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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8—2005年间，劳动力、资本与自然资源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约为80％，而经济制度变革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之和约为20％，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质量良好，且已走出低谷，步入了良性增长的轨道。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经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95％，大大高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仅2.04％)。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比较成功，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绩效比较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知识进步方面尚需大力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非常及时。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变革；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7)06-0070-05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均GDP在2002年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在2005年更达到1700多美元。然而，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增长质量并不高。据估算，中国每创造１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掉的煤、电等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GDP增长中有高达60％以上来自固定资产的投入；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中国企业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显然，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因此，中国领导人及专家学者在很多场合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作为经济发展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究竟如何呢?改革开放(或者更专业地说是“经济制度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又究竟有多大呢?本文将基于1978-2005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借助Eviews经济计量分析软件，运用改进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对此进行较为严格的测度研究。
一、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发表《国富论》以来，衡量财富创造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外乎以下四个：(1)人力资源，即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2)自然资源，即土地、矿产、能源、环境质量等自然禀赋；(3)资本形成，即机器、厂房、道路等基础设施；(4)知识，即科学、工程技术、管理、企业家精神等无形要素。经济学家通常用下列总量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简称APF)来描述总产出与上述四大要素的关系。
Q=Af(K，L，R) (1)
其中：Q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R代表自然资源投入(主要用土地数量来代表)，f代表函数关系，A代表广义技术进步因子(又称“全要素生产率”或TFP)。显然，A值越大，说明广义技术进步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质量越好。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
最早对广义技术进步进行测度研究的经济学家是Solow，他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劳动和资本贡献之后的余值，来度量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变化”(technicalchange，简称TC)。Cobb和Douglas则用下列函数形式来拟合经济增长过程。并求解A值：
Q=AKαLβ (2)
其逻辑依据是：土地数量是自然资源投入的最佳代表变量，由于一国拥有的土地数量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这一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
但这种逻辑显然不太站得住脚：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能源、环境质量等多种要素。如果说在农耕经济时代以土地数量作为自然资源投入的关键变量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在工业经济时代把土地数量作为自然资源投入的关键变量就有些不合时宜。尽管拥有的土地数量保持不变，但对土地的不断索取使土地的自然品质和生态价值处于持续衰减之中。今日一亩地，与100年前未曾开发之一亩地，显然不可相提并论。因此，自然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被简单地忽略掉。正因为过去在经济增长核算中忽略了自然资源投入的作用，才误导世人，导致了滥用资源、牺牲环境的恶果。
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也反复论证了制度安排对于经济绩效的决定作用。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而言，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显著。换句话说。Solow余值(TC)或全要素生产率(TFP)，既包含了知识进步的贡献，也包含了制度变革的贡献。为了将制度贡献部分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就必须将制度变量S(Structure)与知识(A)、资本(K)、劳动力(L)、自然资源(R)一同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得到：
Q=Af(K，L，R，S)=AKαLβRγSη (3)
式中，α、β、γ、η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制度的产出弹性。
将(3)式两边取对数，模型可以变为如下双对数形式：
lnQt=lnA+αtlnKt+βlnLt+γlnRt+ηlnSt (4)
以下，笔者就用(4)式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及经济制度变革的绩效。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表1)均来自1981－2006年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
总产出Q，用“国民总收入”(折算为1978年不变价)来代表。
资本投入K，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折算为1978年不变价)来代表。该变量本来应该用每年的“资本折旧额”来表示最恰当，但因这一数据很难得到，所以根据“新的不来，旧的不去”的新旧资本替代关系，用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代替。
劳动力投入L，用“就业人数”来代表。
自然资源投入R，用“能源消费总量”来代表。究竟用什么东西来衡量自然资源投入最合适呢?鉴于工业革命始于蒸汽机的发明，而工业经济以能源的大规模使用为主要标志，因此可以说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一场“能源革命”，工业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能源经济”。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发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因此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用能源消耗量作为自然资源投入的代表变量再恰当不过。事实上，无论能源使用效率如何。能源消耗量都与自然环境的负荷成正比：如果能源使用效率较低，那么较高的能源消耗量就意味着更多的能源矿藏被开采和更多的废物被排放；如果能源使用效率较高，那么较高的能源消耗量就意味着在毁掉较少能源矿藏和排放较少废物的同时，要从自然界消耗掉更多的原材料物质资源。无论哪种情况，最终都要自然界为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耗增长买单。
制度变量S，用“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 人数的比重”来代表。由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制度改革以政府逐步放松管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以实现“小政府、大服务”为基本目标，因而“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就成为衡量改革进展程度的最好指标。
三、结果与讨论
基于公式(4)和表l中的数据，我们运用Eviews计量分析软件，在消除数据序列的多重共线性和自回归性之后，得到如下结果(表2)。
经过整理还原，得拟合模型为：
Q=0.018 5K0.5378L0.7128R0.0285S-0.3226 (5)
从表2可以看出，上述模型拟合结果非常理想，各项数学检验的结果均令人满意。样本决定系数R2与修正样本系数R2分别达到99.5％和99.4％以上，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F-检验和t-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模型总体还是每一个模型变量均在1％的信度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模型变量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D-w检验值达到1.64，说明模型的自回归性基本排除。可见，该模型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1978－2005年的实际增长情况。
由(5)式可知：中国在1978—2005年期间，劳动力投入(就业人数)对国民总收入的产出弹性最高(β=0.7128)，资本投入(固定资本形成)的产出弹性次之(α=0.5378)，经济制度变革(国有单位就业率下降)的产出弹性第三(η=-0.3226，负号表示国民总收入随着国有单位就业率的下降而增长)，自然资源投入(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列倒数第二(γ=0.0285)，知识进步因子最低(A=0.0185)。结合国民总收入和各要素投入的年增长率，就可以求出1978－2005年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3)。
如表3所示。中国1978－2005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K)的贡献率高达61.47％，居绝对主导地位；经济制度变革(S)的贡献率16.95％，紧随其后；劳动力投入(L)的贡献率16.50％，略低于制度变革：而自然资源投入(R)和知识进步(A)的贡献率低得可怜，分别只有1.44％和2.04％。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特点、转型经济特点和劳动力密集型特点，尽管经济总体增长质量不低(制度变革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之和达18.99％)，但经济增长的知识含量很低，增长质量的保持主要得益于经济制度变革的持续和深入。
进一步分阶段考察，可以看到：(1)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从1979－1989年的45.41％，到1990－1997年的70.08％，再到1998－2005年的68.25％。先上升后下降，但总体偏高。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高度依赖没有改变；(2)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从26.90％到17.83％再到6.06％，一路下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红利”正在消失；(3)自然资源投入的贡献率从1.79％到1.09％再到l.45％，先下降后上升，但总体水平不高，波动也不大。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消耗率有反弹上升的趋势，但依靠提高自然资源消耗来追求经济增长的道路是走不通的；(4)经济制度变革的贡献率从8.27％到8.88％再到31.45％，一路飚升。说明“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民营经济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5)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质量(经济制度变革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之和)从24.38％到10.51％再到21.69％，先下降后上升，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已经走过了U形曲线的底部，进入了良性增长的轨道。但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从16.11％到1.63％再到-9.76％，一路下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知识含量越来越低。近年来甚至出现技术退化，值得引起重视。
四、结论性评论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是近年来被普遍关注的话题。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在理论界也充满争议。本文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同时考虑到中国经济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和制度转型的特点，将自然资源投入和经济制度变革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了高度符合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实际趋势的拟合增长函数。计量结果表明，劳动力、资本与自然资源等有形投入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大约为80％，而经济制度变革与知识进步等结构性要素的贡献率之和大约为20％，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质量较好，而且已走过低谷、进入了良性增长的发展轨道；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经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而科技创新与知识进步所产生的技术效率改进微乎其微。
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民营企业的成长，包括由国企转制的民营企业和“草根型”民营企业。但前者目前主要忙于产权重组和资本运作，暂时还较少顾及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而后者大多数起点低、底子薄，而且长期以来在融资政策上不如国有企业，在税收政策上又劣于外资企业，成长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资本的缺乏导致其不愿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因而通常会选择发展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已经偏高，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潜力已经接近极限。自然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来就微乎其微，经济制度变革(国有单位就业率的下降)又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在不远的将来总有一天会完成，因此，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希望主要还在科技创新与知识进步上。只有在这方面下大工夫，出大成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有可能实现。可见，“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正逢其时。
(责任编辑 彭建国)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变革；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7)06-0070-05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均GDP在2002年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在2005年更达到1700多美元。然而，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增长质量并不高。据估算，中国每创造１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掉的煤、电等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GDP增长中有高达60％以上来自固定资产的投入；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中国企业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显然，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因此，中国领导人及专家学者在很多场合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作为经济发展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究竟如何呢?改革开放(或者更专业地说是“经济制度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又究竟有多大呢?本文将基于1978-2005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借助Eviews经济计量分析软件，运用改进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对此进行较为严格的测度研究。
一、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发表《国富论》以来，衡量财富创造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外乎以下四个：(1)人力资源，即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2)自然资源，即土地、矿产、能源、环境质量等自然禀赋；(3)资本形成，即机器、厂房、道路等基础设施；(4)知识，即科学、工程技术、管理、企业家精神等无形要素。经济学家通常用下列总量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简称APF)来描述总产出与上述四大要素的关系。
Q=Af(K，L，R) (1)
其中：Q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R代表自然资源投入(主要用土地数量来代表)，f代表函数关系，A代表广义技术进步因子(又称“全要素生产率”或TFP)。显然，A值越大，说明广义技术进步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质量越好。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
最早对广义技术进步进行测度研究的经济学家是Solow，他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劳动和资本贡献之后的余值，来度量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变化”(technicalchange，简称TC)。Cobb和Douglas则用下列函数形式来拟合经济增长过程。并求解A值：
Q=AKαLβ (2)
其逻辑依据是：土地数量是自然资源投入的最佳代表变量，由于一国拥有的土地数量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这一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
但这种逻辑显然不太站得住脚：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能源、环境质量等多种要素。如果说在农耕经济时代以土地数量作为自然资源投入的关键变量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在工业经济时代把土地数量作为自然资源投入的关键变量就有些不合时宜。尽管拥有的土地数量保持不变，但对土地的不断索取使土地的自然品质和生态价值处于持续衰减之中。今日一亩地，与100年前未曾开发之一亩地，显然不可相提并论。因此，自然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被简单地忽略掉。正因为过去在经济增长核算中忽略了自然资源投入的作用，才误导世人，导致了滥用资源、牺牲环境的恶果。
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也反复论证了制度安排对于经济绩效的决定作用。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而言，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显著。换句话说。Solow余值(TC)或全要素生产率(TFP)，既包含了知识进步的贡献，也包含了制度变革的贡献。为了将制度贡献部分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就必须将制度变量S(Structure)与知识(A)、资本(K)、劳动力(L)、自然资源(R)一同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得到：
Q=Af(K，L，R，S)=AKαLβRγSη (3)
式中，α、β、γ、η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制度的产出弹性。
将(3)式两边取对数，模型可以变为如下双对数形式：
lnQt=lnA+αtlnKt+βlnLt+γlnRt+ηlnSt (4)
以下，笔者就用(4)式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及经济制度变革的绩效。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表1)均来自1981－2006年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
总产出Q，用“国民总收入”(折算为1978年不变价)来代表。
资本投入K，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折算为1978年不变价)来代表。该变量本来应该用每年的“资本折旧额”来表示最恰当，但因这一数据很难得到，所以根据“新的不来，旧的不去”的新旧资本替代关系，用每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代替。
劳动力投入L，用“就业人数”来代表。
自然资源投入R，用“能源消费总量”来代表。究竟用什么东西来衡量自然资源投入最合适呢?鉴于工业革命始于蒸汽机的发明，而工业经济以能源的大规模使用为主要标志，因此可以说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一场“能源革命”，工业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能源经济”。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发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因此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用能源消耗量作为自然资源投入的代表变量再恰当不过。事实上，无论能源使用效率如何。能源消耗量都与自然环境的负荷成正比：如果能源使用效率较低，那么较高的能源消耗量就意味着更多的能源矿藏被开采和更多的废物被排放；如果能源使用效率较高，那么较高的能源消耗量就意味着在毁掉较少能源矿藏和排放较少废物的同时，要从自然界消耗掉更多的原材料物质资源。无论哪种情况，最终都要自然界为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耗增长买单。
制度变量S，用“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 人数的比重”来代表。由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制度改革以政府逐步放松管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以实现“小政府、大服务”为基本目标，因而“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就成为衡量改革进展程度的最好指标。
三、结果与讨论
基于公式(4)和表l中的数据，我们运用Eviews计量分析软件，在消除数据序列的多重共线性和自回归性之后，得到如下结果(表2)。
经过整理还原，得拟合模型为：
Q=0.018 5K0.5378L0.7128R0.0285S-0.3226 (5)
从表2可以看出，上述模型拟合结果非常理想，各项数学检验的结果均令人满意。样本决定系数R2与修正样本系数R2分别达到99.5％和99.4％以上，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F-检验和t-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模型总体还是每一个模型变量均在1％的信度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模型变量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D-w检验值达到1.64，说明模型的自回归性基本排除。可见，该模型很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1978－2005年的实际增长情况。
由(5)式可知：中国在1978—2005年期间，劳动力投入(就业人数)对国民总收入的产出弹性最高(β=0.7128)，资本投入(固定资本形成)的产出弹性次之(α=0.5378)，经济制度变革(国有单位就业率下降)的产出弹性第三(η=-0.3226，负号表示国民总收入随着国有单位就业率的下降而增长)，自然资源投入(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列倒数第二(γ=0.0285)，知识进步因子最低(A=0.0185)。结合国民总收入和各要素投入的年增长率，就可以求出1978－2005年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3)。
如表3所示。中国1978－2005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K)的贡献率高达61.47％，居绝对主导地位；经济制度变革(S)的贡献率16.95％，紧随其后；劳动力投入(L)的贡献率16.50％，略低于制度变革：而自然资源投入(R)和知识进步(A)的贡献率低得可怜，分别只有1.44％和2.04％。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特点、转型经济特点和劳动力密集型特点，尽管经济总体增长质量不低(制度变革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之和达18.99％)，但经济增长的知识含量很低，增长质量的保持主要得益于经济制度变革的持续和深入。
进一步分阶段考察，可以看到：(1)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从1979－1989年的45.41％，到1990－1997年的70.08％，再到1998－2005年的68.25％。先上升后下降，但总体偏高。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高度依赖没有改变；(2)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从26.90％到17.83％再到6.06％，一路下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红利”正在消失；(3)自然资源投入的贡献率从1.79％到1.09％再到l.45％，先下降后上升，但总体水平不高，波动也不大。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消耗率有反弹上升的趋势，但依靠提高自然资源消耗来追求经济增长的道路是走不通的；(4)经济制度变革的贡献率从8.27％到8.88％再到31.45％，一路飚升。说明“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民营经济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5)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质量(经济制度变革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之和)从24.38％到10.51％再到21.69％，先下降后上升，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已经走过了U形曲线的底部，进入了良性增长的轨道。但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从16.11％到1.63％再到-9.76％，一路下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知识含量越来越低。近年来甚至出现技术退化，值得引起重视。
四、结论性评论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是近年来被普遍关注的话题。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在理论界也充满争议。本文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同时考虑到中国经济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和制度转型的特点，将自然资源投入和经济制度变革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得出了高度符合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实际趋势的拟合增长函数。计量结果表明，劳动力、资本与自然资源等有形投入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大约为80％，而经济制度变革与知识进步等结构性要素的贡献率之和大约为20％，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质量较好，而且已走过低谷、进入了良性增长的发展轨道；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经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而科技创新与知识进步所产生的技术效率改进微乎其微。
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民营企业的成长，包括由国企转制的民营企业和“草根型”民营企业。但前者目前主要忙于产权重组和资本运作，暂时还较少顾及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而后者大多数起点低、底子薄，而且长期以来在融资政策上不如国有企业，在税收政策上又劣于外资企业，成长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资本的缺乏导致其不愿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因而通常会选择发展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已经偏高，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潜力已经接近极限。自然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来就微乎其微，经济制度变革(国有单位就业率的下降)又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在不远的将来总有一天会完成，因此，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希望主要还在科技创新与知识进步上。只有在这方面下大工夫，出大成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有可能实现。可见，“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正逢其时。
(责任编辑 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