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性质，尤其是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是“文革”后我国语言文字理论打开的禁区之一。在这之前，“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曾经是“最高指示”。
　　1985年，我在上海的《学术月刊》发表《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一文，指出：“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就把文字看成‘语言符号之符号’，一种语言的复制品。到索绪尔时代，则更明确地把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看成一个人的相貌和他的照片的关系。这种关系深深植根于拼音文字对语言的依附性。文字是为克服语言转瞬即逝的时空局限而创造出来的。它比语言优越的地方在于它不是音响型的，而是图像型的。……图像性是文字体制自立的本质。语言有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文字既可以与声音相联系，也可以与意义相联系。当文字与声音相联系的时候，它的图像性锐减，受时空的制约则增大，成为一种完全依附于口语的非自立的体制。……当文字与意义联系的时候，它的图像性增强，成为一种超时空的不完全依附于口语的自立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