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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高招政策引发了关于高等教育平权和招生地域歧视的讨论。在江苏和湖北两个“被贡献”招生指标的大省，很多家长“割肉献礼”，纷纷喊疼。高考招生政策怎么改才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社会问题，教育公平真的无解吗？
新政策：几家欢喜几家愁？
最近，让江苏、湖北两地家长们义愤填膺的“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和“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到底是什么？据方案，湖北、江苏等12个“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升学压力较小”的省份要“让出”16万个招生名额给部分中西部省份。这其中，湖北省4万人、江苏省3.8万人，是方案中调出名额最多的两个省份。
从5月11日起，江苏、湖北两省的部分高考学生家长分别在两省的教育厅门口大规模聚集，表达对高考生的省内录取率尤其是一本录取率的担忧。
在区域间的教育公平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为何这一政策会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通知中所提到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早在2008年，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就已启动实施。但较大规模的“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却是首次实施。在此，江苏、湖北被认定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 2016年升学压力较小”的省（市）。
客观上来讲，这两省确实是教育资源丰富。但是质疑的声音认为北京、上海的教育资源同样优厚，但是北京一个没出，上海只有5000。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事关教育，每个人自然也是霸王项羽附体：你们学到高三还不会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凭什么你能上清华北大，而我只能大专技校？让本省家长们“割肉献礼”，谁能不喊疼？
质疑声更大的是“升学压力较小”这点。有媒体统计，在全国范围内，近三年来的平均一本录取率最高的是北京、天津、上海，都超过了20%，而江苏和湖北分别是9.66%和10.87%，属于中等水平。
在一片激愤的舆论声中，网络上出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在西藏买房投资，让孩子在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然后去西部地区参加考试。中产以上的阶层似乎总有应对高考残酷竞争的对策，无论是“高考移民”还是出国留学。那么，这样的地域性补偿政策是否真的能指向某种程度的公平？还是只会把压力转嫁给底层？
与此同时，各地大力严查“高考移民”的政策在风口浪尖中屡屡被重申。来自于湖北、江苏两地政府更为直接的官方反应也新鲜出炉。
5月13日晚，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表示，今年高招能够做到“四个不低于去年”：在鄂 7 所部属高校在湖北的招生计划总量不低于去年，本科录取率不低于去年，一本录取率绝对不低于去年，全省总录取率绝对不低于去年。5月14日上午，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也做出了类似的回应。
问题抽丝剥茧到这里，远远没有解决。家长的重点关注鄂苏两地一本录取率相较其他省市并不高，如名额出调或影响一本录取，而教育部门则强调两地高考录取率逐年上升，似乎并不在一个讨论的层面上。
“升学压力降低”这个结论貌似很容易得出，但大家都在追求的第一梯队却没那么简单。当人们都在争取向上流通的机会通畅、因向下流动而感到焦虑和恐慌时，我们是否该反思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的不公，以及人们对精英的追捧和底层的歧视？国家的重点学校范式尚且造成“985遍地走，211不如狗”这种给人错觉的现象，更何况，我们还有广袤的土地，难以计数的县、镇、村……
改变命运的是教育，而不是高考
让更多的人获得上升机会，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这首诗无意中触及了中国社会的惊天巨变：庶族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制完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我们近代，同样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进步，曾有当代学者研究了北京大学、苏州大学1949-2002年中，所有学生的家庭出身情况，并完成了著作《无声的革命》。
作者认为北大和苏大分别代表了中央直属和省属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研究发现： 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男女平等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然而在这样的革命之下，依旧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隐忧。
今天的高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能完全成为底层的孩子在社会阶层流动中上升的渠道，其背后还交织着教育资源的高度倾斜，从而制造了阶层流动的障碍。
从教育理念到教育措施及落实，基本都是市场化、商品化、精品化的。我们的大部分资源被投放在重点中小学和大学，而重点中小学和大学基本上都在大城市。在整体教育资源高度倾斜的前提之下讨论统一的招生标准，无疑离公平尚有一段距离。也正因此，今天的政策调整力度依然不够，然而只是小小的调整，就引发了大量城市中产家庭的不满。
而舆论围绕“高考公平”的主要焦点是，是否应该实行一个统一的去地域化的高招标准？现实是，在照顾边陲地区的同时，特权阶层也容易借机享受红利。比如这次的新政策要求东部地区“贡献名额”的同时，却对京沪等特权地区影响甚微。这也是激起中产家庭愤怒的主要原因。
这同时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势必要有人做出妥协。教育是根本，高考只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换言之，消除贫困、扶贫建设是根本，给所有人一个更平等的教育机会是枝干，而高考这种果实一类的东西，有了根本和枝干，剩下的就是瓜熟蒂落了。
“何不食肉糜”威胁寒门的上升途径
2016年2月，深圳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在深圳会堂开幕，13岁的列席委员，也是本届最年轻的列席委员柳博说：“我们希望能继续推行教育改革，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多地注重我们能力和素养的培养，不要让一张考卷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柳博是系着红领巾，穿着阿玛尼西装讲出这番话的。一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少年精英形象跃然纸上。
不过很多网友的反应却和预期相反。迄今流传最广的一条评论是：“对亿万穿不起阿玛尼的孩子来说，影响他们未来的幸亏还有一张考卷，等这张考卷都没了，中国就都是你们阿玛尼的了。”
网友的心态显然至少有两重，一重针对少年这番具体言论，另一重，则直指少年身上的阿玛尼和他不为人知的身份。
媒体人刘春说：“讲真，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最感谢的就是那张卷子，使我能够考入你们城市，如果那时讲什么素质教育，比如加入音乐、体育、普通话水平、颜值、英语口语、衣着服饰、汉语演说能力、国际视野的话，我指定考不上。”
国情决定了高考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担社会流动的功能。此前，英语退出高考、英语降低分值、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等传闻之所以引起公众那么大的担忧，就是因为这些弱化英语教育的改革措施，最终伤害最深的还是寒门子弟。
教育中的不平等往往是模拟社会中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在家庭层面，偏远地区和底层的孩子早就在高考之前被筛选出了教育体系，对于名校的追求也是教育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的表现，这是教育成为社会主要分层机制的后果之一。
换言之，我们不能制造出一个不公平的教育制度，然后来喊教育公平，因为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制造不公平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教育制度要真正回归到公平，就必须让教育制度回归为大众服务的初衷，而非为中产阶层、精英阶层服务。
回到此次事件，除了名额补偿外，更根本的问题也许应该回到对西部基础教育的扶持，因为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化早已把底层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挡在了高等教育的门外。中央应该拨更多资源支持西部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不单是硬件资源，而且必须从软件方面解决师资投放、老师的待遇问题，这些问题是更根本的。
而造成此次事件反响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公众咨询、协商、辩论，让公众缺乏对于政策变化的心理准备——利益分配需要建立在对话和辩论的基础上。更需要及时的政策评估来了解政策是否达到了初衷。
新政策：几家欢喜几家愁？
最近，让江苏、湖北两地家长们义愤填膺的“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和“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到底是什么？据方案，湖北、江苏等12个“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升学压力较小”的省份要“让出”16万个招生名额给部分中西部省份。这其中，湖北省4万人、江苏省3.8万人，是方案中调出名额最多的两个省份。
从5月11日起，江苏、湖北两省的部分高考学生家长分别在两省的教育厅门口大规模聚集，表达对高考生的省内录取率尤其是一本录取率的担忧。
在区域间的教育公平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为何这一政策会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通知中所提到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早在2008年，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就已启动实施。但较大规模的“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却是首次实施。在此，江苏、湖北被认定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 2016年升学压力较小”的省（市）。
客观上来讲，这两省确实是教育资源丰富。但是质疑的声音认为北京、上海的教育资源同样优厚，但是北京一个没出，上海只有5000。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事关教育，每个人自然也是霸王项羽附体：你们学到高三还不会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凭什么你能上清华北大，而我只能大专技校？让本省家长们“割肉献礼”，谁能不喊疼？
质疑声更大的是“升学压力较小”这点。有媒体统计，在全国范围内，近三年来的平均一本录取率最高的是北京、天津、上海，都超过了20%，而江苏和湖北分别是9.66%和10.87%，属于中等水平。
在一片激愤的舆论声中，网络上出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在西藏买房投资，让孩子在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然后去西部地区参加考试。中产以上的阶层似乎总有应对高考残酷竞争的对策，无论是“高考移民”还是出国留学。那么，这样的地域性补偿政策是否真的能指向某种程度的公平？还是只会把压力转嫁给底层？
与此同时，各地大力严查“高考移民”的政策在风口浪尖中屡屡被重申。来自于湖北、江苏两地政府更为直接的官方反应也新鲜出炉。
5月13日晚，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表示，今年高招能够做到“四个不低于去年”：在鄂 7 所部属高校在湖北的招生计划总量不低于去年，本科录取率不低于去年，一本录取率绝对不低于去年，全省总录取率绝对不低于去年。5月14日上午，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也做出了类似的回应。
问题抽丝剥茧到这里，远远没有解决。家长的重点关注鄂苏两地一本录取率相较其他省市并不高，如名额出调或影响一本录取，而教育部门则强调两地高考录取率逐年上升，似乎并不在一个讨论的层面上。
“升学压力降低”这个结论貌似很容易得出，但大家都在追求的第一梯队却没那么简单。当人们都在争取向上流通的机会通畅、因向下流动而感到焦虑和恐慌时，我们是否该反思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的不公，以及人们对精英的追捧和底层的歧视？国家的重点学校范式尚且造成“985遍地走，211不如狗”这种给人错觉的现象，更何况，我们还有广袤的土地，难以计数的县、镇、村……
改变命运的是教育，而不是高考
让更多的人获得上升机会，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这首诗无意中触及了中国社会的惊天巨变：庶族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制完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我们近代，同样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进步，曾有当代学者研究了北京大学、苏州大学1949-2002年中，所有学生的家庭出身情况，并完成了著作《无声的革命》。
作者认为北大和苏大分别代表了中央直属和省属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研究发现： 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男女平等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然而在这样的革命之下，依旧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隐忧。
今天的高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能完全成为底层的孩子在社会阶层流动中上升的渠道，其背后还交织着教育资源的高度倾斜，从而制造了阶层流动的障碍。
从教育理念到教育措施及落实，基本都是市场化、商品化、精品化的。我们的大部分资源被投放在重点中小学和大学，而重点中小学和大学基本上都在大城市。在整体教育资源高度倾斜的前提之下讨论统一的招生标准，无疑离公平尚有一段距离。也正因此，今天的政策调整力度依然不够，然而只是小小的调整，就引发了大量城市中产家庭的不满。
而舆论围绕“高考公平”的主要焦点是，是否应该实行一个统一的去地域化的高招标准？现实是，在照顾边陲地区的同时，特权阶层也容易借机享受红利。比如这次的新政策要求东部地区“贡献名额”的同时，却对京沪等特权地区影响甚微。这也是激起中产家庭愤怒的主要原因。
这同时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势必要有人做出妥协。教育是根本，高考只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换言之，消除贫困、扶贫建设是根本，给所有人一个更平等的教育机会是枝干，而高考这种果实一类的东西，有了根本和枝干，剩下的就是瓜熟蒂落了。
“何不食肉糜”威胁寒门的上升途径
2016年2月，深圳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在深圳会堂开幕，13岁的列席委员，也是本届最年轻的列席委员柳博说：“我们希望能继续推行教育改革，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多地注重我们能力和素养的培养，不要让一张考卷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柳博是系着红领巾，穿着阿玛尼西装讲出这番话的。一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少年精英形象跃然纸上。
不过很多网友的反应却和预期相反。迄今流传最广的一条评论是：“对亿万穿不起阿玛尼的孩子来说，影响他们未来的幸亏还有一张考卷，等这张考卷都没了，中国就都是你们阿玛尼的了。”
网友的心态显然至少有两重，一重针对少年这番具体言论，另一重，则直指少年身上的阿玛尼和他不为人知的身份。
媒体人刘春说：“讲真，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最感谢的就是那张卷子，使我能够考入你们城市，如果那时讲什么素质教育，比如加入音乐、体育、普通话水平、颜值、英语口语、衣着服饰、汉语演说能力、国际视野的话，我指定考不上。”
国情决定了高考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担社会流动的功能。此前，英语退出高考、英语降低分值、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等传闻之所以引起公众那么大的担忧，就是因为这些弱化英语教育的改革措施，最终伤害最深的还是寒门子弟。
教育中的不平等往往是模拟社会中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在家庭层面，偏远地区和底层的孩子早就在高考之前被筛选出了教育体系，对于名校的追求也是教育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的表现，这是教育成为社会主要分层机制的后果之一。
换言之，我们不能制造出一个不公平的教育制度，然后来喊教育公平，因为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制造不公平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教育制度要真正回归到公平，就必须让教育制度回归为大众服务的初衷，而非为中产阶层、精英阶层服务。
回到此次事件，除了名额补偿外，更根本的问题也许应该回到对西部基础教育的扶持，因为基础教育资源的分化早已把底层和偏远地区的孩子挡在了高等教育的门外。中央应该拨更多资源支持西部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不单是硬件资源，而且必须从软件方面解决师资投放、老师的待遇问题，这些问题是更根本的。
而造成此次事件反响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公众咨询、协商、辩论，让公众缺乏对于政策变化的心理准备——利益分配需要建立在对话和辩论的基础上。更需要及时的政策评估来了解政策是否达到了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