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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1日，南京古城一个严冬的日子，我来到了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的一户人家，采访一位已94岁高龄的抗战老人。他身材不高，穿着平常，但十分精干，手脚灵活，头脑清晰，谈吐不俗，一点儿也看不出是已近百岁的老人，更看不出他就是曾在抗战期间，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核心区南京城里，凭着一腔杀敌复仇的爱国热血与勇敢机智的行动，制造了震动海内外的惊天事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的传奇人物。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詹长麟。
目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10多万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开始了对中国军民的疯狂大屠杀。
日军首先把屠刀指向那些被俘的伤残军员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官兵。在南京城25米高的城墙上，日军将排成一列的俘虏一个接着一个用刺刀捅落到城外。接着又以坦克车开路，从南京东部、南部、西南部的各城门攻入城内，迅速地沿着城内各条大小街道向城北追击，一路上对最后撤退的中国官兵与惊慌失措地从家里逃出来的大量普通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扫射屠杀，使得南京的主要街道都成了“血路”。再接着，日军对溃退到南京城北长江边未及渡江，在陷入包围中被迫放下武器的大量中国战俘，以及无数的普通百姓，分批进行了集体大屠杀。
在日军完全控制了南京以后，又在南京城内外，分区进行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抓捕并屠杀已脱下军装的中国“便衣兵”。许多普通青壮年百姓，只是因为他们头发上有戴过帽子的痕迹或手上有老茧，或者只是因为他们被日军认为“可疑”，就被日军任意地抓捕杀戮。
大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1月底。日军疯狂进行的烧、杀、淫、掠，持续40多天，使南京变成了人间活地狱，中国军民被屠杀人数达30多万。
当时，有20多万中国难民涌进了南京城西部由西方侨民组建的“安全区”。他们经历九死一生，成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每个人都目睹了日军血腥的暴行，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账，每个人的内心中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就是其中的两人。
“老南京”詹氏兄弟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俩与其父亲詹士良、母詹潘氏、妹詹兰英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是世居南京的一户贫民家庭。他们祖籍安徽徽州，在明朝初年移居南京，历经数百年，成了地道的“老南京”。哥哥詹长炳，1910年生；弟弟詹长麟，又名詹长林，1913年生。
弟弟詹长麟自小就机警灵活。他在1928年刚15岁时就参加国民政府警卫旅，任旅长俞济时的小勤务兵。1932年初，他19岁，随军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战役，经历了战争的考验，锻炼了胆识与办事能力。后来他退伍，在南京黄泥岗的家中搞纺织谋生，日子过得艰难。
1934年4月，詹长麟得到了一次机遇，由其父亲的一位茶友王老先生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应试当仆役，每月可得8块银圆的工资。当时日本总领事馆招收中国仆役有四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詹长麟基本符合这些条件。日本总领事亲自对詹长麟面试，十分满意，让詹长麟当自己的仆从，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深得日本人信任。
令詹长麟想不到的是，那位王老先生介绍他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原来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一手策划与部署的。当时因日本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淞沪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并疯狂地向关内地区扩张，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各方面进行抗日备战的工作，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对日情报工作。介绍詹长麟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署。
詹长麟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被叫到市中心黄泥岗著名的鼓楼饭店，由人引进4号房间，见一位他不认识的人。那人开门见山，自我介绍说：“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组长，叫赵世瑞。是我们安排你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詹长麟说：“不知道。”
赵世瑞说：“目的就是要你去探听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进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初闻之下，詹长麟吃了一惊，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接着说：“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你了。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一是继续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搜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情报，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詹长麟镇静下来，想到日本小鬼子这几年对中国日益猖狂的侵略活动，想到他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与日寇的拼杀，想到他许多战死的战友，当即表示愿意为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工作。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秘密派遣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每月可得10元的薪金。
詹长麟加入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后，特务组织给他取代号65，化名袁露，并让他秘密接受了各种特工训练。詹长麟利用自己日本总领事仆从的身份，监视着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包括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他每天为日本总领事收发信件、打扫房间、传呼人员、采购物品、操办事情等，从中可以偷偷看到日本总领事来往的信件与各种绝密的文件。有时看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詹长麟就带回家中，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记录后，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信封上的邮戳是詹长麟现盖上去的，是他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出来的印章却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来没有露出过破绽。
詹长麟家的附近有一座关帝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与詹长麟约定，将关帝庙作为他们的秘密联络点。詹长麟让其母每天把他写成的情报悄悄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到时候就会有人来取走。同时，她也从关公像后面拿到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指示，带回家交给儿子。若有重大事件，詹长麟就将搜集的情报交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指定的黄泗清、杨立民等人传递上去。 1934年6月，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策划下，借口所谓日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挑起了一场震动中外的外交风波，即民国史上著名的“藏本英明失踪”案。日方诬称藏本英明是被中国政府的特工秘密绑架杀害了，并由此演绎成一场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甚至企图由此制造对中国的战争借口，就像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样。在这危急关头，刚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两个月的詹长麟，以其在日本总领事馆的所见所闻，及时报告首都警察厅外事组：藏本英明实际上是朝鲜人，很早就举家迁居日本，后来成了日本外交官；在藏本英明“失踪”那天晚上，詹长麟亲眼看到他乘坐日本总领事馆的一辆轿车，出城往中山陵方向开去了。首都警察厅根据詹长麟提供的情报与其他方面获得的消息，很快在中山陵后面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藏本英明，使日本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詹长麟就这样表面上为日本总领事馆当仆从，暗地里却在为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搜集情报。他两面拿工资，每月共得18元。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钱，所以家里的生活变得宽裕起来。不久后，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被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雇用当仆役，并和詹长麟一样，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军事情报组织。
兄弟二人为人向来朴实诚挚，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忠于职守，与上下相处得都很好；而且他们仅粗通文墨，不问世事，从无反日言论，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前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而詹长麟有了哥哥做帮手，情报工作也就更得心应手了。获得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将举行盛大宴会的情报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总领事馆设在白下路，1937年8月15日关闭。1937年12月初，侵华日军向南京进攻，詹长麟兄弟接到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情报组织要他们在南京潜伏、伺机重回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工作的命令。
1937年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后，屠杀了30万中国同胞。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亲眼看到日寇的暴行，而且家中也有妇女遭到日军的侮辱，怒火万丈。但是，他们因重任在肩，不得不忍辱负重，找到重回南京建立总领事馆的日本总领事，得以重回领事馆继续做勤杂工。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信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改设在鼓楼旁之原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被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重新召回馆内任仆役。日本人给他们兄弟一辆自行车，并发给他们兄弟写有“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标。他们外出工作时，戴着这样的袖标，在南京可以出入任何地方。
1938年，撤退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将原“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詹长麟、詹长炳兄弟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归军统局指挥，称为“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为钱新民。
1939年6月初，詹长麟从日本外务省的一封来信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在6月9日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视察。詹长麟当晚将这一情报传送出去，立即引起了军统潜伏组织“南京区”的高度关注。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立即主持召开骨干会议研究对策，要詹长麟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他从这些请柬中，得知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花轮义敬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三重。应邀参加酒会作陪的人员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报告给“南京区”。
军统局南京区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决定发动一次史无前例的投毒行动，出其不意地在日寇心脏上插进一刀，将日伪的核心分子一网打尽。行动若能获得成功，必将给正在奋战中的中国人民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给日寇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军统局南京区专门成立了投毒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任小组长，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系，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刘玉卿及王高科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詹长麟则被定为投毒的实施人。
“行动小组”对投毒行动作了周密的计划与部署。
詹长麟接受了任务后，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军统局南京区让詹长炳带来一支毒药，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的美国标志，里面是白色粉末，交给詹长麟说：“这是美国货，剧毒，效力大。”詹长麟又向军统局南京区提出一个要求，说：“我有个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地撤离南京。我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我还有全家老小。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詹长麟的要求得到批准。詹氏兄弟制造“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
1939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向各方被邀请人士发出请帖的同时，立即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购酒。他在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老万全酒店买回4坛绍兴老陈酒。回到领事馆，他将酒由酒坛灌进酒瓶。
6月10日，是日本总领事馆举行宴会的日子，也是詹长炳、詹长麟实施投毒的日子。这天早晨，詹家所有人都集中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有詹士良夫妻、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但大家谁都不讲话。吃完饭后，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家属们则由军统“南京区”安排专人护送，从下关渡江去江北农村隐藏。
6月10日晚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照预定计划，事先就对人说：“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下医院。”宴会开始前，詹长麟负责温酒。为了投毒万无一失，詹长麟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偷偷把毒粉倒入酒瓶，并且使劲摇动，让毒粉均匀地溶解在酒里。开宴时他见酒席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便沉着镇定地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紧张地观察事态的进展。 可惜的是，当宴会开始时，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但伪“维新政府”的政要却都来了。
于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决定由本馆日本外交人员补充。总领事花轮义敬首先致辞，欢迎清水的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顿时宴席上群魔狂舞，人人都站起身，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举杯一饮而尽。
詹长麟躲在暗处，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知道任务已经完成，便急忙脱掉总领事馆的工作服，跳上自行车，骑出领事馆。他在傅厚岗与哥哥会合后，迅速驾车而去，出南京城门，赶到燕子矶江边。军统“南京区”的特工刘玉卿、王高科早奉命在那里等候，马上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
就在詹长麟离开总领事馆10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发觉酒中有异常味道，大叫：“不好，酒里有毒！”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中了不同程度的毒。酒宴立即停止，招来日本军医化验，结果发现酒中确有毒。但已有多人中毒倒地，日人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南京日军当局恼羞万分，迅速进行疯狂的报复。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供。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但当日伪宪警赶到他们的住处时，发现詹氏兄弟及其父母、妹妹与妻子儿女早已逃离南京。日伪当局立即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刊登）告示，画影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
从6月10日到7月10日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日伪当局在南京城内先后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1000多人次，进行拉网式的搜捕。日方还派便衣特务到上海租界跟踪追捕，但都一无所获。
军统借詹氏兄弟名义发信迷惑日寇
南京的军统地下组织为了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的南京同胞，也为了保护好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乃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名义，专门写了一封信，于6月25日从上海英、法租界寄给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花轮义敬，说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担一切责任，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信件全文如下：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詹长麟
6月25日
花轮义敬看信后暴跳如雷。因为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在信中声称他们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去香港，显然还将去中国的大后方，因而日军当局立即派遣特务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定下抓捕詹氏兄弟的行动方案。但结果仍一无所获，连詹氏兄弟的影子也没看见。
原来，在军统组织寄给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信中，声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将前往香港，再前往重庆大后方，是他们布下的烟幕弹。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根据军统组织的要求，对毒酒案作了连续5次报道，也都故作疑阵，进行配合。这烟幕弹果然起了作用，对日军起到了很好的迷惑作用，使日本当局再无法找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实际上，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并没有到上海，也没有到香港，更没有前往重庆大后方，而是在军统组织的帮助下，在南京长江以北的六合县的乡村一个人家躲避了一个时期，然后，就转移到浙江农村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姓埋名居住，直到抗战胜利。
在投毒案发生两年后的1941年，军统在南京的潜伏组织“南京区”被日军破获，绝大多数成员都遭日军杀害。在投毒行动中负责联系工作的“南京区”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在南京被日军逮捕后，日军对他说：“只要你说出毒酒案中投毒人的下落，就可以放了你。”可是他宁可死也不肯说，最后英勇就义。
抗日壮举榜上留名
在日伪严密统治的沦陷区中心南京，冒着全家杀头危险，策划与实施“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杀敌报国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有不同的遭遇。
抗战胜利后，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回到南京。弟弟詹长麟离开了军统组织，哥哥詹长炳则继续为军统干事。国民政府奖励给詹长麟5万元，以及一只“忠勇杀敌”银盾。詹长麟用这笔钱在南京中央门外开了一家旅馆、一家饭店、一家杂货店。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已任军统局外事组少将组长的赵士瑞，来到詹长麟的旅社，劝詹长麟一同去台湾，詹长麟不肯。詹长炳、詹长麟兄弟都留在南京。后来，哥哥詹长炳病逝于“文革”期间，弟弟詹长麟则在1956年以自己的三家店铺参加“公私合营”，成为私方人员，历经“文革”磨难，活到2007年，每月能领到1000多元的退休金，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与《南方周末》等多家报纸都采访过他，并作了报道。2007年2月1日，我为调查南京抗战史事，写作与修改《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再次采访了他。他告诉我说，他虽已年过九十，但身体无病，无忧无虑，每天都打太极拳。他说他能活到100岁。我面对这位饱经风霜、乐观向上的老人，不由生出由衷的敬意与无尽的感慨。
但岁月不饶人。2008年10月7日詹长麟老人无疾而终，享年95岁。2009年9月28日，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南京日报》公布了“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南京英雄模范人物名单及简介”，詹氏兄弟位列其中。
愿一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过贡献的人，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编辑 王鸽子）
目睹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10多万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开始了对中国军民的疯狂大屠杀。
日军首先把屠刀指向那些被俘的伤残军员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官兵。在南京城25米高的城墙上，日军将排成一列的俘虏一个接着一个用刺刀捅落到城外。接着又以坦克车开路，从南京东部、南部、西南部的各城门攻入城内，迅速地沿着城内各条大小街道向城北追击，一路上对最后撤退的中国官兵与惊慌失措地从家里逃出来的大量普通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扫射屠杀，使得南京的主要街道都成了“血路”。再接着，日军对溃退到南京城北长江边未及渡江，在陷入包围中被迫放下武器的大量中国战俘，以及无数的普通百姓，分批进行了集体大屠杀。
在日军完全控制了南京以后，又在南京城内外，分区进行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抓捕并屠杀已脱下军装的中国“便衣兵”。许多普通青壮年百姓，只是因为他们头发上有戴过帽子的痕迹或手上有老茧，或者只是因为他们被日军认为“可疑”，就被日军任意地抓捕杀戮。
大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1月底。日军疯狂进行的烧、杀、淫、掠，持续40多天，使南京变成了人间活地狱，中国军民被屠杀人数达30多万。
当时，有20多万中国难民涌进了南京城西部由西方侨民组建的“安全区”。他们经历九死一生，成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每个人都目睹了日军血腥的暴行，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账，每个人的内心中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就是其中的两人。
“老南京”詹氏兄弟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俩与其父亲詹士良、母詹潘氏、妹詹兰英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是世居南京的一户贫民家庭。他们祖籍安徽徽州，在明朝初年移居南京，历经数百年，成了地道的“老南京”。哥哥詹长炳，1910年生；弟弟詹长麟，又名詹长林，1913年生。
弟弟詹长麟自小就机警灵活。他在1928年刚15岁时就参加国民政府警卫旅，任旅长俞济时的小勤务兵。1932年初，他19岁，随军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战役，经历了战争的考验，锻炼了胆识与办事能力。后来他退伍，在南京黄泥岗的家中搞纺织谋生，日子过得艰难。
1934年4月，詹长麟得到了一次机遇，由其父亲的一位茶友王老先生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应试当仆役，每月可得8块银圆的工资。当时日本总领事馆招收中国仆役有四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詹长麟基本符合这些条件。日本总领事亲自对詹长麟面试，十分满意，让詹长麟当自己的仆从，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深得日本人信任。
令詹长麟想不到的是，那位王老先生介绍他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原来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一手策划与部署的。当时因日本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淞沪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并疯狂地向关内地区扩张，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各方面进行抗日备战的工作，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对日情报工作。介绍詹长麟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署。
詹长麟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被叫到市中心黄泥岗著名的鼓楼饭店，由人引进4号房间，见一位他不认识的人。那人开门见山，自我介绍说：“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组长，叫赵世瑞。是我们安排你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詹长麟说：“不知道。”
赵世瑞说：“目的就是要你去探听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进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初闻之下，詹长麟吃了一惊，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接着说：“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你了。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一是继续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搜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情报，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詹长麟镇静下来，想到日本小鬼子这几年对中国日益猖狂的侵略活动，想到他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与日寇的拼杀，想到他许多战死的战友，当即表示愿意为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工作。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秘密派遣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每月可得10元的薪金。
詹长麟加入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后，特务组织给他取代号65，化名袁露，并让他秘密接受了各种特工训练。詹长麟利用自己日本总领事仆从的身份，监视着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包括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他每天为日本总领事收发信件、打扫房间、传呼人员、采购物品、操办事情等，从中可以偷偷看到日本总领事来往的信件与各种绝密的文件。有时看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詹长麟就带回家中，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记录后，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信封上的邮戳是詹长麟现盖上去的，是他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出来的印章却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来没有露出过破绽。
詹长麟家的附近有一座关帝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与詹长麟约定，将关帝庙作为他们的秘密联络点。詹长麟让其母每天把他写成的情报悄悄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到时候就会有人来取走。同时，她也从关公像后面拿到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指示，带回家交给儿子。若有重大事件，詹长麟就将搜集的情报交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指定的黄泗清、杨立民等人传递上去。 1934年6月，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策划下，借口所谓日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挑起了一场震动中外的外交风波，即民国史上著名的“藏本英明失踪”案。日方诬称藏本英明是被中国政府的特工秘密绑架杀害了，并由此演绎成一场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甚至企图由此制造对中国的战争借口，就像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样。在这危急关头，刚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两个月的詹长麟，以其在日本总领事馆的所见所闻，及时报告首都警察厅外事组：藏本英明实际上是朝鲜人，很早就举家迁居日本，后来成了日本外交官；在藏本英明“失踪”那天晚上，詹长麟亲眼看到他乘坐日本总领事馆的一辆轿车，出城往中山陵方向开去了。首都警察厅根据詹长麟提供的情报与其他方面获得的消息，很快在中山陵后面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藏本英明，使日本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詹长麟就这样表面上为日本总领事馆当仆从，暗地里却在为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搜集情报。他两面拿工资，每月共得18元。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钱，所以家里的生活变得宽裕起来。不久后，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被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雇用当仆役，并和詹长麟一样，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军事情报组织。
兄弟二人为人向来朴实诚挚，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忠于职守，与上下相处得都很好；而且他们仅粗通文墨，不问世事，从无反日言论，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前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而詹长麟有了哥哥做帮手，情报工作也就更得心应手了。获得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将举行盛大宴会的情报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总领事馆设在白下路，1937年8月15日关闭。1937年12月初，侵华日军向南京进攻，詹长麟兄弟接到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情报组织要他们在南京潜伏、伺机重回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工作的命令。
1937年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后，屠杀了30万中国同胞。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亲眼看到日寇的暴行，而且家中也有妇女遭到日军的侮辱，怒火万丈。但是，他们因重任在肩，不得不忍辱负重，找到重回南京建立总领事馆的日本总领事，得以重回领事馆继续做勤杂工。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信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改设在鼓楼旁之原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被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重新召回馆内任仆役。日本人给他们兄弟一辆自行车，并发给他们兄弟写有“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标。他们外出工作时，戴着这样的袖标，在南京可以出入任何地方。
1938年，撤退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将原“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詹长麟、詹长炳兄弟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归军统局指挥，称为“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为钱新民。
1939年6月初，詹长麟从日本外务省的一封来信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在6月9日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视察。詹长麟当晚将这一情报传送出去，立即引起了军统潜伏组织“南京区”的高度关注。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立即主持召开骨干会议研究对策，要詹长麟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他从这些请柬中，得知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花轮义敬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三重。应邀参加酒会作陪的人员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报告给“南京区”。
军统局南京区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决定发动一次史无前例的投毒行动，出其不意地在日寇心脏上插进一刀，将日伪的核心分子一网打尽。行动若能获得成功，必将给正在奋战中的中国人民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给日寇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军统局南京区专门成立了投毒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任小组长，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系，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刘玉卿及王高科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詹长麟则被定为投毒的实施人。
“行动小组”对投毒行动作了周密的计划与部署。
詹长麟接受了任务后，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军统局南京区让詹长炳带来一支毒药，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的美国标志，里面是白色粉末，交给詹长麟说：“这是美国货，剧毒，效力大。”詹长麟又向军统局南京区提出一个要求，说：“我有个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地撤离南京。我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我还有全家老小。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詹长麟的要求得到批准。詹氏兄弟制造“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
1939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向各方被邀请人士发出请帖的同时，立即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购酒。他在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老万全酒店买回4坛绍兴老陈酒。回到领事馆，他将酒由酒坛灌进酒瓶。
6月10日，是日本总领事馆举行宴会的日子，也是詹长炳、詹长麟实施投毒的日子。这天早晨，詹家所有人都集中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有詹士良夫妻、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但大家谁都不讲话。吃完饭后，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家属们则由军统“南京区”安排专人护送，从下关渡江去江北农村隐藏。
6月10日晚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照预定计划，事先就对人说：“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下医院。”宴会开始前，詹长麟负责温酒。为了投毒万无一失，詹长麟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偷偷把毒粉倒入酒瓶，并且使劲摇动，让毒粉均匀地溶解在酒里。开宴时他见酒席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便沉着镇定地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紧张地观察事态的进展。 可惜的是，当宴会开始时，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但伪“维新政府”的政要却都来了。
于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决定由本馆日本外交人员补充。总领事花轮义敬首先致辞，欢迎清水的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顿时宴席上群魔狂舞，人人都站起身，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举杯一饮而尽。
詹长麟躲在暗处，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知道任务已经完成，便急忙脱掉总领事馆的工作服，跳上自行车，骑出领事馆。他在傅厚岗与哥哥会合后，迅速驾车而去，出南京城门，赶到燕子矶江边。军统“南京区”的特工刘玉卿、王高科早奉命在那里等候，马上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
就在詹长麟离开总领事馆10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发觉酒中有异常味道，大叫：“不好，酒里有毒！”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中了不同程度的毒。酒宴立即停止，招来日本军医化验，结果发现酒中确有毒。但已有多人中毒倒地，日人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南京日军当局恼羞万分，迅速进行疯狂的报复。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供。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但当日伪宪警赶到他们的住处时，发现詹氏兄弟及其父母、妹妹与妻子儿女早已逃离南京。日伪当局立即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刊登）告示，画影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
从6月10日到7月10日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日伪当局在南京城内先后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1000多人次，进行拉网式的搜捕。日方还派便衣特务到上海租界跟踪追捕，但都一无所获。
军统借詹氏兄弟名义发信迷惑日寇
南京的军统地下组织为了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的南京同胞，也为了保护好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乃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名义，专门写了一封信，于6月25日从上海英、法租界寄给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花轮义敬，说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担一切责任，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信件全文如下：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詹长麟
6月25日
花轮义敬看信后暴跳如雷。因为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在信中声称他们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去香港，显然还将去中国的大后方，因而日军当局立即派遣特务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定下抓捕詹氏兄弟的行动方案。但结果仍一无所获，连詹氏兄弟的影子也没看见。
原来，在军统组织寄给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信中，声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将前往香港，再前往重庆大后方，是他们布下的烟幕弹。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根据军统组织的要求，对毒酒案作了连续5次报道，也都故作疑阵，进行配合。这烟幕弹果然起了作用，对日军起到了很好的迷惑作用，使日本当局再无法找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实际上，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并没有到上海，也没有到香港，更没有前往重庆大后方，而是在军统组织的帮助下，在南京长江以北的六合县的乡村一个人家躲避了一个时期，然后，就转移到浙江农村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姓埋名居住，直到抗战胜利。
在投毒案发生两年后的1941年，军统在南京的潜伏组织“南京区”被日军破获，绝大多数成员都遭日军杀害。在投毒行动中负责联系工作的“南京区”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在南京被日军逮捕后，日军对他说：“只要你说出毒酒案中投毒人的下落，就可以放了你。”可是他宁可死也不肯说，最后英勇就义。
抗日壮举榜上留名
在日伪严密统治的沦陷区中心南京，冒着全家杀头危险，策划与实施“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杀敌报国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有不同的遭遇。
抗战胜利后，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回到南京。弟弟詹长麟离开了军统组织，哥哥詹长炳则继续为军统干事。国民政府奖励给詹长麟5万元，以及一只“忠勇杀敌”银盾。詹长麟用这笔钱在南京中央门外开了一家旅馆、一家饭店、一家杂货店。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已任军统局外事组少将组长的赵士瑞，来到詹长麟的旅社，劝詹长麟一同去台湾，詹长麟不肯。詹长炳、詹长麟兄弟都留在南京。后来，哥哥詹长炳病逝于“文革”期间，弟弟詹长麟则在1956年以自己的三家店铺参加“公私合营”，成为私方人员，历经“文革”磨难，活到2007年，每月能领到1000多元的退休金，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与《南方周末》等多家报纸都采访过他，并作了报道。2007年2月1日，我为调查南京抗战史事，写作与修改《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再次采访了他。他告诉我说，他虽已年过九十，但身体无病，无忧无虑，每天都打太极拳。他说他能活到100岁。我面对这位饱经风霜、乐观向上的老人，不由生出由衷的敬意与无尽的感慨。
但岁月不饶人。2008年10月7日詹长麟老人无疾而终，享年95岁。2009年9月28日，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南京日报》公布了“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南京英雄模范人物名单及简介”，詹氏兄弟位列其中。
愿一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过贡献的人，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编辑 王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