有洛克的所有家当，最重要的是还有他呕心沥血几十年搜寻收购的大量东巴经书和翻译的手稿，还有那部《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的原始手稿等重要资料。洛克得到如此糟糕的消息时，几乎崩溃了，因为他不可能仅凭记忆，就能重写失去的著作，他曾经想到了自杀，他觉得活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1944年，当他在哈佛大学把他的悲惨遭遇告诉朋友艾力瑟夫时，他的朋友马上答应为他筹集款项，让他重返丽江。终于，在植物学家迈尔等人的帮助和资助下，洛克于1946年重返丽江，这一次他直接住在了丽江城里。他除了继续四处收购东巴经以外，还请了当地的东巴族人为他夜以继日地翻译、抄写，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头开始了《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的研究和撰写。经过三年艰难万分的努力，他终于重新完成了因战争动乱而历经坎坷的这部皇皇巨著。
这两部书的出版，代表着纳西文化研究的顶峰，从此也奠定了洛克在纳西文化研究方面不容置辩的权威。我问小和，你看过洛克的书吗？小和说没有。我逗他，你们纳西语的“电脑”怎么说？小和说，就是“电脑”啊，和你们汉族一样的发音。我又问，“手机”怎么说？小和说，只要是1949年后出现的新事物，都和你们汉族一个发音。我当然知道，洛克的词条里，不可能收这些年新出现的名词和新事物。后来小和把我带到他的叔叔家，让我看他叔叔家珍藏着的洛克送给他爷爷的一把钳子。这把美国产的钳子，用了八十年了，现在还能照常使用。小和的叔叔说，洛克是在1949年8月离开丽江的，1962年在夏威夷去世，享年78岁。在欧鲁肯村不知不觉就待到了晚上，抬头看看天，瓦蓝瓦蓝的，即使下午六点多了，还是那么的蓝。虽说在丽江才待了一天，但给人的感觉，仿佛过了好多年。离开欧鲁肯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没有“北京”这个概念了，对于历史来说，雾霾只是一个阶段的产物，而具体到某个事件，则是会影响这个世界前进的步伐。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