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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堂哥女儿出国没有几年，家中就开始有了起色，新房子就盖起来了。2015年中秋节，我堂哥女儿和他在美国认识的同乡人，回乡奉子成婚，婚礼很隆重。很多乡亲对婚礼赞不绝口，这种示范效应是导致海外劳务输出进一步蔓延的关键原因
我的父亲在世时说过一句话“在村里，没钱，被人瞧不起；有钱，被人妒忌”。就我从小到大的观察，这种心理机制一直控制着每一个村民的“命”，而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则成为帮助他们寻找突破这种“命”的机会，也就是“运”。
近十年来，对于我所在的村而言，最大的“运”就是海外劳务输出或者说是出国打工。2016年春节返乡的我赫然发现，亲朋好友中出国打工已经成了常态，留在乡村的反倒成了例外。但是，海外劳务输出可以改变他们的“命”吗？
从村庄向城市：挡不住的出国热情
2014年9月之前，我的故乡位于邻近河北省会石家庄，原属于县级藁城市，地道的农村。为方便叙述我称之为A村吧。长期以来，这里主要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所种粮食以玉米、小麦为主，基本上一亩地的收入就是当年的玉米换成的货币。另外的收入来源是自己做点小生意、作为建筑工人在本地或外地打工、妇女到石家庄市周围打工（栽树、种花草等），也有一些人主要到周围肥料厂打工。肥料厂主要以鸡粪为原料，臭气熏天，污染严重，周围村民经常举报，这些工厂也主要进行游击战式生产。
201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掉县级藁城市，成立石家庄市藁城区，A村从此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但行政区域上的变更并没有改变村里人的经济来源方式和构成，更无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乡镇里没有大型企业，海外劳务输出成为不得不进行的选择。
1997年左右，我姥姥所在的B村开始出现第一批海外劳务输出者，这些人主要从事建筑装修。然后，出国打工之风开始在B村蔓延。2008年左右，出国打工开始蔓延到整个乡镇，我们A村也在其中。到今天，整个乡镇已经形成了大量以家庭为单位集体出国打工的局面。在几年前，B村还有人因为出国打工被骗子诈骗几百万元，但是这并没有挡住大家出国打工的热情。
经过长期与故乡海外劳务输出者及其亲朋好友的直接交流，我发现故乡的海外输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出国打工的人、出国打工的原因以及海外劳务输出的方式均有所不同。这其中也反映了中国农村老百姓在经济大潮下的无奈以及聪明创举。
第一代出国打工者：穷困潦倒的男性技术人才
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肇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末（1997-2004年），主要是家里穷得叮当响，为了生存，走投无路的人。这些人一般都有一些手艺，主要是建筑装修。这些本事都是在以前从事建筑工作的过程中练出来的。但是，即使有这些本事，也不知道国外哪个国家需要呀？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就是“借壳上市”。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借助中国国内投资者在国外开办的公司，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出国，成为这个公司的工人。这一阶段海外劳务输出的主要是男性劳动力。
比如，我的姨夫几辈人一直在B村，当时家里比较穷，和我姨结婚时，我姥姥就比较反对，但是后来也尊重了我姨的意愿。我姨夫一直在本地打工从事建筑装修。后来，我姨和姨夫生了两个儿子，生活压力非常大。而正好有公司到B村招工到以色列从事建筑装修。当时，没有多少人敢出国打工，因为远离家乡，“钱景”未卜。
我的姨夫迫于生活压力，成了海外劳务输出的第一代探索者。他们到达以色列后，一开始在公司工作，原因是他们对以色列的很多情况不熟悉，又存在语言障碍，需要借助这个平台融入当地社会。后来，他们发现给公司挣钱，不如单干挣钱多，另外和公司的合同也快到期，有可能被遣送回国。这时，一块工作的工人就商量集体逃跑，开始在以色列打黑工。
那么，他们如何和家人保持联系呢？在那个年代，沟通渠道主要是IP电话。
值得指出的是，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打工的国家并不限于我上面所举的以色列，还包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家，他们出国的原因、策略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是不管所去的是什么国家，这些出国打工者为家庭所创造的财富是令当地人震惊的，尤其当时汇率还比较高，换成人民币后，更是惊人。一个当地人工作一辈子所挣的钱，可能不如海外劳务输出者一年所挣的钱。同时，这一时期的海外劳务输出也很少出现家庭破裂等现象。这种巨大的利益导致了第二代海外劳务输出者的出现。
第二代出国打工者：偷渡、家庭破裂和暴发户
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在国外站稳脚跟后，有的人就开始筹划家里人通过同样的方式出国打工。亲朋好友也看到海外劳务输出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就开始寻求通过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出国打工。
在这种背景下，第二阶段海外劳务输出对象（2005-2013年）开始不限于穷苦家庭，向收入在本地相对不错的家庭扩展，同时出国打工人员也不一定拥有什么技术，甚至开始出现女性劳动力出国打工。而海外劳务输出的途径也不再仅限于公司公派，而开始出现海外劳务输出者移民成功的人帮助亲朋好友出国的新途径，甚至在村中开始出现专门办理海外劳务输出业务的中介。海外劳务输出的形式也开始变为“偷渡”。所谓“偷渡”，主要是借助留学或旅游名义到国外后，改变原签证目的滞留当地打工。这些工作一般由熟人进行介绍，这些熟人慢慢就变成了包工头，他们所挣的钱要远远多于一般的出国打工者。
比如我的堂哥1997年之前一直从事粮食买卖生意，挣了很多钱，是我儿时的偶像。199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发布《关于粮食购销工作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农村粮食购销开始加强控制，他的生意也就戛然而止。后来，他改开面粉厂，被朋友所骗，家产全赔了进去。
自此以后，我堂哥就开始意志消沉，天天喝酒、赌博，寻找刺激和成就感。但是，在村里混，有钱，别人会把您当神；没钱，就是狗屎。被人瞧不起的感觉，一直压抑着他。后来，为了重新振兴家业，任务落在了他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身上。出国的方法就是通过中介，以留学的名义到美国从事足疗、按摩等服务行业。然后，再借助当地华人的帮助获得美国长期居留权。 我堂哥女儿出国没有几年，家中就开始有了起色，新房子就盖起来了。2015年中秋节，我堂哥女儿和她在美国认识的同乡人，回乡奉子成婚，婚礼很隆重。很多乡亲对婚礼赞不绝口，这种示范效应是导致海外劳务输出进一步蔓延的关键原因。
对于第二代出国打工者来说，互联网技术使海外劳务输出者和家人沟通的方式进一步变得便捷，他们所在的家庭很可能是当地第一批家庭电脑拥有者。这一阶段的主要沟通工具是QQ，通过这个聊天工具海外劳务输出者可以实现每天与家人视频，这减轻了出国打工者对家里人的思念之情。也可以克服到国外后融入当地社会时的焦虑。尤其一些年龄偏大的人，到达国外后，由于语言学习困难，寸步难行，很多人是以泪洗面。据我在意大利认识的中国出国打工者介绍“这个时期大约需要三年，才能适应过来”。
由上述可见，第二个阶段海外劳务输出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一，家庭破裂开始增多，尤其是两性关系存在混乱。据我在村中访谈的一位大娘介绍，通常男方在国外打工十几年，由于没有绿卡，中间无法回国探亲，女方只能在家独守空房。在当地留守的女方由于当地风俗的约束和父母的看管，不太容易出轨。而在国外打工的男男女女则一般会过到一块去，然后各自挣的钱寄回各家。但是，也有留守的女方守不住寂寞，寻找男人解决性需求，甚至出现用男人在国外挣的钱养“小白脸”现象。男方家人看不过去，打了女方，然后两个家庭开始打架，以至离婚。这可能是第三个阶段开始以家庭出国的重要原因。
其二，出国打工者“暴发户”心理严重，进行“炫耀式”消费较多，出国打工成为改善生活的长期需求。我了解到很多出国打工者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后，首先把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排场，然后到附近的县城，甚至石家庄市购买楼房。但是，国内建筑成本以及房地产价格在逐渐提高，他们挣的钱很快就花完了。我曾遇到过一名在意大利的中文导游，他说“他现在挣的钱，拿到国内，也买不了几套房子”。此时，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再次出国，以至可能出现第三阶段的“无法回国”。
其三，出国打工者抬高了事关村民面子问题的结婚成本。本质上这也属于出国打工者“炫耀式”消费的范畴。2005年左右，包括盖新房、举行婚礼等各种费用10万元以内就可以解决问题；等村中出国打工者挣到钱寄回国内后，彩礼开始增高，以至2013年左右结婚需要买车、买房。靠国内打工、做生意、种地已经根本不可能付得起结婚的费用，海外劳务输出的进一步扩展成为必然。
第三代出国打工者：城市化加快了出国打工的步伐
2014年，A村开始从农村摇身一变成了城市。村里的卫生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街道全部铺上了水泥，也开始有专门的人员开始在村里打扫卫生，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村里人的意识也开始城市化，村民的生活方式开始向城市靠齐，生活成本也在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城市化不但没有停止海外劳务输出的步伐，反而进一步加快了这种步伐。
2016年春节回家，和村里的亲朋好友聊天过程中发现，第三代海外劳务输出者已经演变为全家出国，目的是减少家庭破裂的风险。海外劳务输出的主要方式是中介，任何人只要拿得起出国中介费用，都可以出国打工，海外劳务输出者的门槛进一步降低。
比如我的发小陈某（男）先是在镇上的小学当公办教师，后来当上了这所小学的教务处主任。石家庄市进行教师绩效工资改革，主要是将所有老师绩效工资放到一个大盘子中，谁的业务能力强、谁分的绩效工资比较多。陈某工资比改革前减少比较多。他的爱人也是小学老师，遭遇同样收入减少的尴尬，于是就筹划出国打工，他爱人率先办好了到美国的手续，并成功在美国开始工作。陈某在一年后，也放弃国内公职到美国陪同爱人打工。
可见，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海外劳务输出的范围已经开始扩展到具有公职的人员。他们和国内的交流手段已经过渡到微信，可以用微信视频随时随地和家人交流，也就是可以做到“虽然身在国外，但是心在国内”。但是，海外劳务输出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很多新的问题开始出现：
其一，海外劳务输出失败者在逐渐增多。据一位被访谈者介绍，所选择的国家，决定了海外劳务输出的成功率。比如韩国、日本偷渡存在一定风险，并且两个国家对于出国打工的人查得比较严，很多人被遣返回国。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风险，也有全家花费30多万元出国，由于无法承受美国的劳动强度而回国的。回国后，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挣钱机会，又重新回到美国打工。
其二，村民财富状况逆转。一些以前在村中靠办工厂起家的家庭，当时在村中属于非常富裕的家庭。但是原来在村中过得不怎么样的家庭，由于出国打工，已经在石家庄市买了很多套楼房。这可能是国外的市场管制较少，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会。正如我一个在美国打工的发小告诉我：“在美国的辛苦程度和国内没有区别，但是只要努力肯定可以挣到钱，并且养两个孩子也不会成问题。”这种财富和心态的逆转，在农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也是吸引更多的人进行海外劳务输出的重要原因。
其三，钱有了，家没了。如果说在第二代出国打工者主因为分离而导致夫妻关系的破裂；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由于夫妻小家庭出国，代际之间的赡养关系开始受到冲击。留守的老父亲、老母亲一般交给没有出国的子女赡养，但是很容易发生问题。比如我所在村张某，在我小时候主要靠放电影、送报纸挣钱，后来儿子到国外打工。张某的妻子得了癌症后，儿媳妇不让婆婆进家门，最后在老宅去世。儿子知道后，非要从国外回国，在家人劝说下才作罢。这样的悲剧也在逐渐增多。
物质生活解决了，精神生活却愈加空虚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海外劳务输出处于边缘状态，出国打工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值得佩服，但是存在一些越界行为，为了保护被调查对象，以上我所提到的所有地名、人名、亲戚关系均进行了虚构，但是事情是真实的。
可是，我却为村中日益依靠出国打工富裕起来的人们担忧。
海外劳务输出一开始是为了谋生活，最后慢慢变成了逃避国内的生活。出国打工者也从穷人扩展到比较富裕的人，以至具有国家公职的人员。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给农村居民的挣钱机会相比国外要少。而海外劳务输出关系网建立，使得我所在乡镇出国打工的门槛一步一步在降低。同时，沟通手段的改进（从IP电话到OICQ、微信），沟通费用在逐步降低，国内和国外的人心理上的距离也在进一步拉近，这都将决定海外劳务输出仍然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国内外所挣的钱接近时，海外劳务输出才会停止。
出国打工者的物质生活虽然解决了，但是精神生活反而更容易显得空虚。因为掌握他们的心理机制“在村里，没钱，被人瞧不起；有钱，被人妒忌”的心理逻辑一直存在。对于后来成为海外移民的村民，只不过将这种心理机制从中国的农村搬到了国外的唐人街。而对于挣了钱回国的出国打工者，则可能带来灾难，因为财富虽然增加了，但是村民驾驭财富的能力仍然非常低级。他们更多的是利用了国外的市场机会和汇率来获得财富，而不是依靠投资能力来获得财富。也就是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在内心中仍然是农民，这种“命”并没有因为“海外输出”的“运”而有改变。
可能海外劳务输出者最后的出路只有海外移民。我在意大利时，曾经问过在意大利已经生活十多年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回国”。他们说：“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很难适应国内的人情关系；另外，国内变化太快，国外生活节奏比较慢，回国后受不了；还有，所挣的钱不足以支持国内日益上升的生活费用。”当然也有《唐人街探案》所说的原因“牛皮吹出去了，在国外活得好，回去怎么交代”，这是一种逃避。（作者系法学学者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讲师。）
我的父亲在世时说过一句话“在村里，没钱，被人瞧不起；有钱，被人妒忌”。就我从小到大的观察，这种心理机制一直控制着每一个村民的“命”，而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则成为帮助他们寻找突破这种“命”的机会，也就是“运”。
近十年来，对于我所在的村而言，最大的“运”就是海外劳务输出或者说是出国打工。2016年春节返乡的我赫然发现，亲朋好友中出国打工已经成了常态，留在乡村的反倒成了例外。但是，海外劳务输出可以改变他们的“命”吗？
从村庄向城市：挡不住的出国热情
2014年9月之前，我的故乡位于邻近河北省会石家庄，原属于县级藁城市，地道的农村。为方便叙述我称之为A村吧。长期以来，这里主要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所种粮食以玉米、小麦为主，基本上一亩地的收入就是当年的玉米换成的货币。另外的收入来源是自己做点小生意、作为建筑工人在本地或外地打工、妇女到石家庄市周围打工（栽树、种花草等），也有一些人主要到周围肥料厂打工。肥料厂主要以鸡粪为原料，臭气熏天，污染严重，周围村民经常举报，这些工厂也主要进行游击战式生产。
201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掉县级藁城市，成立石家庄市藁城区，A村从此成了城市的一部分。但行政区域上的变更并没有改变村里人的经济来源方式和构成，更无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乡镇里没有大型企业，海外劳务输出成为不得不进行的选择。
1997年左右，我姥姥所在的B村开始出现第一批海外劳务输出者，这些人主要从事建筑装修。然后，出国打工之风开始在B村蔓延。2008年左右，出国打工开始蔓延到整个乡镇，我们A村也在其中。到今天，整个乡镇已经形成了大量以家庭为单位集体出国打工的局面。在几年前，B村还有人因为出国打工被骗子诈骗几百万元，但是这并没有挡住大家出国打工的热情。
经过长期与故乡海外劳务输出者及其亲朋好友的直接交流，我发现故乡的海外输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出国打工的人、出国打工的原因以及海外劳务输出的方式均有所不同。这其中也反映了中国农村老百姓在经济大潮下的无奈以及聪明创举。
第一代出国打工者：穷困潦倒的男性技术人才
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肇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末（1997-2004年），主要是家里穷得叮当响，为了生存，走投无路的人。这些人一般都有一些手艺，主要是建筑装修。这些本事都是在以前从事建筑工作的过程中练出来的。但是，即使有这些本事，也不知道国外哪个国家需要呀？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就是“借壳上市”。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借助中国国内投资者在国外开办的公司，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出国，成为这个公司的工人。这一阶段海外劳务输出的主要是男性劳动力。
比如，我的姨夫几辈人一直在B村，当时家里比较穷，和我姨结婚时，我姥姥就比较反对，但是后来也尊重了我姨的意愿。我姨夫一直在本地打工从事建筑装修。后来，我姨和姨夫生了两个儿子，生活压力非常大。而正好有公司到B村招工到以色列从事建筑装修。当时，没有多少人敢出国打工，因为远离家乡，“钱景”未卜。
我的姨夫迫于生活压力，成了海外劳务输出的第一代探索者。他们到达以色列后，一开始在公司工作，原因是他们对以色列的很多情况不熟悉，又存在语言障碍，需要借助这个平台融入当地社会。后来，他们发现给公司挣钱，不如单干挣钱多，另外和公司的合同也快到期，有可能被遣送回国。这时，一块工作的工人就商量集体逃跑，开始在以色列打黑工。
那么，他们如何和家人保持联系呢？在那个年代，沟通渠道主要是IP电话。
值得指出的是，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打工的国家并不限于我上面所举的以色列，还包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家，他们出国的原因、策略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是不管所去的是什么国家，这些出国打工者为家庭所创造的财富是令当地人震惊的，尤其当时汇率还比较高，换成人民币后，更是惊人。一个当地人工作一辈子所挣的钱，可能不如海外劳务输出者一年所挣的钱。同时，这一时期的海外劳务输出也很少出现家庭破裂等现象。这种巨大的利益导致了第二代海外劳务输出者的出现。
第二代出国打工者：偷渡、家庭破裂和暴发户
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在国外站稳脚跟后，有的人就开始筹划家里人通过同样的方式出国打工。亲朋好友也看到海外劳务输出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就开始寻求通过第一代海外劳务输出者出国打工。
在这种背景下，第二阶段海外劳务输出对象（2005-2013年）开始不限于穷苦家庭，向收入在本地相对不错的家庭扩展，同时出国打工人员也不一定拥有什么技术，甚至开始出现女性劳动力出国打工。而海外劳务输出的途径也不再仅限于公司公派，而开始出现海外劳务输出者移民成功的人帮助亲朋好友出国的新途径，甚至在村中开始出现专门办理海外劳务输出业务的中介。海外劳务输出的形式也开始变为“偷渡”。所谓“偷渡”，主要是借助留学或旅游名义到国外后，改变原签证目的滞留当地打工。这些工作一般由熟人进行介绍，这些熟人慢慢就变成了包工头，他们所挣的钱要远远多于一般的出国打工者。
比如我的堂哥1997年之前一直从事粮食买卖生意，挣了很多钱，是我儿时的偶像。199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发布《关于粮食购销工作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农村粮食购销开始加强控制，他的生意也就戛然而止。后来，他改开面粉厂，被朋友所骗，家产全赔了进去。
自此以后，我堂哥就开始意志消沉，天天喝酒、赌博，寻找刺激和成就感。但是，在村里混，有钱，别人会把您当神；没钱，就是狗屎。被人瞧不起的感觉，一直压抑着他。后来，为了重新振兴家业，任务落在了他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身上。出国的方法就是通过中介，以留学的名义到美国从事足疗、按摩等服务行业。然后，再借助当地华人的帮助获得美国长期居留权。 我堂哥女儿出国没有几年，家中就开始有了起色，新房子就盖起来了。2015年中秋节，我堂哥女儿和她在美国认识的同乡人，回乡奉子成婚，婚礼很隆重。很多乡亲对婚礼赞不绝口，这种示范效应是导致海外劳务输出进一步蔓延的关键原因。
对于第二代出国打工者来说，互联网技术使海外劳务输出者和家人沟通的方式进一步变得便捷，他们所在的家庭很可能是当地第一批家庭电脑拥有者。这一阶段的主要沟通工具是QQ，通过这个聊天工具海外劳务输出者可以实现每天与家人视频，这减轻了出国打工者对家里人的思念之情。也可以克服到国外后融入当地社会时的焦虑。尤其一些年龄偏大的人，到达国外后，由于语言学习困难，寸步难行，很多人是以泪洗面。据我在意大利认识的中国出国打工者介绍“这个时期大约需要三年，才能适应过来”。
由上述可见，第二个阶段海外劳务输出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一，家庭破裂开始增多，尤其是两性关系存在混乱。据我在村中访谈的一位大娘介绍，通常男方在国外打工十几年，由于没有绿卡，中间无法回国探亲，女方只能在家独守空房。在当地留守的女方由于当地风俗的约束和父母的看管，不太容易出轨。而在国外打工的男男女女则一般会过到一块去，然后各自挣的钱寄回各家。但是，也有留守的女方守不住寂寞，寻找男人解决性需求，甚至出现用男人在国外挣的钱养“小白脸”现象。男方家人看不过去，打了女方，然后两个家庭开始打架，以至离婚。这可能是第三个阶段开始以家庭出国的重要原因。
其二，出国打工者“暴发户”心理严重，进行“炫耀式”消费较多，出国打工成为改善生活的长期需求。我了解到很多出国打工者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后，首先把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排场，然后到附近的县城，甚至石家庄市购买楼房。但是，国内建筑成本以及房地产价格在逐渐提高，他们挣的钱很快就花完了。我曾遇到过一名在意大利的中文导游，他说“他现在挣的钱，拿到国内，也买不了几套房子”。此时，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再次出国，以至可能出现第三阶段的“无法回国”。
其三，出国打工者抬高了事关村民面子问题的结婚成本。本质上这也属于出国打工者“炫耀式”消费的范畴。2005年左右，包括盖新房、举行婚礼等各种费用10万元以内就可以解决问题；等村中出国打工者挣到钱寄回国内后，彩礼开始增高，以至2013年左右结婚需要买车、买房。靠国内打工、做生意、种地已经根本不可能付得起结婚的费用，海外劳务输出的进一步扩展成为必然。
第三代出国打工者：城市化加快了出国打工的步伐
2014年，A村开始从农村摇身一变成了城市。村里的卫生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街道全部铺上了水泥，也开始有专门的人员开始在村里打扫卫生，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村里人的意识也开始城市化，村民的生活方式开始向城市靠齐，生活成本也在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城市化不但没有停止海外劳务输出的步伐，反而进一步加快了这种步伐。
2016年春节回家，和村里的亲朋好友聊天过程中发现，第三代海外劳务输出者已经演变为全家出国，目的是减少家庭破裂的风险。海外劳务输出的主要方式是中介，任何人只要拿得起出国中介费用，都可以出国打工，海外劳务输出者的门槛进一步降低。
比如我的发小陈某（男）先是在镇上的小学当公办教师，后来当上了这所小学的教务处主任。石家庄市进行教师绩效工资改革，主要是将所有老师绩效工资放到一个大盘子中，谁的业务能力强、谁分的绩效工资比较多。陈某工资比改革前减少比较多。他的爱人也是小学老师，遭遇同样收入减少的尴尬，于是就筹划出国打工，他爱人率先办好了到美国的手续，并成功在美国开始工作。陈某在一年后，也放弃国内公职到美国陪同爱人打工。
可见，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海外劳务输出的范围已经开始扩展到具有公职的人员。他们和国内的交流手段已经过渡到微信，可以用微信视频随时随地和家人交流，也就是可以做到“虽然身在国外，但是心在国内”。但是，海外劳务输出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很多新的问题开始出现：
其一，海外劳务输出失败者在逐渐增多。据一位被访谈者介绍，所选择的国家，决定了海外劳务输出的成功率。比如韩国、日本偷渡存在一定风险，并且两个国家对于出国打工的人查得比较严，很多人被遣返回国。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风险，也有全家花费30多万元出国，由于无法承受美国的劳动强度而回国的。回国后，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挣钱机会，又重新回到美国打工。
其二，村民财富状况逆转。一些以前在村中靠办工厂起家的家庭，当时在村中属于非常富裕的家庭。但是原来在村中过得不怎么样的家庭，由于出国打工，已经在石家庄市买了很多套楼房。这可能是国外的市场管制较少，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会。正如我一个在美国打工的发小告诉我：“在美国的辛苦程度和国内没有区别，但是只要努力肯定可以挣到钱，并且养两个孩子也不会成问题。”这种财富和心态的逆转，在农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也是吸引更多的人进行海外劳务输出的重要原因。
其三，钱有了，家没了。如果说在第二代出国打工者主因为分离而导致夫妻关系的破裂；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由于夫妻小家庭出国，代际之间的赡养关系开始受到冲击。留守的老父亲、老母亲一般交给没有出国的子女赡养，但是很容易发生问题。比如我所在村张某，在我小时候主要靠放电影、送报纸挣钱，后来儿子到国外打工。张某的妻子得了癌症后，儿媳妇不让婆婆进家门，最后在老宅去世。儿子知道后，非要从国外回国，在家人劝说下才作罢。这样的悲剧也在逐渐增多。
物质生活解决了，精神生活却愈加空虚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海外劳务输出处于边缘状态，出国打工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值得佩服，但是存在一些越界行为，为了保护被调查对象，以上我所提到的所有地名、人名、亲戚关系均进行了虚构，但是事情是真实的。
可是，我却为村中日益依靠出国打工富裕起来的人们担忧。
海外劳务输出一开始是为了谋生活，最后慢慢变成了逃避国内的生活。出国打工者也从穷人扩展到比较富裕的人，以至具有国家公职的人员。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给农村居民的挣钱机会相比国外要少。而海外劳务输出关系网建立，使得我所在乡镇出国打工的门槛一步一步在降低。同时，沟通手段的改进（从IP电话到OICQ、微信），沟通费用在逐步降低，国内和国外的人心理上的距离也在进一步拉近，这都将决定海外劳务输出仍然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国内外所挣的钱接近时，海外劳务输出才会停止。
出国打工者的物质生活虽然解决了，但是精神生活反而更容易显得空虚。因为掌握他们的心理机制“在村里，没钱，被人瞧不起；有钱，被人妒忌”的心理逻辑一直存在。对于后来成为海外移民的村民，只不过将这种心理机制从中国的农村搬到了国外的唐人街。而对于挣了钱回国的出国打工者，则可能带来灾难，因为财富虽然增加了，但是村民驾驭财富的能力仍然非常低级。他们更多的是利用了国外的市场机会和汇率来获得财富，而不是依靠投资能力来获得财富。也就是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在内心中仍然是农民，这种“命”并没有因为“海外输出”的“运”而有改变。
可能海外劳务输出者最后的出路只有海外移民。我在意大利时，曾经问过在意大利已经生活十多年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回国”。他们说：“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很难适应国内的人情关系；另外，国内变化太快，国外生活节奏比较慢，回国后受不了；还有，所挣的钱不足以支持国内日益上升的生活费用。”当然也有《唐人街探案》所说的原因“牛皮吹出去了，在国外活得好，回去怎么交代”，这是一种逃避。（作者系法学学者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