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栋楼老到什么地步才会这样发抖？
　　地铁1号线在200米外施工，每一次打桩机锤击地面，这栋楼都会不由自主地抖上一会儿。那几天，我看见年轻人眼里总有惊惶的神色，她们借口晒太阳走出去，等老楼平复了再回来。有一次小杨抱着校样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锤击就不合时宜地响起了，在满屋震颤的嗡嗡声里，我大声安慰她说，没事儿，我在这楼里十多年了，也没被砸死。
　　我当然不能告诉她，文联没搬走前，这间屋子曾经是他们存放档案和文件的办公室。就在这间屋子里，起身去复印东西的大伟刚刚离开座位，哗啦一声，楼板上掉下的水泥就砸在了他身后的座位上。在楼梯隔壁的卫生间，这样的好运气也光顾了我一次。那一次我正站在尿池边，又是哗啦一声，墙皮和水泥贴着我的右脚落下来好大一摊，鞋面被溅落的粉尘染得一片灰白。我抬头看了看天花板，细碎的流沙瀑布样倒挂下来，三五分钟才完全停止，楼板的水泥碎石中横斜出半截细弱可疑的钢筋，缠满红黄的锈色。我想起来梅老师说过的话，他说这楼建得早，那时候国家困难，钢筋不够，使用了不少竹筋，水泥也不够，沙子掺得多。我又想起来涂老师说过的话，他说这楼建得早，那时候的人实诚，不会弄虚作假，竹子韧性多好，这楼结实着哩，能抗七级地震。他俩都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一个写诗一个搞摄影，直到退休，也没被砸死在里头，鉴于此，我当然也得有不被砸死的信心，而且要把这信心传递给年轻人。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走进这栋旧楼里，也是身心俱凉。身凉是因为楼里常年不见阳光，心凉是因为办公环境太像《编辑部的故事》。在苦夏，身凉是件美好的事，心凉就不一定了。《编辑部的故事》上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儿，二十多年过去了，外边日新月异，编辑部仍然是电视剧里的样子，甚至连老师们的眼镜都是同一个式样的。
　　也许全国的编辑部都是这样吧。我想，如果一个路人此刻不小心走进去，会不会怀疑自己闯进了电影片场。
　　按梅老师的说法，当年他月工资才四十五六块钱，在《诗刊》发表了一组诗，稿费拿了四十二块，这笔意外之财让他有点手足无措，到处请人吃糖。我还听说，那些年邮递员每天来这栋旧楼，都要卸下重重的三四邮袋信件，每个袋子有百十斤重，有的是稿子，有的是读者来信。这样的盛况我没见着，只能暗自遗憾。如今，在我们杂志上发首小诗，稿费大约也就四五十块，远远算不上意外之财，顶多购买一两包香烟。邮递员的工作也轻省了许多，每周不过是十封八封挂号信，稿件都壅塞在电子邮箱里，几天不看，空间就要报警。
　　旧楼里时光虽然缓慢，但并不是完全凝滞，变化还是有的。十几年过去，室内的灯光添置了不少，墙壁重新粉刷过，终于不再昏暗了，电脑取代了堆积如山的稿子，枣红色的五斗桌纷纷作古，窗外一米远的小楼却没有移走，阳光依然在墙头徘徊，屋子里堪比避暑胜地。就在那一米宽的缝隙里，一株桐树顽强地生长着。缝隙里没有亲属，它失掉了参照标准，就长得离经叛道，越来越像竹子。
　　缝隙隔离了阳光和生长经验，同样也隔离了暴风和伤害。初夏时，桐树的顶端会冒出几片手掌大的叶子，照样青黄可人，照样有属于自己的微小绿荫。
　　办公室北边是这座城市的主干道，原先宽阔的人行道上，也是有过大树的，其中一株老桐年逾五十，枝干繁茂。有一年夏天暴雨摧折，树身倾斜，搭在了相邻的劳保公司旧楼上，戳漏一间病房，毁掉不少红瓦。旧楼二三层原是长生民营诊所，医患人等一涌而出，围观树腰上的森森断口，全然不顾雨脚如麻。他们中有人认识这株桐树，大声向别人讲着种树时的故事。没人听，他们关心的是能赔多少钱，钱该向谁要。第二天，市政部门来了吊车，工人拿着锯子爬上爬下，老树被解为大大小小的碎块，迅速消失在膨胀的城市里。
　　我从外面回来，立刻去看了看缝隙里那株不拘一格的树。它很狼狈，但还活着。

二

　　一走进旧楼，韩主编就告诫我，做这行一定要爱护眼睛，然后叮嘱办公室给我配个新台灯。我不当回事，看稿子贪快，常常忘了开灯，他就老是提醒我。除此之外，有些话也是老生常谈，比如要舍得熬油磨屁股，你下的工夫越多，稿子就越干凈之类的。当然也有“为他人作嫁衣裳”“作翰林院编修很幸福”之类冠冕堂皇的话，我都没听进去，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要把“干净”作为好稿子的标准，但是我没有多问，他是老师傅，我是学徒，按照他说的去做，就好。
　　我在这栋老楼里，经历过三代编辑。第一代韩、梅、任三位老师，共同特点是四十岁上下眼就花。很显然，稿子要想干净，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台灯很重要，但是不能克服职业病的蔓延。第二代编辑是我和谭姐，托前辈们的福，我们都没有眼花，正在通往退休的路上昂首阔步。第三代编辑充分暴露了这个行业衰落的颓势：尚龙和子愚先后去了报社，那里待遇更好，他俩也足够努力，离开后都买了房、成了家，如果在这里，只有看不完的稿子和挑不完的错字。现在他们依然热爱文学，但是立足的角度已经不再是编辑，而是作家和诗人。为了补上他俩的空白，婧婷和小杨加入了进来，因为大家住得都比较远，中午时间又比较紧张，单位决定自建一个小食堂。经过多方勘察，认为我的办公室空间宽裕，且距离上下水管道较近，具有改造条件。
　　我说行，就这样办，第一顿饭我来做。
　　食堂用了两年多，大家轮流做饭，各拿各的特色菜，取长补短，手艺精进了不少，尤其是小杨的切菜技术，简直可以用专业来形容。
　　有一次，几个大学教授受邀到杂志社开会，为一个奖项做评委。中午，评审组长说咱不去街上了，就在这儿吃吧，今天谁下厨？
　　我说，我，炸酱面。
　　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做编辑也当然比不上治大国，所以也大致超不出烹小鲜的范畴。这话虽然听上去举重若轻，挺潇洒，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跟稿子打交道容易，跟人打交道很难。

三

　　老印刷厂对面有个小馆子，许是与印刷厂有过渊源，名字里就嵌进了一个“印”字。馆子租的是民房，很小，距离编辑部不过三四百米，徒步几分钟就能到。有一回国英兄到编辑部找我，中午定要喝上一杯，就跟着他到了这个馆子。点的是腐竹烧肉皮、小黄鱼、酸辣土豆丝和蒜黄炒鸡蛋，都是家常菜，配色却很好，多用青红椒，一下箸，味道也好，用少量白糖提味，而不是味精。 　　冬天，酒酣耳热，周围的客人散完，就剩下我们两个，老板也不来撵人。后窗破了一个洞，一只臃肿的猫钻进来，蹲在我们脚下喵喵叫。
　　它怀孕了，国英兄说，然后把盘子里的鱼丢给了它。
　　野猫应是怕人的，可它当了母亲，就不能再怕了。
　　如果文学作品是个孩子，作家就是母亲，那他也应该无所畏惧。
　　后来，老印刷厂对面拆迁，小馆子就搬到了编辑部南面的文宣巷，这下距离我们更近，有时遇到好友或者作家来访，就请他们在小馆子里喝酒。子愚也有这个习惯，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很多青年诗人或者作家从外地来找他，定点聚餐必是那里，每餐点的，大约都有那四个菜。
　　馆子仍然租的是民房，很小，食客多了，就需要排队等候。掌勺的大约是兄弟俩，前面张罗的应该是妯娌，貌不惊人，话也不多。

四

　　有一天下午我走进楼门，看见小杨正直直杵在那里发呆，她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有走上前去。她听见脚步声，转身看了看我，给我指了指我办公室的方向。我这才发现一只体格健硕的松鼠正蹲在那里，一脸迷茫地望着我们。
　　这真是件麻烦事。
　　如果在树林里见到这玩意儿，倒是还有些诗情画意，可这里四壁水泥，既没有松果，我们又不好客，不知道如何招待它，只能跟它干瞪眼。僵持了一分多钟，它终究是识破了我的虚伪，轻蔑地抖了一下尾巴，三两下穿过废弃的楼道，跳上窗子消失了。
　　它回家了，我说。
　　小杨哦了一声，我能听出来她对这栋老楼很不信任。
　　论起年龄来，这本杂志比这栋楼还要老，她已经整整六十岁了。六十年里，一代代人经历了一茬茬事，没人去发掘整理，就会烟消云散。

五

　　喜新厌旧乃是城市的本性。在它的膨胀里，这个本性演绎得具体而充分。
　　那些老街旧楼被折叠打包，像遭受了无妄之灾的老树一样被分解，成为碎砖烂瓦，统统丢进垃圾填埋场。在幽暗的地下，它们历经时间磨洗，会变成石块或者矿藏，也许冥顽不化，保持着窗台或者栏杆的姿势，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会再次使用它们。更高的楼被竖起来，一栋接着一栋，长成茂密的森林。太阳被迫升得更高，以照耀楼缝间的空地。塔吊今天在河的北岸站立，明天就可能到南岸拔节，它们总是忙忙碌碌。泥土和草茎不被需要，水泥和柏油覆盖了整座城市，绿植和动物在公园里得以幸存。如果不借助交通工具，你很难短时间内往返于办公室和住所。高架和立交正在兴建，地铁在土层下蔓延。
　　当整个河的北岸都在拆旧换新的时候，编辑部周边却有着与世隔绝的寂静。路过的人总说，这样的黄金地段，被这几栋老楼盘踞着真是浪费。还说，这可是中州路啊，这些旧楼简直影响市容。
　　编辑部西邻曾经有过两栋旧家属楼，年龄与我们这栋不相上下。建筑结构的微小差异，决定了其功能性的不同。我们这里是封闭的筒子楼，挑高惊人，适用于办公。那两栋楼就低了不少，楼道是北向开放的，挨着楼梯依次是水房和厕所，左右住户各自公用一套，从不互相越界，更不会私自打开别人家的水龙头。据我所知，厕所的水费由住户均摊，楼道照明费同样如此。楼上的住户大多高龄，每天的乐趣之一就是拿着小板凳，在楼下的人行道上晒太阳。那时候人行道宽敞，沿街的商户常常在这儿挂网打羽毛球，打累了，就和老人们一起晒太阳、聊天。
　　北京奥运会那年，这两栋楼上贴出了拆迁告示，谈妥的纷纷搬走，没谈妥的抵抗了几下也都撤了出去，只有东北角上三楼那户扎得牢、扎得稳。老头写得一手好颜体，常常用白布写了中央政策，从窗口垂挂下来，供路人观看。有时也即兴写几句诗，合辙押韵的，有白乐天遗风，兼有些革命时代的特色词语。那时候手机还没怎么承担照相功能，上班路上脚步匆匆，停下来看看也就看看了，顶多议论几句。
　　一晃就翻过了年头。西楼已被拆平，东楼也拆掉了一半，剩下的东南角金鸡独立、摇摇欲坠。这摇摇欲坠的半栋楼依然坚持了半年多，水电自然是没有了，有个中年妇女总是每天拎着饭盒上楼，料想是老人的女儿来做后勤保障的。有个早晨我接到孙老师电话，说那栋楼没了。我说怎么会，昨晚上喝完酒回家路上还看见它了。他说没了就是没了，还骗你不成？我路过时特意看了一下，果然成了白地，连碎砖瓦都没怎么剩下，地面上有一些慌乱的轮胎印记，看宽度应该是铲车或者卡车留下的。我问孙老师咋回事，他说可能是谈妥了吧，连夜就拆掉了。我说咱这楼也成危房了，啥时候拆？他跺跺脚说，这楼好着哩，拆啥？
　　我不得不承认，喜新厌旧也是我的本性。

六

　　我喜欢新的东西。
　　新的词汇，新的语序，新的结构，字里行间流泻出来新的风味，或者纸背里透出的新观点和思想。后者体现一种思维的乐趣，可意会不可言传。
　　人类社会进步，靠的是经验累加。有小道消息认为，自地球诞生、人猿揖别以来，大约已有五十亿人曾经活过，而当下活在世间的，还有将近六十亿人。近百亿生命体验和智慧的堆叠，构筑了今天我们的文明。这至少说明了两条：一是在旧有领域创新会越来越难，很容易就踏上了前人的脚印，文学也是同样，你灵光一现写出来的，很可能是别人玩剩下的，这很让人沮丧；二是如果没有新的生命体验和智慧在你身上产生，作为微小个体的你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累加给后人，你的痕迹就会慢慢被时间抹去。
　　这种感觉，让人坐卧不安。

七

　　西邻的两栋旧楼拆掉之后，建筑队很快就入驻了。工地被围墙圈了起来，原先老楼蹲着的地方，变成了两个深坑，本以为很快就会有颀长挺拔的高层竖起来，谁知工地就此停了工，施工机械纷纷撤走，暴雨过后，坑里蚊蝇滋生。刚开始，还有一两个看门人住在工棚里，偶尔打扫一下门口的落叶，后来连人影都没有了。春天和夏天接连席卷了这里五六次，野草和藤蔓肆无忌惮地生长，甚至试图翻过墙去，侵占大街。无家可归的猫狗把这里作为栖身之地，人们偶然经过，它们就怒目而视。只有外墙是光鲜的，每年三四月份，这里都会被粉刷一遍，写上最新的宣传口号。晚上，过路的醉汉们在墙角解手，呕吐物层层堆积，清早凝固干结，与当年破败的旧楼相比，似乎更加不堪。
　　城市依然在膨胀，在代谢。两个街区以外，曾经的国营大厂旧楼拆迁，新的小區已经封顶开售。编辑部斜对角的红墙，被遗址公园取代，复建后的古塔高大巍峨，门票价超过百元。遗址公园东邻的建筑机械厂被冠以文化产业园的名称，改造成新型房地产。老印刷厂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存，与之有着血缘关系的小印刷厂们都在面临限产，日渐艰难。文宣巷里的小馆子终于被盘给了别人，老板说太累了，打算做点轻省的生意。
　　谁都能预感到，要发生点什么。
　　打桩机停工后，西邻的大坑被填平，地铁项目部把这里改造为临时办公室和工人宿舍。白色的板房只用了一两天便搭建起来，外墙推倒重建，漆成蓝白两色。第三天，编辑部这栋楼的外墙上也被贴上告示，说是两个月以后就要拆迁，告示下面盖着很严肃的印章。临街的商户本来就三心二意，这下正好关门歇业。人行道被改造成临时马路，桐树、槐树、女贞树统统移走。
　　在与有关方面协调办公用房的时候，单位要进新人，婧婷开始休产假，小杨终于决定离开。楼道里再次变得空空荡荡，食堂烟火渐稀。很多故事，就像这栋旧楼一样，消失在城市迅猛的代谢里。
　　维摩，编辑，现居河南洛阳。已发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