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明是《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方星空华文传媒CEO、灿星文化的总裁。日前他跟我聊了聊《中国好声音》。
　　让“好声音”变成一个宣言书、一次正本清源的大行动
　　第四季《中国好声音》已播出过半，节目办到现在，我都没有松过一口气。最近几年，我其实一直都活在焦虑和不安中。因为我不得不面对两个难题，一是“好声音”常办常新到底能持续多久，二是下一个“好声音”在哪里，而我也要随时探测我的节目会出什么问题。
　　我之前下过一个论断，那就是“好声音”可以办上14季，依据是《美国偶象》办了14季。在我看来，中国的电视环境比美国更好，我们的节目生命力理应更长。如果《中国好声音》没有办下去，那必定不是外部环境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这帮人出了问题。
　　现在我仍坚信我之前的判断，但前提是节目必须常办常新。如果说《美国偶像》的成功给了我什么启示，第一是内容，第二是内容，第三还是内容。只要把内容做到极致，且常办常新，观众是不会抛弃你的，如果内容做得不行，那谁也救不了你。
　　《中国好声音》从第一季做到第四季，最大的新就在于人的新，每一个鲜活的人都会带给观众不同的感受。这档真人秀节目最让人期待的是，今年又会有什么新人出现，节目就是在塑造人、表达人和传播人。我们一直坚持表达中国人的故事、情感和梦想，以及中国人的生命自信和文化自强，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价值和追求，《中国好声音》一定不会长久。观看《中国好声音》每个学员的VCR，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一个伐木工一边在森林里工作，一边戴着耳机歌唱，这是他真实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带着他真实的情感。正是这种对中国人真实生存状态的表达，节目才引发了共鸣。
　　当下中国的电视综艺和真人秀节目大约有上百档，但很多节目只有娱乐而没有爱，看不到人心。诚然，真人秀节目如果没有娱乐，就没人爱看，但如果没有价值的支撑，热热闹闹的东西只会昙花一现。如何找到价值和娱乐的结合点，这是个职业素养问题。
　　制作《中国好声音》时，我首要思考的是要找主流价值观和大众娱乐的结合点，然后找节目传播和商业价值的结合点；从价值策略上来看，则先偏重内容价值，有了内容价值后，再思索市场价值。我们总说，我们是带着使命感在做节目，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娱乐大众。
　　最初我在给广电总局写报告时，有两句话是我和《中国好声音》导演金磊在广电总局门口写下来的，“我们要让《中国好声音》变成—个振聋发聩的宣言书，变成一次正本清源的大行动”。之所以有这种使命感，是觉得中国的音乐节目实在太差、太没有专业标准了。那些宣扬一夜成名的音乐节目，价值观太偏离了，是在误导年轻人，我们觉得自己有实力去颠覆和改变，做一次正本清源。
　　得到广电总局的批复后，当时公司的账面上并没有多少钱，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情，我们决意殊死一搏，如果《中国好声音》做失败了，灿星可能也就不存在了。但在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开播前，对节目的前景，我是胸有成竹。在2012年5月的公司动员大会上，我明确地向我的团队宣告，《中国好声音》一定能成功。
　　之所以有如此自信，我是觉得这档节目具备了成功的所有必然因素，无论从节目模式来看，还是导师阵容来看，它都是史无前例的，而我们的团队之前也曾成功制作过《中国达人秀》，拥有大型真人秀节目的制作经验，播出平台浙江卫视又是一线卫视，加多宝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赞助商，不仅出了赞助费，还帮我们做了大量的地面推广工作。当时在我看来，节目的唯一悬念就是《中国好声音》能不能红过《中国达人秀》。最后，《中国好声音》不仅收视超过了《中国达人秀》，而且赚到的钱也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中国好声音》的持续成功，也赖于我们和浙江卫视签订的对赌协议，由此我们和播出平台不再是一种委托关系，而是一种共同投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如果当初没签那个协议，我们还只是受委托来制作节目，那么灿星今天将毫无希望。当时做这档真人秀投入过亿，如果单由浙江卫视的投资，其压力和风险都极大，而灿星的出资对浙江卫视来说，也是一种解压，我们有信心能拿到更高的广告收入，因此才敢定这样的协议。从《中国好声音》之后，现在中国所有的制作公司都与播出平台达成了投资分成、广告分成的模式，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视节目的市场化，使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节目播出到第四季。如何破解审美疲劳是当务之急
　　现在的综艺市场竞争很激烈，而中国观众又是全世界最挑剔的，我们的节目要长久保持这样良好的势头，就不得不面对如何破除审美疲劳的问题。围绕着推新人的核心主旨，我给这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定下了两大基调，一是年轻化，二是国际化。
　　年轻化包括学员年轻化，也包括导师年轻化。大家也许留意到了，周杰伦是历届“好声音”最年轻的导师，邓紫棋则是历届“好声音”最年轻的梦想导师。
　　早在第一季，我们就曾向周杰伦发出过邀约，由于档期的问题，一直到今年才成行，周杰伦的到来恰好契合了我们今年的战略。然而，年轻的人选并不总能得到内部的一致认同，有的也会引发争议。在邀约梦想导师邓紫棋前，一些同事就认为这位90后歌手太年轻了，音乐作品也不够多，音乐地位还不够高。不过在我看来，邓紫棋是90后年轻人的代表，她在90后人群中的音乐地位已经很高了，而且中国真正能在大的体育场开演唱会的歌手非常少，邓紫棋是年轻一代里最有市场、最有票房的歌手，因此我最终拍板邀请了她。
　　这种年轻化不仅会提升节目的收视率，也会让观众结构产生变化，会带来很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更喜欢用新媒体，他们看到一个内容后，会有二次传播，他们也会热烈地参与讨论。《中国好声音》的受众定位虽是全人群，但最核心最活跃的仍是年轻人。
　　推国际化战略则是考虑到新一代华人在“走出去”，很多年轻学生在海外读书，他们可以感受世界各国的文化，我们希望能把不同的文化和华语音乐融合起来。《中国好声音》的选秀现在已铺展到了全球，今年不再是零星布点，而是形成了系统化组织，我们有北美赛区、南美赛区、澳洲赛区和欧洲赛区。 　　梦想很多，不一定都能实现，但我有权利仰望星空
　　最近，中欧商学院的一位教授提出说要做—个关于《中国好声音》的商业案例，他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希望我们不再做一季一季的内容制作，而要变成一个稳定的平台，因为做内容制作，你总会睡不着觉，而当你有了平台后，你就能高枕无忧了。如今灿星做的节目都是放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和央视播放，没有自己的平台，始终会有危机感。做了一档音乐节目、沉淀了一个制作公司后，我更希望建成中国最大的音乐内容公司、音乐内容平台。
　　这几年我的核心团队几乎没有休过一天假，一档节目接一档节目地做，我们甚至还投拍了《中国好声音》的电影。这些节目和电影的市场效益并不总是很好，我也从中感觉到了内容制作的压力，不同团队的制作水准亦参差不齐，当中失败的尝试让我领悟到，在现有的市场情况下，不能再做中流的投入、得到中流的结果了，要做就必须做顶级节目。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强求他们加班，大家之所以如此高强度作业，就是想尽快做好整个音乐产业生态的布局，尽早把平台搭建起来，等一切稳定后，大家才能喘口气。
　　以《中国好声音》为切入口，我们将会切进一个新的产业，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档电视节目能带出一条产业链。灿星每做一档节目，必须要有延伸，否则这个没有平台的公司，将很难生存。除了《中国好声音》之外，我们还在做《中国好歌曲》、《蒙面歌王》，我们随后还要做《格莱美中国之星》，推选出能代表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新手，明年我们还会做新的电子音乐节目。这个市场很大，随着音乐版权保护和音乐付费的规范，音乐市场的前景会更广阔。
　　对于音乐产业生态，我也有自己的规划。第一，我们要做华语音乐新人的入口，会推新秀；第二，我们要做华语音乐的内容门户，要出唱片；第三，我们要做华语音乐最大的现场内容提供商，做音乐节、演唱会和群演；第四，我们要做最大的数字音乐、原创音乐平台。这些都是我的梦想，不一定都能实现，但我有权利仰望星空。
　　当下我们最大的焦虑仍是内容，一个是节目的内容，—个是音乐的内容，后者尤是我们的短板。我们现在的阻碍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受限于自身对音乐内容的再创造力。现在都说灿星是一个好的音乐节目内容制作公司，但灿星还不是一个好的音乐内容唱片公司，我们虽然出了这么多《中国好声音》学员，但还没出过一个影响力大的金曲，这是灿星的不足，我们很清醒地知道这个不足。
　　然而，这事是急不来的，做内容并不是撞大运的事，它跟人才有关，跟创作有关。正如音乐人李宗盛说的，好音乐是慢慢磨出来的，《山丘》这首歌他就磨练了一辈子。我们现在收购了当然音乐公司，也是想为音乐创作做更好的铺垫。当然音乐公司成立了10个工作室，我们把高晓松、包小柏、李泉等两岸三地的著名制作人都请了过来，大家糅合在一起，加上足够多的资金投入、资源投入和人才投入，我相信接下来的音乐产业将会有很大的改变。今年《中国好声音》结束之后，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出专辑，出作品，出影响，我们会争取在今年12月就推出一批专辑。
　　作为一个没有平台的公司，要在这个市场丛林里持续生存下去，一要注重价值表达，二要打通产业链供求渠道，三要不断创新。在户外真人秀流行的当下，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市场，我们将和央视合作推出《无限挑战》，6个主持人不断地尝试职业冒险；但这档节目会跟别人做得不一样，仍然会在娱乐之中，找寻价值结合点，如果还是简单地撕名牌，就没意思了，我总还想表达点东西……
　　张宁据《博客天下》粱君艳/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