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尽管宏观经济疲软，但于非闇的作品依旧很受欢迎，特别是2018年苏富比春拍，上拍的4件于非闇作品全部以高出估价成交，其中专场的封面作品《玉兰绶带》以高达1572万港元成交；《牵牛花》尺幅仅2.6平尺（67.5×44厘米），成交价420万港元，若按每平尺计，高达160万港元；其他两件分别为《萃锦图》以372万港元拍出，《春柳草虫》以74.12万港元拍出，可见于非闇作品在市场不景气局面下依旧势头强劲。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国画坛上，有两位工笔花鸟画家不得不提：一位是南方的陈之佛，他以典雅清新的风格著称于世；另一位是北方的于非闇，他以富丽堂皇的风格闻名于世。他们两人都为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复兴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画界有“南陈北于”之称。
　　但是，在艺术市场上于非闇的作品价格历来要远高于陈之佛，尤其是在2000年后，价格动辄数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对于非闇作品行情走势，笔者作如下分析。

用色鲜艳 富丽典雅

　　于非闇（1889—1959）是现代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原名于照，字非厂，别署非闇，又号闲人。山东蓬莱人。于家本是汉族，祖籍山东蓬莱，大约在他4代之前移居北京。其父属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其母为满族人，1954年于非闇改随母亲祖籍，并正式登记为满族。
　　于非闇早年在家读私塾，后成为清末贡生，1908年入满蒙高等学堂，1912年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翌年任教于北京市二小，同时随一位王姓民间画师学习绘画。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于非闇就与张大千交往，关系非同一般，后任职于《北京晨报》艺圃美术周刊，为华北著名记者。30年代与张大千、黄宾虹同任故宫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导师，又任教于北京师范学校、京华美专、华北大学、北平艺专。

　　1937年北平淪陷时，于非闇曾经辞去被日寇接管的《晨报》编辑职务。1938年3月于非闇突然被日本宪兵抓捕，经3天3夜严刑拷打后释放，于母为此受到惊吓，半身不遂。后来于非闇因生活所迫，担任了日伪教育刊物编审会主任编审的职务，这也给于非闇造成了巨大的内心痛苦。

　　1949年起，于非闇历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等。
　　于非闇自幼受家庭及周边环境熏陶，喜书画，诵诗文，莳花种草，钓鱼养鸟，直到40多岁时，听从张大千建议，放弃小写意山水、花鸟，专心研习双钩花鸟。于非闇从白描入手，先学赵子固、陈老莲的双勾花卉，继而上追两宋、五代，在赵佶的瘦金书中悟得笔致。
　　1936年于非闇在中山公园首次举办个展即轰动京城艺坛。40年代后，个人风格更趋成熟。于非闇擅长绘画、治印、书法，绘画以工笔花鸟闻名于世，他的工笔花鸟从陈洪绶入手，上溯唐、宋，勾勒、造型逼真，用色鲜艳，富丽典雅，特别是能再现一草一叶瞬间的动态特点，而不似静物的拘板，喜画牡丹、鸽子，白描兰、竹、水仙亦见清逸。晚年作品在技法上更加多样，或厚实丰艳而不刻不俗，或淡雅清劲却不薄不冷，灵活的思维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充满着健康饱满乐观向上的审美情趣，深得从行家里手到普通观众赞许，对现当代工笔花鸟画产生重要影响。
　　张大千对于非闇艺术也是敬佩有加，1972年张大千在《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曾说“花鸟虫鱼，吾仰于非闇、谢稚柳。”
　　于非闇对于绘画的材质极为讲究。他用北京吴文魁制笔，用墨起码是50年前的陈墨等，并著有《中国画颜料的研究》一书，对中国画颜料的品种、性质、发展状况、中国墨的特色等均有翔备考述。别有意味的是他同时注意到民间画工的审美观和使用颜色的经验，并通过这种学习，融入民间绘画和刺绣审美特点，作品设色强烈而不失沉稳，典雅清丽而不流于娇媚，生动传神而又富于装饰趣味。
　　于非闇书法学宋徽宗，工瘦金体，代表作品有《玉兰黄鹂》《丹柿图》《红杏山鹧图》《和平鸽图》《果实来禽图》等。著有《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都门养鸽记》《都门艺菊记》等。于非闇的弟子较多，最出名的两位是田世光和俞致贞。

价格坚挺 潜力较大

　　于非闇的作品在解放前颇受藏家喜爱，作品价格与张大千、吴湖帆、溥儒等不相上下。
　　如早在1939年，他与张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办联展，当时于的作品价格少则70元，多则数百元，如《玉堂富贵》700元，《金盆浴鸽》360元，《松壑鸡》300元，《山茶水仙》140元，《牡丹猫蝶》240元……这些价格在那时，普通藏家是难以问津的。
　　上世纪80年代海外香港市场开拍中国字画后，他的作品就在市场上露面，但因于非闇的存世作品不多，故他的作品很少在拍卖场上亮相。80年代初他的作品在香港市场上约万元，到80年代末，其作品价格稳步走高，每幅价格在数万元。步入90年代后，10万元以上的作品大幅增加，如《国色天香图》成扇在1994年翰海以20.9万元成交，这一价格在当时成扇拍卖中实属少见。1998年春拍，嘉德推出于非闇力作《牡丹锦鸡》，尽管拍卖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该幅作品仍创下18.7万元成交好成绩。之后，于非闇作品时有上佳表现，2002年《仿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在上海崇源拍卖会上以121万元成交，创下当时于氏作品市场最高价，同时大大提高于非闇作品市场价值。2005年于的作品再次发力，其《大吉图》和《牡丹双鸽》被荣宝拍至121万元和187万元。2010年后于非闇作品再次发力，不少作品出现过千万元价格，如其《临宋徽宗天水金英秋禽图》手卷在2010年嘉德以3472万元成交；《四喜图》在2011年保利获价2875万元。于非闇书法也有可观市场行情，价格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元，2005年书法4屏在荣宝拍卖会上以24.2万元成交；2011年瘦金体书法对联在中贸圣佳获价49.28万元。
　　2018年，于非闇作品价格较稳定。如其《萃锦图》立轴在香港苏富比以372万港元成交，《牵牛花》在香港苏富比以420万港元成交，1957年作《玉兰绶带》在香港苏富比以1572万港元成交。
　　总体看，近几年尽管他的作品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但与张大千、齐白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在民国时期，于非闇与张大千不相上下，比齐白石要高得多。笔者以为，于非闇工笔花鸟成就和地位世人瞩目，其作品艺术观赏价值很高，加上于非闇生前创作十分认真，几乎没有敷衍作品，早在民国时市场上就形成了收藏于非闇作品的圈子。目前于非闇的作品还有较大上升空间，投资者和收藏者可多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