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见蔡桓公》一文写的是扁鹊为蔡国的君主桓公诊病,而桓公拒绝医治,最终导致身亡的故事。一般人总认为,蔡桓公讳疾致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根源和责任都在他自己身上。但是这样轻率地下结论又似乎有欠公允,除了蔡桓公之外,难道扁鹊和蔡桓公身边的人就没有一点责任了吗?
　　我们先来看看扁鹊。作为一代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名医,救死扶伤,是不应该有任何成见的,但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对骄纵自大的桓公是有情绪的,桓公不肯承认自己有病,不愿接受治疗,扁鹊也是有看法的。从他不愿做任何解释说明,不做任何耐心细致的交流与沟通就可以看出。这大概与扁鹊一贯的医疗道德思想有关,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其概括归纳为六条戒律,称为“六不治”。这“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病情严重到“形羸不能服药、藏气不定”等。桓公恰恰冒犯了他的第二条戒律。试想,假如扁鹊能在一开始就将桓公之病可能发展的几个阶段与相应的救治方法,不及时救治会导致的严重后果都告诉桓公,还会有这样的结局吗?从桓公“体痛”后“使人索扁鹊”的举动中可以看出,桓公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他是多么不愿病死啊,只是他已经一贯自大,也不知道讳疾忌医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而已。因此可以说,对于桓公的身死,扁鹊负有失职之过。扁鹊本可以结合实际病例宣讲道理,使桓公早一点懂得不配合医生治疗的最终危害,也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预防,但他没有这样做。病人无不适感,扁鹊直言“你有病!”并不做进一步的解释和沟通,桓侯当然不悦,且不能接受。而之后扁鹊没有顾及王侯颜面,更没有给桓侯台阶下,只是每次见面说:“你的病又重了!”桓侯不论信与不信,碍于前言已出,只得硬着头皮继续拒绝治疗。最后扛不住时,扁鹊早已溜之大吉。好的医生,不仅医术要好,还应照顾病人情绪,理解病人心理。当然,扁鹊是人而不是神,坚持自己的职业信条也似乎没错,我们不能用今人的标准去求全古人。
　　桓公“讳疾忌医”而身死,他身边的大臣与侍从有没有责任呢?显然,他们跟随在桓公身边,对桓公病情的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察觉,但他们为何始终没能加以提醒与规劝呢?推究起来,最为根本的是他们为了个人的私利,曲意迎合桓公,投桓公所好,讨桓公欢心。因为只有这样,桓公才能对他们恩宠有加,赏识信任,他们也因此才能保职位,享荣华。更何况,忠言逆耳,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说真话有时是会被杀头的。他们的曲意逢迎滋长了桓公的妄自尊大、刚愎自用的性格,助长了桓公的一言堂、家长制作风。正是桓公身边的大臣与侍从出于一己私欲,丢掉原则昧心地捞取官职与恩宠,才促使桓公在讳疾忌医的错误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导致桓公身死。他们的行为难道不是失职行为吗?为了一己之私利,完全不把职业操守当一回事,甚至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装聋卖哑。这样的人无论在古代,也还是现代社会,比比皆是,大有人在。那么桓公身边的这些大臣与侍从们对促成桓公讳疾致亡事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桓公因骄纵自大而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桓公身边的这些大臣与侍从们也应受到良心的自责和舆论的谴责。他们是造成桓公讳疾致亡的怂恿者、参与者,至少未能承担起“进忠”言之责,未加提醒和规劝。只有他们丢掉私欲,真正为了君主和国家的利益,敢于挺直腰杆,甚至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有铮铮一言留丹青的意志和胆识,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和义务,对桓公们的讳疾忌医的糊涂行为及时加以提醒和规劝,以引起各方面的警觉,才能够有效地遏制其病情向更坏的方向发展。这样,即使桓公们病入骨髓而身死,他们也不会受牵连而遭惩处。从桓公身边的大臣与侍从的角度看,本文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性和深刻的警示价值。它启示人们,无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建立健全正常的言论渠道和进谏机制、实现平等自由的民主社会,才是铲除“讳疾致亡”这类疾患的根本和首要条件。
　　综上所述,桓公是自己讳疾致亡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大受害者,令人同情。扁鹊及桓公身边的人也负有间接责任,也该受到良心的自责和公众的谴责。扁鹊作为名医,指出对方有病,必然有其道理,但忠言也需巧着说,医患之间的语言和情感的交流沟通也很重要。蔡桓公对“名医”的诊断结果置之不理之外,还在其背后损其医德,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贬低其行业,令人心寒,背后损人,令人不齿,如此王侯,谁愿进言献策?故左右侍卫臣子闻此言后,也未劝桓公治疗,最终致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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