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问世之际，正值一九四四年的“二战”时期。自一九一四年德国向英国宣战以来，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而在战争尾声，英国国内的建设社会主义，由国家干预，接管垄断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政党亦越来越得势。针对这种情形，哈耶克表现出了忧虑，于是写下这本《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并非如斯密《国富论》那样的鸿篇巨制，它只是一本不足九十页的小册子。哈耶克也说这并非学术专著，而只是一本通俗读物。
　　先说思想，大家知道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并率先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从十七到十九世纪正是世界史上一段典型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人们刚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对新生活和未来世界怀有极美好的憧憬，主动性和创造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使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而这样的制度正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而其实德国与社会主义的渊源在封建统治时期就开始了。如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于一八七一年强力推行了六千条保护劳工的法令，以增进工人福利，这可以说是“王朝社会主义”。由于法国先于德国发生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但德国人在目睹这场革命而为“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喜悦和激动的情绪随着法国雅各宾派的流血专制统治而很快消失殆尽，转而寻求其他道路。哈耶克认为一九一四年是一个对于英德两国都很重要的年份，并不仅仅在这一年，作为“一战”一部分的德国向英国开战，而更多的是这次战争所包含的思想上的意义。关于这点，哈耶克引用了两位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话来说明，其中一位比较极端：“这次战争是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英国人享乐的商业文明是可鄙的，而德国人对于国家的看法是，国家不是为任何个人利益服务，它是一个人民的共同体，人在其中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权利的要求是商业精神的结果。”而另一个也没好到哪里去，他说：“现在是承认社会主义必须是个强权政治的时候了，因为他必须是有组织的。在各民族战争时期，对社会主义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必然是：什么民族应得到高度的权力，因为它是在各民族的组织中模范的领袖？”“我们在国家和产业方面的整个政治生活已上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了。国家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经济生活中德国的新的社团组织，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国家生活的最高形式。”从以上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德国人对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表现出来的优越感，和作为此种负面的结果—对于其他民族的掌控欲。虽然那时还正值“一战”，但却已经表现出希特勒时代纳粹主义的性质。据此，哈耶克认为，正是由于前期社会主义，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为纳粹的形成做了前期铺垫，尽管人们认为那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实质上两者对于自由主义的共同敌视使二者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在经济上，哈耶克认为价格不只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更是在市场经济即自由经济，无人管制下经济体系的一种信号一种信息。注意，是价格在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而不是政府。而价格是各种力量交织的结果，也不是人为确定的。看到这一段读者可能会说，这不就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旨吗？但哈耶克在这里的侧重点不是这种体系多么精妙，他强调的更是自由。他认为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度的，所以谁都没有可能完全指导一切人的经济行为，他只可以管理自己和与他相关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哪个人，而是政府想要抛弃自由竞争而建立计划式的经济这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做计划就意味着要在很多种事物中进行衡量取舍，也就是说政府得拟出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把所有事进行排序，这样一来，任何经济事物的决定权并不在单个人手中，这就不是自由的。同时也不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每个集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当政府忽略了这种多样性而推行单一计划时，一定会损坏一部分人的利益。显而易见地，随着我们文明的发展，人的需求只会更趋于多样，只有在原始社会才会有单一的价值取向。因此对于任何明智的人来说，想要将所有人的需求纳入一个价值体系并逐一权衡大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综上，哈耶克的意思就是说，自由竞争制度最重大的意义就是给所有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平台，而无论日后出现何种局面，如赚钱或是亏本，这一行业利润大或小等等，这都是所有人，各种力量共同决定的结果，而非是强制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也就不再仅仅是方便人们交换商品的工具，而是一种自由的工具，也就是说市场、商业是这样一种东西，在这种制度下，各行各业的人们被商业和市场组织起来，通过赚取利益，也就是货币参与到了竞争中，而这些环节中，人们是自由的、自发的，结果也是人们自己造成的，而非政府强制的结果。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失败的痛苦，但哈耶克认为当痛苦和不平是非某人人为，而是大家的竞争活动共同作用的和是在当局有意识的决定下造成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痛苦和如何解除痛苦，而在于一个强制性的环境下，人们几乎怎样努力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处境。俄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托洛茨基曾说：“在俄国，不劳动者不得食已变为不服从者不得食，反抗即意味着饿死。”这句话很好理解，如果没有市场竞争的自由后备，要维持纪律就得向对待劳工那样用刑。因此可以说是钱将人们从最残酷最原始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了。
　　在哈耶克看来，特权跟社会主义引以为自豪的“保障”密切相关。其实在此书中，哈耶克已经不止一次地慨叹，社会主义者们对社会主义的期望是多么令人想往，而恰恰是这种人们利用它想把世界变成天堂的东西，却把世界变成了地狱。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收入往往和风险挂钩，要么有收益，也有风险，要么什么都没有。而政府如果这时把保障给予某些集团，那么，显然这就是特权。放到中国来说，也就是一部分领域已经改革，比如私企的出现与外企的进驻，它们可以说是有收益也要担风险的地方，因为它们并不像国有企业，盈亏都有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支撑，它们的利润并不是每一个时期都固定平稳，也不是出了危机都有银行、股民或者财政买单，它们有了问题面临的是最直接的破产和倒闭。而另一部分领域，无论是说因为改革未到位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反正它有长久的保障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所谓的体制内：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对此哈耶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局面的后果：“造成人们对保障的追求比对自由的热爱更日趋强烈。”哈耶克虽然是二十世纪的人，但他分析人们热爱保障即编制背后的原因，比任何二十一世纪中国媒体的分析都要到位“随着每一次把完全的保障赐予某一个集团，其余的人的不安全感必然增加”，长此以往，“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此时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年轻人领得年薪的权利比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这段话难道不正是对当代中国青年价值取向、生存状态的最好描述吗？
　　哈耶克本人也是不认可垄断资本主义的。关于垄断，他有一个和主流观点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垄断并非是自由竞争不可避免的产物，它的形成常常是规模大、成本低以外种种因素的结果，它通过互相串通的协定形成并为公开的政策所促进，也就是说哈耶克认为是国家权力的介入使垄断的控制生效。
　　他认为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的集体主义，这就意味着无论干什么，都需要一个为整个社会接受的目标体系，而要使每个人都归拢于此体系下，就要让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这就使社会主义的一切宣传都只是为了一个目标，造成了特有的全民思想一体化。对于社会主义此种“思想国有化”，哈耶克的见解十分引人深思：“思想对社会对知识进步所起的作用不在于谁有能力说什么或写什么，而是在于人和人对任何事都有言论与辩论自由。只有异议的存在，在人们不同见解的相互作用下，理性才得以成长，思想才会获得生命。而对思想加以计划，这本身就是词语上的矛盾。”也就是说，竞争性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不在于创造财富，而在于它内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实际上哈耶克在西方人眼中也曾被长时间地视为异端，同样受到西方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改良派及工人民众的仇视。但历史自有它自己的逻辑，当世界人民目睹苏联极权统治下的残忍压抑，以及种种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端，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哈耶克的学说。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