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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会认识论对文本解读的意义在于,“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焦点觉知,对文本语言的表达结构、写作思维、写作思路的意识是一种附带觉知”。所谓“附带觉知具有行为技能的决定性力量”,是指“对文本意义的获得,这种焦点觉知,必须通过对文本的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才可能生成”。换句话讲,要想解读好文本,就不能一味地在文本意义——焦点觉知上滑行,而应该在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写作思维——附带觉知的纬度上展开。
然而,事实上,人们在进行文本解读时,似乎更愿意就文本意义本身即焦点觉知展开讨论,却很少从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入手,进行深入的研究。
例如:对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下称《雪》词)的解读,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①“帝王思想”的政治化解读时期(1945~1949);②泛指“无产阶级”的社会化解读时期(1949~1978);③“毛泽东自指”的本体化解读时期(1978~2010)。
日常教学中,这首词通常被解读为:“以宏伟的气魄,生花的妙笔,写景论史,热情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一解读,显然采纳了社会化解读时期的泛指“无产阶级”的观点。
上述解读的角度不一样:或是基于文本本身,或是基于时代文化,亦或是基于历史传统,且解读的方法、策略和结论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在努力追求着尽可能地把文本的内在意义即焦点觉知,更趋理性、更趋客观地表达出来。然而,殊不知,这样的努力也许是很难如愿的。因为这些解读,从本质上讲,大都是在焦点觉知上滑行罢了,并没有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即写作思维的纬度展开,所以,看似异彩纷呈的解读,其实,效果较为有限。而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焦点觉知,作为觉知是存在的,但是作为知识,并没有焦点知识。也就是说,焦点知识是一个“空无”,它仅仅是附带觉知的附带知识产生的一种功能而已。
那么如何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入手呢?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①以什么样的哲学高度来解读?
②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什么?如何才能围绕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展开文本解读?
第一个问题看似务虚,不甚紧要,事实上,也的确常常被人忽略,然而,对于文本解读而言,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本体论意义。现在的许多解读,仿佛都有一种倾向:使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解读文本的内在意义。其哲学根基是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知识论。看起来,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仔细研究之后,却并不尽然。因为文本解读是完全不同于科学研究的,是无法真正“客观”表述的。
根据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人类知识包括两类:一类是“言传知识”,一类是“意会知识”。所谓“言传知识”,就是我们对实体性认识对象的结构、功能、特征进行概念阐述的知识。而所谓的“意会知识”,就是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行为技能、技术艺术的知识。
很显然,“言传知识”是外在于生命的可以言传的客观化的知识。而写作却具有鲜明的生命色彩,因为任何写作(诗词创作)都是一种个体生命的言说,是“人类运用书面语言文字创生生命存在自由秩序的精神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写作的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生命哲学。而作为与之对应的另一种形式的创作——文本解读,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这一明显有别于“言传知识”的极富生命意味的哲学诉求的。因此,文本解读的哲学根基是生命哲学,我们应该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来解读文本,否则便是为解读而解读,甚至是伪解读。
就《雪》词而言,毛泽东写作该词时,无论其写作时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也无论发表的时机多么的耐人寻味,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雪》词绝对不会抒发别人的情怀,表达别人的思想。因此,《雪》词中的“风流人物”,也不应该解读为“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而应该解读为“能风行流传的英雄人物,即那些在更迭的历史风烟中经得起考验的英雄人物”,这个经得起历史风烟考验的英雄人物便是毛泽东的自况。毛泽东创作该词,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抒发《雪》词发表时“许多人所说的‘帝王思想’,而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也就是说,《雪》词所抒发的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生命言说,是用诗意的语言“创生生命存在的自由秩序”。
只有这一点真正确立了,对于该词的文本解读才能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上真正展开,使文本解读富有生命的体味和哲学的本真。
至于第二个问题,有点儿复杂,需要一点一点地阐述。
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写作思维。现代写作理论研究表明,写作思维的深层结构模型是“重复(渲染)”与“对比(反衬)”。“重复(渲染)”是为了“强调”,“对比(反衬)”是为了“清晰”。因此,基于默会认识论的文本解读,应该从文本内在的思维结构模型——“渲染”和“反衬”处展开。这既是文本解读的路径,也是文本解读的方法与策略。
而要弄明白《雪》词是如何进行“渲染”与“反衬”的,首先必须弄明白本文的写作因子,因为写作“因子”是文章得以展开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生命胚胎”,“渲染”与“反衬”从本质意义上讲,是基于“写作因子”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明晰、强化意图,是为了展示文本主题。
就《雪》词而言,其“写作因子”蕴含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中。
按说“千里冰封”,应该给人一种凄凉、悲怆的感觉,多少略带贬抑的意味,然而,作者并没有延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而是话锋一转,一个“飘”字透出的是充满美感的轻盈与灵动。事实上,“面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仅没有苦寒、严酷之感,相反,眼界为之一开,心境为之一振,充满了欢悦、豪迈的感觉。在冰雪的意象中把寒冷的感觉淡化,把精神振奋的感觉强化,创造出一种壮美的境界,发出赞美,这是一种颂歌”,一种“严酷美的颂歌”。 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严酷美”呢?这便构成了《雪》词的“写作因子”。下文的“渲染”与“反衬”都是由这个“写作因子”孕育而成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雪》词是如何由“写作因子”开始,进行“渲染”与“反衬”的。
所谓“渲染”,就是“以主题、立意为依据,选择、吸附那些与这一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特征)相同、相近的材料语言进行文章的章法(结构)、行文(语句)的生成”。
就《雪》词而言,有如下四次“渲染”:
第一次“渲染”: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第二次“渲染”: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第三次“渲染”: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第四次“渲染”: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对于这四次“渲染”,人们常常囿于意象的整体性,而难以看到矛盾,难以看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传统的解读大都停留在描述式的赞叹上——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解读了。要想使解读鞭辟入里,就必须找出文本中潜在的矛盾,在“还原”与“比较”中进行学理的分析,这样才能真正走进文本。
那么,上述“渲染”中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
1936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决定准备渡过黄河东征。同年2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部达到陕北清涧县袁家沟,这个小山村距离黄河尚有半天的路程。《雪》词便是写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城,其实,写作《雪》词时,都不在作者眼前,即便是登高远眺,作者也不可能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尽收眼底,很显然,这是一种假想,一种虚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把原本看不到的物体要写得如在眼前一般呢?这便是矛盾。看到了“矛盾”便好办了,我们只要把它打回原形——也就是“还原”,再进行“比较”,这样便能深入到文本的意境中进行解读了。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诗人只写看到的实景,因为所见实在有限,除了一片白色之外,除了苦寒、凄凉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美感可言,就更不要说“歌以咏志”了,因此,只能借助于诗的想象性、虚拟性来实现作者的写作意图。“从现代诗学来说,抒情诗不同于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想象性和虚拟性,强烈的感情不能直接喷发出来,只有通过想象的感知,才能获得自由抒发的空间。”
正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诗人的视觉,才得以从眼前的小山村,延伸到“长城内外”,延伸到“大河上下”。从南到北的“长城内外”,自西而东的“大河上下”,绵延万里,其意境之宽广,是眼前所见无法比拟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不是为了写视觉而写视觉,而是为了通过视觉的延伸,来写自己视点的延伸,是为了通过写视觉的开阔,来写胸襟的开阔,写精神的开阔。
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第一次“渲染”“长城内外”的意义,不仅仅是从地域意义上写长城“白茫茫”的一片,也不仅仅是为了突显“长城”的象征意义——劳动人民的伟大,祖国的凛然不可侵犯,更是为了抒写诗人感受到的无边无际的“严酷美”。同理,第二次“渲染”“大河上下”的“顿失滔滔”,也不是为了写自然天气的酷寒,也不仅仅是为了突显“大河”的象征意义——孕育中华文明,更是为了抒发超越“大河”的“顿失滔滔”的精神上的豪气、志气——同样也表达、抒发诗人感受到的无边无际的“严酷美”。
而第三次“渲染”中,原本不动的“山”和“原”,在诗人壮怀激荡的胸“宇”中,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不自觉地“舞”了起来,“驰”了起来,甚至于竟然豪气冲天地“欲与天公试比高”,其实,这一切都是诗人内在的情感的外在展现,是诗人生命的强烈的外化而已。当然,从文本解读的角度,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渲染”诗人精神层面上的无法遏止的“严酷美”。
至于第四次“渲染”——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实际上是在前三次“渲染”的基础上,从“写实转入想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把人引入到一个辉煌的境界里去”。而这“辉煌的境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引导读者展开想象欣赏那一幅绚烂多彩的图景”那么简单,更是诗人情感的喷薄而出,一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大展宏图的冲动的外在表现,一种更为壮丽、更为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的美好预期。
至此,由“写作因子”引起的对于“严酷美”的四次“渲染”,其本真目的是为了“对文章的主题、立意、所指进行程度上的强化、厚化、浓化,最后让读者产生强烈的主题、立意的感觉、印象,从而打动、说服读者”。
所谓“反衬”,就是“在对文章的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的基本渲染之后,选择那些与文章的基本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相反、相对的异质性材料接在一起,从而与文章的基本情调和观点形成强烈、鲜明的印象、感觉、认识上的反差,从而清晰地突出文章的主题、立意,最后打动、说服读者。
《雪》词共进行了三次“反衬”,它们分别是:
第一次“反衬”: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第二次“反衬”: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第三次“反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要解读这三次“反衬”,首先要弄明白——也就是“还原”真相,“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真的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真的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吗?不是的,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一生战功赫赫,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他们建立如此的丰功伟绩,整整成就一个时代,是仅靠“武功”就行了吗?文韬武略,他们一样都不缺。既然这样,作者为什么还用一个“惜”字,委婉地指出历代帝王的不足,句句包含惋惜之情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古典诗学话语的当代转换的问题。
“古典诗歌的话语有稳定的历史内涵,与当代政治话语之间有矛盾。”也就是说,当代政治话语,是不能直接搬用的,否则就不是诗,而是政治宣言了。然而,要使当代政治话语进入到古典诗学话语中,原本清晰无误的政治内涵,就不得不朦胧化了。因此,《雪》词中的“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是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学才华”,甚至不能简单理解为特定的“文化”。
实际上,作者通过三次“反衬”,是为了告诉人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虽然都是英雄豪杰,但都欠于品德和思想,因此,是“办事之人”,而非“传教之人”,仅“一代帝王”,而非“百代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实际上强烈表达了作者要超越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追求“圣贤”的人格理想,以此来改造人类的灵魂,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是说他要做“百代帝王”。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四次“渲染”,歌颂冰封雪飘的“严酷美”,其目的是为了把诗人“百代帝王”的世纪之梦,通过诗性的感悟形式展现出来,再通过三次“反衬”,把自己想做“百代帝王”的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至此,对文本意义的获得,这种焦点觉知,便通过对文本的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即“渲染”与“反衬”的展开而获得了。
参考文献
[1] 马正平.高等写作学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林忠港.文本解读的六个层面——以《沁园春·雪》为例.语文教学通讯(B),2010(6).
[3] 洪宗礼.语文教学用书(七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4] 钱理群.毛泽东《沁园春·雪》新解.语文学习,1995(1).
[5] 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福州:海峡出版发展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6] 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然而,事实上,人们在进行文本解读时,似乎更愿意就文本意义本身即焦点觉知展开讨论,却很少从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入手,进行深入的研究。
例如:对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下称《雪》词)的解读,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①“帝王思想”的政治化解读时期(1945~1949);②泛指“无产阶级”的社会化解读时期(1949~1978);③“毛泽东自指”的本体化解读时期(1978~2010)。
日常教学中,这首词通常被解读为:“以宏伟的气魄,生花的妙笔,写景论史,热情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一解读,显然采纳了社会化解读时期的泛指“无产阶级”的观点。
上述解读的角度不一样:或是基于文本本身,或是基于时代文化,亦或是基于历史传统,且解读的方法、策略和结论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在努力追求着尽可能地把文本的内在意义即焦点觉知,更趋理性、更趋客观地表达出来。然而,殊不知,这样的努力也许是很难如愿的。因为这些解读,从本质上讲,大都是在焦点觉知上滑行罢了,并没有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即写作思维的纬度展开,所以,看似异彩纷呈的解读,其实,效果较为有限。而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焦点觉知,作为觉知是存在的,但是作为知识,并没有焦点知识。也就是说,焦点知识是一个“空无”,它仅仅是附带觉知的附带知识产生的一种功能而已。
那么如何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入手呢?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①以什么样的哲学高度来解读?
②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什么?如何才能围绕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展开文本解读?
第一个问题看似务虚,不甚紧要,事实上,也的确常常被人忽略,然而,对于文本解读而言,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本体论意义。现在的许多解读,仿佛都有一种倾向:使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解读文本的内在意义。其哲学根基是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知识论。看起来,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仔细研究之后,却并不尽然。因为文本解读是完全不同于科学研究的,是无法真正“客观”表述的。
根据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人类知识包括两类:一类是“言传知识”,一类是“意会知识”。所谓“言传知识”,就是我们对实体性认识对象的结构、功能、特征进行概念阐述的知识。而所谓的“意会知识”,就是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行为技能、技术艺术的知识。
很显然,“言传知识”是外在于生命的可以言传的客观化的知识。而写作却具有鲜明的生命色彩,因为任何写作(诗词创作)都是一种个体生命的言说,是“人类运用书面语言文字创生生命存在自由秩序的精神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写作的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生命哲学。而作为与之对应的另一种形式的创作——文本解读,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这一明显有别于“言传知识”的极富生命意味的哲学诉求的。因此,文本解读的哲学根基是生命哲学,我们应该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来解读文本,否则便是为解读而解读,甚至是伪解读。
就《雪》词而言,毛泽东写作该词时,无论其写作时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也无论发表的时机多么的耐人寻味,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雪》词绝对不会抒发别人的情怀,表达别人的思想。因此,《雪》词中的“风流人物”,也不应该解读为“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而应该解读为“能风行流传的英雄人物,即那些在更迭的历史风烟中经得起考验的英雄人物”,这个经得起历史风烟考验的英雄人物便是毛泽东的自况。毛泽东创作该词,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抒发《雪》词发表时“许多人所说的‘帝王思想’,而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也就是说,《雪》词所抒发的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生命言说,是用诗意的语言“创生生命存在的自由秩序”。
只有这一点真正确立了,对于该词的文本解读才能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上真正展开,使文本解读富有生命的体味和哲学的本真。
至于第二个问题,有点儿复杂,需要一点一点地阐述。
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写作思维。现代写作理论研究表明,写作思维的深层结构模型是“重复(渲染)”与“对比(反衬)”。“重复(渲染)”是为了“强调”,“对比(反衬)”是为了“清晰”。因此,基于默会认识论的文本解读,应该从文本内在的思维结构模型——“渲染”和“反衬”处展开。这既是文本解读的路径,也是文本解读的方法与策略。
而要弄明白《雪》词是如何进行“渲染”与“反衬”的,首先必须弄明白本文的写作因子,因为写作“因子”是文章得以展开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生命胚胎”,“渲染”与“反衬”从本质意义上讲,是基于“写作因子”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明晰、强化意图,是为了展示文本主题。
就《雪》词而言,其“写作因子”蕴含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中。
按说“千里冰封”,应该给人一种凄凉、悲怆的感觉,多少略带贬抑的意味,然而,作者并没有延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而是话锋一转,一个“飘”字透出的是充满美感的轻盈与灵动。事实上,“面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仅没有苦寒、严酷之感,相反,眼界为之一开,心境为之一振,充满了欢悦、豪迈的感觉。在冰雪的意象中把寒冷的感觉淡化,把精神振奋的感觉强化,创造出一种壮美的境界,发出赞美,这是一种颂歌”,一种“严酷美的颂歌”。 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严酷美”呢?这便构成了《雪》词的“写作因子”。下文的“渲染”与“反衬”都是由这个“写作因子”孕育而成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雪》词是如何由“写作因子”开始,进行“渲染”与“反衬”的。
所谓“渲染”,就是“以主题、立意为依据,选择、吸附那些与这一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特征)相同、相近的材料语言进行文章的章法(结构)、行文(语句)的生成”。
就《雪》词而言,有如下四次“渲染”:
第一次“渲染”: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第二次“渲染”: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第三次“渲染”: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第四次“渲染”: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对于这四次“渲染”,人们常常囿于意象的整体性,而难以看到矛盾,难以看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传统的解读大都停留在描述式的赞叹上——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解读了。要想使解读鞭辟入里,就必须找出文本中潜在的矛盾,在“还原”与“比较”中进行学理的分析,这样才能真正走进文本。
那么,上述“渲染”中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
1936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决定准备渡过黄河东征。同年2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部达到陕北清涧县袁家沟,这个小山村距离黄河尚有半天的路程。《雪》词便是写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城,其实,写作《雪》词时,都不在作者眼前,即便是登高远眺,作者也不可能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尽收眼底,很显然,这是一种假想,一种虚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把原本看不到的物体要写得如在眼前一般呢?这便是矛盾。看到了“矛盾”便好办了,我们只要把它打回原形——也就是“还原”,再进行“比较”,这样便能深入到文本的意境中进行解读了。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诗人只写看到的实景,因为所见实在有限,除了一片白色之外,除了苦寒、凄凉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美感可言,就更不要说“歌以咏志”了,因此,只能借助于诗的想象性、虚拟性来实现作者的写作意图。“从现代诗学来说,抒情诗不同于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想象性和虚拟性,强烈的感情不能直接喷发出来,只有通过想象的感知,才能获得自由抒发的空间。”
正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诗人的视觉,才得以从眼前的小山村,延伸到“长城内外”,延伸到“大河上下”。从南到北的“长城内外”,自西而东的“大河上下”,绵延万里,其意境之宽广,是眼前所见无法比拟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不是为了写视觉而写视觉,而是为了通过视觉的延伸,来写自己视点的延伸,是为了通过写视觉的开阔,来写胸襟的开阔,写精神的开阔。
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第一次“渲染”“长城内外”的意义,不仅仅是从地域意义上写长城“白茫茫”的一片,也不仅仅是为了突显“长城”的象征意义——劳动人民的伟大,祖国的凛然不可侵犯,更是为了抒写诗人感受到的无边无际的“严酷美”。同理,第二次“渲染”“大河上下”的“顿失滔滔”,也不是为了写自然天气的酷寒,也不仅仅是为了突显“大河”的象征意义——孕育中华文明,更是为了抒发超越“大河”的“顿失滔滔”的精神上的豪气、志气——同样也表达、抒发诗人感受到的无边无际的“严酷美”。
而第三次“渲染”中,原本不动的“山”和“原”,在诗人壮怀激荡的胸“宇”中,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不自觉地“舞”了起来,“驰”了起来,甚至于竟然豪气冲天地“欲与天公试比高”,其实,这一切都是诗人内在的情感的外在展现,是诗人生命的强烈的外化而已。当然,从文本解读的角度,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渲染”诗人精神层面上的无法遏止的“严酷美”。
至于第四次“渲染”——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实际上是在前三次“渲染”的基础上,从“写实转入想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把人引入到一个辉煌的境界里去”。而这“辉煌的境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引导读者展开想象欣赏那一幅绚烂多彩的图景”那么简单,更是诗人情感的喷薄而出,一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大展宏图的冲动的外在表现,一种更为壮丽、更为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的美好预期。
至此,由“写作因子”引起的对于“严酷美”的四次“渲染”,其本真目的是为了“对文章的主题、立意、所指进行程度上的强化、厚化、浓化,最后让读者产生强烈的主题、立意的感觉、印象,从而打动、说服读者”。
所谓“反衬”,就是“在对文章的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的基本渲染之后,选择那些与文章的基本主题、立意(观点、情调)相反、相对的异质性材料接在一起,从而与文章的基本情调和观点形成强烈、鲜明的印象、感觉、认识上的反差,从而清晰地突出文章的主题、立意,最后打动、说服读者。
《雪》词共进行了三次“反衬”,它们分别是:
第一次“反衬”: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第二次“反衬”: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第三次“反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要解读这三次“反衬”,首先要弄明白——也就是“还原”真相,“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真的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真的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吗?不是的,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一生战功赫赫,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他们建立如此的丰功伟绩,整整成就一个时代,是仅靠“武功”就行了吗?文韬武略,他们一样都不缺。既然这样,作者为什么还用一个“惜”字,委婉地指出历代帝王的不足,句句包含惋惜之情呢?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古典诗学话语的当代转换的问题。
“古典诗歌的话语有稳定的历史内涵,与当代政治话语之间有矛盾。”也就是说,当代政治话语,是不能直接搬用的,否则就不是诗,而是政治宣言了。然而,要使当代政治话语进入到古典诗学话语中,原本清晰无误的政治内涵,就不得不朦胧化了。因此,《雪》词中的“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是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学才华”,甚至不能简单理解为特定的“文化”。
实际上,作者通过三次“反衬”,是为了告诉人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虽然都是英雄豪杰,但都欠于品德和思想,因此,是“办事之人”,而非“传教之人”,仅“一代帝王”,而非“百代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实际上强烈表达了作者要超越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追求“圣贤”的人格理想,以此来改造人类的灵魂,改造中国与世界,也就是说他要做“百代帝王”。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四次“渲染”,歌颂冰封雪飘的“严酷美”,其目的是为了把诗人“百代帝王”的世纪之梦,通过诗性的感悟形式展现出来,再通过三次“反衬”,把自己想做“百代帝王”的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至此,对文本意义的获得,这种焦点觉知,便通过对文本的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即“渲染”与“反衬”的展开而获得了。
参考文献
[1] 马正平.高等写作学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林忠港.文本解读的六个层面——以《沁园春·雪》为例.语文教学通讯(B),2010(6).
[3] 洪宗礼.语文教学用书(七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4] 钱理群.毛泽东《沁园春·雪》新解.语文学习,1995(1).
[5] 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福州:海峡出版发展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6] 孙绍振.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