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有马背上民族的性格。我曾在一文中说：“我生有马背上民族的性格，有了目标，即不避艰险，勇于奋斗。”解放前，1947年6月，经《沈阳日报》作家铁汉（郁其文 ）介绍，参加了东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地下组织，甘冒白色恐怖，勇往直前。1948年5月，铁汉被捕，失去直线领导，即偕四名进步同学奔赴辽北解放区。后四同学留下，我被单独派回沈阳，如此担更大风险，一直坚持到1948年11月沈阳解放。
1950年10月，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时，机关动员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经一再申请被批准，于1950年10月18日（比战斗部队早一天）由辑安过江到达朝鲜满浦。部队番号是志后一分部司令部。我内勤外勤兼作，不惧炮火硝烟，亲手掩埋过战友的遗体（唐参谋），八个月后即入党，一年后荣立三等功（这一批司令部只我一人）。经历地下斗争和朝鲜战争的考验，对我青年时代树立新人生观，大有禆益。
从1947年参加革命后，有六年过供给制生活，每月发三元（东北币三万元）津贴费，有助于造就青年公而忘私的思想；在九年内换了五次工作，服从组织分配，无怨无悔。直到1956年走上文学编辑岗位，所幸择业成功，由于工作积极肯干，成长为骨干编辑，1980年省作家代表会上，我是受大会表扬的四名编辑之一。
我有一个教训。当时政治运动较多，时常应邀写诗配合，大约写了几十首诗，待编诗集时能选入的只几首，余者皆已枯萎，思之痛心。在新时期首次作家座谈会上，我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存在弊端”的话，当场受到批判，也遭受一个时期的有形无形的冷遇。我就这么硬挺着。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致《祝辞》中宣称：取消文艺从属于政治口号，代之以“二为”。我深感减压之喜悦。新时期伊始，“我是从痛楚地总结教训起步的，从揣摩文学规律起步的，从寻找真诚的‘自我’起步的。”头脑清醒了一些。这就是我面对丹东新时期文学起步时的思想基础。
起步时先抓“早”“破”“立”。新时期伊始，广大青年思文若渴、且在不辨方向之时，我们抓了三个字：“早”“破”“立”。抓“早”字喻之为“抢墒播种”；抓“破”字即首先批判“四人帮”的帮规帮论，在“破”中求“立”。
尽早办起一张文艺报。从1978年5月9日起办起《鸭绿江》文艺报（内刊），发表四县三区的作者作品，以为“实验田”。这在省内是率先之举。本报在发刊词中，强调批判“四人帮”，提倡“双百”方针，提倡“两结合”，提倡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多样化。这三“提倡”，在文艺形势尚未明朗时，并非轻易事。此报在二年多时间内，共出二十六期，发表作品四百五十二篇（首），有四百六十九人次作者亮相。可谓搅活了一池文学清波。于是又抓住时机，于1980年10月，正式创办《杜鹃》文学期刊。请茅盾先生题写刊名。待茅公手书的“杜鹃”二字登上封面时，丹东之《杜鹃》顿时使江海生辉。
尽早举办一期大型读书创作班。1978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用二十天时间，邀二十余名青年作者，借孤山大庙从简开班。因无经验可循，即从拨乱反正着手。因“四人帮”将书籍诬为“封资修”予以封存，青年作者长期无书可读，即选古今中外的名篇作为课本。如鲁迅的《一件小事》、都德的《最后一课》、杜鹏程的《铁路工地之夜》、话本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二十余篇，作者见书似见亲人，如梦初醒，开启了作者被封闭多年的文学视野。同时强调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发动大家打开“生活仓库”，“请现实主义回来”，然后分头写作。将学员的基础好的作品拿到大会上讨论修改，同时对小说的结构、构思、情节、细节、人物、主题、描写、语言、开头、结尾等一一涉及，灌输文学基本知识，向文学的本体靠拢。此次创作班共写出二十余篇作品，成绩显著。《辽宁日报》曾给予报道。
由于抓了“早”“破”“立”，这几步是走对了，遂使丹东新时期文学，因势而动，顺应规律而勃然兴起。
丹东新时期文学与全国文学基本同步。1978年5月，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遂演变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会议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上来，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以此为动力，迅速掀起了全国性的前所未有的革新文学浪潮：伤痕文学思潮、反思文学思潮、改革文学思潮。丹东作为一个地级市，它的文学发展，能与全国文学思潮基本同步，这是可喜的。而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特点是“批判精神”。试以丹东文学创作为例：
一对“文革”的质疑。如短篇小说《爆发》（王中和），表现一位人称“老镢头”的老贫农，为反对“四人帮”破坏农村经济、毁坏儿子前途的罪行，宁愿坐牢也要当面与“首长”作斗争的悲壮故事。如《妈妈石》（张涛），写一个被愚弄的青年学生，为加入红卫兵，竟绝情地将“右派”妈妈的“反动言行”当众揭发，妈妈被无情批斗含冤死于山石旁。笔锋均指向“文革”。
二对阶级斗争口号的质疑。小说《五更分二年》（张涛），写一个愚忠的老贫农，在除夕夜持火枪出外巡逻，误以雪人为阶级敌人而彻夜蹲守的故事。如《忍辱负重》（吴文泮），写一个优秀生产队长，只因是“摘帽右派”就步步设坎儿：搞副业就批“重副轻农”，搞技术革新就批“唯生产力论”，查封工场，拆卸机器，公社搞批判，妻子闹离婚，待到生产队脱贫致富时，队长已心力交瘁了。笔锋直指“阶级斗争天天讲”口号。
三对“个人迷信”的质疑。如《太阳》（安阳），写太阳“直转到与人们垂直的头顶”，经一场“烘灼”之后，人们又“盼望着”太阳“明天升起”。如《太阳的颜色》（李鸿璧），写太阳“晨阳如镜，午阳如炽，夕阳如火，并不一样红”。均为对“造神运动”提出质疑。
作家是时代的敏感神经。如上的作品还有不少。在社会政治形势尚未明朗之时，我作为主编，发表这样作品，必然会遭到非议。但我并未退缩，而且我又发表自己创作的长诗《我》，意在继续冲破禁区。时当六十年代，由于“左”的束缚，诗人写诗只能写“大我”，不能写“小我”。著名诗人郭小川在《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等诗中写了“我”，遭到了批判，于是“我”在诗中缺失了。我于1983年初，率先写出百余行长诗题目就叫《我》发表，“我”在诗中出现37次，并有“硬分什么‘大我小我’，‘我’自始存在于统一里”的直言不讳诗句，引起辽宁诗坛的一阵轰动。这并非我硬充“傻大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全国四次文代会邓小平《祝辞》精神鼓舞下，给我勇气，给我智慧，确信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文人自有良心在。后来，一位市委前领导说：“看来路地那些主张还是对的。”谢啦。 要办好刊物，须有一个团结奋斗的编辑部。编辑部最初三四人，后增至七八人，都未做过正式编辑工作，但他们都是作者，从作者到编辑，距离并不遥远。编辑部定有三条：一做好编辑工作，二多读书多写东西，三造就个人的正直人格，后一条我很看重。经过一段实践，逐步提高了编辑业务能力，都能独挡一面，都能写作品写评论，形成了一个“重思想、重艺术、重探索、重韵味”的有统一审美标准的群体。刊物被誉为“颇有特色的《杜鹃》”。编辑同行在丹东这片文学沃土上，都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编辑部曾办过一次不花钱的写作班，邀市内作者近二十人，利用周末两小时，举办小小说写作班。主题是：有些短篇越写越长，提倡“精短”，有些短篇泥实于故事，提倡“空灵”。先选范文一起讨论，然后拿出作品，在会上群帮。仅一个多月时间写成十几篇作品，在刊物上发了三次“小小说特辑”。上海少儿出版社来两位编辑，看过后说：“中国水平”。编辑们对写好短篇的要领深有领悟。
继省《鸭绿江》编辑部之后，我们也办起了“文学函授讲习所”，向全国招生，每年千余学员，各位编辑作辅导教师，对提高编辑业务能力甚为有效。编辑们辅导学员除每月有三十元劳务费外，决不私下分钱。拙文中说：“我任主编，凭知识与业务能力工作，凭公心、正气工作，多弯腰做事，少沾名利。注重团结，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创办《满族文学》。从1985年6月起，在辽宁、河北、吉林三省共建立十三个满族自治县（内一县为满蒙合建）。丹东地区就有岫岩（后划归鞍山）、凤城、宽甸三县，满族人口达一百二十万，创办《满族文学》呼声兴起。由省、市委宣传部上下沟通，市委宣传部向省呈递报告，省委宣传部批示：“《杜鹃》改为《满族文学》月刊对我省文艺期刊的门类和结构调整是有益的。”但邮电部门有言：要想向全国发行，必须提为省级刊物。遂即登门邀请省民委为刊物举办单位，经反复磋商，幸得同意（此刊举办单位原为省民委，后为省作协）。又经三次跑中国国际书店，办妥向国外发行合同。经过六进沈阳，三进北京，多少奔波，多少等待，多少说词，始办完向国内外发行手续。这实属一个特例。当年我已五十八岁，对满族文化事业，确有那么一股劲。
经赴京一位一位聘请顾问，请名家题词，请书法家为封面题字；还要邀请北京及东北三省的满族作家撰稿。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终于1986年6月第一期刊物出版，封面是大书法家启功手书的“满族文学”四字，足以令人醒目，开卷有关山复、溥杰、端木蕻良、舒群、马加、胡絜青、关沫南、侯宝林、王蒙等名家题词，新刊体貌，好生壮观，遂引起国内外不同凡响。日本《东方》杂志绘制封面，发布消息，推介刊物，并有满学家太田辰夫寄来汉语文章发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满学家乔瓦尼？斯达里来函盛赞说：“我们欧洲研究满族的学者，等待这样的中文杂志已经很久了……”，并寄汉语文章发表。继之有美、德、奥地利、新加坡及港台等来函，或要求订阅，或寄来文章、画作发表，一时间来自世界东、西方的关注目光，聚焦于中国的边城丹东，由此传为佳话。为办《满族文学》，关山复、端木蕻良、马加三位满族尊长，由京、沈分别给予我多方扶助，乃我此生之幸。中科院《民族文学研究》主编、我的族友关纪新，于百忙之中，不分巨细，诚意助我，乃我之好运。
“丹东文学风景”。时至八十年代中期，丹东文学出现了腾飞的大好形势，作者人数近半百，创作势头甚佳，引起了省内外的瞩目。一批作者走向辽宁，走向全国，如张涛、于德才、林和平、王金力、王鸣久、宋长江、张忠军、王中和等，后又有于晓威、姜庆乙、李燕子、黄文科等，连同原有的中年作者，作者队伍形成梯次，甚为壮观。省文学评论家李作祥著专文《丹东文学风景素描》予以赞许：“看到了一派生机、令人刮目的丹东文学风景”，“居于全省文坛的显要位置”，不仅“享誉辽宁文坛，并为辽宁乃至全国的文坛增色。”
多赖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长仁，为《杜鹃》创刊号撰文《为<杜鹃>培土浇水》，文中强调“要繁荣创作，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把握时代脉搏，反映人民意愿”；“加强文艺评论，贯彻‘三不主义’”等。从理论到实践，阐释得如此透辟，这在八十年代初是很不易做到的，对文学创作起了推动作用。市委宣传部为创办《杜鹃》、《满族文学》几次三番呈递报告、使用公章，处处开绿灯；为“特招”两名农村青年作者来编辑部，宣传部写报告呈市委书记，李书记当即指示以“特招”批给市劳动局孙局长，终于调入，此二人都成长为作家、刊物主编。市委副书记牟心海曾几次说：“他（路地）是省里来的老编辑，放手让他去干……”支持我的工作。市长郑平，副市长赵华，经反复研究做工作，在财政紧缩情况下批准刊物年度经费十二万元，此件至今犹存。市领导如此关怀支持，使我们感到顺风顺水，诸事通达。
离休不离岗。我于1988年8月离休。其实离休就是换个“工种”。首先做了一件大事：举办中国首届满族文学评奖。此举由我首创立项并个人集资，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主编关纪新族友联手筹办。1991年4月发出《评奖启事》，共收到海内外满族作家著作百余种，经筛选、评定，最后揭晓。1992年5月28日在京举行隆重颁奖会，各地满族作家、在京满族人士及媒体，近二百人到会。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李学智、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江华、国家最高检原副检察长关山复等，为获奖作家颁奖。伍副主任即席讲话，肯定了由单一少数民族举办的全国性文学评奖活动，并以老舍为旗帜，肯定了满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使到会满族作家很受鼓舞。此举除中央各媒体给予报道之外，已见有法国《欧洲时报》、美国《侨报》、泰国《新中原报》及《香港时报》等，均在显著位置给予报道，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世界波。第二届满族文学评奖，于1997年举行，未开颁奖会。后因无处筹资，遂停。
离休后二十六年来，共出版个人著作十种（离休前有两种），近二百万字。其中有两本诗集同名为《鸭绿江吟》，共四百零五首，诗论者说：“写下这么多对鸭绿江的恋歌，这在中国近百年现代诗歌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主编书籍十六种，共六百万字。（见附件）这在同龄同业中应属负重者。
我做编辑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深知要做好编辑工作，须有文学理论的较深修养，须有敢于创新的胆识，须有为人“做嫁”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种高尚的创造性的劳动，确有值得终生珍记和回味的东西。新时期十年，是我在岗的最后十年，是检验我独立能力的十年，是发挥个人才智的十年。自己既当船长又当水手，尽管国务院规定的干部休假一次未休，但自己收获的是一份成就感。
我今年已八十六岁，少年时在故乡十七年（含在岫岩读中学四年），在沈阳二十三年（含在朝鲜作战三年），而在丹东达四十五年（含宽甸插队三年），比前二时段相加还多四年，丹东是我真实意义上的故乡，我愿伴着楼窗外的鸭绿江和楼门前的银杏树，终了一生。人们曾赞誉我为“丹东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人”。我曾对新时期十年自信地说：“这是我生命中自主的十年”，能说出这句话：感谢丹东。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满族文学》顾问等，职称为编审。曾获丹东市政府首届园丁奖，辽宁作协首届优秀会员奖“勤耕奖”，中国作协授予“对我国文学事业做出贡献”的老编辑荣誉奖，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分别授予“从文六十年”的荣誉证书和证章。诗集《淡淡的紫雾》获中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优秀创作奖，并被聘为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评委。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两枚。名录被收入《满族大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多种典籍。
（2014年，为应《盛京满族家谱选》之邀而作此文，有我家富察氏家谱入选。）
〔责任编辑 李羡杰〕
1950年10月，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时，机关动员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经一再申请被批准，于1950年10月18日（比战斗部队早一天）由辑安过江到达朝鲜满浦。部队番号是志后一分部司令部。我内勤外勤兼作，不惧炮火硝烟，亲手掩埋过战友的遗体（唐参谋），八个月后即入党，一年后荣立三等功（这一批司令部只我一人）。经历地下斗争和朝鲜战争的考验，对我青年时代树立新人生观，大有禆益。
从1947年参加革命后，有六年过供给制生活，每月发三元（东北币三万元）津贴费，有助于造就青年公而忘私的思想；在九年内换了五次工作，服从组织分配，无怨无悔。直到1956年走上文学编辑岗位，所幸择业成功，由于工作积极肯干，成长为骨干编辑，1980年省作家代表会上，我是受大会表扬的四名编辑之一。
我有一个教训。当时政治运动较多，时常应邀写诗配合，大约写了几十首诗，待编诗集时能选入的只几首，余者皆已枯萎，思之痛心。在新时期首次作家座谈会上，我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存在弊端”的话，当场受到批判，也遭受一个时期的有形无形的冷遇。我就这么硬挺着。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致《祝辞》中宣称：取消文艺从属于政治口号，代之以“二为”。我深感减压之喜悦。新时期伊始，“我是从痛楚地总结教训起步的，从揣摩文学规律起步的，从寻找真诚的‘自我’起步的。”头脑清醒了一些。这就是我面对丹东新时期文学起步时的思想基础。
起步时先抓“早”“破”“立”。新时期伊始，广大青年思文若渴、且在不辨方向之时，我们抓了三个字：“早”“破”“立”。抓“早”字喻之为“抢墒播种”；抓“破”字即首先批判“四人帮”的帮规帮论，在“破”中求“立”。
尽早办起一张文艺报。从1978年5月9日起办起《鸭绿江》文艺报（内刊），发表四县三区的作者作品，以为“实验田”。这在省内是率先之举。本报在发刊词中，强调批判“四人帮”，提倡“双百”方针，提倡“两结合”，提倡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多样化。这三“提倡”，在文艺形势尚未明朗时，并非轻易事。此报在二年多时间内，共出二十六期，发表作品四百五十二篇（首），有四百六十九人次作者亮相。可谓搅活了一池文学清波。于是又抓住时机，于1980年10月，正式创办《杜鹃》文学期刊。请茅盾先生题写刊名。待茅公手书的“杜鹃”二字登上封面时，丹东之《杜鹃》顿时使江海生辉。
尽早举办一期大型读书创作班。1978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用二十天时间，邀二十余名青年作者，借孤山大庙从简开班。因无经验可循，即从拨乱反正着手。因“四人帮”将书籍诬为“封资修”予以封存，青年作者长期无书可读，即选古今中外的名篇作为课本。如鲁迅的《一件小事》、都德的《最后一课》、杜鹏程的《铁路工地之夜》、话本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二十余篇，作者见书似见亲人，如梦初醒，开启了作者被封闭多年的文学视野。同时强调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发动大家打开“生活仓库”，“请现实主义回来”，然后分头写作。将学员的基础好的作品拿到大会上讨论修改，同时对小说的结构、构思、情节、细节、人物、主题、描写、语言、开头、结尾等一一涉及，灌输文学基本知识，向文学的本体靠拢。此次创作班共写出二十余篇作品，成绩显著。《辽宁日报》曾给予报道。
由于抓了“早”“破”“立”，这几步是走对了，遂使丹东新时期文学，因势而动，顺应规律而勃然兴起。
丹东新时期文学与全国文学基本同步。1978年5月，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遂演变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会议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上来，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以此为动力，迅速掀起了全国性的前所未有的革新文学浪潮：伤痕文学思潮、反思文学思潮、改革文学思潮。丹东作为一个地级市，它的文学发展，能与全国文学思潮基本同步，这是可喜的。而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特点是“批判精神”。试以丹东文学创作为例：
一对“文革”的质疑。如短篇小说《爆发》（王中和），表现一位人称“老镢头”的老贫农，为反对“四人帮”破坏农村经济、毁坏儿子前途的罪行，宁愿坐牢也要当面与“首长”作斗争的悲壮故事。如《妈妈石》（张涛），写一个被愚弄的青年学生，为加入红卫兵，竟绝情地将“右派”妈妈的“反动言行”当众揭发，妈妈被无情批斗含冤死于山石旁。笔锋均指向“文革”。
二对阶级斗争口号的质疑。小说《五更分二年》（张涛），写一个愚忠的老贫农，在除夕夜持火枪出外巡逻，误以雪人为阶级敌人而彻夜蹲守的故事。如《忍辱负重》（吴文泮），写一个优秀生产队长，只因是“摘帽右派”就步步设坎儿：搞副业就批“重副轻农”，搞技术革新就批“唯生产力论”，查封工场，拆卸机器，公社搞批判，妻子闹离婚，待到生产队脱贫致富时，队长已心力交瘁了。笔锋直指“阶级斗争天天讲”口号。
三对“个人迷信”的质疑。如《太阳》（安阳），写太阳“直转到与人们垂直的头顶”，经一场“烘灼”之后，人们又“盼望着”太阳“明天升起”。如《太阳的颜色》（李鸿璧），写太阳“晨阳如镜，午阳如炽，夕阳如火，并不一样红”。均为对“造神运动”提出质疑。
作家是时代的敏感神经。如上的作品还有不少。在社会政治形势尚未明朗之时，我作为主编，发表这样作品，必然会遭到非议。但我并未退缩，而且我又发表自己创作的长诗《我》，意在继续冲破禁区。时当六十年代，由于“左”的束缚，诗人写诗只能写“大我”，不能写“小我”。著名诗人郭小川在《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等诗中写了“我”，遭到了批判，于是“我”在诗中缺失了。我于1983年初，率先写出百余行长诗题目就叫《我》发表，“我”在诗中出现37次，并有“硬分什么‘大我小我’，‘我’自始存在于统一里”的直言不讳诗句，引起辽宁诗坛的一阵轰动。这并非我硬充“傻大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全国四次文代会邓小平《祝辞》精神鼓舞下，给我勇气，给我智慧，确信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文人自有良心在。后来，一位市委前领导说：“看来路地那些主张还是对的。”谢啦。 要办好刊物，须有一个团结奋斗的编辑部。编辑部最初三四人，后增至七八人，都未做过正式编辑工作，但他们都是作者，从作者到编辑，距离并不遥远。编辑部定有三条：一做好编辑工作，二多读书多写东西，三造就个人的正直人格，后一条我很看重。经过一段实践，逐步提高了编辑业务能力，都能独挡一面，都能写作品写评论，形成了一个“重思想、重艺术、重探索、重韵味”的有统一审美标准的群体。刊物被誉为“颇有特色的《杜鹃》”。编辑同行在丹东这片文学沃土上，都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编辑部曾办过一次不花钱的写作班，邀市内作者近二十人，利用周末两小时，举办小小说写作班。主题是：有些短篇越写越长，提倡“精短”，有些短篇泥实于故事，提倡“空灵”。先选范文一起讨论，然后拿出作品，在会上群帮。仅一个多月时间写成十几篇作品，在刊物上发了三次“小小说特辑”。上海少儿出版社来两位编辑，看过后说：“中国水平”。编辑们对写好短篇的要领深有领悟。
继省《鸭绿江》编辑部之后，我们也办起了“文学函授讲习所”，向全国招生，每年千余学员，各位编辑作辅导教师，对提高编辑业务能力甚为有效。编辑们辅导学员除每月有三十元劳务费外，决不私下分钱。拙文中说：“我任主编，凭知识与业务能力工作，凭公心、正气工作，多弯腰做事，少沾名利。注重团结，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创办《满族文学》。从1985年6月起，在辽宁、河北、吉林三省共建立十三个满族自治县（内一县为满蒙合建）。丹东地区就有岫岩（后划归鞍山）、凤城、宽甸三县，满族人口达一百二十万，创办《满族文学》呼声兴起。由省、市委宣传部上下沟通，市委宣传部向省呈递报告，省委宣传部批示：“《杜鹃》改为《满族文学》月刊对我省文艺期刊的门类和结构调整是有益的。”但邮电部门有言：要想向全国发行，必须提为省级刊物。遂即登门邀请省民委为刊物举办单位，经反复磋商，幸得同意（此刊举办单位原为省民委，后为省作协）。又经三次跑中国国际书店，办妥向国外发行合同。经过六进沈阳，三进北京，多少奔波，多少等待，多少说词，始办完向国内外发行手续。这实属一个特例。当年我已五十八岁，对满族文化事业，确有那么一股劲。
经赴京一位一位聘请顾问，请名家题词，请书法家为封面题字；还要邀请北京及东北三省的满族作家撰稿。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终于1986年6月第一期刊物出版，封面是大书法家启功手书的“满族文学”四字，足以令人醒目，开卷有关山复、溥杰、端木蕻良、舒群、马加、胡絜青、关沫南、侯宝林、王蒙等名家题词，新刊体貌，好生壮观，遂引起国内外不同凡响。日本《东方》杂志绘制封面，发布消息，推介刊物，并有满学家太田辰夫寄来汉语文章发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满学家乔瓦尼？斯达里来函盛赞说：“我们欧洲研究满族的学者，等待这样的中文杂志已经很久了……”，并寄汉语文章发表。继之有美、德、奥地利、新加坡及港台等来函，或要求订阅，或寄来文章、画作发表，一时间来自世界东、西方的关注目光，聚焦于中国的边城丹东，由此传为佳话。为办《满族文学》，关山复、端木蕻良、马加三位满族尊长，由京、沈分别给予我多方扶助，乃我此生之幸。中科院《民族文学研究》主编、我的族友关纪新，于百忙之中，不分巨细，诚意助我，乃我之好运。
“丹东文学风景”。时至八十年代中期，丹东文学出现了腾飞的大好形势，作者人数近半百，创作势头甚佳，引起了省内外的瞩目。一批作者走向辽宁，走向全国，如张涛、于德才、林和平、王金力、王鸣久、宋长江、张忠军、王中和等，后又有于晓威、姜庆乙、李燕子、黄文科等，连同原有的中年作者，作者队伍形成梯次，甚为壮观。省文学评论家李作祥著专文《丹东文学风景素描》予以赞许：“看到了一派生机、令人刮目的丹东文学风景”，“居于全省文坛的显要位置”，不仅“享誉辽宁文坛，并为辽宁乃至全国的文坛增色。”
多赖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长仁，为《杜鹃》创刊号撰文《为<杜鹃>培土浇水》，文中强调“要繁荣创作，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把握时代脉搏，反映人民意愿”；“加强文艺评论，贯彻‘三不主义’”等。从理论到实践，阐释得如此透辟，这在八十年代初是很不易做到的，对文学创作起了推动作用。市委宣传部为创办《杜鹃》、《满族文学》几次三番呈递报告、使用公章，处处开绿灯；为“特招”两名农村青年作者来编辑部，宣传部写报告呈市委书记，李书记当即指示以“特招”批给市劳动局孙局长，终于调入，此二人都成长为作家、刊物主编。市委副书记牟心海曾几次说：“他（路地）是省里来的老编辑，放手让他去干……”支持我的工作。市长郑平，副市长赵华，经反复研究做工作，在财政紧缩情况下批准刊物年度经费十二万元，此件至今犹存。市领导如此关怀支持，使我们感到顺风顺水，诸事通达。
离休不离岗。我于1988年8月离休。其实离休就是换个“工种”。首先做了一件大事：举办中国首届满族文学评奖。此举由我首创立项并个人集资，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主编关纪新族友联手筹办。1991年4月发出《评奖启事》，共收到海内外满族作家著作百余种，经筛选、评定，最后揭晓。1992年5月28日在京举行隆重颁奖会，各地满族作家、在京满族人士及媒体，近二百人到会。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李学智、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江华、国家最高检原副检察长关山复等，为获奖作家颁奖。伍副主任即席讲话，肯定了由单一少数民族举办的全国性文学评奖活动，并以老舍为旗帜，肯定了满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使到会满族作家很受鼓舞。此举除中央各媒体给予报道之外，已见有法国《欧洲时报》、美国《侨报》、泰国《新中原报》及《香港时报》等，均在显著位置给予报道，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世界波。第二届满族文学评奖，于1997年举行，未开颁奖会。后因无处筹资，遂停。
离休后二十六年来，共出版个人著作十种（离休前有两种），近二百万字。其中有两本诗集同名为《鸭绿江吟》，共四百零五首，诗论者说：“写下这么多对鸭绿江的恋歌，这在中国近百年现代诗歌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主编书籍十六种，共六百万字。（见附件）这在同龄同业中应属负重者。
我做编辑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深知要做好编辑工作，须有文学理论的较深修养，须有敢于创新的胆识，须有为人“做嫁”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种高尚的创造性的劳动，确有值得终生珍记和回味的东西。新时期十年，是我在岗的最后十年，是检验我独立能力的十年，是发挥个人才智的十年。自己既当船长又当水手，尽管国务院规定的干部休假一次未休，但自己收获的是一份成就感。
我今年已八十六岁，少年时在故乡十七年（含在岫岩读中学四年），在沈阳二十三年（含在朝鲜作战三年），而在丹东达四十五年（含宽甸插队三年），比前二时段相加还多四年，丹东是我真实意义上的故乡，我愿伴着楼窗外的鸭绿江和楼门前的银杏树，终了一生。人们曾赞誉我为“丹东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人”。我曾对新时期十年自信地说：“这是我生命中自主的十年”，能说出这句话：感谢丹东。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满族文学》顾问等，职称为编审。曾获丹东市政府首届园丁奖，辽宁作协首届优秀会员奖“勤耕奖”，中国作协授予“对我国文学事业做出贡献”的老编辑荣誉奖，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分别授予“从文六十年”的荣誉证书和证章。诗集《淡淡的紫雾》获中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优秀创作奖，并被聘为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评委。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两枚。名录被收入《满族大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多种典籍。
（2014年，为应《盛京满族家谱选》之邀而作此文，有我家富察氏家谱入选。）
〔责任编辑 李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