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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心系群众，人民利益至上
刘少奇对于人民群众总是满腔热情，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方便问题，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利益幸福为重。
1942年春夏，刘少奇离开淮海区来到山东指导工作。有一次住在东海县夏庄村时，因为房子小、部队多，刘少奇就住在了老百姓的一间屋子里。那屋子右边有个厕所，靠窗口有座石磨。房东经常在半夜三更起来推磨，吵得刘少奇睡不好觉。当身边工作人员为此想要建议房东改换推磨时间时，刘少奇摆摆手坚决不同意，且幽默地说：“你们不让老百姓吃饭还行吗？”刘少奇总是这样首先想到群众的方便，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1956年以后，刘少奇出去视察的次数特别多，差不多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下到基层去考察研究。每次外出，行前他总是找身边工作人员谈一次话，除了告诉他们准备去的地方、去的目的任务和去后要找什么人调查等事情外，就是嘱咐他们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接受礼物，还特别强调不要让人家接送。他说：“地方上的同志都很忙，不要让人家到车站接送；在那里的活动，一切都听人家的安排。”
那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刘少奇外出要坐专列火车。每到一个地方，人家总是安排他住到高级宾馆去。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有时吃住就都在火车上。由带去的厨师自己做一些简单的饭菜，要工作人员到机关去入伙。1959年到济南视察工作，刘少奇要找一些同志谈话，便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请他们到车上来吧，我不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1961年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前后一个多月，他也一直吃住在火车上。
铁道部门有个规定，遇到专列通过，沿途客货车辆都要让路，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刘少奇对此特别注意，每次都嘱咐随行工作人员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影响客运车辆的正常运行，以免影响群众的旅行，耽误人家的事情。当刘少奇的专列需要在什么地方停留时，他总是让随行工作人员转告铁路部门，把车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去。为此，还闹过一次笑话。
那是在浦口车站。列车到站时刘少奇已经睡着了。天快亮时，一列火车通过，响声把刘少奇震醒了，他突然坐起来说：“哎呀，糟糕！车停在站上，影响别人运输了。”刘少奇连忙把随行工作人员吴振英找去询问情况。吴振英告诉他说：“咱们的车是停在车站附近的岔道上，不影响别的车通过。”听了这样的话后，刘少奇的心才放了下来。
出外视察不吃住在专列时，刘少奇定会与群众同吃同住。1961年春他回乡搞调研期间即是典型例子。
原先，对刘少奇的这次回乡调查，湖南省委严密地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了小轿车陪行。但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次回乡调查一定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一切轻车简从，只要一辆吉普车，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刘少奇说到做到，身体力行。４月２日，一辆再普通不过的吉普车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出发，载着刘少奇开始行驶在他考察湖南农村的一程程路途上。故乡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吉普车在雨里艰难地前行。对已63岁高龄的刘少奇而言，这辆吉普车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44个日夜，他有33天在田间奔走，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累计行程达4000多公里。他亲口尝过农民充饥食用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过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为这样，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4月12日，结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调研，刘少奇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进一步搞调研。依旧没有威武的警车、长长的车队，甚至连谁是首长都不能一眼辩认出，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就这样悄悄来到天华大队。下车后，刘少奇夫妇径直住进了王家塘一幢破旧的小屋。房里泥墙已大块大块剥落，屋内十分阴暗。没有玻璃窗户，就用一块粗布挡着；没有床铺，便用两张长条凳架起两块门板代替。地方干部曾建议刘少奇住条件好些的房子，但刘少奇却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第二天，刘少奇即召集大队干部开座谈会。继尔又为了真正切实地了解到实情，避开大队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请来七位普通农民直接座谈。在天华大队为期18天的农村调查期间，刘少奇与农民同吃同住，走村串户，倾听农民兄弟的疾苦，了解存在的真实情况与问题，在这里制止了“浮夸风”和“瞎指挥”，做出解散食堂的决定，使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恢复了正常秩序。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视察结束前，又抽空回到离别几十年的老家炭子冲看望乡亲。宁乡县花明楼区委闻讯后高兴地准备了12间房屋来做接待室。然而，刘少奇没有惊动任何人，晚上悄悄地直接走进了炭子冲。同样地，他也没惊动村里的干部，就宿在了他青少年时代与母亲同住的旧屋里。这是一间极其简朴、面积不大的房子：小窗子下面放着一张旧书桌和一把旧木椅子，还有一张陈旧的木床与一个老式洗脸架。
刘少奇在家的七天是最忙的七天。他说：“要想了解真实情况，探亲是一种调查研究的好方法，亲友们一是不怕你，一是信任你，可以对你说真话。”翌日一早，他就头戴草帽，脚穿布鞋，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去了。问生产怎样？生活如何？党的政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七天间他几乎天天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研究。
期间，刘少奇再三指示不要开放他的旧居，不要办纪念馆。他说：“要办就把毛主席旧居和陈列馆办好，我的房子都让出来给群众住。将来群众砌了新房子，比这里好，群众不愿住了再说。”当时有的干部顾虑让社员住，养猪养鸡的搞脏了怎么办？外国人来参观怎么办？刘少奇说：“不请就是啦！实在要来，那就不要嫌乱！”有人又问：“来了怎样招待？”刘少奇笑着说：“来了，两碗开水。”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刘少奇处处为群众着想，要求干部也是这样。他离开旧居，来到县城，也没有住为他安排的招待所，而是住在了县委的电话会议室。当晚，刘少奇和县里的干部们交谈时，对县委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受了这么多苦，我们要为他们分忧啊！”刘少奇还风趣地对县长说：“县长嘛！就是人民的父母官，就要像母亲爱护子女一样来关心群众。”接着，他和县委书记及县长等一起研究制定了社员住房的三条措施，并要求连夜打出文件，第二天发出。次日清晨，县委书记正准备将文件送给刘少奇审阅时，刘少奇已派秘书来取了。刘少奇看完文件，立即作了批示。 1960年4月，刘少奇乘坐一艘中型客轮，出三峡，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刚过宜昌，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顿时风吼雨至，浊浪排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起来。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发现江上的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的人惊慌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着，落水者一再呼救。
轮船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多数同志认为，轮船偏离航道有危险，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
在这千钧一发的险情面前，正在舱内批阅文电的刘少奇知道这些情况后，当机立断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船员们见刘少奇都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立即奋不顾身投入到这场抢险的搏斗中。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把稳航向，克服浪涛的推力，让船侧身擦过浅滩；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舱里，刘少奇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灯正在四下扫射，巨涛像矗立的墙壁咆哮着滚来，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像箭一样射来的雨点飞溅到窗上。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像是飘荡的树叶。
刘少奇又命令为小船挡风。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住……
清晨，风停雨过，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两个落水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流下了行行热泪。缆绳解开了，小船也一条条散去，船上的人们望着客轮渐渐远离，不住地挥手致意……
调研：注重实事求是，绝不盲目言从
195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收到一份报道安徽省某县水稻亩产5000斤情况的简报，并以激动的心情急忙拿着简报去向刘少奇报告这一好消息。但刘少奇对秘书的“喜讯”似乎并不在意，他接过简报迅速浏览一下后用低沉的口气问：“你相信吗？”刘振德不知如何回答，略思片刻说：“对南方的水稻产量我不熟悉，对北方的谷子、小麦等农作物的产量还知道一些，但产量最高的也没听说过有超过1000斤的。”刘少奇两眼充满疑虑，担忧地说：“南方的水稻是比北方的谷子、小麦的产量要高些，但说亩产5000斤，肯定是吹牛！”后来，吹牛和浮夸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卫星”也越放越大、越放越高。
刘少奇坐不住了。1958年下半年，60岁的刘少奇以超人的精力和毅力先后几次到外地调查研究。7月，骄阳似火的盛夏，他来到山东、河北；11月、12月，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隆冬，他来到河南、湖北。视察农业，他一定要到田里亲眼看看庄稼，到农民家里问问温饱；视察煤矿，他一定要戴上矿帽矿灯、脚蹬高筒雨靴来到井下，看采煤，看掘进，到矿工食堂、宿舍看伙食，问冷暖；视察钢铁厂，他一定要到铁水滚滚、火花飞溅的炉前询问产量和质量，叮嘱千万要注意安全……他每到一处，都会被人民群众那冲天的革命干劲所感动，但又被那有些过分的吹牛、浮夸所困扰。
当刘少奇深入到河北省徐水县去实地察看、调查了解并耳闻日睹了大量事实后，明白了徐水县的所谓“共产主义”，原来只不过是吃大锅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和一张只画着电影院、图书馆却连居民区都没有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规划图”。这哪里是什么“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瞎吹和乌托邦式的空想。
从山东和河北调研回京后，刘少奇有一次在支部会上心情沉重、神色黯然地向大家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听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等的讲话，刘振德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对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增产数字，特别是钢铁、粮食的增产感到非常兴奋。虽然对有些数字也有怀疑和议论，但没有否定它们的根据，只是随声附和、盲目乐观。”
刘少奇接过话题说：“人云亦云，不假思索，是个大毛病，我在山东、河北视察时说过要泼点冷水，现在我也要给你们泼点冷水，让大家的头脑都清醒清醒。对群众的积极性要爱护，不能泼冷水。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有些事，我们没有经验，调查研究又不够，受点挫折是难免的。但当前的许多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不科学的口号，特别是这股浮夸风、吹牛风，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不足和调查不够所造成的。我们决不能任其发展了。有时，我的头脑也有点热，说过些过头话，我向支部作检查。这就算我的思想汇报吧！”
刘少奇实事求是、向人民负责的严肃态度和绝不盲目言从的冷静科学工作方法，还体现在他回乡搞调研时听取群众反映、实事求是妥善处理了两个案件：齐海湘错案和冯国全“破坏耕牛案”。
刘少奇在做调查时，群众向他反映齐海湘案件是件错案，当时齐海湘已经死了。但是刘少奇仍然主张切实调查清楚，他对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人虽死了，也应该查清，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本人死了，还有子女后代，我们要对案件负责，还要对他的子女负责。”在刘少奇的干预和点拨下，终于洗雪了齐海湘的不白之冤。
对于群众反映的天华大队饲养员冯国全父子将一根3寸多长的铁丝钉进他们为生产队喂养的耕牛肺里致使耕牛死亡的“破坏耕牛刑事案”，刘少奇觉得可疑，立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并重新研究这个案件。刘少奇说：“请你们把此案再调查一下。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细致的调查，不仅要调查当事人，还要向老兽医和专门学过这种医学的人请教。你们想想看，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它能那样俯首贴耳地让人将铁丝钉进自己的肚子里？你们查清后写个报告，好不好？”刘少奇从中察觉到司法机关有些人办案马虎，对普通老百姓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
经过详细调查和技术鉴定，否定了原定的结论。原来这头牛曾几易其主，早在1955年8月在长沙县青山乡社员彭秉泉家喂养时，由于其子出于好奇心，将铁丝包在青草内喂牛，致使这条耕牛落下病根，并最终因铁丝进入肺部而死。此事已真相大白，湖南省公安厅经过复查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于6月30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国家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如实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 刘少奇对人民的负责，不仅表现在他发现错判后及时地予以纠正，还在于他工作缜密细致，由此及彼，胸怀大局，考虑到全国如果还有这样的冤案也应一并认真调查研究，给以解决。7月10日，回京近两个月的刘少奇在审阅这一调查报告时，致信公安部部长：“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法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刘少奇亲自审阅、修改了关于这件错案的调查报告并批示：此件发至县以上公安、政法部门阅读，对各地几年来所有由于死牛胃内、肺内发现铁丝、铁钉等而定为“破坏耕牛”的案件，都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以便使我们的结论符合实际。
律己：公私分明，对亲属和子女从不搞特殊
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亲情，有这样那样一些亲人、亲戚。然而，位高权重的刘少奇却在亲情面前公私分明，为共产党人的亲情观作了最好的诠释。
对于托刘少奇办私事的亲友，刘少奇总是婉言相拒。他很诚恳地对他们表示：“你们的事我不是不能办，硬着头皮办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办事要讲原则，我们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
解放初期，刘少奇写给七姐刘少怡的一封信，曾在家乡人民中传为佳话。刘少怡是刘少奇的亲姐姐，从小对刘少奇照顾得很周到，感情较深。土改时，刘少怡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刘少怡听说弟弟在京城作了“大官”，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流露出对土改减租退押政策的不满，不愿在家务农，希望能随他到城里去生活。
刘少奇在给刘少怡的回信中，严肃批评了姐姐的错误思想，鼓励他们自食其力，并表明了自己这样一种荣辱观：“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是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给了我这个作你老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
刘少怡听从刘少奇的规劝，一直在家乡务农。刘少奇1961年回乡调查时，还曾特意去看望了她。
刘少奇对每个子女都倾注着深沉的父爱，但这份父爱绝不表现为娇惯孩子，而是特别注意在生活上给孩子们降低水准，从不让他们搞特殊。
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过。他的警卫员看到个别首长的孩子上学下学都有小汽车接送后，也就接送过孩子们几次。
这件事刘少奇知道后，对王光美和警卫员们说：“不要让小汽车接送孩子，可以坐公共汽车嘛！”吃饭时，他又对孩子们进行了教育。
以后，宁肯小车闲着，也不让孩子们乘坐。
尽管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后来还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每逢周六下午，由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三个孩子及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住中南海西门对面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两个孩子。这位老师傅每周一早晨再把这一群孩子送回学校上课。
当刘源上到三年级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这项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停了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公交车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转乘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在学校里面，同学们都不知道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等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他们所有档案里的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许孩子们讲出来，子女们也就不敢讲出半个字。有一次，在音乐课上，刘源没带课本，音乐老师就给他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把课本送来。”王光美二话没说，赶紧骑上自行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王光美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人。只要她不忙，她就会到学校去给孩子们开家长会，特别配合学校和班里的工作。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刘少奇的子女们也都住在学校里，吃不饱饭。刘亭亭在学校里饿得晕倒了两次，当时她同学的妈妈就给刘亭亭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心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里已经晕倒过两次了，你还不接回家去。”王光美正准备要接刘亭亭回家时，刘少奇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于是，子女们就继续住在学校里。
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
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而进行照顾，就专门督促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认真地核对了一番水电费数字。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
对此，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刘少奇每月去理发，都要身边的工作人员专人负责给他记账，到月底从他的工资里扣除，绝不占国家一点便宜。
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最初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刘少奇家里人口多、花费大，可他从来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在他的严格教育下，刘少奇一家人都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
这些事情说明，刘少奇非常注意防微杜渐，决不愿意让子女们从小因自己是国家主席的子女就滋长高人一等、可以沾国家光的优越感，充分表现了刘少奇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高尚风格。
（责编 孟红）
刘少奇对于人民群众总是满腔热情，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方便问题，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利益幸福为重。
1942年春夏，刘少奇离开淮海区来到山东指导工作。有一次住在东海县夏庄村时，因为房子小、部队多，刘少奇就住在了老百姓的一间屋子里。那屋子右边有个厕所，靠窗口有座石磨。房东经常在半夜三更起来推磨，吵得刘少奇睡不好觉。当身边工作人员为此想要建议房东改换推磨时间时，刘少奇摆摆手坚决不同意，且幽默地说：“你们不让老百姓吃饭还行吗？”刘少奇总是这样首先想到群众的方便，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1956年以后，刘少奇出去视察的次数特别多，差不多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下到基层去考察研究。每次外出，行前他总是找身边工作人员谈一次话，除了告诉他们准备去的地方、去的目的任务和去后要找什么人调查等事情外，就是嘱咐他们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接受礼物，还特别强调不要让人家接送。他说：“地方上的同志都很忙，不要让人家到车站接送；在那里的活动，一切都听人家的安排。”
那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刘少奇外出要坐专列火车。每到一个地方，人家总是安排他住到高级宾馆去。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有时吃住就都在火车上。由带去的厨师自己做一些简单的饭菜，要工作人员到机关去入伙。1959年到济南视察工作，刘少奇要找一些同志谈话，便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请他们到车上来吧，我不下去了；一下去，人家又要招待、找房子、安排饭，太麻烦，又浪费钱。”1961年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前后一个多月，他也一直吃住在火车上。
铁道部门有个规定，遇到专列通过，沿途客货车辆都要让路，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刘少奇对此特别注意，每次都嘱咐随行工作人员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影响客运车辆的正常运行，以免影响群众的旅行，耽误人家的事情。当刘少奇的专列需要在什么地方停留时，他总是让随行工作人员转告铁路部门，把车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去。为此，还闹过一次笑话。
那是在浦口车站。列车到站时刘少奇已经睡着了。天快亮时，一列火车通过，响声把刘少奇震醒了，他突然坐起来说：“哎呀，糟糕！车停在站上，影响别人运输了。”刘少奇连忙把随行工作人员吴振英找去询问情况。吴振英告诉他说：“咱们的车是停在车站附近的岔道上，不影响别的车通过。”听了这样的话后，刘少奇的心才放了下来。
出外视察不吃住在专列时，刘少奇定会与群众同吃同住。1961年春他回乡搞调研期间即是典型例子。
原先，对刘少奇的这次回乡调查，湖南省委严密地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了小轿车陪行。但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次回乡调查一定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一切轻车简从，只要一辆吉普车，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刘少奇说到做到，身体力行。４月２日，一辆再普通不过的吉普车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出发，载着刘少奇开始行驶在他考察湖南农村的一程程路途上。故乡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吉普车在雨里艰难地前行。对已63岁高龄的刘少奇而言，这辆吉普车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44个日夜，他有33天在田间奔走，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累计行程达4000多公里。他亲口尝过农民充饥食用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过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为这样，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4月12日，结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调研，刘少奇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进一步搞调研。依旧没有威武的警车、长长的车队，甚至连谁是首长都不能一眼辩认出，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就这样悄悄来到天华大队。下车后，刘少奇夫妇径直住进了王家塘一幢破旧的小屋。房里泥墙已大块大块剥落，屋内十分阴暗。没有玻璃窗户，就用一块粗布挡着；没有床铺，便用两张长条凳架起两块门板代替。地方干部曾建议刘少奇住条件好些的房子，但刘少奇却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第二天，刘少奇即召集大队干部开座谈会。继尔又为了真正切实地了解到实情，避开大队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请来七位普通农民直接座谈。在天华大队为期18天的农村调查期间，刘少奇与农民同吃同住，走村串户，倾听农民兄弟的疾苦，了解存在的真实情况与问题，在这里制止了“浮夸风”和“瞎指挥”，做出解散食堂的决定，使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恢复了正常秩序。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视察结束前，又抽空回到离别几十年的老家炭子冲看望乡亲。宁乡县花明楼区委闻讯后高兴地准备了12间房屋来做接待室。然而，刘少奇没有惊动任何人，晚上悄悄地直接走进了炭子冲。同样地，他也没惊动村里的干部，就宿在了他青少年时代与母亲同住的旧屋里。这是一间极其简朴、面积不大的房子：小窗子下面放着一张旧书桌和一把旧木椅子，还有一张陈旧的木床与一个老式洗脸架。
刘少奇在家的七天是最忙的七天。他说：“要想了解真实情况，探亲是一种调查研究的好方法，亲友们一是不怕你，一是信任你，可以对你说真话。”翌日一早，他就头戴草帽，脚穿布鞋，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去了。问生产怎样？生活如何？党的政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七天间他几乎天天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调查研究。
期间，刘少奇再三指示不要开放他的旧居，不要办纪念馆。他说：“要办就把毛主席旧居和陈列馆办好，我的房子都让出来给群众住。将来群众砌了新房子，比这里好，群众不愿住了再说。”当时有的干部顾虑让社员住，养猪养鸡的搞脏了怎么办？外国人来参观怎么办？刘少奇说：“不请就是啦！实在要来，那就不要嫌乱！”有人又问：“来了怎样招待？”刘少奇笑着说：“来了，两碗开水。”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刘少奇处处为群众着想，要求干部也是这样。他离开旧居，来到县城，也没有住为他安排的招待所，而是住在了县委的电话会议室。当晚，刘少奇和县里的干部们交谈时，对县委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受了这么多苦，我们要为他们分忧啊！”刘少奇还风趣地对县长说：“县长嘛！就是人民的父母官，就要像母亲爱护子女一样来关心群众。”接着，他和县委书记及县长等一起研究制定了社员住房的三条措施，并要求连夜打出文件，第二天发出。次日清晨，县委书记正准备将文件送给刘少奇审阅时，刘少奇已派秘书来取了。刘少奇看完文件，立即作了批示。 1960年4月，刘少奇乘坐一艘中型客轮，出三峡，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刚过宜昌，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顿时风吼雨至，浊浪排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起来。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发现江上的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的人惊慌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着，落水者一再呼救。
轮船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多数同志认为，轮船偏离航道有危险，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
在这千钧一发的险情面前，正在舱内批阅文电的刘少奇知道这些情况后，当机立断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船员们见刘少奇都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立即奋不顾身投入到这场抢险的搏斗中。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把稳航向，克服浪涛的推力，让船侧身擦过浅滩；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舱里，刘少奇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灯正在四下扫射，巨涛像矗立的墙壁咆哮着滚来，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像箭一样射来的雨点飞溅到窗上。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像是飘荡的树叶。
刘少奇又命令为小船挡风。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住……
清晨，风停雨过，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两个落水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流下了行行热泪。缆绳解开了，小船也一条条散去，船上的人们望着客轮渐渐远离，不住地挥手致意……
调研：注重实事求是，绝不盲目言从
195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收到一份报道安徽省某县水稻亩产5000斤情况的简报，并以激动的心情急忙拿着简报去向刘少奇报告这一好消息。但刘少奇对秘书的“喜讯”似乎并不在意，他接过简报迅速浏览一下后用低沉的口气问：“你相信吗？”刘振德不知如何回答，略思片刻说：“对南方的水稻产量我不熟悉，对北方的谷子、小麦等农作物的产量还知道一些，但产量最高的也没听说过有超过1000斤的。”刘少奇两眼充满疑虑，担忧地说：“南方的水稻是比北方的谷子、小麦的产量要高些，但说亩产5000斤，肯定是吹牛！”后来，吹牛和浮夸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卫星”也越放越大、越放越高。
刘少奇坐不住了。1958年下半年，60岁的刘少奇以超人的精力和毅力先后几次到外地调查研究。7月，骄阳似火的盛夏，他来到山东、河北；11月、12月，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隆冬，他来到河南、湖北。视察农业，他一定要到田里亲眼看看庄稼，到农民家里问问温饱；视察煤矿，他一定要戴上矿帽矿灯、脚蹬高筒雨靴来到井下，看采煤，看掘进，到矿工食堂、宿舍看伙食，问冷暖；视察钢铁厂，他一定要到铁水滚滚、火花飞溅的炉前询问产量和质量，叮嘱千万要注意安全……他每到一处，都会被人民群众那冲天的革命干劲所感动，但又被那有些过分的吹牛、浮夸所困扰。
当刘少奇深入到河北省徐水县去实地察看、调查了解并耳闻日睹了大量事实后，明白了徐水县的所谓“共产主义”，原来只不过是吃大锅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和一张只画着电影院、图书馆却连居民区都没有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规划图”。这哪里是什么“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瞎吹和乌托邦式的空想。
从山东和河北调研回京后，刘少奇有一次在支部会上心情沉重、神色黯然地向大家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听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等的讲话，刘振德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对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增产数字，特别是钢铁、粮食的增产感到非常兴奋。虽然对有些数字也有怀疑和议论，但没有否定它们的根据，只是随声附和、盲目乐观。”
刘少奇接过话题说：“人云亦云，不假思索，是个大毛病，我在山东、河北视察时说过要泼点冷水，现在我也要给你们泼点冷水，让大家的头脑都清醒清醒。对群众的积极性要爱护，不能泼冷水。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有些事，我们没有经验，调查研究又不够，受点挫折是难免的。但当前的许多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不科学的口号，特别是这股浮夸风、吹牛风，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不足和调查不够所造成的。我们决不能任其发展了。有时，我的头脑也有点热，说过些过头话，我向支部作检查。这就算我的思想汇报吧！”
刘少奇实事求是、向人民负责的严肃态度和绝不盲目言从的冷静科学工作方法，还体现在他回乡搞调研时听取群众反映、实事求是妥善处理了两个案件：齐海湘错案和冯国全“破坏耕牛案”。
刘少奇在做调查时，群众向他反映齐海湘案件是件错案，当时齐海湘已经死了。但是刘少奇仍然主张切实调查清楚，他对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人虽死了，也应该查清，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本人死了，还有子女后代，我们要对案件负责，还要对他的子女负责。”在刘少奇的干预和点拨下，终于洗雪了齐海湘的不白之冤。
对于群众反映的天华大队饲养员冯国全父子将一根3寸多长的铁丝钉进他们为生产队喂养的耕牛肺里致使耕牛死亡的“破坏耕牛刑事案”，刘少奇觉得可疑，立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并重新研究这个案件。刘少奇说：“请你们把此案再调查一下。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细致的调查，不仅要调查当事人，还要向老兽医和专门学过这种医学的人请教。你们想想看，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它能那样俯首贴耳地让人将铁丝钉进自己的肚子里？你们查清后写个报告，好不好？”刘少奇从中察觉到司法机关有些人办案马虎，对普通老百姓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
经过详细调查和技术鉴定，否定了原定的结论。原来这头牛曾几易其主，早在1955年8月在长沙县青山乡社员彭秉泉家喂养时，由于其子出于好奇心，将铁丝包在青草内喂牛，致使这条耕牛落下病根，并最终因铁丝进入肺部而死。此事已真相大白，湖南省公安厅经过复查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于6月30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国家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如实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 刘少奇对人民的负责，不仅表现在他发现错判后及时地予以纠正，还在于他工作缜密细致，由此及彼，胸怀大局，考虑到全国如果还有这样的冤案也应一并认真调查研究，给以解决。7月10日，回京近两个月的刘少奇在审阅这一调查报告时，致信公安部部长：“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法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刘少奇亲自审阅、修改了关于这件错案的调查报告并批示：此件发至县以上公安、政法部门阅读，对各地几年来所有由于死牛胃内、肺内发现铁丝、铁钉等而定为“破坏耕牛”的案件，都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以便使我们的结论符合实际。
律己：公私分明，对亲属和子女从不搞特殊
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亲情，有这样那样一些亲人、亲戚。然而，位高权重的刘少奇却在亲情面前公私分明，为共产党人的亲情观作了最好的诠释。
对于托刘少奇办私事的亲友，刘少奇总是婉言相拒。他很诚恳地对他们表示：“你们的事我不是不能办，硬着头皮办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办事要讲原则，我们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
解放初期，刘少奇写给七姐刘少怡的一封信，曾在家乡人民中传为佳话。刘少怡是刘少奇的亲姐姐，从小对刘少奇照顾得很周到，感情较深。土改时，刘少怡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刘少怡听说弟弟在京城作了“大官”，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流露出对土改减租退押政策的不满，不愿在家务农，希望能随他到城里去生活。
刘少奇在给刘少怡的回信中，严肃批评了姐姐的错误思想，鼓励他们自食其力，并表明了自己这样一种荣辱观：“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是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给了我这个作你老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
刘少怡听从刘少奇的规劝，一直在家乡务农。刘少奇1961年回乡调查时，还曾特意去看望了她。
刘少奇对每个子女都倾注着深沉的父爱，但这份父爱绝不表现为娇惯孩子，而是特别注意在生活上给孩子们降低水准，从不让他们搞特殊。
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过。他的警卫员看到个别首长的孩子上学下学都有小汽车接送后，也就接送过孩子们几次。
这件事刘少奇知道后，对王光美和警卫员们说：“不要让小汽车接送孩子，可以坐公共汽车嘛！”吃饭时，他又对孩子们进行了教育。
以后，宁肯小车闲着，也不让孩子们乘坐。
尽管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后来还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每逢周六下午，由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三个孩子及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住中南海西门对面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两个孩子。这位老师傅每周一早晨再把这一群孩子送回学校上课。
当刘源上到三年级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这项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停了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公交车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转乘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在学校里面，同学们都不知道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等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他们所有档案里的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许孩子们讲出来，子女们也就不敢讲出半个字。有一次，在音乐课上，刘源没带课本，音乐老师就给他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把课本送来。”王光美二话没说，赶紧骑上自行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王光美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人。只要她不忙，她就会到学校去给孩子们开家长会，特别配合学校和班里的工作。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刘少奇的子女们也都住在学校里，吃不饱饭。刘亭亭在学校里饿得晕倒了两次，当时她同学的妈妈就给刘亭亭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心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里已经晕倒过两次了，你还不接回家去。”王光美正准备要接刘亭亭回家时，刘少奇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于是，子女们就继续住在学校里。
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
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而进行照顾，就专门督促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认真地核对了一番水电费数字。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
对此，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刘少奇每月去理发，都要身边的工作人员专人负责给他记账，到月底从他的工资里扣除，绝不占国家一点便宜。
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最初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刘少奇家里人口多、花费大，可他从来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在他的严格教育下，刘少奇一家人都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
这些事情说明，刘少奇非常注意防微杜渐，决不愿意让子女们从小因自己是国家主席的子女就滋长高人一等、可以沾国家光的优越感，充分表现了刘少奇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高尚风格。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