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了，终于回家了！”1956年6月，当陆元九带着妻儿、漂洋过海，终于站在阔别多年的祖国大地上时，他的心中无比畅快。
　　20世纪40年代，陆元九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49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然而，这位“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始终没有忘记的是，“自己是中国人，回去给中国人做点事情”。他主动换了多份工作，克服重重阻力，几经辗转，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几十年来，陆元九对党忠诚、奋发图强，潜心研究、矢志奉献。他参与筹建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首次提出“回收卫星”概念，创造性运用自动控制观点和方法对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论述，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卓越贡献。这位101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曾经说过：“祖国永远是我的挚爱。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再苦再累都是快乐的。”

炮火中求学，荆棘里拓荒，矢志把毕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国家和民族

　　陆元九1920年1月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孩提时代，他在战乱中辗转求学，亲眼看见日寇的野蛮侵略，也切身感受到国力羸弱、民不聊生，爱国主义的种子在他幼小的心里萌芽。
　　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上初中的陆元九参加了学生的宣传活动;到南京读高中时，日寇把军舰横在长江江面上炫耀武力，陆元九又多次参加游行请愿;1937年，陆元九刚刚报名参加高考，就传来“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八一三”淞沪会战，更是险些让他的大学梦化为泡影……
　　此时，已从南京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向陆元九发来了开学通知书。炮火中，陆元九逆江而上，经武汉、宜昌到达重庆。此后，他和同学们只能在山顶上搭建的简陋平房里上课，有时为了躲避轰炸，不得不跑到防空洞中学习。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中国本土第一批航空技术大学生，陆元九不仅系统学习了航空工程系的必修课，还自学了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设计等课程，为日后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陆元九留校任助教。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又考取公费留学生，被分配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抱着“既然来留学，一定要学新东西”的态度，他毅然选择了仪器学专业，师从有着“世界惯性导航技术之父”之称的德雷伯教授，研究当时很少有人听过的“惯性导航”。
　　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戰结束不久，自动控制技术迅速发展，惯性技术已在航空和地地导弹上崭露头角，作为导航应用则尚处在萌芽阶段。读这个专业，不仅要学习大量新课程，论文完成前还需考试，让不少外国学生望而却步。但是这难不倒踏实勤奋的陆元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是这个专业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博士生。
　　1945年到1949年间，陆元九刻苦学习，并担任助教，开展了大量工作。1949年，他博士毕业，即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但对陆元九来说，还有一件更让他激动的大事：新中国在这一年诞生了！到了为祖国贡献本领的时候了！
　　此时，一道道难关横在陆元九和祖国之间：第一，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不能办理回国手续;第二，他从事的研究属于重要机密，美国当局强迫他办绿卡永久居留，放他回国更是无从谈起。
　　为了摆脱回国限制，1950年，他选择退出自己所在的科研小组;为了彻底扫清回国的障碍，1954年，他又离开实验室，到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研究所从事民用科技研究。此间，陆元九参加了多项先进科技项目的探索，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辆气垫车。1955年，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返回祖国后，陆元九也怀揣着拳拳报国赤子心，办好了回国手续。1956年，他历经重重阻挠回到祖国，这段漫漫归国之路才最终画上句点。当押解他们的警察离去，陆元九站在深圳河边祖国的土地上，回望短短几十米的罗湖桥，不禁百感交集：回国的路看似平常，可他竟走了11年！回想在国外没有身份、受人欺侮的经历，他无比畅快，真想大喊一声：“祖国，我回来了！”
　　陆元九的足迹，印证着20世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求索报国的曲折多艰。“我们这一代人在炮火中求学，在荆棘里拓荒，就是要把毕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国家和民族。”陆元九坚定地说。

首次提出“回收卫星”概念，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回国之初，时值中科院筹建自动化研究所，陆元九由于研究专长被分配到该所，先后担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和副所长，参加研究所筹建和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为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起步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这期间，他除了进行工业生产自动化研究外，还主持了飞行器自动控制研究、稳定系统研究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58年，陆元九积极响应“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号召，并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也在陆元九和同事们的手中，组装出来了。

　　1964年，陆元九的著作《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本书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对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65年，他领导组建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在此之后，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的主持下诞生。工作中，他反复叮嘱大家：“如果不把技术问题吃透，是要吃亏的。如果技术问题搞不清楚，腰杆子就不硬。”
　　陆元九个性直，他经常受邀参加各类评审会、研究生论文答辩等会议，一听到陆元九要参加，大家都格外紧张。陆元九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时的一名学生后来进入航天系统，与他共事，为了技术问题，陆元九有时与学生争得面红耳赤，但师生俩并没有丝毫不愉快。大家都知道，陆元九“个性倔，本质特征就是‘要求严’”。这种严格来自对航天产品的负责，“上天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

注重人才培养，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是他的夙愿

　　1978年，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陆元九重回科研一线。在担任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所长期间，他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他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1983年，陆元九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是陆元九的夙愿。身边的人常说：“他注重人才培养，在航天专家里出了名。”陆元九本人更是多次强调：“人才的科学作风是我们中国航天面临的较为重要的问题，是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也是迈向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的基石，我们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他的努力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才成为风尚，航天人才断层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陆元九的一生推动了我国惯性导航事业的跨域发展，也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才。
　　11年前，在他90岁生日之际，他的“大龄”学生们发来祝福，其中写道：“尽管我们现在都已年过古稀，但我们多想再在教室里听您讲述各种‘原理’。”
　　陆元九一生简朴，他把自己的积蓄毅然捐了出来，资助科学研究，这些钱寄寓着这位老院士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在他看来，青年始终是未来。
　　今年“七一”前夕，陆元九以101岁的高龄，成为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最年长的获得者。这是对他一生心系祖国、科技报国崇高精神的最大肯定，而那颗穿越百年的赤子之心，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