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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大热的“文创”，也许并不是新东西。从古到今，世界各地都有以各种“文化”或“文化符号”附加在商品上，以促进销售或者增加附加值的做法。在商贸发达的广州，曾经有这么一类“文创”或者说“类文创”商品，就是外销画。
在著名学者蔡鸿生先生主编，江滢河、黄海妍、曾玲玲、罗兴连四位专家学者撰稿的《广州匠图志》的开篇，中山大学教授江滢河引用了1837年在广州的法国人维拉的一段话：“林呱是广州最好的画家，一位中国画家。这位中央帝国的画家当然不是鲁本斯……中国尤其是广州，有几位长着长辫子的画家——林呱、廷呱、恩呱和其他一些‘呱’（Qua），他们的画在中国人中很受欢迎，同时也是欧洲业余爱好者寻找的新奇之物。”
■ 林呱《云海帆船》
“这些以‘呱’为名号的人，就是当年在广州以绘制‘洋画’来谋生的外销画家”，江滢河指出，“在清代广州出现的新行业中，外销画家可谓独树一帜。他们的画铺是来广州的西方人必去的地方。这些西方人饶有兴致地挑选画作带回本国，有些人甚至还坐下来请外销画家画个写真，以纪念自己的东方之旅。”
按照江滢河的说法，这些画家使用西洋技法创作，“是西洋绘画在中国的最初实践者”。
作为19世纪中叶著名的外销画工匠，林呱的店铺位于当时的十三行一带。江滢河指出，他的画铺出产的水彩画册上，标有“林呱绘制，广州中国街”的字样。西人唐宁在其游记中写道：“林呱画铺在中国街，门上一块小的黑牌上，用白字写着其名字和业务，以示区别于邻居”。这一带，是成行成市的外销画家聚集地：廷呱的画铺在新中国街16号；煜呱的画铺在旧中国街34号；顺呱、发呱的画铺也都在中国街。随着1856年十三行商馆区的消失，外销画家的店铺也脱离了城西区域的牵绊，逐渐分布到更大的范围内，比如沙面、晓珠里、瑞兴里、眼镜街、濠畔街、西兴街、怀远驿街等。
林呱的业务并未局限于十三行这一小天地。江滢河指出，1843年他曾在澳门为一位小女孩画像，1845年9月1日，他又在香港的第一条马路——皇后大道3号奥斯活大厦开设了自己的店面。由当时报纸广告可知，他是将澳门的店铺“迁来”香港。可见这位画家在追逐商机方面相当灵活而快捷。无论广州、澳门还是香港都是当时的西人聚集之地，是外销画最重要的潜在目标市场。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顺呱、煜呱那里看到。
此外开埠之初的上海，也是一些广东籍外销画家的集中之地。浙江人葛元熙在1887年的《沪游杂记》中，就记载当时上海的广东籍外销画家“效西洋画法”“神采俨然”，但是也指出“惜少书卷气耳”。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许多国人对这些画的印象。
■ 水粉畫《庭呱画店》
江滢河认为，林呱的画艺应该受1825年抵达澳门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的指导。钱纳利在1852年去世前，一直生活在澳门，开设画室为西方人和中国人作画。他经常往来于粤港澳之间，“是19世纪在中国华南沿海居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西方画家”。他的画室在友人克里斯托夫·费龙的帮助下建立。林呱当时是费龙家的佣人。很快，他成为钱纳利的助手，开始学习西洋绘画。
1835年12月8日的《广州纪事报》记载：“我们现在被林呱吸引了，他的画作远在其他画家之上……最近林呱绘制的肖像画中令人惊奇地表现出捕捉肖像特征和表情的天才能力”。《广州纪事报》是广州历史上第一份由外国人办起来的报纸，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份英文报纸，在外国人群体当中流行，是西方人通过广州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人看西方的一条管道。它对林呱的评价，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在华西方人对这位画家的印象。
江滢河指出，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广州有两位以“林呱”为名的外销画家，“学者们推测其为父子，并无具体史料确证。不过两位林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老林呱（Lamqua）的作品以肖像画和船舶画为主，艺术风格跟随斯泼依隆，作品冷静而精细。新林呱（Lam Qua）有相当高的国画功底，曾随钱纳利学习，极力标榜自己的英国风格。”
这里说的斯泼依隆，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广州的代表性外销画家，中文姓名不详，为西洋人画了相当多的肖像画，主要集中在商人群体中。他的风格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受到外销画家的广泛模仿。
新林呱，也就是本文的主角“林呱”，说自己最崇拜英国浪漫派画家托马斯·劳伦斯，并把“中国的托马斯·劳伦斯”的字样印在他的水彩画商标上。他的画铺可以提供中英两种风格的作品。
林呱这样的外销画家，是在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氛围中熏陶起来的。这种商业因素导致的结果，不仅包括了画法的影响，也包括了西画材料工具的影响。有人评价：“广州的职业画师们，以西画的材料和稚嫩的西画技法，描绘东方古国的风情。这些中西混合的画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但他们在早期的这些艺术探索，并未能对当时的中国画家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后来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近代画家，走的是和他们不同的路径，而取得的艺术效果及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无论怎样，林呱他们的艺术实践，的确是广州这座城市丰富文化元素的构成部分，有趣，且精彩。（资料来源：《广州日报》）
以画洋画谋生
在著名学者蔡鸿生先生主编，江滢河、黄海妍、曾玲玲、罗兴连四位专家学者撰稿的《广州匠图志》的开篇，中山大学教授江滢河引用了1837年在广州的法国人维拉的一段话：“林呱是广州最好的画家，一位中国画家。这位中央帝国的画家当然不是鲁本斯……中国尤其是广州，有几位长着长辫子的画家——林呱、廷呱、恩呱和其他一些‘呱’（Qua），他们的画在中国人中很受欢迎，同时也是欧洲业余爱好者寻找的新奇之物。”
“这些以‘呱’为名号的人，就是当年在广州以绘制‘洋画’来谋生的外销画家”，江滢河指出，“在清代广州出现的新行业中，外销画家可谓独树一帜。他们的画铺是来广州的西方人必去的地方。这些西方人饶有兴致地挑选画作带回本国，有些人甚至还坐下来请外销画家画个写真，以纪念自己的东方之旅。”
按照江滢河的说法，这些画家使用西洋技法创作，“是西洋绘画在中国的最初实践者”。
作为19世纪中叶著名的外销画工匠，林呱的店铺位于当时的十三行一带。江滢河指出，他的画铺出产的水彩画册上，标有“林呱绘制，广州中国街”的字样。西人唐宁在其游记中写道：“林呱画铺在中国街，门上一块小的黑牌上，用白字写着其名字和业务，以示区别于邻居”。这一带，是成行成市的外销画家聚集地：廷呱的画铺在新中国街16号；煜呱的画铺在旧中国街34号；顺呱、发呱的画铺也都在中国街。随着1856年十三行商馆区的消失，外销画家的店铺也脱离了城西区域的牵绊，逐渐分布到更大的范围内，比如沙面、晓珠里、瑞兴里、眼镜街、濠畔街、西兴街、怀远驿街等。
灵敏的商业嗅觉
林呱的业务并未局限于十三行这一小天地。江滢河指出，1843年他曾在澳门为一位小女孩画像，1845年9月1日，他又在香港的第一条马路——皇后大道3号奥斯活大厦开设了自己的店面。由当时报纸广告可知，他是将澳门的店铺“迁来”香港。可见这位画家在追逐商机方面相当灵活而快捷。无论广州、澳门还是香港都是当时的西人聚集之地，是外销画最重要的潜在目标市场。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顺呱、煜呱那里看到。
此外开埠之初的上海，也是一些广东籍外销画家的集中之地。浙江人葛元熙在1887年的《沪游杂记》中，就记载当时上海的广东籍外销画家“效西洋画法”“神采俨然”，但是也指出“惜少书卷气耳”。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许多国人对这些画的印象。
江滢河认为，林呱的画艺应该受1825年抵达澳门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的指导。钱纳利在1852年去世前，一直生活在澳门，开设画室为西方人和中国人作画。他经常往来于粤港澳之间，“是19世纪在中国华南沿海居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西方画家”。他的画室在友人克里斯托夫·费龙的帮助下建立。林呱当时是费龙家的佣人。很快，他成为钱纳利的助手，开始学习西洋绘画。
1835年12月8日的《广州纪事报》记载：“我们现在被林呱吸引了，他的画作远在其他画家之上……最近林呱绘制的肖像画中令人惊奇地表现出捕捉肖像特征和表情的天才能力”。《广州纪事报》是广州历史上第一份由外国人办起来的报纸，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份英文报纸，在外国人群体当中流行，是西方人通过广州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人看西方的一条管道。它对林呱的评价，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在华西方人对这位画家的印象。
最崇拜托马斯·劳伦斯
江滢河指出，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广州有两位以“林呱”为名的外销画家，“学者们推测其为父子，并无具体史料确证。不过两位林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老林呱（Lamqua）的作品以肖像画和船舶画为主，艺术风格跟随斯泼依隆，作品冷静而精细。新林呱（Lam Qua）有相当高的国画功底，曾随钱纳利学习，极力标榜自己的英国风格。”
这里说的斯泼依隆，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广州的代表性外销画家，中文姓名不详，为西洋人画了相当多的肖像画，主要集中在商人群体中。他的风格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受到外销画家的广泛模仿。
新林呱，也就是本文的主角“林呱”，说自己最崇拜英国浪漫派画家托马斯·劳伦斯，并把“中国的托马斯·劳伦斯”的字样印在他的水彩画商标上。他的画铺可以提供中英两种风格的作品。
林呱这样的外销画家，是在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氛围中熏陶起来的。这种商业因素导致的结果，不仅包括了画法的影响，也包括了西画材料工具的影响。有人评价：“广州的职业画师们，以西画的材料和稚嫩的西画技法，描绘东方古国的风情。这些中西混合的画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但他们在早期的这些艺术探索，并未能对当时的中国画家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后来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近代画家，走的是和他们不同的路径，而取得的艺术效果及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无论怎样，林呱他们的艺术实践，的确是广州这座城市丰富文化元素的构成部分，有趣，且精彩。（资料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