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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狱
一百年前，这里有一个操场。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不是学校的操场，而是一个监狱的操场。历史上，这里一直都是监狱：南宋的时候，这里是大理寺狱，专门关押要犯重犯。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抗金英雄岳飞被毒杀于狱内风波亭，同日被害的还有岳飞义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南宋亡后的元明清三代，这里作为监狱的地位未变：明代的浙江巡抚府，让提刑按察使司在这里建了监狱，当年的胡宗宪、徐渭都在这里蹲过大狱；清代的按察司署，同样在这里，乾隆时涉及文字狱的卓长龄等人也在这里心惊肉跳地等待裁决。
民国初立，杭州光复。民国元年（1912）5月19日，眼见监狱破败，督军军政府在原先的钱塘路6号监狱旧址开始建造浙江陆军监狱，因为原址位于小车桥，老百姓俗称为小车桥监狱。
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军人监狱组织大纲》《军人监狱规则》和《军人监狱处务规则》等法规，陆军监狱是监禁被判处徒刑或拘役的海陆空军人或盗匪犯。但实际上，陆军监狱从来没有把军事犯、盗匪犯作为监禁重点。最起码，监狱内的刑场就不针对军事犯、盗匪犯。他们的刑场通常在松木场，唯有政治犯才在监狱内秘密执行。然而，这座监狱在1927年国民党实施反共“清党”后，却成了关押共产党员的魔窟。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指使浙江的国民党右派在杭州发动政变。此后，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各地的党、团组织屡遭破坏，被捕的政治犯陆续被关入浙江陆军监狱。
一段时间内，狱中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个时期，党的活动主要是党员各自找自己信得过的同志互相谈心，并在生活上互相照顾。
1928年夏天之后，被囚禁在特别反省院的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以谢芬（即华白沙）、徐天仁、邹子侃等为首的领导核心，并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因全省各地许多党、团组织又陆续遭到破坏，徐英、裘古怀、徐迈进等省、市党团组织负责人先后被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大监，而特别反省院的数十名活动分子，如杨晟、徐梅君、邹子侃等也相继被移囚大监，狱中斗争中心逐渐转移到大监。
斗 争
监狱中，被囚者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一天两餐，吃的饭是发了霉的仓底米，有沙子、石子、稗子、谷子、虫子，囚犯都叫它“五子饭”。吃的菜不但没有油，而且都是菜场上卖剩的发臭的黄叶烂菜。狱中的党员、团员为了争取狱中的最低生活条件，维护生命与健康，先后发动过多次斗争。
绝食是狱内斗争运用最多的形式。第一次绝食斗争是1928年下半年，抓住难友包炤光被迫害致死的严重事件，全监难友一致行动，在家属探监那天大绝食，向狱方提出立即公开刑期、有病保外治疗、改善生活待遇等要求。此次绝食持续了三天，由于家属从外面送进来的东西不被接受，都哭着回去，狱外影响很大，故获得舆论支持，斗争取得很大胜利。狱方不得不给生脚气病的病人打针，狱中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1930年年初的绝食斗争胜利后，徐英利用“放风”的机会，对裘古怀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想法逃出去继续革命。”他和李临光、裘古怀一面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一面做狱中卫兵的策反工作，积极组织越狱准备。越狱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不料敌人已经觉察，就在预定进行越狱的前三天，监狱当局将原来的卫队士兵调走了，换上了另外一批。狱中的党组织只得停止执行越狱计划。
这次越狱的失败，让监狱中的党员们认识到，他们可能要长期在监狱中了。于是，经过秘密串联和酝酿，1930年春，中共狱中特别支部建立，书记徐迈进（又名徐建三）、宣传委员裘古怀、组织委员邹子侃。被捕前，徐迈进任共青团杭州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裘古怀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邹子侃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党支部书记。其中，邹子侃18岁，徐迈进23岁，年纪最大的裘古怀也不过25岁。
狱中特别支部组织纪律非常严格，加入狱中特别支部要经过严格的介绍手续，在狱中未暴露身份或证实有变节行为的党团员都不能参加。这是为了保护未暴露的同志，也是为了使特别支部的人员绝对信得过。
狱内的联系活动主要是在“放风”或在狱中医役王屏周为大家看病时进行。监狱中疾病流行，被捕前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的王屏周家世行医，陆军监狱将他作为医役来给生病的同志看病。这个机会使信息在监狱中流动了起来。
狱中特别支部设法与中共杭州市委接上了关系，并取得了当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的认可，卓兰芳指示：“组织起来，好好学习，加强对群众教育。”为保证联络的安全，许多政治术语都被一般生活用语所替代，如称党为“爱人”，外面上级党化名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化名为“母亲”，支部为“家”，支书为“哥哥”，党员为“妹妹”；支部成员的姓名也用假名代替。此后，狱中党组织及时抓住狱方无故拷打或虐待囚犯、无故克扣伙食等时机，多次发动绝食斗争，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并取得了胜利。在狱中特别支部的领导下，监狱中的党员开展了“打豺狼”“绝食”“笼啸”等多种形式的斗争。“打豺狼”是指驱赶国民党为暗中监视共产党员在狱中的活动而派进监牢里的叛徒或特务；“绝食”是狱中斗争的主要形式，用以向国民党表示对严刑拷打犯人的抗议，或争取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笼啸”则是专门对付信仰佛教的监狱长的一种方法。
学 习
监狱的特殊环境，促使狱中特别支部通过组织学习、提高认识、加强自我教育、开展合法斗争等方式来坚定难友的革命意志。他们曾凭记忆整理过一份介绍中共六大精神的文字材料，在支部成员中传达和讨论；同时发动难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从狱外得到很多政治、文艺类书籍，如《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以及《一周间》《铁流》《毁灭》等一批苏联小说。
在狱中党员的眼里，处处是杀机的陆军監狱，是一所革命者自我培养的“牢监大学”。他们通过各种办法，收集一切可以学习的资料进行自学以不断充实自己。据薛暮桥回忆，监狱当局规定囚徒购买书籍必须由狱长亲自审批并加盖公章，为了能弄到书，狱中的共产党人通常会收买或是糊弄看守。比如先设法写一半书名“叛徒考茨基”，经批准后再添上“无产阶级革命与”几个字。 党员还把在监视室写信时偷偷咬下的墨块化成墨水，将筷子磨削成竹笔，用看病时要来的包药纸编辑了手抄的《伊斯库拉》（俄文，即“火花”的意思） 和《洋铁碗》两种秘密刊物。前者主要供政治犯学习，后者供普通犯阅读。这两种刊物对传达中共狱中特别支部的意图、沟通难友思想、组织学习和开展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便于交流学习心得，支部还发明了“盆报”，将学习心得抄在脸盆上，供大家传看，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可擦掉。裘古怀还以狱中生活和历史题材为内容，编写出狱中“教科书”，供那些识字不多的难友提高文化。狱中特别支部成员自己作词、谱曲的《囚徒歌》在难友中传唱，极大激励了难友的革命斗志。
1930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命令各中心城市的地下党组织立即领导总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狱中特别支部受上级指示，要求配合狱外的土地革命。5月12日，不少难友反对军法处长到监房训话，并提出买书、发书等要求。狱方借口“违反监规”，布置好审讯场面，把裘古怀、鲍悲国、杨晟、陈琳、徐梅君等20余人提出囚牢，当众用藤鞭残酷抽打，这就是“五一二”大拷打事件。敌人的这种行径激起了难友的更大义愤，在特别支部的组织下，狱中斗争热情一步步高涨。
7月，全国各地掀起的武装暴动，沉重打击并直接威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7月底，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并占领了10天。这次战役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调集重兵反击和镇压，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对在押政治犯实施集体枪决，进行政治报复。
8月27日，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在浙江陆军监狱采取了突然行动。反动派以“企图越狱”的罪名，在浙江陆军监狱里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枪 声
这天早上8时，浙江陆军监狱内岗哨林立，监区布满武装。当时监狱长亲自带人到各牢笼分批提人，19名政治犯接连被押往刑场，连续的口号夹着不断的枪声，震动监狱内外。徐英、王屏周、裘古怀、李临光……一个个视死如归，慷慨从容地走上刑场。这些同志一跨出牢门就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狱内难友满腔义愤，《国际歌》声震耳欲聋，情景十分悲壮。这天晚上到次日拂晓，“甲监和丙监各笼的全体难友都在惊梦中发出震耳的笼啸声”。
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浙江陆军监狱中制造的震惊一时的“八二七”血案。这次惨遭杀害的同志有：詹梓祥、李海炽、石天柱、杨晟、边世民、罗学瓒、陈金立、王屏周、叶自然、吴云、余亦民、裘古怀、曹素民、李临光、陈敬森、徐英、贾南坡、赵刚、郑和斋。
第二天，消息传到了上海，党中央《红旗日报》发表了关于“八二七”惨案的报道，对所有遇难烈士进行了哀悼。
之后，狱中形势进一步恶化，政治犯随时被施刑或枪杀。由于先前的支部中很多党员已经牺牲，1930年年底特支进行了改组，本已保外就医、此时重回监狱的邹子侃任书记。新支部研究工作时，邹子侃提出了“自己救自己”的口号。此时，狱外党组织也下达指示：“监狱斗争应该发展为破狱斗争，以配合各地暴动。”
于是，邹子侃逐步联络了370名难友，决定由他任总指挥，何觉人任政委，下设3个大队，各设队长，一切行动听指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切准备就绪，支部制订了周密的越狱行动计划。然而计划不幸被叛徒告密，邹子侃被传讯，并在全狱中心岗楼遭受鞭打，他忍住疼痛，机智地高喊：“典狱长说我们要越狱，这是血口喷人。”狱中支委和同志们听后立即消除破狱痕迹，转移工具，使敌人查无证据。而他却被敌人打得奄奄一息。1932年2月2日，邹子侃在狱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邹子侃、何觉人等相继在狱中英勇牺牲。在无法与狱外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张崇文、寿开庭、高子清、章良道等同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又先后组建了第三、四届狱中特别支部。这两届支部认真总结了狱中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明确、完整地提出了狱中党组织的三大任务（即“自己解放自己、组织难友学习、改善囚徒生活”）和四项策略（即“打破消息封锁、争取看守同情、坚持过集体生活、打叛徒”）。狱中特别支部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36年。
狱中特别支部先后更换4届，很多成员都因为参加斗争而被国民党枪杀，但是，狱中斗争却没有停止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机开始轰炸杭州笕桥机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狱中共产党员向狱方写呈文，要求共同抗日。后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国民政府的交涉下，不少政治犯陆续出狱，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获释后，纷纷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八十多年過去了，陆军监狱不复存在。站在望湖宾馆楼上，西湖的风景一览无余。望湖宾馆紧靠庆春路院墙外的人行道边，现竖立着一块浙江陆军监狱旧址的长方形石碑，碑下有一段断裂的锁链的雕塑，表达了革命者砸断锁链以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
一百年前，这里有一个操场。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不是学校的操场，而是一个监狱的操场。历史上，这里一直都是监狱：南宋的时候，这里是大理寺狱，专门关押要犯重犯。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抗金英雄岳飞被毒杀于狱内风波亭，同日被害的还有岳飞义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南宋亡后的元明清三代，这里作为监狱的地位未变：明代的浙江巡抚府，让提刑按察使司在这里建了监狱，当年的胡宗宪、徐渭都在这里蹲过大狱；清代的按察司署，同样在这里，乾隆时涉及文字狱的卓长龄等人也在这里心惊肉跳地等待裁决。
民国初立，杭州光复。民国元年（1912）5月19日，眼见监狱破败，督军军政府在原先的钱塘路6号监狱旧址开始建造浙江陆军监狱，因为原址位于小车桥，老百姓俗称为小车桥监狱。
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军人监狱组织大纲》《军人监狱规则》和《军人监狱处务规则》等法规，陆军监狱是监禁被判处徒刑或拘役的海陆空军人或盗匪犯。但实际上，陆军监狱从来没有把军事犯、盗匪犯作为监禁重点。最起码，监狱内的刑场就不针对军事犯、盗匪犯。他们的刑场通常在松木场，唯有政治犯才在监狱内秘密执行。然而，这座监狱在1927年国民党实施反共“清党”后，却成了关押共产党员的魔窟。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指使浙江的国民党右派在杭州发动政变。此后，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各地的党、团组织屡遭破坏，被捕的政治犯陆续被关入浙江陆军监狱。
一段时间内，狱中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个时期，党的活动主要是党员各自找自己信得过的同志互相谈心，并在生活上互相照顾。
1928年夏天之后，被囚禁在特别反省院的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以谢芬（即华白沙）、徐天仁、邹子侃等为首的领导核心，并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因全省各地许多党、团组织又陆续遭到破坏，徐英、裘古怀、徐迈进等省、市党团组织负责人先后被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大监，而特别反省院的数十名活动分子，如杨晟、徐梅君、邹子侃等也相继被移囚大监，狱中斗争中心逐渐转移到大监。
斗 争
监狱中，被囚者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一天两餐，吃的饭是发了霉的仓底米，有沙子、石子、稗子、谷子、虫子，囚犯都叫它“五子饭”。吃的菜不但没有油，而且都是菜场上卖剩的发臭的黄叶烂菜。狱中的党员、团员为了争取狱中的最低生活条件，维护生命与健康，先后发动过多次斗争。
绝食是狱内斗争运用最多的形式。第一次绝食斗争是1928年下半年，抓住难友包炤光被迫害致死的严重事件，全监难友一致行动，在家属探监那天大绝食，向狱方提出立即公开刑期、有病保外治疗、改善生活待遇等要求。此次绝食持续了三天，由于家属从外面送进来的东西不被接受，都哭着回去，狱外影响很大，故获得舆论支持，斗争取得很大胜利。狱方不得不给生脚气病的病人打针，狱中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1930年年初的绝食斗争胜利后，徐英利用“放风”的机会，对裘古怀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想法逃出去继续革命。”他和李临光、裘古怀一面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一面做狱中卫兵的策反工作，积极组织越狱准备。越狱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不料敌人已经觉察，就在预定进行越狱的前三天，监狱当局将原来的卫队士兵调走了，换上了另外一批。狱中的党组织只得停止执行越狱计划。
这次越狱的失败，让监狱中的党员们认识到，他们可能要长期在监狱中了。于是，经过秘密串联和酝酿，1930年春，中共狱中特别支部建立，书记徐迈进（又名徐建三）、宣传委员裘古怀、组织委员邹子侃。被捕前，徐迈进任共青团杭州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裘古怀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邹子侃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党支部书记。其中，邹子侃18岁，徐迈进23岁，年纪最大的裘古怀也不过25岁。
狱中特别支部组织纪律非常严格，加入狱中特别支部要经过严格的介绍手续，在狱中未暴露身份或证实有变节行为的党团员都不能参加。这是为了保护未暴露的同志，也是为了使特别支部的人员绝对信得过。
狱内的联系活动主要是在“放风”或在狱中医役王屏周为大家看病时进行。监狱中疾病流行，被捕前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的王屏周家世行医，陆军监狱将他作为医役来给生病的同志看病。这个机会使信息在监狱中流动了起来。
狱中特别支部设法与中共杭州市委接上了关系，并取得了当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的认可，卓兰芳指示：“组织起来，好好学习，加强对群众教育。”为保证联络的安全，许多政治术语都被一般生活用语所替代，如称党为“爱人”，外面上级党化名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化名为“母亲”，支部为“家”，支书为“哥哥”，党员为“妹妹”；支部成员的姓名也用假名代替。此后，狱中党组织及时抓住狱方无故拷打或虐待囚犯、无故克扣伙食等时机，多次发动绝食斗争，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并取得了胜利。在狱中特别支部的领导下，监狱中的党员开展了“打豺狼”“绝食”“笼啸”等多种形式的斗争。“打豺狼”是指驱赶国民党为暗中监视共产党员在狱中的活动而派进监牢里的叛徒或特务；“绝食”是狱中斗争的主要形式，用以向国民党表示对严刑拷打犯人的抗议，或争取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笼啸”则是专门对付信仰佛教的监狱长的一种方法。
学 习
监狱的特殊环境，促使狱中特别支部通过组织学习、提高认识、加强自我教育、开展合法斗争等方式来坚定难友的革命意志。他们曾凭记忆整理过一份介绍中共六大精神的文字材料，在支部成员中传达和讨论；同时发动难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从狱外得到很多政治、文艺类书籍，如《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以及《一周间》《铁流》《毁灭》等一批苏联小说。
在狱中党员的眼里，处处是杀机的陆军監狱，是一所革命者自我培养的“牢监大学”。他们通过各种办法，收集一切可以学习的资料进行自学以不断充实自己。据薛暮桥回忆，监狱当局规定囚徒购买书籍必须由狱长亲自审批并加盖公章，为了能弄到书，狱中的共产党人通常会收买或是糊弄看守。比如先设法写一半书名“叛徒考茨基”，经批准后再添上“无产阶级革命与”几个字。 党员还把在监视室写信时偷偷咬下的墨块化成墨水，将筷子磨削成竹笔，用看病时要来的包药纸编辑了手抄的《伊斯库拉》（俄文，即“火花”的意思） 和《洋铁碗》两种秘密刊物。前者主要供政治犯学习，后者供普通犯阅读。这两种刊物对传达中共狱中特别支部的意图、沟通难友思想、组织学习和开展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便于交流学习心得，支部还发明了“盆报”，将学习心得抄在脸盆上，供大家传看，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可擦掉。裘古怀还以狱中生活和历史题材为内容，编写出狱中“教科书”，供那些识字不多的难友提高文化。狱中特别支部成员自己作词、谱曲的《囚徒歌》在难友中传唱，极大激励了难友的革命斗志。
1930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命令各中心城市的地下党组织立即领导总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狱中特别支部受上级指示，要求配合狱外的土地革命。5月12日，不少难友反对军法处长到监房训话，并提出买书、发书等要求。狱方借口“违反监规”，布置好审讯场面，把裘古怀、鲍悲国、杨晟、陈琳、徐梅君等20余人提出囚牢，当众用藤鞭残酷抽打，这就是“五一二”大拷打事件。敌人的这种行径激起了难友的更大义愤，在特别支部的组织下，狱中斗争热情一步步高涨。
7月，全国各地掀起的武装暴动，沉重打击并直接威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7月底，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并占领了10天。这次战役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调集重兵反击和镇压，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对在押政治犯实施集体枪决，进行政治报复。
8月27日，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在浙江陆军监狱采取了突然行动。反动派以“企图越狱”的罪名，在浙江陆军监狱里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枪 声
这天早上8时，浙江陆军监狱内岗哨林立，监区布满武装。当时监狱长亲自带人到各牢笼分批提人，19名政治犯接连被押往刑场，连续的口号夹着不断的枪声，震动监狱内外。徐英、王屏周、裘古怀、李临光……一个个视死如归，慷慨从容地走上刑场。这些同志一跨出牢门就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狱内难友满腔义愤，《国际歌》声震耳欲聋，情景十分悲壮。这天晚上到次日拂晓，“甲监和丙监各笼的全体难友都在惊梦中发出震耳的笼啸声”。
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浙江陆军监狱中制造的震惊一时的“八二七”血案。这次惨遭杀害的同志有：詹梓祥、李海炽、石天柱、杨晟、边世民、罗学瓒、陈金立、王屏周、叶自然、吴云、余亦民、裘古怀、曹素民、李临光、陈敬森、徐英、贾南坡、赵刚、郑和斋。
第二天，消息传到了上海，党中央《红旗日报》发表了关于“八二七”惨案的报道，对所有遇难烈士进行了哀悼。
之后，狱中形势进一步恶化，政治犯随时被施刑或枪杀。由于先前的支部中很多党员已经牺牲，1930年年底特支进行了改组，本已保外就医、此时重回监狱的邹子侃任书记。新支部研究工作时，邹子侃提出了“自己救自己”的口号。此时，狱外党组织也下达指示：“监狱斗争应该发展为破狱斗争，以配合各地暴动。”
于是，邹子侃逐步联络了370名难友，决定由他任总指挥，何觉人任政委，下设3个大队，各设队长，一切行动听指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切准备就绪，支部制订了周密的越狱行动计划。然而计划不幸被叛徒告密，邹子侃被传讯，并在全狱中心岗楼遭受鞭打，他忍住疼痛，机智地高喊：“典狱长说我们要越狱，这是血口喷人。”狱中支委和同志们听后立即消除破狱痕迹，转移工具，使敌人查无证据。而他却被敌人打得奄奄一息。1932年2月2日，邹子侃在狱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邹子侃、何觉人等相继在狱中英勇牺牲。在无法与狱外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张崇文、寿开庭、高子清、章良道等同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又先后组建了第三、四届狱中特别支部。这两届支部认真总结了狱中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明确、完整地提出了狱中党组织的三大任务（即“自己解放自己、组织难友学习、改善囚徒生活”）和四项策略（即“打破消息封锁、争取看守同情、坚持过集体生活、打叛徒”）。狱中特别支部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36年。
狱中特别支部先后更换4届，很多成员都因为参加斗争而被国民党枪杀，但是，狱中斗争却没有停止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机开始轰炸杭州笕桥机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狱中共产党员向狱方写呈文，要求共同抗日。后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国民政府的交涉下，不少政治犯陆续出狱，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获释后，纷纷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八十多年過去了，陆军监狱不复存在。站在望湖宾馆楼上，西湖的风景一览无余。望湖宾馆紧靠庆春路院墙外的人行道边，现竖立着一块浙江陆军监狱旧址的长方形石碑，碑下有一段断裂的锁链的雕塑，表达了革命者砸断锁链以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