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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代,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
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電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父亲是3月20日去世。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选自《文化不是味精》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代,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
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電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pwk/xpwk202002/xpwk20200218-1-l.jpg)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父亲是3月20日去世。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选自《文化不是味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