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热衷于高调闯入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头版的香港不同，澳门自带一种与世无争的隐士气。而澳门文学，就像桃花源里的一条小溪，气定神闲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水道流淌，一任身旁的长江大河，波凶浪狠。
　　澳门作家们不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题材上的偏好，都没有一定之规。既有鸡黍桑麻，也有雄奇瑰丽，既有慈眉低垂，也有金刚怒目，既有自由奔放的新诗，也有平平仄仄的旧诗。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澳门是纯文学的宝地。正如作家袁绍珊所说：“澳门的读者群非常小，因此写作在澳门是一个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行业，如果这样还能坚持十年二十年，不是真爱是什么？”

以知识分子自期

　　听四大天王或粤剧既是袁绍珊幼时的主要娱乐方式，也是袁绍珊最初的文学启蒙。通过郭富城和《帝女花》，她爱上了韵律和古雅的文字。
　　再长大些时，袁绍珊的妈妈会以超大音量播放粤语儿歌版《唐诗三百首》，“我每天就是在李白们的召唤之下起床的。”当时她听不懂，只觉得吵闹。她应该也不会想到。自己能在多年后凭借一首叫做《好人沈德的圣域游记》的诗，获得澳门文学奖新诗组冠军。
　　初中时，袁绍珊已经遍读鲁迅、张爱玲、巴金、白先勇、洛夫以及先锋作家格非等人的作品，虽然还是不太懂，但为她后来的写作提供了深厚的语言养分。到了高中，她在《澳门日报》已经有了自己的专栏。
　　回归之前，想在澳门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并不容易。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大多都有着10年以上的高龄，而内地的文学作品，如果港台不出版，大部分澳门读者就别想看到。
　　2003年，袁绍珊北上求学，“到了北京大学，我就像一个饥饿已久的人看到了面包。”本科毕业后，她就出版了首部诗集——《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诗行间透着深沉又苍凉的现实关怀。在2019广州国际文学周的活动现场，《南都周刊》记者问她，是否认为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她说：“我不是，我还没到那个高度，但我以知识分子自期。”这种担当，可能与北大学子的淑世传统有关。
　　她非常看重自己在北大的经历，“你在澳门没有这个氛围，可能澳门同学一下课就赶紧去做兼职。忙着挣钱了。”
　　澳门在2003年前后开放了赌权，“每次暑假寒假回家，朋友都會带我去看最新的赌场，最高科技、最华丽的赌场。天际线也不停地变化，澳门正日新月异的时候，我却在北京，所以在澳门会有一种陌生感。”

　　每次暑假寒假回家，朋友都会带我去看最新的赌场，最高科技、最华丽的赌场。天际线也不停地变化，澳门正日新月异的时候，我却在北京，所以在澳门会有一种陌生感。

　　2007年。袁绍珊回到澳门时发现，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荷官，薪水比大学生要高出很多，袁绍珊觉得受到了侮辱。“那个时候工作非常难找，但有一类公司一直向我递出橄榄枝——请我去赌场做公关，负责接送客人。我北大毕业，不要去干这个。”
　　所以她一直说“回北京”，记者再三确认后，她依然选择了用一个“回”字。

现场见证回归时刻

　　林中英第一次到内地探亲，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正是非常时期。“盐糖油面，甚至连缝衣针都要我们从澳门带过去或者寄过去。”她甚至还记得当年采访广交会，水果店家狡黠地在档位上放置一面镜子，“这样就显得好多的样子”。
　　林中英感慨道：“现在我们还要从内地买电器回澳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
　　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已年逾不惑，但是林中英还是风雨无阻地每周末到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家中学习文艺学，坚持了10年之久，终于拿到文艺学硕士学位。“工作日在《澳门日报》工作，周末就到广州上课，周日晚上又要回到澳门。我的大假期小假期都是这么过来的。”
　　因为长期主持《澳门日报》的副刊，林中英对内地文学并不陌生，从五四文学，到杨沫的《青春之歌》、再到贾平凹、杨匡汉、王安忆、蒋子龙、铁凝、欧阳山、秦牧等人的作品，都在她的视野之内。林中英似乎比袁绍珊更幸运，除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繁体版作品，她还可以自己到内地的新华书店买到最新出的作品。
　　澳门回归之前，当时的澳葡政府无意支持华文文学，甚至对教育也不怎么感兴趣。为了发展华文文学，1987年澳门作家自发组织了澳门笔会，拉起一面大旗，出版了一本纯文学杂志《澳门笔汇》，目前，林中英还是澳门笔会的副理事长。
　　澳门回归当天，林中英说：“我们家里就好像在办喜事一样，在香港的妹妹还特意回来，和家人一起见证这一时刻。”当晚，林中英和她的父亲都被邀请去政权交接仪式现场，亲眼见证了特区的旗帜升起。那一刻，林中英内心非常激动，她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真正开始了。

自我剖析的暗黑系诗人

　　1979年，刚念完小学二年级，黄文辉就举家迁至澳门，又从一年级重新开始念。“入学的时候，我根本不懂ABCD，就按照汉语拼音的念法，全部‘波泼摸佛’了。”
　　在澳门，读完高中就不再读书的现象非常普遍，一般的新移民家庭在经济上都十分困难，但黄文辉的父母重视教育，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还是为黄文辉和弟弟妹妹们订阅了儿童文学杂志。“后来念大学也是，虽然去其他地方负担不起，去内地还是可以负担的。”
　　于是，黄文辉就成了林中英的同门姐弟。
　　黄文辉父母也是读书人，晚上睡觉之前。黄文辉的父亲会看一会儿姚雪垠的《李自成》。初二那年，黄文辉有一个教授诗歌写作的语文老师。后来也成了澳门著名诗人。黄文辉跟着这位老师去雅集，他们创作诗歌、抄写诗歌、吟诵诗歌，黄文辉听得似懂非懂，却也如痴如醉。黄文辉说，澳门作家之间有互相提携的传统，因此大家的关系非常和谐亲密。 　　受语文老师的影响，黄文辉初中就开始创作一些小诗，发表在廖子馨主编的《镜海》副刊上，“开心得不得了，因为那是给大人看的刊物，我一个中学生也可以发表作品，就得到了很大鼓励。”

　　有时候他也会怀念“从前慢”的悠哉时光，怀念那个坐下来，点一杯咖啡或者啤酒，然后花很长时间点妥一道菜的老澳门。

　　黄文辉觉得自己受鲁迅影响最大。内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波及澳门，黄文辉也受惠于此，开始忧国忧民。他不仅针对社会问题做不平之鸣，也时常将笔锋对准自己精神中幽微的“邪念”，呈现出深沉忧郁的风格气质，因此被媒体称为“暗黑系诗人”，他的诗集《历史对话》即是这种风格。
　　除了诗歌，黄文辉还有大量犀利的杂文作品，也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他说：“如果不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来要求自己，我可能会迷失。我不是慈眉善目的那一类人，而是金刚怒目的那一类。现在看来，当年有些话太过分了，也许可以更委婉一些，多一些理解的同情。但是我绝对不建议年轻人去刻意避免当年我走过的路，没有年轻人的碰碰撞撞，社会的进步可能会慢一点。”

时尚才子在家的乡愁

　　在澳门笔会的鼓励下，澳门回归那年，陆奥雷在《澳门日报》副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后来，他得到了行政长官崔世安亲自授予的澳门文学奖第一名奖章。
　　而他的文学之路，与学姐廖子馨和学长黄文辉有莫大关系。黄文辉是陆奥雷的初中学长，高中的时候，黄文辉又执教于澳门培正中学，成了陆奥雷的语文老师，“他在创作上对我有很深影响”。黄文辉的一首《因此》，让陆奥雷也爱上了诗歌创作。陆奥雷的伯乐是学姐廖子馨，他的第一篇文耄，即是发表于廖子馨任《澳门日报》副刊主编的时候。
　　2000年9月，陆奥雷也成了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他同时还兼任了黄文辉创办的《新生代》杂志的时政记者，专门报道社会议题，曾暗访地下赌城。
　　在2019广州国际文学周活动上，陆奥雷春风满面，穿戴时尚，走路带风，浑身散发着阳光与青春的气息，似乎让人无法将他与惯见灰色现实的时政记者联系起来。好友袁绍珊说，陆奥雷除了是澳门新闻局的新闻官，还是时装界的KOL，一些时装品牌会找到陆奥雷，请他试穿推广。
　　如果你见过陆奥雷，可能会觉得这位作家“不务正业”：他将大把大把的时间拿来陪伴太太与爱子，或者打碟听音乐，或者泡咖啡館，或者研究美食;他收藏波鞋（篮球鞋），喜欢看潮流杂志;他的性格率真随和，直言喜欢与美丽的女性交朋友，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十分享受城市的浮华生活。
　　但他也并非总是享受现在的生活，有时候他也会怀念“从前慢”的悠哉时光，怀念那个坐下来，点一杯咖啡或者啤酒，然后花很长时间点妥一道菜的老澳门。
　　澳门在短时间内的脱胎换骨，让陆奥雷常常产生一种“在家的乡愁”，“我童年时代的澳门，我青春期时代的澳门，我长大以后的澳门，从整个城市面貌，到生活的节奏，再到社会心态，区别特别大。”

思考在边缘地带

　　廖子馨生于柬埔寨，成长于老挝。1978年底，她坐飞机到广州，再从广州坐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到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念高中。在湘潭，她是学校唯一的侨生，也是学校唯一一个穿喇叭裤、牛仔裤的人，但大家都很照顾她，她也很快和大家融洽相处。
　　刚到湘潭读书时，老师同学都讲湖南话，廖子馨听不懂，读得很辛苦。“我的眼睛近视就是因为我要躲在被窝里看书，我要不断地追赶。”
　　在饶芃子门下念完研究生，廖子馨在《澳门日报》一口气工作了30多年，发掘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包括陆奥雷等。
　　和黄文辉、袁绍珊一样，廖子馨也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共同分享对鲁迅的崇拜，她的文学之路便开始于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她说：“我希望能够创作出流传得久一点的作品。”
　　廖子馨对讲述边缘群体的际遇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在模仿张爱玲笔调创作的《命运——澳门故事》中，廖子馨关注的是葡萄牙治下，中国的新移民在澳门的处境与心态;《奥戈的幻觉世界》则是她在澳门回归的欢呼声中，听到了边缘性的却又实实在在的喟叹。
　　虽然在回归之前，中国人在澳门受到葡萄牙人的欺压，虽然回归前夕葡萄牙政府放任澳门成为一座谋杀、抢劫、黑帮火并屡见报端的“罪恶之城”，虽然当地的中国人都热切地盼望着回归，但是对两三万葡萄牙人或者对有葡萄牙血统的人来说，自己到底算是中国人还是葡萄牙人，到底离开还是留下，都成了令人焦虑的问题。
　　因为会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欺负，廖子馨最开始并不喜欢澳门。“上街可能会被查身份证，我每次都很提心吊胆。有了证件后我还是不喜欢，因为澳门那个时候很脏很乱，回归之后才变好。”刚到澳门的时候，她也看不上当地的文学。“我到澳门以后，写了两三年的文学评论，都是批评，毫不保留地说哪里不好，哪里需要改进。”
　　澳门回归那一天，廖子馨如常上班。她回忆，当天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回归作为一个新闻热点，报社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预热，当天反而没有像大多数人那么激动，因为“已经激动一个月了”。
　　如今，廖子馨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创作了。10年前，她将《奥戈的幻觉世界》拍成电影，作为澳门回归十周年的献礼片。近年来，为了“让我们的文学被你们看见”，廖子馨热衷于通过影视来宣传澳门文学。
　　但廖子馨说。自己终究还是会重新拿起笔进行创作，“澳门是一个移民城市，城市很小，但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