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与廉，是我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要求，更是鉴别官德的一面明镜，照一照，品行优劣，原形毕现。
　　《孝经·开宗明义》说：“夫孝，德之本也。”《论语》多处谈及孝，综合起来，孔老夫子的意思是，父母在世时，为人子女者，要内心恭敬，神色和悦，行为符合义理;另外，必须尽力做好一切事情，以免除父母的担忧……这些皆能做到，才算是孝。王璞的《增广贤文》开篇就说，“孝当竭力”;王永彬于《围炉夜话》里强调，“百善孝为先”;庄子对孝的阐述，意味更深更广，由亲及人，由人及天下，爱天下人，为孝的最高境界。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无不把孝、廉当作为官从政的人格道德基础，这无疑是符合人性本原的高明之举。尽管在执行中时常走样变形，但主导思想没错。最早把廉置于道德范畴的是《周礼·天官冢宰》，提出整顿吏治，必须按“六廉”进行：一是廉善，二是廉能，三是廉敬，四是廉正，五是廉法，六是廉辨。倘若欲做到“六廉”，首先必须做到孝，因为，孝为百善之首，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怎会爱百姓？怎会廉善、廉敬？更不会“爱民如子”。再说了，一个不孝之人，做人尚且在道德标准之下，为官必定大失官德，从政难免走偏向邪，为害一方。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在《管子》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维者，纲绳之谓。百姓尤其从政者，是否崇礼、行义、廉洁、知耻，关乎国家的兴亡成败，而廉乃为关键。孝与廉，如同人字的一撇一捺，相互支撑。按孔圣人的说法，“必须尽力做好一切事情，以免除父母的担忧”，凡事皆应“合义理”，那么只有做到廉，才不至于作奸犯科辱没门风，才可免除双亲的担忧。可以说，孝与廉，互促而进，相悖而废，孝是廉的基础，廉又是孝的应有之义。
　　“自古忠臣多孝子，君选贤臣举孝廉。”把孝与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则始于汉武帝时期。《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至朝廷，后称之为举孝廉。举荐到朝廷的孝廉，暂不授实职，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历练“观大臣之能”，再据对孝、廉、能的考察结果，任命不同的职位。
　　汉武帝的本意，是想以举荐孝廉的方式，来教化民心，打通底层上升通道，提高百姓道德素养，并以此为导向，引导人们向善向孝向廉向上，从而净化社会风气。然而，在有一定收效的同時，也伴生出腐败现象。某些地方官员在举荐时，不是唯孝唯廉是举，而是假公济私，受贿赂，拉帮派，搞裙带关系，反使豪门世族受益，举荐了不少伪孝廉，反倒有损社稷。因此，岁举孝廉逐渐转向了朝廷统一考试。
　　东晋陶侃，在做洵阳县鱼坝监管时，为孝敬娘亲，派人送一罐鱼干给母亲。岂料陶母不仅不受，还在退回鱼干时，捎信给陶侃说：“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为不益，乃增吾忧也！”陶侃阅信，甚为愧悔，不廉之孝，实为大不孝。自此，陶侃清慎至终，不令母忧。
　　如今，一些地方或单位将孝的表现与个人升迁挂钩，将廉洁与否作为一票否决的利器，是很有远见的。但也同样面对伪孝廉的问题，如何辨识“两面人”，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据沈阳市纪委监委网站消息披露，沈阳市纪委监委在考察干部的时候，“将夫妻感情是否和睦，对父母是否孝顺，是否拖欠物业费”等情况纳入对干部的考察范围，通过面谈辨识，进行家访、社区访，不仅耳闻，还要目睹，既要了解家教家风、业余爱好，又要了解邻里关系、道德品行和廉洁方面的小节，为选人用人作重要参考。
　　透过细节、小节，往往能看清一个人的本质，将孝廉纳入德操考察范围，无疑点准了穴位。倘若发现有失孝廉的苗头，不仅不可用，还应尽早打打“预防针”，防患于未然，着实值得点赞。
　　古代要求做人须具备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廉不仅都包含于内，而且孝还居八德首位。孝是个人品德和社会公德的基础，是做人之本和道德底线。而孝廉，更是为官者的基本底色。欲判断为官者的品德操守如何，孝廉是最好的参照，“德有伤，贻亲羞”，不孝不廉，岂能做好公仆？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乃孝廉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