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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市顺义区的养殖大户，拥有20余年养猪经验的曹学义对“猪粮比”并不陌生，但从去年5月与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签订“生猪价格指数险”保单以来，“猪粮比”已不单单是他衡量猪肉市场行情的一个指数，也意味着他可以从保险公司手中拿到多少赔偿。
10年最低“猪粮比”
去年4月份召开生猪价格险座谈会时，曹学义只问了两个问题：“如果今年猪肉价格低，明年价格高，明年这个保险可不可以不上？如果后年又赔了，可否重新上险？”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曹学义与安华农险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生猪价格指数险合同。
“猪粮比”是生猪出场价与生猪主要饲料玉米批发价格的比值。依据合同，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的一年期内，如果平均“猪粮比”低于6：1，每低0.01个点安华农险针对每头投保的生猪将向曹学义赔付2元钱。
“我知道保险公司也怕赔，签协议时我还跟保险公司开玩笑说今年赔不上我，可谁知从去年5月到现在，也就是签合同的这一年，猪肉价格一直走低，到现在我已经赔了100多万了。”曹学义说。
我国目前的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为6：1，一旦“猪粮比”低于这个数值，就意味着生猪养殖亏损。谈起近一年来“猪粮比”之低，曹学义用“十年不遇”来形容。
4月，曹学义的毛猪平均出场价格为每斤5～6元，而据他自己测算，每斤猪价只有不低于7.5元的盈亏点才能保证不赔。曹学义的猪场目前常存栏数为4000余头，母猪数量为500头，年出栏率在8000至1万头之间，月出场数为800头左右。如果按照曹学义所说的平均每头毛猪赔400元计算，他4月份的损失将达32万元。
而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猪粮比”自去年9月18日达到近一年最高6.721后，于去年12月开始一路下跌，并于今年1月跌破6：1。
今年4月23日，“猪粮比”跌至4.61：1，迎来近5年最低点。在经历5月份的短暂上涨后，猪肉价格6月又迎来“跳水”。有专家分析，虽然幅度不算太大，但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不断上涨，“猪粮比”不断下跌，养殖户的亏损空间无疑扩大了。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能算。”面对猪价“过山车”，20多年的猪市历练让曹学义看起来十分平静，但言语间不难听出他的担忧：“目前为止我已经把积蓄都搭进去了，只能硬着头皮养下去。”
然而，花掉所有积蓄也未能缓解猪市下行给曹学义和其他养殖户带来的资金压力。猪价下跌可以暂时捂住不卖，但生猪多在栏中一天，曹学义就要多花一天的成本。为了帮助另一位猪场老板从银行获得贷款，曹学义为其做了担保。“本以为两家猪场可以互相担保，可银行不让，无奈之下，我只好卖掉了顺义城区的楼房，用这140万元给猪买了饲料。”
生猪市场的不景气使得种猪养殖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北京市百合原种猪场总经理杨宝生直言，受今年“猪周期”影响，种猪不好卖，再加上人工和饲料成本，平均一头猪赔了四五百元，今年1～4月共亏损了400多万元。
与杨宝生不同的是，曹学义因为购买了生猪价格指数险而挽回了少量损失。5月16日，安华农险召开了北京第一单生猪价格指数险理赔兑现会，共为北京市143户专业化大型生猪养殖场赔付了410万元，曹学义也领到了属于自己的9.4万元赔付款。
双赢还是双赔？
“生猪价格指数险不单单是一个新的险种，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领域。”北京市农委发展计划处副处长齐智说，“政策性农业保险通常为生产环节的保险，主要针对自然灾害，生猪价格指数实际上已经属于市场环节了，用来抵御的是市场风险。”
作为政策性保险的一种，曹学义购买的生猪价格指数险实际上只需自付20%保费，其余80%保费则全部来自于北京市、区两级财政补贴。如果按照每头猪保费12元计算，曹学义投保的9400头猪每头需自筹保费2.4元，共花去2.304万元，但最高却能享受到1000多万元的风险保障。
曹学义坦言，自今年5月以来，他和一同投保的顺义养殖户们就密切关注着“猪粮比”的走势，并开始粗略计算过去一年“猪粮比”平均值。5月9日，离赔付日期仅一周时间，最后一个“猪粮比”数字公布后，曹学义大致知道了自己可能获得的赔偿数额。
5.95，这是曹学义过去一年投保期内“猪粮比”平均值，也是他获得保险赔偿的重要基数。按照当初签下的保险协议，由于低于6：1这一盈亏线0.05个点，曹学义每头投保的生猪可获得10元补偿，共计9.4万元。
尽管拿到了赔偿，但与每头生猪100多元的亏损相比，许多养殖户认为10元钱的赔偿并不解渴。北京市农委副主任李海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作出解释，10元是计算标准和单位，养殖户并非每头猪出栏都亏损，但10块钱会算到所有猪身上。
“价格指数十分复杂，每个礼拜我们也在看‘猪粮比’，今年还给农科院立了一个课题来共同研究。生猪价格指数险在美国比较完善，并与期货市场相关联，期货市场是波动的，保费也会随之波动。我们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还在调整。”齐智说。
而作为签订保险协议的另一方，安华农险也并未从这一保单中获利。根据媒体报道，安华农险推出的生猪价格险去年在顺义区收取保费金额约500万元，此次赔付了410万元。尽管看似还有90万元盈余，但由于农险管理费用及成本过高，安华农险处于承保亏损状态。
预计到保险公司会亏损的还有曹学义和齐智，这恰恰体现了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根据齐智提供的数据，自2007年北京正式确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以来，“保险公司基本不盈利，甚至亏损，即使盈利也是微利。”
“就去年来说，北京市政策性农险总保费收入为5.4亿元，其中70%是养殖业，30%是种植业，种植业的赔付率就超过100%。养殖业赔付率相对低一些，但全市的简单赔付率也达到了93%。然而，保险公司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像山区等零散地块都要去，可能连油费都不够。所以，如果政府不来主导，让保险公司赔钱，是不合理的。”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在经历前期系列摸索后，北京市政策性农险制度于2007年正式确立。
作为北京市农委政策性农险制度的参与者，如今已是中国人寿财险农业保险部副总经理的赵乐坦言，当初的政策性农险对保险公司的吸引力并不大。
“2007年政策雏形确立后，我们开始与保险公司谈，当时找了北京地区的20多家保险公司，只有3家愿意做，包括人保、中华联合、安华。其他公司要么没有意愿，要么有意愿没能力。”赵乐说。
然而，对比现在，北京市政府当时的补贴政策也十分优厚：针对保费，北京市级财政补贴50%，区县财政补贴20%～30%，农民自付20%～30%；考虑到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的运营成本，北京市财政还拿出了10%的经营费用补贴。此外，运营政策性农险，保险公司在北京地区只承担综合赔付率160%的最高赔偿，不承担无限责任……尽管如此，以高风险、高赔付率、高成本为特征的农业保险还是让众多保险公司望而却步。
“农业保险如果继续往下走，就必须做到保险公司、农户、政府的多赢，甚至是参与各方都要赢。如果不能共赢，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赵乐说。
取消财政配套？
尽管生猪价格指数险的赔付并没有挽回今年猪市下行给曹学义带来的全部损失，但他还是选择了继续投保。“最理想的赔偿周期是4个月，因为这正好是生猪出栏周期，但保险公司赔偿风险就大了，保费也会跟着涨。”这一次，曹学义的生猪价格指数险保期依旧是一年，但赔偿周期已经从一年变成了半年。
“我觉得没必要让保险公司做，政府可以直补。”杨宝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从2007年开始，杨宝生已为自己饲养的种猪连续上了7年的“死猪险”（种猪养殖保险）。他给《民生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购买死猪险，政府补贴80%，共360多万元；我自付20%，共90余万元；政府补贴给保险公司10%的服务费，共40余万元，可保险公司最多赔付我300多万元，不如政府直接将钱补贴下来。”
面对杨宝生的“直补”疑问，齐智坦言，自己在农业口工作多年，感觉到农业保险的数据是最准确的，“通过保险机构，90%以上的资金都补贴到了农民手上，政府补贴损失率非常低。保险公司也有许多治理投入，比如安华农险自己配备无人机、研发技术，还会为农民服务，教给农民一些减灾防灾的措施。这些服务依靠政府是很难的，效率也不高。”
而在农险领域，从2007年的6个补贴品种、6个试点省区到现在的15个补贴品种、覆盖全国所有省区，中央财政对于农业保险的补贴面在逐年增加，补贴额度也由7.6亿元提高到了156亿元。借由政策利好，保险公司已由当初的“不敢做”，变成了如今的“抢着做”。
赵乐认为，对于农业保险，国家相关部门希望保险公司能够略有盈余，这是最理想的，但做到这点“太不容易，不好把握”。“保险公司更看中的是整个农村市场，希望通过做农业保险带动整个市场空间的拓展，是一个战略切入点。”
自2007年实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以来，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速达36%，累计保费收入超过1156亿元。农险已经超过普通财产险，成为继车险后的第二大财险险种。
单就北京而言，继人保、中华、安华、华农、太保等5家保险公司后，人寿财险目前已经获得在北京市开展政策性农险的资格。除北京外，江苏也成为保险公司另一个在政策性农险领域充分竞争的地区。
然而，北京属于“大城市、小农业”，这对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极为特殊。相比而言，许多产粮大省的农业生产大县，往往也是农业保险的需求大县和财政紧张地区，县级财政配套比较困难。
“这些地区存在这样的情况，许多农民想入保险，但县财政无法配套，农民无法投保，风险就无法得到保障。”赵乐说，取消县级财政配套应该是今后提高农险覆盖面的一个有效手段。
（实习生刘旻昊对本文有贡献）
10年最低“猪粮比”
去年4月份召开生猪价格险座谈会时，曹学义只问了两个问题：“如果今年猪肉价格低，明年价格高，明年这个保险可不可以不上？如果后年又赔了，可否重新上险？”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曹学义与安华农险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生猪价格指数险合同。
“猪粮比”是生猪出场价与生猪主要饲料玉米批发价格的比值。依据合同，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的一年期内，如果平均“猪粮比”低于6：1，每低0.01个点安华农险针对每头投保的生猪将向曹学义赔付2元钱。
“我知道保险公司也怕赔，签协议时我还跟保险公司开玩笑说今年赔不上我，可谁知从去年5月到现在，也就是签合同的这一年，猪肉价格一直走低，到现在我已经赔了100多万了。”曹学义说。
我国目前的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为6：1，一旦“猪粮比”低于这个数值，就意味着生猪养殖亏损。谈起近一年来“猪粮比”之低，曹学义用“十年不遇”来形容。
4月，曹学义的毛猪平均出场价格为每斤5～6元，而据他自己测算，每斤猪价只有不低于7.5元的盈亏点才能保证不赔。曹学义的猪场目前常存栏数为4000余头，母猪数量为500头，年出栏率在8000至1万头之间，月出场数为800头左右。如果按照曹学义所说的平均每头毛猪赔400元计算，他4月份的损失将达32万元。
而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猪粮比”自去年9月18日达到近一年最高6.721后，于去年12月开始一路下跌，并于今年1月跌破6：1。
今年4月23日，“猪粮比”跌至4.61：1，迎来近5年最低点。在经历5月份的短暂上涨后，猪肉价格6月又迎来“跳水”。有专家分析，虽然幅度不算太大，但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价格不断上涨，“猪粮比”不断下跌，养殖户的亏损空间无疑扩大了。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能算。”面对猪价“过山车”，20多年的猪市历练让曹学义看起来十分平静，但言语间不难听出他的担忧：“目前为止我已经把积蓄都搭进去了，只能硬着头皮养下去。”
然而，花掉所有积蓄也未能缓解猪市下行给曹学义和其他养殖户带来的资金压力。猪价下跌可以暂时捂住不卖，但生猪多在栏中一天，曹学义就要多花一天的成本。为了帮助另一位猪场老板从银行获得贷款，曹学义为其做了担保。“本以为两家猪场可以互相担保，可银行不让，无奈之下，我只好卖掉了顺义城区的楼房，用这140万元给猪买了饲料。”
生猪市场的不景气使得种猪养殖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北京市百合原种猪场总经理杨宝生直言，受今年“猪周期”影响，种猪不好卖，再加上人工和饲料成本，平均一头猪赔了四五百元，今年1～4月共亏损了400多万元。
与杨宝生不同的是，曹学义因为购买了生猪价格指数险而挽回了少量损失。5月16日，安华农险召开了北京第一单生猪价格指数险理赔兑现会，共为北京市143户专业化大型生猪养殖场赔付了410万元，曹学义也领到了属于自己的9.4万元赔付款。
双赢还是双赔？
“生猪价格指数险不单单是一个新的险种，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领域。”北京市农委发展计划处副处长齐智说，“政策性农业保险通常为生产环节的保险，主要针对自然灾害，生猪价格指数实际上已经属于市场环节了，用来抵御的是市场风险。”
作为政策性保险的一种，曹学义购买的生猪价格指数险实际上只需自付20%保费，其余80%保费则全部来自于北京市、区两级财政补贴。如果按照每头猪保费12元计算，曹学义投保的9400头猪每头需自筹保费2.4元，共花去2.304万元，但最高却能享受到1000多万元的风险保障。
曹学义坦言，自今年5月以来，他和一同投保的顺义养殖户们就密切关注着“猪粮比”的走势，并开始粗略计算过去一年“猪粮比”平均值。5月9日，离赔付日期仅一周时间，最后一个“猪粮比”数字公布后，曹学义大致知道了自己可能获得的赔偿数额。
5.95，这是曹学义过去一年投保期内“猪粮比”平均值，也是他获得保险赔偿的重要基数。按照当初签下的保险协议，由于低于6：1这一盈亏线0.05个点，曹学义每头投保的生猪可获得10元补偿，共计9.4万元。
尽管拿到了赔偿，但与每头生猪100多元的亏损相比，许多养殖户认为10元钱的赔偿并不解渴。北京市农委副主任李海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作出解释，10元是计算标准和单位，养殖户并非每头猪出栏都亏损，但10块钱会算到所有猪身上。
“价格指数十分复杂，每个礼拜我们也在看‘猪粮比’，今年还给农科院立了一个课题来共同研究。生猪价格指数险在美国比较完善，并与期货市场相关联，期货市场是波动的，保费也会随之波动。我们还处于一个初期阶段，还在调整。”齐智说。
而作为签订保险协议的另一方，安华农险也并未从这一保单中获利。根据媒体报道，安华农险推出的生猪价格险去年在顺义区收取保费金额约500万元，此次赔付了410万元。尽管看似还有90万元盈余，但由于农险管理费用及成本过高，安华农险处于承保亏损状态。
预计到保险公司会亏损的还有曹学义和齐智，这恰恰体现了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根据齐智提供的数据，自2007年北京正式确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以来，“保险公司基本不盈利，甚至亏损，即使盈利也是微利。”
“就去年来说，北京市政策性农险总保费收入为5.4亿元，其中70%是养殖业，30%是种植业，种植业的赔付率就超过100%。养殖业赔付率相对低一些，但全市的简单赔付率也达到了93%。然而，保险公司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像山区等零散地块都要去，可能连油费都不够。所以，如果政府不来主导，让保险公司赔钱，是不合理的。”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在经历前期系列摸索后，北京市政策性农险制度于2007年正式确立。
作为北京市农委政策性农险制度的参与者，如今已是中国人寿财险农业保险部副总经理的赵乐坦言，当初的政策性农险对保险公司的吸引力并不大。
“2007年政策雏形确立后，我们开始与保险公司谈，当时找了北京地区的20多家保险公司，只有3家愿意做，包括人保、中华联合、安华。其他公司要么没有意愿，要么有意愿没能力。”赵乐说。
然而，对比现在，北京市政府当时的补贴政策也十分优厚：针对保费，北京市级财政补贴50%，区县财政补贴20%～30%，农民自付20%～30%；考虑到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的运营成本，北京市财政还拿出了10%的经营费用补贴。此外，运营政策性农险，保险公司在北京地区只承担综合赔付率160%的最高赔偿，不承担无限责任……尽管如此，以高风险、高赔付率、高成本为特征的农业保险还是让众多保险公司望而却步。
“农业保险如果继续往下走，就必须做到保险公司、农户、政府的多赢，甚至是参与各方都要赢。如果不能共赢，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赵乐说。
取消财政配套？
尽管生猪价格指数险的赔付并没有挽回今年猪市下行给曹学义带来的全部损失，但他还是选择了继续投保。“最理想的赔偿周期是4个月，因为这正好是生猪出栏周期，但保险公司赔偿风险就大了，保费也会跟着涨。”这一次，曹学义的生猪价格指数险保期依旧是一年，但赔偿周期已经从一年变成了半年。
“我觉得没必要让保险公司做，政府可以直补。”杨宝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从2007年开始，杨宝生已为自己饲养的种猪连续上了7年的“死猪险”（种猪养殖保险）。他给《民生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购买死猪险，政府补贴80%，共360多万元；我自付20%，共90余万元；政府补贴给保险公司10%的服务费，共40余万元，可保险公司最多赔付我300多万元，不如政府直接将钱补贴下来。”
面对杨宝生的“直补”疑问，齐智坦言，自己在农业口工作多年，感觉到农业保险的数据是最准确的，“通过保险机构，90%以上的资金都补贴到了农民手上，政府补贴损失率非常低。保险公司也有许多治理投入，比如安华农险自己配备无人机、研发技术，还会为农民服务，教给农民一些减灾防灾的措施。这些服务依靠政府是很难的，效率也不高。”
而在农险领域，从2007年的6个补贴品种、6个试点省区到现在的15个补贴品种、覆盖全国所有省区，中央财政对于农业保险的补贴面在逐年增加，补贴额度也由7.6亿元提高到了156亿元。借由政策利好，保险公司已由当初的“不敢做”，变成了如今的“抢着做”。
赵乐认为，对于农业保险，国家相关部门希望保险公司能够略有盈余，这是最理想的，但做到这点“太不容易，不好把握”。“保险公司更看中的是整个农村市场，希望通过做农业保险带动整个市场空间的拓展，是一个战略切入点。”
自2007年实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以来，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速达36%，累计保费收入超过1156亿元。农险已经超过普通财产险，成为继车险后的第二大财险险种。
单就北京而言，继人保、中华、安华、华农、太保等5家保险公司后，人寿财险目前已经获得在北京市开展政策性农险的资格。除北京外，江苏也成为保险公司另一个在政策性农险领域充分竞争的地区。
然而，北京属于“大城市、小农业”，这对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极为特殊。相比而言，许多产粮大省的农业生产大县，往往也是农业保险的需求大县和财政紧张地区，县级财政配套比较困难。
“这些地区存在这样的情况，许多农民想入保险，但县财政无法配套，农民无法投保，风险就无法得到保障。”赵乐说，取消县级财政配套应该是今后提高农险覆盖面的一个有效手段。
（实习生刘旻昊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