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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是民盟的主体界别之一，不过，其参政议政并不局限于教育领域
“民盟一直是民主党派中成员最多的政党。特别是最近八年，民盟成員从2007年的18万余人，发展到现在的27.4万人，年均发展成员一万余人，而且大多数是高学历人才。这从侧面反映了民盟的社会影响力。”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徐辉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教育界是民盟的主体界别之一，不过，其参政议政并不局限于教育领域。
“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国家中心任务的。2013年以来，我们已向中共中央递交了38篇政策建议信，都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徐辉说，“我们参政议政的工作原则是，‘不调研，不发言’。”
“教授之家”“校长之家”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民主同盟是八个民主党派中成员最多的政党，如今你们的成员构成是怎样的？
徐辉：发展到今天，民盟成员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万多人发展到27.4万人，民盟一直是民主党派中成员最多的政党。特别是最近八年，民盟从2007年的18万余人，发展到27.4万人，年均发展成员一万余人，而且大多数是高学历人才，这从侧面反映出民盟的社会影响力。
现在，民盟主要是由从事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其中，高教界占23.3%，普教界占30.5%，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占5.8%，科学技术界占8.7%，医卫界占8.8%。
用张宝文主席的话说：“如果把民盟比喻为一个大家庭的话，那民盟就是一个教育世家，而且代不乏人”。
《瞭望东方周刊》：民盟曾经被称作“教授之家”“校长之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
徐辉：民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盟向来以高等教育为界别特色。民盟的成员主要是高中级知识分子，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成员占80%以上。代表人士不乏张澜、陶行知、费孝通、梁漱溟、梁思成、钱伟长这样的大家。
目前，民盟成员中担任高校校长、院长的有166人。担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有66人，民盟中央原主席丁石孙先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原主席蒋树声先生曾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所以，我们曾经被称为“教授之家”“校长之家”。
同时，我们在科技领域和文艺界也是名家众多。比如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和华罗庚，科学家钱伟长、童第周，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尚小云，诗人闻一多、臧克家，文化名人季羡林、任继愈，艺术家刘开渠、吴作人都是民盟成员。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参政党，民盟如何发挥作用？
徐辉：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民盟中央原主席费孝通先生提出：“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以高层协商和建言为例，2013年至今，民盟中央多次参加高层协商会、座谈会，历次主题包括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文件、“十三五”规划制订、政府工作报告、年中和年底经济形势等。
此外，我们就政府职能转变、巩固教育经费投入保障体系、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两高”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肯定。
依托重点调研，我们向中共中央递交了38篇政策建议信，就加强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综合开发、服务贸易发展、大学生就业创业环境优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都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
《瞭望东方周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如何确定选题，如何调研？
徐辉：需要强调的是，张宝文主席要求“不调研，不发言”。比如“加强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综合发展”的调研。我们认为，饭碗要握在自己手里。西北地区受自然环境等因素制约，生态非常脆弱，但又分布着大量农业后备资源，潜力很大。实施西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开发，对国家粮食安全和推动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2013年，张宝文主席先后两次率队去西北调研农业综合开发情况。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他考察了基本农田建设、新品种选育、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在甘肃，他考察了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生态移民及扶贫开发、“校地共建”农业节水试验。
《瞭望东方周刊》：调研之后，你们提出了哪些建议？效果如何？
徐辉：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写了个报告，建议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支持种植业“压夏扩秋”，在适宜地区实施夏粮改种秋粮，小麦改种玉米，力求降水和作物需水同步。我们还建议尽快开工启动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向黄河流域及其附近的河西走廊地区供水，有效解决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地的缺水问题。
在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又提炼出《关于加强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综合开发，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议》，并于2014年4月报送给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汪洋副总理的重要批示。
2015年7月8日，多个部门联合出台了《促进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有我们的贡献。
“教育振兴，民盟有责”
《瞭望东方周刊》：教育是民盟的主要界别特色。围绕教育，民盟做了哪些工作？
徐辉：教育问题始终是民盟中央建言献策的重要领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以教育为主要界别特色的参政党，可以说“教育振兴，民盟有责”。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提交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化教育财政制度改革的建议》，提了三点建议：以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为突破口，以新一轮转移支付体制改革为契机，厘清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以激发企业和社会积极性为职业教育财政体制改革重点，逐步建立市场导向的职教投入机制；改革现有拨款体系、机制，加强和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支持。 长期以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就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围绕教育经费保障、大学生就业创业环境优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问题，我们的报告都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重视和重要批示。
2013年以来，我们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的有关教育问题的大会发言、提案就有20多篇。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教育的调研建言，能否具体举个例子。
徐辉：2015年，我们受国务院委托，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了专题调研。
调研中，张宝文主席带队，考察了北京、江苏、陕西、河南和重庆等地。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青海大学等39所高校的负责人参加了我们的座谈。
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十条建议。
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布局，我们建议逐步提高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招生比例，设立“国家高等教育西部人才岗”。
比如，关于大学生创业存在创业率低、层次低和成功率低的问题，我们建议拓宽高校创业教育覆盖面，创建“创业型”大学。
再比如，关于“一带一路”与国际大学合作，我们建议设立“一带一路”国家青年奖学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学互认学历学分，资助联合培养学生。
我们的政策建议信递交后，刘延东副总理作了重要批示。
把脉开发区
《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民盟中央的大调研是“改革开发区管理体制，促进开发区转型创新发展”。这次大调研的背景是什么？
徐辉：这个题目是民盟中央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央统战部统一组织下进行的大调研。
中共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我们与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沟通交流后，就决定以“开发区转型创新发展”为切入口，并最终定题“改革开发区管理体制，促进开发区转型创新发展”。
事实上，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开展过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工作。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各类开发区过多过滥、一些地方借开发区之名乱占耕地、侵犯农民权益，等等。
到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联合发布了《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将各类开发区由6866个核减到1568个。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这次大调研发现了什么问题？
徐辉：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突飞猛进，在促进发展、繁荣和吸纳就业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也出现了发展定位不清晰、产业特色不鲜明、配套服务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政策优惠过多过滥和缺少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尤其是，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差距。
目前，国家公示的各类省级以上开发区已达1568个，国家级经濟开发区21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46个。
纵向上看，这些开发区虽然都有一个管委会——有的开发区管委会与所在地政府是一套班子，有的单独设立管委会管理，有的则由所在地政府指定一个部门负责管理，有的甚至归街道办管理。但不管由谁管理，多数管委会仅是上一级政府的行政派出机构，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更没有行政审批权。由此，便带来了“多头管理”、政策“碎片化”、“缺乏话语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我们调研组在各地遇到的共同问题。
除此之外，有些开发区，为了争抢热点项目，未对市场行情进行精确评估，最终形成的产业集群功能趋同，毫无特色可言。还有些地方出于招商引资需要，互相比优惠、拼政策，甚至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产业。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徐辉：我认为，理顺关系是当务之急。我们建议，进一步理顺开发区管理中各方面的关系，成立中央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开发区建设和管理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开发区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形成政策合力。
另外，可以针对开发区本身，出台或修订开发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开发区设立及管理的基本事项，保障其必要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我们还建议建立开发区的“退出机制”。比如，可以根据入选国家级、省级、市级开发区的条件清单，对各类开发区实行动态管理，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开发区警告降级，直至摘牌。
“民盟一直是民主党派中成员最多的政党。特别是最近八年，民盟成員从2007年的18万余人，发展到现在的27.4万人，年均发展成员一万余人，而且大多数是高学历人才。这从侧面反映了民盟的社会影响力。”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徐辉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教育界是民盟的主体界别之一，不过，其参政议政并不局限于教育领域。
“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国家中心任务的。2013年以来，我们已向中共中央递交了38篇政策建议信，都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徐辉说，“我们参政议政的工作原则是，‘不调研，不发言’。”
“教授之家”“校长之家”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民主同盟是八个民主党派中成员最多的政党，如今你们的成员构成是怎样的？
徐辉：发展到今天，民盟成员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万多人发展到27.4万人，民盟一直是民主党派中成员最多的政党。特别是最近八年，民盟从2007年的18万余人，发展到27.4万人，年均发展成员一万余人，而且大多数是高学历人才，这从侧面反映出民盟的社会影响力。
现在，民盟主要是由从事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其中，高教界占23.3%，普教界占30.5%，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占5.8%，科学技术界占8.7%，医卫界占8.8%。
用张宝文主席的话说：“如果把民盟比喻为一个大家庭的话，那民盟就是一个教育世家，而且代不乏人”。
《瞭望东方周刊》：民盟曾经被称作“教授之家”“校长之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
徐辉：民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盟向来以高等教育为界别特色。民盟的成员主要是高中级知识分子，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成员占80%以上。代表人士不乏张澜、陶行知、费孝通、梁漱溟、梁思成、钱伟长这样的大家。
目前，民盟成员中担任高校校长、院长的有166人。担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有66人，民盟中央原主席丁石孙先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原主席蒋树声先生曾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所以，我们曾经被称为“教授之家”“校长之家”。
同时，我们在科技领域和文艺界也是名家众多。比如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和华罗庚，科学家钱伟长、童第周，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尚小云，诗人闻一多、臧克家，文化名人季羡林、任继愈，艺术家刘开渠、吴作人都是民盟成员。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参政党，民盟如何发挥作用？
徐辉：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民盟中央原主席费孝通先生提出：“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以高层协商和建言为例，2013年至今，民盟中央多次参加高层协商会、座谈会，历次主题包括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文件、“十三五”规划制订、政府工作报告、年中和年底经济形势等。
此外，我们就政府职能转变、巩固教育经费投入保障体系、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两高”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肯定。
依托重点调研，我们向中共中央递交了38篇政策建议信，就加强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综合开发、服务贸易发展、大学生就业创业环境优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都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
《瞭望东方周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如何确定选题，如何调研？
徐辉：需要强调的是，张宝文主席要求“不调研，不发言”。比如“加强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综合发展”的调研。我们认为，饭碗要握在自己手里。西北地区受自然环境等因素制约，生态非常脆弱，但又分布着大量农业后备资源，潜力很大。实施西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开发，对国家粮食安全和推动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2013年，张宝文主席先后两次率队去西北调研农业综合开发情况。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他考察了基本农田建设、新品种选育、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在甘肃，他考察了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生态移民及扶贫开发、“校地共建”农业节水试验。
《瞭望东方周刊》：调研之后，你们提出了哪些建议？效果如何？
徐辉：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写了个报告，建议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支持种植业“压夏扩秋”，在适宜地区实施夏粮改种秋粮，小麦改种玉米，力求降水和作物需水同步。我们还建议尽快开工启动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向黄河流域及其附近的河西走廊地区供水，有效解决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地的缺水问题。
在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又提炼出《关于加强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综合开发，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议》，并于2014年4月报送给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汪洋副总理的重要批示。
2015年7月8日，多个部门联合出台了《促进西北旱区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有我们的贡献。
“教育振兴，民盟有责”
《瞭望东方周刊》：教育是民盟的主要界别特色。围绕教育，民盟做了哪些工作？
徐辉：教育问题始终是民盟中央建言献策的重要领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以教育为主要界别特色的参政党，可以说“教育振兴，民盟有责”。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提交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化教育财政制度改革的建议》，提了三点建议：以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为突破口，以新一轮转移支付体制改革为契机，厘清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以激发企业和社会积极性为职业教育财政体制改革重点，逐步建立市场导向的职教投入机制；改革现有拨款体系、机制，加强和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支持。 长期以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就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围绕教育经费保障、大学生就业创业环境优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问题，我们的报告都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重视和重要批示。
2013年以来，我们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的有关教育问题的大会发言、提案就有20多篇。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教育的调研建言，能否具体举个例子。
徐辉：2015年，我们受国务院委托，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了专题调研。
调研中，张宝文主席带队，考察了北京、江苏、陕西、河南和重庆等地。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青海大学等39所高校的负责人参加了我们的座谈。
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十条建议。
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布局，我们建议逐步提高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招生比例，设立“国家高等教育西部人才岗”。
比如，关于大学生创业存在创业率低、层次低和成功率低的问题，我们建议拓宽高校创业教育覆盖面，创建“创业型”大学。
再比如，关于“一带一路”与国际大学合作，我们建议设立“一带一路”国家青年奖学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学互认学历学分，资助联合培养学生。
我们的政策建议信递交后，刘延东副总理作了重要批示。
把脉开发区
《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民盟中央的大调研是“改革开发区管理体制，促进开发区转型创新发展”。这次大调研的背景是什么？
徐辉：这个题目是民盟中央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央统战部统一组织下进行的大调研。
中共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我们与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沟通交流后，就决定以“开发区转型创新发展”为切入口，并最终定题“改革开发区管理体制，促进开发区转型创新发展”。
事实上，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开展过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工作。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各类开发区过多过滥、一些地方借开发区之名乱占耕地、侵犯农民权益，等等。
到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联合发布了《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将各类开发区由6866个核减到1568个。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这次大调研发现了什么问题？
徐辉：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突飞猛进，在促进发展、繁荣和吸纳就业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也出现了发展定位不清晰、产业特色不鲜明、配套服务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政策优惠过多过滥和缺少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尤其是，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差距。
目前，国家公示的各类省级以上开发区已达1568个，国家级经濟开发区21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46个。
纵向上看，这些开发区虽然都有一个管委会——有的开发区管委会与所在地政府是一套班子，有的单独设立管委会管理，有的则由所在地政府指定一个部门负责管理，有的甚至归街道办管理。但不管由谁管理，多数管委会仅是上一级政府的行政派出机构，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更没有行政审批权。由此，便带来了“多头管理”、政策“碎片化”、“缺乏话语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我们调研组在各地遇到的共同问题。
除此之外，有些开发区，为了争抢热点项目，未对市场行情进行精确评估，最终形成的产业集群功能趋同，毫无特色可言。还有些地方出于招商引资需要，互相比优惠、拼政策，甚至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产业。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徐辉：我认为，理顺关系是当务之急。我们建议，进一步理顺开发区管理中各方面的关系，成立中央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开发区建设和管理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开发区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形成政策合力。
另外，可以针对开发区本身，出台或修订开发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开发区设立及管理的基本事项，保障其必要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我们还建议建立开发区的“退出机制”。比如，可以根据入选国家级、省级、市级开发区的条件清单，对各类开发区实行动态管理，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开发区警告降级，直至摘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