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 叛国’ 了。”36岁的郑廷同一字一顿，将这句话重复了两遍。身材微胖的他，身家不菲，是三个美国小公民的父亲。
　　21年前，年仅15岁的郑廷同汇入当年福建沿海的偷渡潮，从“蛇头之母”郑翠萍的家乡亭江镇启程，漂洋过海追寻“美国梦”。
　　最近几年，已经是美国公民的郑廷同，每年要从美国繁忙的生意中抽出时间，回到当初的乡村“放空”一阵。
　　人往高处走。像郑廷同一样，数以万计精明的亭江移民，这些年在国内与国外之间来来去去，脚步没有停止，就像不曾静止的时代。

华侨还愿

　　午后的风徐徐穿过盛美村，太阳将水泥路两旁的桂花树拉出两排整齐的阴影。郑廷同与家人坐在门前的石凳上，用福州话闲聊着，享受着这个闽江口边小乡村的宁静。
　　他们都是华侨，刚从美国回来，打算在村里呆上两个多月—这是每年一次的“度假”。在美国，他们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如今郑廷同在美国经营6家餐馆，每天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他喜欢这里的闲适、安静，不像在美国，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郑廷同一家人所在的盛美村，村里大部分楼房和设施都是移民者的杰作。干净平整的水泥村道，气派的敬老院、门庭，鳞次栉比的独院洋房，都是用美金建起来的。在整个有着“侨乡”之称的福州亭江镇，95%以上的家庭都有人在美国，盛美村也不例外。现在多数时候，村里已经看不到多少人了。最先偷渡出去的人，在拿到绿卡或公民身份之后，陆陆续续把留守的家人也接了出去。村里最新、最豪华的四层洋房却常年没人住。郑廷同说：“这家人的三个儿子都在美国。”只有清明节、春节的时候，回乡的人多了，村子才被填充进热闹的烟火气。
　　郑廷同这个移民家族足够幸运。在20多年的打拼之后，美国给了他们丰厚的财富回报—这也是他们当初越洋偷渡的主要动力。
　　6月11日，郑廷同家里持续三天半的还愿落幕。还愿的项目包括祭祀、吃素、布施，他们还特地请了马尾区的一个木偶团到村里的剧院表演。
　　这天傍晚6点，最后一场布施。600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个小村里，他们多是外地民工家庭的老人和孩子。为了避免有人钻空子多领，这些人被集中在剧院前面的空地上，几个小门都上了锁，只留一个大门。郑廷同派出了几个堂兄弟、表兄弟一起维持秩序。
　　这些人迫切地从门里挤出来，挨个从东道主手里领走一份用一次性餐盒装好的白米饭，和一张5元人民币。
　　在这些民工群之间，郑廷同的父亲郑美佑身着拉夫·劳伦Polo衫，腰系爱马仕皮带，手上戴着劳力士手表，颇具辨识度。一位等候多时的老母亲将残疾的女儿带到他跟前。郑美佑抽出兜里的零钱塞到她手里，并强调是给她女儿的。老母亲屈身向他鞠了几个躬。
　　三天半的还愿花费不菲。村里的一位老人伸出两个手指：20万人民币。其中仅7次布施分出去的现金就两万。
　　不过比起郑廷同爷爷奶奶丧礼100万人民币的开销，这是小巫见大巫。那次的场面更壮观，在村里有着数百年树龄的老榕树下，郑家撒起了现金—都是面值50和100美元的美金，那天等着领钱的人更多。
　　像郑廷同这样早年出去的华侨家庭，通过多年打拼累积了充裕的财富之后，并不吝于回到村庄用财富置换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名声和威望。村里要筹备公共基础建设，华侨们也大多积极响应，从美国寄来美金。在整个亭江镇，水泥公路、敬老院、豪华门庭几乎是每个村的标配。
　　团结齐心，这是让盛美村人颇引以为豪的地方。在小小的盛美村，还拥有镇里最好的公共宴会厅和剧院。与之配套的，是各种碑志，上面刻着每一个捐赠者的姓名，和他们捐的美金数额。仅盛美村供奉齐天大圣的“齐天府”，分别在1987年和2006年扩建过两次，华侨总共捐了近300万。
　　每年农历9月村里举办太平普度，身处美国的华侨会一起捐钱，在村里的餐厅里连办7天的酒席，耗资80万人民币。

“偷渡是大势所趋”

　　现在，华侨身上的财富光芒，对于外地民工的吸引力，就像上个世纪，海外对华侨本身的吸引力一般。
　　盛美村的海外移民史，可以追溯到郑翠萍的爷爷辈，甚至更早。那时候中国人在海外的地位低，最先开始下南洋到新加坡、香港各地谋生的，是村里境况最难的人。
　　到上世纪50年代，村里最先出国的这批人不仅寄来了钱，还带回了一些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盛美村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率先建了公共厕所。村里的牛栏、猪圈被统一迁到了河对岸的山上。
　　这让村里人大开了眼界。改革开放之后，位于沿海地区的亭江镇虽然在经济上比内地其他地方稍好，但当地人也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与海外的差距。
　　盛美村的人出去得更早。因为有“蛇头之母”、“偷渡皇后”之称的郑翠萍，正是出生在此地。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偷渡高峰期里，村里偷渡出去的人，有90%以上的人是通过郑翠萍及其弟弟郑美扬庞大、错杂的网络，这其中包括郑廷同的父亲和三个堂哥。
　　郑廷同的堂哥郑廷武在出国前，从事的是建筑工，每个月挣700多人民币。“村子就这么大，田就这么多，山也就这么多，那时也没多少工厂，不出国的话，只能像现在的民工一样，出去外面打工。”他说。而此时，美国餐馆一个小工的月薪已经达到1000多美元，按那时的汇率，是国内收入的十倍以上。
　　偷渡被认为是不得已的选择。1991年，通过郑翠萍、郑美扬姐弟为他办的中美洲国家伯利兹的签证，郑廷武从北京飞到伯利兹。同行的10个人坐独木船漂过小溪，“像游击队一样”在夜间穿越墨西哥的原始森林，最后躲在汽车后尾箱里进入美国，与比他更早偷渡出去的哥哥、弟弟碰了头。
　　1993年，父亲、堂哥都在国外的郑廷同在上海坐上了开往美国的大船，年仅15岁。在海上颠簸的那一个月，被现在的他轻描淡写地形容为像“坐游轮度假”：不仅有人送饭吃，还可以跟其他人打打牌，或者在天气好的时候，在公海钓钓鱼。 　　因为有很多亲戚先他之前到达美国，郑廷武的起步并不算艰难。在纽约的餐馆打工3年后，他便在芝加哥开了自己的餐馆。
　　这几乎是多数福建移民家庭的发家路线：第一代移民在美国餐馆打工，给家里寄钱的同时，还清偷渡的钱，然后攒钱开餐馆、在老家盖座漂亮的房子。拿到绿卡后，申请将家人接到美国，继而第二代移民子承父业，第三代移民在美国出生，接受美国的教育，脱身成为普通美国公民中的一员。包括华人世界一位重要的蛇头、如今亭江当地人眼中殷实但低调的“老板”郑美扬，也从为白人餐馆洗盘子起家，与美国其他最底层的穷人一起挤过紧张的铺位。郑美扬指着盛美村家家门口不到一米宽的石凳，说当时的床位还没这宽。每天工作10个小时，逢周五、周六再加班两个小时，每个月薪水750美元。直到连攒带借凑了四五万美金，开起自己的小餐馆。
　　通过郑翠萍、郑美扬带出去的人，都对这姐弟俩感恩戴德。郑美扬在村里威望很高，村里的水泥路、敬老院、茶馆、齐天府，多是他牵头筹建。
　　郑廷武对郑翠萍的评价颇高：“没有萍姐，就没有现在的福州和纽约。”甚至在提到去世的萍姐时当即红了眼眶，避到一旁的巷子里平复情绪。他认为外界过分渲染了偷渡的危险，至少从盛美村由“萍姐”带出去的人没有出过事。郑廷武记得，同行的一批10个人里，还有一位17岁左右的女孩，从北京出发一个月之后，他们都安全抵达了美国。
　　肯努力都会出头—这是亭江镇偷渡出去的人的“美国梦”。在多数县城还没有银行的时候，亭江镇已经早早地有了两家“中国银行”。在上世纪偷渡高峰期，美国正需要大量劳力，只要不触犯法律，非法移民被遣返只是少数。美国在1986年实行移民改革，有条件地大赦了300万非法移民，使得一些偷渡的亭江人提前拿到了合法身份，他们把家人接到了美国。
　　郑翠萍、郑美扬姐弟的偷渡网络以几何倍数扩张。从最早带出去的5个亲戚起，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找上门来。据郑美扬回忆，最多的时候，一辆大巴开到村里，一次性将40多人送去深圳，从香港飞南美。
　　现任亭江归国华侨联合会主任的杨享齐，当年在政府负责反偷私渡工作的时候，对偷渡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偷渡是大势所趋”。

艰难的旅程

　　并不是所有偷渡客都如郑廷同的家族这般幸运。偷渡的长途，引向的不一定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金山”，也可能是牢狱、迷失、绝望，甚至死亡。但这熄灭不了淘金者的梦与热情，一批批依然前仆后继。
　　东街村的老黑，皮肤黝黑，穿着蓝色工装，两年前刚刚从美国回来。1991年，他二十多岁，从福建坐船经墨西哥去美国，妻儿留在家里。
　　偷渡的过程是灰暗的。在持续三个月的航行中，两百多人同住在一个船舱内，每天最多的事情就是睡觉。刚开始的两三天，海浪拍打船身引起的每一次颠簸对于这些刚刚上船的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即便像老黑那样强壮的年轻男人，也止不住呕吐。除了日常的饮水，没有足够的淡水擦洗身体，老黑在上船之前买了一打内裤，穿脏了就丢掉。
　　由于男女混住在一条船上，女性往往会选择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以换得男性的保护。抵达墨西哥的时候，保护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了。没有男性的保护，地头蛇会随意侵犯偷渡的女人，甚至把她们打死。
　　下了船以后，两百多号人就分成几组，每组十多个人，由一个地头蛇看着。老黑和同乡们住进了地头蛇的家里，等待蛇头的安排。
　　从墨西哥到达美国后，老黑们需要付给蛇头3万美元，同时也有些人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的偷渡客只好呆在蛇头的店里打工。
　　多数移民家庭，在外人的眼里，看得见的是财富，看不见的是家人分隔两个大陆、常年不得相聚的心酸，就像62岁的陈周钗在提及儿子时，眼里来不及隐藏的悲伤。他已经23年没见过儿子了。
　　1995年，那时候，亭江有条件的人都往国外跑。被关在洛杉矶监狱里已两年多的陈周钗，思家心切，申请回国。他很果断地说：不想出去了，抓过一次怕了。在外面太久了，想家人想回家。
　　1991年，他离开东街村的家，从云南进入缅甸，然后辗转至曼谷，并在1993年搭上了蛇头安排的货船“金色冒险号”。偷渡不仅没有实现他怀揣的“美国梦”，而是把他投进了监狱。四个多月的航行之后，快抵达时，预先说好的小船没有来接应。海岸就在眼前，陈周钗与其他乘客纷纷跳进冰冷的大西洋，试图完成最后的登陆。但陈周钗被海岸警察截住，另外有10名急切的偷渡者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晨曦里的美国，便溺水而死。
　　陈周钗回到家里时，19岁的儿子已经偷渡至美国一个星期。因为儿子至今未拿到身份，何时能回来探亲，还是未知数。
　　因为在美国有案底，郑翠萍的弟弟郑美扬在1998年回大陆后没再踏进美国，而家人留在彼岸。大部分时间，已经当爷爷的他一个人生活在盛美村装修奢华的大房子里。郑美扬的生活很简单。他喜欢吃鱼，多数时间里，他自己下厨，煎一条鱼，炒一个菜，一个人吃饭，“太冷清，也没办法”。
　　在父亲郑济良生前，有十几年的时间，郑美扬与他多次擦肩而过。在多年后，他忍不住感叹：“没意思，一辈子没跟父亲在一起多少时间。”郑美扬与家人移居香港时，郑济良已经去了美国。郑美扬1977年偷渡美国时，他父亲的非法身份暴露，恰被遣返。郑美扬从香港飞美国，他的父亲从美国飞出来。1998年，郑美扬回国，父亲去了美国。父亲临终前，郑美扬恰在海南等着登机，没有接到电话。而他的爷爷很早下南洋去新加坡，现在连坟墓都没有找到。
　　郑美扬说：“为了生活，没什么值不值。”
　　1993年，盛美村隔壁的东街村村民老杨，在蛰伏多年后终于得以偷渡到了大洋彼岸。但此后八年多在美国中餐馆的打工生活，远不像老杨原先设想的那般光鲜。上世纪90年代，各地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美国，不仅餐馆的月薪从原来的1000多美元，降到700～800美元，连餐馆的工作都难找了，在美国没有亲戚的人运气差的还得去工作介绍所。 　　“一个月800美金，非常辛苦。在美国连家都没有，忙着赚钱还债，还要负担家庭。”
　　2001年，老杨的儿子也偷渡去了美国，如今，孙子已在美国出生。“我和儿子为他打拼。”老杨希望孙子读书接受教育，做美国人的工作，而不是在餐馆打工。

来来去去

　　这次回国，郑廷同请了几位四川工人，重新给院子装上了铝合金栏杆。郑廷同虽然陶醉于这个村子的宁静，但家人、孩子、生意都在美国，似乎已经回不来了。
　　郑廷同整个家族从他孩子这一代都在美国，他的父亲郑美佑不会英语，如果餐馆里有老外，他就叫来儿子。而郑廷同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都是美国公民，最大的已经12岁。两个已经在美国上小学的孩子，他们最近刚刚放假回国，他们能说三种语言：普通话、福州话，和流利的美式英语。将来，这些ABC（American-born Chinese）很可能脱离祖辈、父辈的发家轨迹，成为美国的白领一族。
　　“生活还是这边好，但没办法，儿子、孙子都在外面。”郑廷武说。盛美村的大部分人依然选择在国外做生意，除了家人原因，国外贷款更容易，贷款买个房子，放租出去，若干年后房子就是自己的了，而国内贷款利息太高。但同时他发愁的是，在美国经营中餐馆，打工仔已经越来越难找了，早期出去的人在有了本钱后，多自立门户，而现在出去的年轻人都不肯吃苦，不愿意做餐馆的活。
　　最多的时候，盛美村曾有1000多人，但是现在村里常住的本地人，仅两位数。郑美扬指着自己家那排房子说，那是盛美最老的一条街，但如今包括他在内，只住5个本村的人，其中两个还是80多岁的老人。
　　亭江镇曾有“寡妇村”之称。在移民期之初，青壮男劳力漂洋过海，留下妻子留守在家。此后，偷渡出去的人拿到身份之后，将妻子接到美国，生下的孩子送回国内让老人带，到上学年龄后再接回美国上学。有一段时期，亭江镇像现在多数农村一样，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但现在连孩子也少见了。腿脚利索、还能走得动的老人，也都由子女接出国了。
　　往日盛行的偷渡之风，近年已经退了温。办护照、签证已经不像往日难如登天。不过这也使得亭江镇另一个产业保持了长青：出国业务。在亭江镇，写着“国内外机票、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各国签证填表”这些经营范围店面并不少见。
　　不过，也有华侨嗅到了国内今年的发展趋势，回国投资办工厂、做生意。“有的人想回来，有的人不想回来，各有各的理念。”杨享齐说。这位福州开发区外侨办的负责人才接手三个多月，就已经接待了三四百个想重新上户口的华侨。在上世纪，公安机关曾注销了某个时期偷渡者的户口，如今中央开了口子解决这个问题，鼓励华侨回国消费、投资。
　　郑廷同那座年岁颇大的老房子，租给了在附近工厂里上班的四川民工。越来多的本村人的房子，大多是租给了说着安徽话、四川话的民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率先改革开放的沿海地区吸引了内地的民工。亭江当地劳力外流与外汇流入相接，中国大陆内地不发达地区的民工，便由西向东、自北向南，到达亭江做建筑工或踩人力三轮车，或进入工厂打工。
　　现在的多数时候，盛美这个因移民而兴、又因移民而默的村子，本地人还不如房子多。最近短短的时间里，村里又有6位80多岁的老人相继去世。有些院子里的杂草甚至已经齐腰。那些漂亮、豪华得可以称得上别墅的洋房，铁门紧锁，常年沉寂得像死去了一般。
　　“5年后，村里可能就没有本地人了。等我死了，我儿子就不会回来了。”郑美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