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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异邦心怀祖国
黄士衡，字体楷，号剑平，1889年7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郴县永丰乡的一家书香门第。黄士衡自幼勤奋好学，8岁入私塾，15岁入郴州北湖高小，17岁考入郴州六城中学学习。
1911年中学毕业后，黄士衡先后入湖南高等中学高等班和湖南私立广益中学附设大学预科班学习。1913年被选派公费留学美国，先入马萨诸塞州芒腾候蒙预备学校补习英文，后到印第安纳州乌路普莱佐大学攻读美国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其间，因向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纽约《民气周刊》投稿，反对袁世凯称帝，被国内当局停发公费，被迫半工半读，并于1914年转学到埃阿瓦州立大学，主修历史，辅修政治教育学，1917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在此期间，由马素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1917年秋，黄士衡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习历史和政治学。一年后，他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继续留校研究社会教育科学。此间，应聘为纽约《民气周刊》主笔，曾以“山东问题”撰文斥责陆荣廷卖国，反对卖国的“兰辛——石井协定”。
黄士衡身在异邦，心系祖国。自1913年远渡重洋赴美到1920年回国，他在美国留学长达8年。8年中，他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祖国、挂念着家乡，回国之前，对他较为赏识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院长想挽留他在研究院工作，黄士衡拒绝了他的好意，说：“我的根在中国，在湖南，湖南的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他拒绝了院方的盛情挽留，毅然回国。
为“人患”问题，开出一剂良药
黄士衡对人口学颇有研究。他曾于1918年在著名的《留美学生季报》（胡适任总编辑）上发表了《中国人患问题之解决》，可谓振聋发聩、一鸣惊人之作。1920年8月，黄士衡回国不久，即应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邀请，就人口问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国如不控制人口，必将人满为患，他说：“人何以有患，都因人满而一切供给过难，乃为大患。”中国当时人口号称4万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4，“人患”问题已相当严重。
他说：所患之处是食物供给不足，食物供给赶不上人口增长；土地因为过量索取，生产力渐减；教育普及困难，许多家庭因子女太多供不起学费；发明创造不受欢迎，因为劳动力多，人们便不用机器，不愿在生产工艺上进行创新。
他提出解决“人患”的方法：第一，采取移民政策，移民于地广人稀的蒙古、西藏、新疆等省区；第二，扩充生计之途，发展实业，特别是工业；第三，限制生育，如“性交上的限制，即节欲和避孕”，“打破奖励生育学说，即破除孔孟的‘嗣续莫大焉’之类论调”，“采取各国预防人患法”，生育子女以2个为适中；第四，严订法律。如“禁止早婚”，“废弃妾制”，“禁止智障、近亲结婚”等。
以上观点和对策，对于当年湖南的知识界来说，真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倍觉亲切，痛感迟行。尽管有些观点不够准确或全面，但站在全民族和全社会的高度来看，只能说瑕不掩瑜，真正具有超前性，他看到了“患”，开出了“剂”。
黄士衡人口论与马寅初的人口论相比，黄士衡的研究早于马寅初《新人口论》（1954年开始系统研究）达36年之久。马氏提出的解决途径——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黄氏的大同小异。特别是他们提出的“节制生育”，与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谋而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分别于1956年、1954年、1953年提出了类似观点。
巧妙操作湖大改归国立
1926年初，湖南商专、工专、法专三校合并组成湖南大学，黄士衡受聘为湖南大学行政委员兼商科学院教授、院长。随后，由黄维建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国民党省党部委任黄士衡为省党部委员，黄士衡力辞不就，主张以“教育唤起民众”，致力于教育事业，并为湖南大学改为国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6年2月，黄士衡接掌湖南大学校印后，立即召开各级级长会，决定每院选举代表4人（院长、系主任及教授代表、学生代表），由他主持联席会议，商议湖南大学改归国立事宜，会议一致同意以校方的名义要求将湖南大学改归国立。教育部亦认为湖南大学师资力量较强，图书仪器设备均有一定规模，教学质量且“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具备改为国立的条件。
1936年4月26日，蒋介石莅湘，表示“湖南大学改归国立甚好”，暑假前，黄士衡倡导成立“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该会敦促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后来担任教育部次长）作为省府代表，偕同湖南大学师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途经武汉时，原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和湖南大学的教授任凯南、杨端六、皮宗石等纷纷表态支持，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施加影响。
关键时刻，黄士衡主动辞职让贤，请省政府聘皮宗石继任校长。皮宗石留日时就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留英同学及共同筹建武汉大学的老搭档。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37年7月，教育部正式通知将湖南大学改为国立，“将该校列入国库支出经费之列，同时，湖南省府年支湖大经费，应不少于已确定的444646元之数。”
教育行政管理开新风
1927年初，黄士衡随唐生智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四路军总指挥部秘书。1927年7月，湖南省主席唐生智任命黄士衡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同年10月，唐生智“东征”反蒋失败，被迫下野，黄随之去职，仍回湖南大学教书。
1929年初，何键主湘后，复命黄士衡为省府委员兼省教育厅长。黄士衡任内大倡清廉之风，他从未向校长们引荐过教职员，连厅内职员，也从未有过介绍人的事。
任期内，黄士衡还提出“茅茨出阶，皆可办学”的思想，提倡艰苦兴学，降低办学门槛，以实现“以教育唤起民众”的目的。同时，尽力充实湖南大学，整理职业教育，恢复中山图书馆，筹设各县民众图书馆，确定考选留学生办法，召集省立学校校长会议，举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建筑公共体育场，多有建树。
1929年7月和8月，国民政府相继公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须具备3个以上的学院才能称为大学，而且必须有理、工、农、医之一在内，否则该校只能称为学院。湖南大学衡量自身情况，1930年2月1日，改原来的“科”为院，有文、理、工3院，下设10个系，应当说是符合标准。不料，在随后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却以湖南大学每月经费仅1万余元和原立案时仅9个系为由，拟予降格。黄士衡在会上力争，辩词之一是“湘省向来注重效率，以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业”，之二即上述3院10系的事实，终于使会议否决了降格拟议。这是他深谙科学管理中效率原则所取得的胜利，也保卫了湖南教育界历经30年努力奋斗，由法、商、实业等高等学堂长期出色办学而汇聚的这一总成果。
任期内，黄士衡极力主张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考选留学生”。1929年，德国给予湖南2个研究生奖学金名额。黄士衡亲自主持选拔考试，将获得一、二名的李达和雅礼大学毕业的何凤山送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数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两人都成大器，为中国人争得了国际性荣誉。何凤山长期任外交官，在担任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1938～1940），冒险为数千犹太人签发赴中国签证，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一义举被湮没几十年，他死后才被美国历史学家考证出来。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追授他“国际义人”称号，被世界各媒体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李达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航空与宇航局任科研主任，参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研究。李达在《自述》中特别提到，当年黄士衡厅长这一德政，为他后来的成就提供了关键性的机遇，感恩不忘。
1936年，黄士衡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此间，他将任省府委员两年的全部薪俸捐出，在长沙城内犁头街建造房屋一栋，开设湖南大学办事处。同年黄士衡倡导成立湖大毕业考试委员会，狠抓学风、考风。他自任主席，选聘了包括省长何键、教育厅长朱经农、老校长曹典球、宾步程、胡元亻炎、任凯南，以及王子王干（湘雅医学院负责人）等在内的校内外委员44人，此举不但保证了湖南大学毕业生的质量，还为湖南大学由省立改国立创造了条件。
日寇入侵仍坚持办学
1937年冬，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聘请黄士衡为湖南省政府顾问、省抗日军事参议会参议员、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员，并被指定为第一届国大代表。
1938年，国民政府委任他为内政部礼仪司司长，1939年湖南省参议会又委任他为秘书长，他都坚辞不就。然而，在办学兴教方面，他的热情仍然很高。1938年9月，黄士衡被推选担任湖南私立广益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前身）董事长，他愉快受职，说：“广益是我的母校，我会竭尽全力与各位同仁携手合作，共赴时艰。”
1938年10月，日寇进犯湘北。在国民党政府“焦土抗战”的口号下，长沙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黄士衡在长沙召开广益董事会，讨论迁校事宜。董事们一致认为：“为图学校之生存，并负战争时期教育之使命，不能不竭力以赴。”决定将学校南迁到常宁。黄士衡嘱咐董事兼校长曹孟其，暂租借柏坊乡大坪村的几栋祠舍作临时校舍。学校搬迁后，春季招收学生476人，其中高中7个班，初中6个班，教职员37人。此时，办学经费拮据，学校各费改征实物，黄士衡除捐出自己历年积蓄外，还千方百计外出筹款。他说：“若能赢得桃李满门，为我华夏争光，虽死亦无憾矣！”由于黄士衡的多方奔走，广益在国难当头的年月，仍弦诵不辍。
1940年4月，黄士衡到常宁举行广益建校35周年纪念会。会后，邀请常宁县军政部第四补充兵训练处的前锋剧团来校联合举行以抗日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演出。以后几年，每年校庆，都举办以抗日题材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晚会或游艺大会。当时，校园里人人会唱《长城谣》、《八百壮士》、《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以及《黄河谣》。同时，走出校门进行抗日宣传。每年春季，广益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宣传兵役法，并帮助农民春耕；暑假，广益组织义务宣传队，自备费用、行李，到桂阳用刷标语、发传单、演讲等方式宣传抗日救国。
1944年5月，日寇第四次犯湘，不久，长沙失守。抗日部队在常宁招兵，广益有10多名学生怀着抗日救国热情，报名参了军。同年8月，衡阳失守，常宁告急。经董事会研究，由学校介绍一部分年龄较大、能力较强的学生到后方各机关、小学服务，或参加战地工作；另有60余人，于9月初由军训教官率领，进入第九战区干训团和湖南行政干训团合办的学生教导总队受训。
抗战胜利后，广益中学迁回长沙熙宁街继续办学，黄士衡回湖南大学任教授。
老有所为弘扬民族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黄士衡继续留在湖南大学任教授，1950年改任研究员。1953年高等学校调整时，调任湖南师范学院任研究员。
1951年10月，黄士衡召开广益最后一次董事会，宣布广益中学交给人民政府，由省文教厅首批接办，改为省立中学。至此，董事会完成了历史使命。
1951年11月，62岁的黄士衡加入民革。此后，他任民革湖南省委第二、三、四、五届常委。他真诚信赖共产党的领导，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极为关注，1973年初，得悉株洲县部分地区遭受灾害，随即汇款3000元救灾。他曾以特邀代表身份列席中南军政会议，参加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第二届、三届、四届省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湖南省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湖南省政协常委。
1959年底，黄士衡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任省文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协助谢华馆长进行馆务建设，组织馆员抢救图书古籍，收集撰写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黄士衡严格自律，淡泊明志。他在旧社会做过高官，在新社会待遇优厚，但他始终坚持以粗茶、淡饭、布衣过生活。他年过古稀，每天看书学习，撰写了民国至抗日时期多篇文史资料。他说：“我喜欢《易·乾》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他笔耕不辍，在文史的汪洋大海中泛舟，先后著有《世界史大纲》、《中国移民美国史》、《汉语难词解释》、《英汉语词典》等，为弘扬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
1978年6月12日，黄士衡在长沙逝世，终年89岁。
黄士衡，字体楷，号剑平，1889年7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郴县永丰乡的一家书香门第。黄士衡自幼勤奋好学，8岁入私塾，15岁入郴州北湖高小，17岁考入郴州六城中学学习。
1911年中学毕业后，黄士衡先后入湖南高等中学高等班和湖南私立广益中学附设大学预科班学习。1913年被选派公费留学美国，先入马萨诸塞州芒腾候蒙预备学校补习英文，后到印第安纳州乌路普莱佐大学攻读美国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其间，因向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纽约《民气周刊》投稿，反对袁世凯称帝，被国内当局停发公费，被迫半工半读，并于1914年转学到埃阿瓦州立大学，主修历史，辅修政治教育学，1917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在此期间，由马素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1917年秋，黄士衡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习历史和政治学。一年后，他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继续留校研究社会教育科学。此间，应聘为纽约《民气周刊》主笔，曾以“山东问题”撰文斥责陆荣廷卖国，反对卖国的“兰辛——石井协定”。
黄士衡身在异邦，心系祖国。自1913年远渡重洋赴美到1920年回国，他在美国留学长达8年。8年中，他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祖国、挂念着家乡，回国之前，对他较为赏识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院长想挽留他在研究院工作，黄士衡拒绝了他的好意，说：“我的根在中国，在湖南，湖南的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他拒绝了院方的盛情挽留，毅然回国。
为“人患”问题，开出一剂良药
黄士衡对人口学颇有研究。他曾于1918年在著名的《留美学生季报》（胡适任总编辑）上发表了《中国人患问题之解决》，可谓振聋发聩、一鸣惊人之作。1920年8月，黄士衡回国不久，即应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邀请，就人口问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国如不控制人口，必将人满为患，他说：“人何以有患，都因人满而一切供给过难，乃为大患。”中国当时人口号称4万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4，“人患”问题已相当严重。
他说：所患之处是食物供给不足，食物供给赶不上人口增长；土地因为过量索取，生产力渐减；教育普及困难，许多家庭因子女太多供不起学费；发明创造不受欢迎，因为劳动力多，人们便不用机器，不愿在生产工艺上进行创新。
他提出解决“人患”的方法：第一，采取移民政策，移民于地广人稀的蒙古、西藏、新疆等省区；第二，扩充生计之途，发展实业，特别是工业；第三，限制生育，如“性交上的限制，即节欲和避孕”，“打破奖励生育学说，即破除孔孟的‘嗣续莫大焉’之类论调”，“采取各国预防人患法”，生育子女以2个为适中；第四，严订法律。如“禁止早婚”，“废弃妾制”，“禁止智障、近亲结婚”等。
以上观点和对策，对于当年湖南的知识界来说，真如醍醐灌顶，振聋发聩。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倍觉亲切，痛感迟行。尽管有些观点不够准确或全面，但站在全民族和全社会的高度来看，只能说瑕不掩瑜，真正具有超前性，他看到了“患”，开出了“剂”。
黄士衡人口论与马寅初的人口论相比，黄士衡的研究早于马寅初《新人口论》（1954年开始系统研究）达36年之久。马氏提出的解决途径——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黄氏的大同小异。特别是他们提出的“节制生育”，与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谋而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分别于1956年、1954年、1953年提出了类似观点。
巧妙操作湖大改归国立
1926年初，湖南商专、工专、法专三校合并组成湖南大学，黄士衡受聘为湖南大学行政委员兼商科学院教授、院长。随后，由黄维建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国民党省党部委任黄士衡为省党部委员，黄士衡力辞不就，主张以“教育唤起民众”，致力于教育事业，并为湖南大学改为国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6年2月，黄士衡接掌湖南大学校印后，立即召开各级级长会，决定每院选举代表4人（院长、系主任及教授代表、学生代表），由他主持联席会议，商议湖南大学改归国立事宜，会议一致同意以校方的名义要求将湖南大学改归国立。教育部亦认为湖南大学师资力量较强，图书仪器设备均有一定规模，教学质量且“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具备改为国立的条件。
1936年4月26日，蒋介石莅湘，表示“湖南大学改归国立甚好”，暑假前，黄士衡倡导成立“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该会敦促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后来担任教育部次长）作为省府代表，偕同湖南大学师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途经武汉时，原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和湖南大学的教授任凯南、杨端六、皮宗石等纷纷表态支持，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施加影响。
关键时刻，黄士衡主动辞职让贤，请省政府聘皮宗石继任校长。皮宗石留日时就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留英同学及共同筹建武汉大学的老搭档。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37年7月，教育部正式通知将湖南大学改为国立，“将该校列入国库支出经费之列，同时，湖南省府年支湖大经费，应不少于已确定的444646元之数。”
教育行政管理开新风
1927年初，黄士衡随唐生智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四路军总指挥部秘书。1927年7月，湖南省主席唐生智任命黄士衡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同年10月，唐生智“东征”反蒋失败，被迫下野，黄随之去职，仍回湖南大学教书。
1929年初，何键主湘后，复命黄士衡为省府委员兼省教育厅长。黄士衡任内大倡清廉之风，他从未向校长们引荐过教职员，连厅内职员，也从未有过介绍人的事。
任期内，黄士衡还提出“茅茨出阶，皆可办学”的思想，提倡艰苦兴学，降低办学门槛，以实现“以教育唤起民众”的目的。同时，尽力充实湖南大学，整理职业教育，恢复中山图书馆，筹设各县民众图书馆，确定考选留学生办法，召集省立学校校长会议，举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建筑公共体育场，多有建树。
1929年7月和8月，国民政府相继公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须具备3个以上的学院才能称为大学，而且必须有理、工、农、医之一在内，否则该校只能称为学院。湖南大学衡量自身情况，1930年2月1日，改原来的“科”为院，有文、理、工3院，下设10个系，应当说是符合标准。不料，在随后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却以湖南大学每月经费仅1万余元和原立案时仅9个系为由，拟予降格。黄士衡在会上力争，辩词之一是“湘省向来注重效率，以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业”，之二即上述3院10系的事实，终于使会议否决了降格拟议。这是他深谙科学管理中效率原则所取得的胜利，也保卫了湖南教育界历经30年努力奋斗，由法、商、实业等高等学堂长期出色办学而汇聚的这一总成果。
任期内，黄士衡极力主张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考选留学生”。1929年，德国给予湖南2个研究生奖学金名额。黄士衡亲自主持选拔考试，将获得一、二名的李达和雅礼大学毕业的何凤山送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数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两人都成大器，为中国人争得了国际性荣誉。何凤山长期任外交官，在担任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1938～1940），冒险为数千犹太人签发赴中国签证，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一义举被湮没几十年，他死后才被美国历史学家考证出来。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追授他“国际义人”称号，被世界各媒体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李达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航空与宇航局任科研主任，参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研究。李达在《自述》中特别提到，当年黄士衡厅长这一德政，为他后来的成就提供了关键性的机遇，感恩不忘。
1936年，黄士衡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此间，他将任省府委员两年的全部薪俸捐出，在长沙城内犁头街建造房屋一栋，开设湖南大学办事处。同年黄士衡倡导成立湖大毕业考试委员会，狠抓学风、考风。他自任主席，选聘了包括省长何键、教育厅长朱经农、老校长曹典球、宾步程、胡元亻炎、任凯南，以及王子王干（湘雅医学院负责人）等在内的校内外委员44人，此举不但保证了湖南大学毕业生的质量，还为湖南大学由省立改国立创造了条件。
日寇入侵仍坚持办学
1937年冬，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聘请黄士衡为湖南省政府顾问、省抗日军事参议会参议员、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员，并被指定为第一届国大代表。
1938年，国民政府委任他为内政部礼仪司司长，1939年湖南省参议会又委任他为秘书长，他都坚辞不就。然而，在办学兴教方面，他的热情仍然很高。1938年9月，黄士衡被推选担任湖南私立广益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前身）董事长，他愉快受职，说：“广益是我的母校，我会竭尽全力与各位同仁携手合作，共赴时艰。”
1938年10月，日寇进犯湘北。在国民党政府“焦土抗战”的口号下，长沙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黄士衡在长沙召开广益董事会，讨论迁校事宜。董事们一致认为：“为图学校之生存，并负战争时期教育之使命，不能不竭力以赴。”决定将学校南迁到常宁。黄士衡嘱咐董事兼校长曹孟其，暂租借柏坊乡大坪村的几栋祠舍作临时校舍。学校搬迁后，春季招收学生476人，其中高中7个班，初中6个班，教职员37人。此时，办学经费拮据，学校各费改征实物，黄士衡除捐出自己历年积蓄外，还千方百计外出筹款。他说：“若能赢得桃李满门，为我华夏争光，虽死亦无憾矣！”由于黄士衡的多方奔走，广益在国难当头的年月，仍弦诵不辍。
1940年4月，黄士衡到常宁举行广益建校35周年纪念会。会后，邀请常宁县军政部第四补充兵训练处的前锋剧团来校联合举行以抗日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演出。以后几年，每年校庆，都举办以抗日题材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晚会或游艺大会。当时，校园里人人会唱《长城谣》、《八百壮士》、《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以及《黄河谣》。同时，走出校门进行抗日宣传。每年春季，广益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宣传兵役法，并帮助农民春耕；暑假，广益组织义务宣传队，自备费用、行李，到桂阳用刷标语、发传单、演讲等方式宣传抗日救国。
1944年5月，日寇第四次犯湘，不久，长沙失守。抗日部队在常宁招兵，广益有10多名学生怀着抗日救国热情，报名参了军。同年8月，衡阳失守，常宁告急。经董事会研究，由学校介绍一部分年龄较大、能力较强的学生到后方各机关、小学服务，或参加战地工作；另有60余人，于9月初由军训教官率领，进入第九战区干训团和湖南行政干训团合办的学生教导总队受训。
抗战胜利后，广益中学迁回长沙熙宁街继续办学，黄士衡回湖南大学任教授。
老有所为弘扬民族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黄士衡继续留在湖南大学任教授，1950年改任研究员。1953年高等学校调整时，调任湖南师范学院任研究员。
1951年10月，黄士衡召开广益最后一次董事会，宣布广益中学交给人民政府，由省文教厅首批接办，改为省立中学。至此，董事会完成了历史使命。
1951年11月，62岁的黄士衡加入民革。此后，他任民革湖南省委第二、三、四、五届常委。他真诚信赖共产党的领导，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极为关注，1973年初，得悉株洲县部分地区遭受灾害，随即汇款3000元救灾。他曾以特邀代表身份列席中南军政会议，参加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第二届、三届、四届省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湖南省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湖南省政协常委。
1959年底，黄士衡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任省文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协助谢华馆长进行馆务建设，组织馆员抢救图书古籍，收集撰写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黄士衡严格自律，淡泊明志。他在旧社会做过高官，在新社会待遇优厚，但他始终坚持以粗茶、淡饭、布衣过生活。他年过古稀，每天看书学习，撰写了民国至抗日时期多篇文史资料。他说：“我喜欢《易·乾》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他笔耕不辍，在文史的汪洋大海中泛舟，先后著有《世界史大纲》、《中国移民美国史》、《汉语难词解释》、《英汉语词典》等，为弘扬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
1978年6月12日，黄士衡在长沙逝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