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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会认识论对文本解读的意义在于，“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焦点觉知，对文本语言的表达结构、写作思维、写作思路的意识是一种附带觉知”。所谓“附带觉知具有行为技能的决定性力量”，是指“对文本意义的获得，这种焦点觉知，必须通过对文本的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才可能生成”。换句话讲，要想解读好文本，就不能一味地在文本意义——焦点觉知上滑行，而应该在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写作思维——附带觉知的纬度上展开。
然而，事实上，人们在进行文本解读时，似乎更愿意就文本意义本身即焦点觉知展开讨论，却很少从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入手，进行深入的研究。
例如：对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下称《雪》词）的解读，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①“帝王思想”的政治化解读时期（1945～1949）；②泛指“无产阶级”的社会化解读时期（1949～1978）；③“毛泽东自指”的本体化解读时期（1978～2010）。
日常教学中，这首词通常被解读为：“以宏伟的气魄，生花的妙笔，写景论史，热情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一解读，显然采纳了社会化解读时期的泛指“无产阶级”的观点。
上述解读的角度不一样：或是基于文本本身，或是基于时代文化，亦或是基于历史传统，且解读的方法、策略和结论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在努力追求着尽可能地把文本的内在意义即焦点觉知，更趋理性、更趋客观地表达出来。然而，殊不知，这样的努力也许是很难如愿的。因为这些解读，从本质上讲，大都是在焦点觉知上滑行罢了，并没有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即写作思维的纬度展开，所以，看似异彩纷呈的解读，其实，效果较为有限。而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焦点觉知，作为觉知是存在的，但是作为知识，并没有焦点知识。也就是说，焦点知识是一个“空无”，它仅仅是附带觉知的附带知识产生的一种功能而已。
那么如何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入手呢？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①以什么样的哲学高度来解读？
②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什么？如何才能围绕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展开文本解读？
第一个问题看似务虚，不甚紧要，事实上，也的确常常被人忽略，然而，对于文本解读而言，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本体论意义。现在的许多解读，仿佛都有一种倾向：使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解读文本的内在意义。其哲学根基是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知识论。看起来，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仔细研究之后，却并不尽然。因为文本解读是完全不同于科学研究的，是无法真正“客观”表述的。
根据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人类知识包括两类：一类是“言传知识”，一类是“意会知识”。所谓“言传知识”，就是我们对实体性认识对象的结构、功能、特征进行概念阐述的知识。而所谓的“意会知识”，就是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行为技能、技术艺术的知识。
很显然，“言传知识”是外在于生命的可以言传的客观化的知识。而写作却具有鲜明的生命色彩，因为任何写作（诗词创作）都是一种个体生命的言说，是“人类运用书面语言文字创生生命存在自由秩序的精神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写作的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生命哲学。而作为与之对应的另一种形式的创作——文本解读，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这一明显有别于“言传知识”的极富生命意味的哲学诉求的。因此，文本解读的哲学根基是生命哲学，我们应该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来解读文本，否则便是为解读而解读，甚至是伪解读。
就《雪》词而言，毛泽东写作该词时，无论其写作时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也无论发表的时机多么的耐人寻味，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雪》词绝对不会抒发别人的情怀，表达别人的思想。因此，《雪》词中的“风流人物”，也不应该解读为“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而应该解读为“能风行流传的英雄人物，即那些在更迭的历史风烟中经得起考验的英雄人物”，这个经得起历史风烟考验的英雄人物便是毛泽东的自况。毛泽东创作该词，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抒发《雪》词发表时“许多人所说的‘帝王思想’，而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也就是说，《雪》词所抒发的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生命言说，是用诗意的语言“创生生命存在的自由秩序”。
只有这一点真正确立了，对于该词的文本解读才能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上真正展开，使文本解读富有生命的体味和哲学的本真。
至于第二个问题，有点儿复杂，需要一点一点地阐述。
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写作思维。现代写作理论研究表明，写作思维的深层结构模型是“重复（渲染）”与“对比（反衬）”。“重复（渲染）”是为了“强调”，“对比（反衬）”是为了“清晰”。因此，基于默会认识论的文本解读，应该从文本内在的思维结构模型——“渲染”和“反衬”处展开。这既是文本解读的路径，也是文本解读的方法与策略。
而要弄明白《雪》词是如何进行“渲染”与“反衬”的，首先必须弄明白本文的写作因子，因为写作“因子”是文章得以展开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生命胚胎”，“渲染”与“反衬”从本质意义上讲，是基于“写作因子”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明晰、强化意图，是为了展示文本主题。
就《雪》词而言，其“写作因子”蕴含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中。
按说“千里冰封”，应该给人一种凄凉、悲怆的感觉，多少略带贬抑的意味，然而，作者并没有延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而是话锋一转，一个“飘”字透出的是充满美感的轻盈与灵动。事实上，“面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仅没有苦寒、严酷之感，相反，眼界为之一开，心境为之一振，充满了欢悦、豪迈的感觉。在冰雪的意象中把寒冷的感觉淡化，把精神振奋的感觉强化，创造出一种壮美的境界，发出赞美，这是一种颂歌”，一种“严酷美的颂歌”。 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严酷美”呢？这便构成了《雪》词的“写作因子”。下文的“渲染”与“反衬”都是由这个“写作因子”孕育而成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雪》词是如何由“写作因子”开始，进行“渲染”与“反衬”的。
所谓“渲染”，就是“以主题、立意为依据，选择、吸附那些与这一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特征）相同、相近的材料语言进行文章的章法（结构）、行文（语句）的生成”。
就《雪》词而言，有如下四次“渲染”：
第一次“渲染”：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第二次“渲染”：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第三次“渲染”：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第四次“渲染”：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对于这四次“渲染”，人们常常囿于意象的整体性，而难以看到矛盾，难以看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传统的解读大都停留在描述式的赞叹上——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解读了。要想使解读鞭辟入里，就必须找出文本中潜在的矛盾，在“还原”与“比较”中进行学理的分析，这样才能真正走进文本。
那么，上述“渲染”中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
1936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决定准备渡过黄河东征。同年2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部达到陕北清涧县袁家沟，这个小山村距离黄河尚有半天的路程。《雪》词便是写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城，其实，写作《雪》词时，都不在作者眼前，即便是登高远眺，作者也不可能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尽收眼底，很显然，这是一种假想，一种虚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把原本看不到的物体要写得如在眼前一般呢？这便是矛盾。看到了“矛盾”便好办了，我们只要把它打回原形——也就是“还原”，再进行“比较”，这样便能深入到文本的意境中进行解读了。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诗人只写看到的实景，因为所见实在有限，除了一片白色之外，除了苦寒、凄凉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美感可言，就更不要说“歌以咏志”了，因此，只能借助于诗的想象性、虚拟性来实现作者的写作意图。“从现代诗学来说，抒情诗不同于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想象性和虚拟性，强烈的感情不能直接喷发出来，只有通过想象的感知，才能获得自由抒发的空间。”
正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诗人的视觉，才得以从眼前的小山村，延伸到“长城内外”，延伸到“大河上下”。从南到北的“长城内外”，自西而东的“大河上下”，绵延万里，其意境之宽广，是眼前所见无法比拟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不是为了写视觉而写视觉，而是为了通过视觉的延伸，来写自己视点的延伸，是为了通过写视觉的开阔，来写胸襟的开阔，写精神的开阔。
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第一次“渲染”“长城内外”的意义，不仅仅是从地域意义上写长城“白茫茫”的一片，也不仅仅是为了突显“长城”的象征意义——劳动人民的伟大，祖国的凛然不可侵犯，更是为了抒写诗人感受到的无边无际的“严酷美”。同理，第二次“渲染”“大河上下”的“顿失滔滔”，也不是为了写自然天气的酷寒，也不仅仅是为了突显“大河”的象征意义——孕育中华文明，更是为了抒发超越“大河”的“顿失滔滔”的精神上的豪气、志气——同样也表达、抒发诗人感受到的无边无际的“严酷美”。
而第三次“渲染”中，原本不动的“山”和“原”，在诗人壮怀激荡的胸“宇”中，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不自觉地“舞”了起来，“驰”了起来，甚至于竟然豪气冲天地“欲与天公试比高”，其实，这一切都是诗人内在的情感的外在展现，是诗人生命的强烈的外化而已。当然，从文本解读的角度，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渲染”诗人精神层面上的无法遏止的“严酷美”。
至于第四次“渲染”——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实际上是在前三次“渲染”的基础上，从“写实转入想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把人引入到一个辉煌的境界里去”。而这“辉煌的境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引导读者展开想象欣赏那一幅绚烂多彩的图景”那么简单，更是诗人情感的喷薄而出，一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大展宏图的冲动的外在表现，一种更为壮丽、更为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的美好预期。
至此，由“写作因子”引起的对于“严酷美”的四次“渲染”，其本真目的是为了“对文章的主题、立意、所指进行程度上的强化、厚化、浓化，最后让读者产生强烈的主题、立意的感觉、印象，从而打动、说服读者”。
所谓“反衬”，就是“在对文章的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的基本渲染之后，选择那些与文章的基本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相反、相对的异质性材料接在一起，从而与文章的基本情调和观点形成强烈、鲜明的印象、感觉、认识上的反差，从而清晰地突出文章的主题、立意，最后打动、说服读者。
《雪》词共进行了三次“反衬”，它们分别是：
第一次“反衬”：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第二次“反衬”：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第三次“反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要解读这三次“反衬”，首先要弄明白——也就是“还原”真相，“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真的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真的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吗？不是的，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一生战功赫赫，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他们建立如此的丰功伟绩，整整成就一个时代，是仅靠“武功”就行了吗？文韬武略，他们一样都不缺。既然这样，作者为什么还用一个“惜”字，委婉地指出历代帝王的不足，句句包含惋惜之情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古典诗学话语的当代转换的问题。
“古典诗歌的话语有稳定的历史内涵，与当代政治话语之间有矛盾。”也就是说，当代政治话语，是不能直接搬用的，否则就不是诗，而是政治宣言了。然而，要使当代政治话语进入到古典诗学话语中，原本清晰无误的政治内涵，就不得不朦胧化了。因此，《雪》词中的“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是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学才华”，甚至不能简单理解为特定的“文化”。
实际上，作者通过三次“反衬”，是为了告诉人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虽然都是英雄豪杰，但都欠于品德和思想，因此，是“办事之人”，而非“传教之人”，仅“一代帝王”，而非“百代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实际上强烈表达了作者要超越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追求“圣贤”的人格理想，以此来改造人类的灵魂，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是说他要做“百代帝王”。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四次“渲染”，歌颂冰封雪飘的“严酷美”，其目的是为了把诗人“百代帝王”的世纪之梦，通过诗性的感悟形式展现出来，再通过三次“反衬”，把自己想做“百代帝王”的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至此，对文本意义的获得，这种焦点觉知，便通过对文本的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即“渲染”与“反衬”的展开而获得了。
参考文献
[1] 马正平.高等写作学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林忠港.文本解读的六个层面——以《沁园春·雪》为例.语文教学通讯（B），2010（6）.
[3] 洪宗礼.语文教学用书（七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4] 钱理群.毛泽东《沁园春·雪》新解.语文学习，1995（1）.
[5] 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福州：海峡出版发展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6] 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然而，事实上，人们在进行文本解读时，似乎更愿意就文本意义本身即焦点觉知展开讨论，却很少从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入手，进行深入的研究。
例如：对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下称《雪》词）的解读，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①“帝王思想”的政治化解读时期（1945～1949）；②泛指“无产阶级”的社会化解读时期（1949～1978）；③“毛泽东自指”的本体化解读时期（1978～2010）。
日常教学中，这首词通常被解读为：“以宏伟的气魄，生花的妙笔，写景论史，热情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一解读，显然采纳了社会化解读时期的泛指“无产阶级”的观点。
上述解读的角度不一样：或是基于文本本身，或是基于时代文化，亦或是基于历史传统，且解读的方法、策略和结论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在努力追求着尽可能地把文本的内在意义即焦点觉知，更趋理性、更趋客观地表达出来。然而，殊不知，这样的努力也许是很难如愿的。因为这些解读，从本质上讲，大都是在焦点觉知上滑行罢了，并没有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即写作思维的纬度展开，所以，看似异彩纷呈的解读，其实，效果较为有限。而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焦点觉知，作为觉知是存在的，但是作为知识，并没有焦点知识。也就是说，焦点知识是一个“空无”，它仅仅是附带觉知的附带知识产生的一种功能而已。
那么如何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入手呢？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①以什么样的哲学高度来解读？
②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什么？如何才能围绕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展开文本解读？
第一个问题看似务虚，不甚紧要，事实上，也的确常常被人忽略，然而，对于文本解读而言，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本体论意义。现在的许多解读，仿佛都有一种倾向：使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解读文本的内在意义。其哲学根基是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知识论。看起来，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仔细研究之后，却并不尽然。因为文本解读是完全不同于科学研究的，是无法真正“客观”表述的。
根据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人类知识包括两类：一类是“言传知识”，一类是“意会知识”。所谓“言传知识”，就是我们对实体性认识对象的结构、功能、特征进行概念阐述的知识。而所谓的“意会知识”，就是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行为技能、技术艺术的知识。
很显然，“言传知识”是外在于生命的可以言传的客观化的知识。而写作却具有鲜明的生命色彩，因为任何写作（诗词创作）都是一种个体生命的言说，是“人类运用书面语言文字创生生命存在自由秩序的精神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写作的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生命哲学。而作为与之对应的另一种形式的创作——文本解读，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这一明显有别于“言传知识”的极富生命意味的哲学诉求的。因此，文本解读的哲学根基是生命哲学，我们应该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来解读文本，否则便是为解读而解读，甚至是伪解读。
就《雪》词而言，毛泽东写作该词时，无论其写作时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也无论发表的时机多么的耐人寻味，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雪》词绝对不会抒发别人的情怀，表达别人的思想。因此，《雪》词中的“风流人物”，也不应该解读为“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而应该解读为“能风行流传的英雄人物，即那些在更迭的历史风烟中经得起考验的英雄人物”，这个经得起历史风烟考验的英雄人物便是毛泽东的自况。毛泽东创作该词，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抒发《雪》词发表时“许多人所说的‘帝王思想’，而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也就是说，《雪》词所抒发的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生命言说，是用诗意的语言“创生生命存在的自由秩序”。
只有这一点真正确立了，对于该词的文本解读才能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上真正展开，使文本解读富有生命的体味和哲学的本真。
至于第二个问题，有点儿复杂，需要一点一点地阐述。
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写作思维。现代写作理论研究表明，写作思维的深层结构模型是“重复（渲染）”与“对比（反衬）”。“重复（渲染）”是为了“强调”，“对比（反衬）”是为了“清晰”。因此，基于默会认识论的文本解读，应该从文本内在的思维结构模型——“渲染”和“反衬”处展开。这既是文本解读的路径，也是文本解读的方法与策略。
而要弄明白《雪》词是如何进行“渲染”与“反衬”的，首先必须弄明白本文的写作因子，因为写作“因子”是文章得以展开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生命胚胎”，“渲染”与“反衬”从本质意义上讲，是基于“写作因子”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明晰、强化意图，是为了展示文本主题。
就《雪》词而言，其“写作因子”蕴含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中。
按说“千里冰封”，应该给人一种凄凉、悲怆的感觉，多少略带贬抑的意味，然而，作者并没有延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而是话锋一转，一个“飘”字透出的是充满美感的轻盈与灵动。事实上，“面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仅没有苦寒、严酷之感，相反，眼界为之一开，心境为之一振，充满了欢悦、豪迈的感觉。在冰雪的意象中把寒冷的感觉淡化，把精神振奋的感觉强化，创造出一种壮美的境界，发出赞美，这是一种颂歌”，一种“严酷美的颂歌”。 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严酷美”呢？这便构成了《雪》词的“写作因子”。下文的“渲染”与“反衬”都是由这个“写作因子”孕育而成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雪》词是如何由“写作因子”开始，进行“渲染”与“反衬”的。
所谓“渲染”，就是“以主题、立意为依据，选择、吸附那些与这一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特征）相同、相近的材料语言进行文章的章法（结构）、行文（语句）的生成”。
就《雪》词而言，有如下四次“渲染”：
第一次“渲染”：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第二次“渲染”：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第三次“渲染”：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第四次“渲染”：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对于这四次“渲染”，人们常常囿于意象的整体性，而难以看到矛盾，难以看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传统的解读大都停留在描述式的赞叹上——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解读了。要想使解读鞭辟入里，就必须找出文本中潜在的矛盾，在“还原”与“比较”中进行学理的分析，这样才能真正走进文本。
那么，上述“渲染”中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
1936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决定准备渡过黄河东征。同年2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部达到陕北清涧县袁家沟，这个小山村距离黄河尚有半天的路程。《雪》词便是写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城，其实，写作《雪》词时，都不在作者眼前，即便是登高远眺，作者也不可能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尽收眼底，很显然，这是一种假想，一种虚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把原本看不到的物体要写得如在眼前一般呢？这便是矛盾。看到了“矛盾”便好办了，我们只要把它打回原形——也就是“还原”，再进行“比较”，这样便能深入到文本的意境中进行解读了。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诗人只写看到的实景，因为所见实在有限，除了一片白色之外，除了苦寒、凄凉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美感可言，就更不要说“歌以咏志”了，因此，只能借助于诗的想象性、虚拟性来实现作者的写作意图。“从现代诗学来说，抒情诗不同于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想象性和虚拟性，强烈的感情不能直接喷发出来，只有通过想象的感知，才能获得自由抒发的空间。”
正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诗人的视觉，才得以从眼前的小山村，延伸到“长城内外”，延伸到“大河上下”。从南到北的“长城内外”，自西而东的“大河上下”，绵延万里，其意境之宽广，是眼前所见无法比拟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不是为了写视觉而写视觉，而是为了通过视觉的延伸，来写自己视点的延伸，是为了通过写视觉的开阔，来写胸襟的开阔，写精神的开阔。
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第一次“渲染”“长城内外”的意义，不仅仅是从地域意义上写长城“白茫茫”的一片，也不仅仅是为了突显“长城”的象征意义——劳动人民的伟大，祖国的凛然不可侵犯，更是为了抒写诗人感受到的无边无际的“严酷美”。同理，第二次“渲染”“大河上下”的“顿失滔滔”，也不是为了写自然天气的酷寒，也不仅仅是为了突显“大河”的象征意义——孕育中华文明，更是为了抒发超越“大河”的“顿失滔滔”的精神上的豪气、志气——同样也表达、抒发诗人感受到的无边无际的“严酷美”。
而第三次“渲染”中，原本不动的“山”和“原”，在诗人壮怀激荡的胸“宇”中，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不自觉地“舞”了起来，“驰”了起来，甚至于竟然豪气冲天地“欲与天公试比高”，其实，这一切都是诗人内在的情感的外在展现，是诗人生命的强烈的外化而已。当然，从文本解读的角度，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渲染”诗人精神层面上的无法遏止的“严酷美”。
至于第四次“渲染”——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实际上是在前三次“渲染”的基础上，从“写实转入想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把人引入到一个辉煌的境界里去”。而这“辉煌的境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引导读者展开想象欣赏那一幅绚烂多彩的图景”那么简单，更是诗人情感的喷薄而出，一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大展宏图的冲动的外在表现，一种更为壮丽、更为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的美好预期。
至此，由“写作因子”引起的对于“严酷美”的四次“渲染”，其本真目的是为了“对文章的主题、立意、所指进行程度上的强化、厚化、浓化，最后让读者产生强烈的主题、立意的感觉、印象，从而打动、说服读者”。
所谓“反衬”，就是“在对文章的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的基本渲染之后，选择那些与文章的基本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相反、相对的异质性材料接在一起，从而与文章的基本情调和观点形成强烈、鲜明的印象、感觉、认识上的反差，从而清晰地突出文章的主题、立意，最后打动、说服读者。
《雪》词共进行了三次“反衬”，它们分别是：
第一次“反衬”：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第二次“反衬”：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第三次“反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要解读这三次“反衬”，首先要弄明白——也就是“还原”真相，“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真的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真的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吗？不是的，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一生战功赫赫，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他们建立如此的丰功伟绩，整整成就一个时代，是仅靠“武功”就行了吗？文韬武略，他们一样都不缺。既然这样，作者为什么还用一个“惜”字，委婉地指出历代帝王的不足，句句包含惋惜之情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古典诗学话语的当代转换的问题。
“古典诗歌的话语有稳定的历史内涵，与当代政治话语之间有矛盾。”也就是说，当代政治话语，是不能直接搬用的，否则就不是诗，而是政治宣言了。然而，要使当代政治话语进入到古典诗学话语中，原本清晰无误的政治内涵，就不得不朦胧化了。因此，《雪》词中的“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是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学才华”，甚至不能简单理解为特定的“文化”。
实际上，作者通过三次“反衬”，是为了告诉人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虽然都是英雄豪杰，但都欠于品德和思想，因此，是“办事之人”，而非“传教之人”，仅“一代帝王”，而非“百代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实际上强烈表达了作者要超越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追求“圣贤”的人格理想，以此来改造人类的灵魂，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是说他要做“百代帝王”。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四次“渲染”，歌颂冰封雪飘的“严酷美”，其目的是为了把诗人“百代帝王”的世纪之梦，通过诗性的感悟形式展现出来，再通过三次“反衬”，把自己想做“百代帝王”的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至此，对文本意义的获得，这种焦点觉知，便通过对文本的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即“渲染”与“反衬”的展开而获得了。
参考文献
[1] 马正平.高等写作学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林忠港.文本解读的六个层面——以《沁园春·雪》为例.语文教学通讯（B），2010（6）.
[3] 洪宗礼.语文教学用书（七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4] 钱理群.毛泽东《沁园春·雪》新解.语文学习，1995（1）.
[5] 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福州：海峡出版发展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6] 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